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

描述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轨迹，并非易事。即使纯粹出于技术上的考虑，暂时以中国大陆的研究成果为对象，不涉及海外汉学家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学者的贡献，这百年学界的风风雨雨、春华秋实，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而且尚在流动变迁之中，为了便于把握和描述，首先必须借助某种理论假设，将这百年学术进程分层处理。

有三种可供选择的分析框架：以时期（period）、以运动（movement）或以世代（generation）为中心，来展开论述。每一种研究框架，都有其无法避免的局限性。比如，同代人中，学术追求五花八门，绝非“主旋律”所能概括；另外，学术总是处在新旧交叉、左右渗透的状态，硬要把它排列成前后有序、准确无误的不同“时期”，必然伤筋动骨；至于将学术史设想成若干有共同趣味的学者在共同理论旗帜下从事研究，并因而形成各种“运动”，则又未免过于天真。如此说来，只能“两害相衡取其轻”。这里暂时以“代”为主，以“时期”及“运动”为辅，来展开论述。也就是说，借助若干“代”学者的“共同追求”，体现近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进程。

之所以选择“代”而不是更常用的“时期”，很大程度是考虑到特殊的政治变故（如抗日战争、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使得许多学者无法正常发挥其才华，学术成果的面世大大滞后，若按时期划分，很可能整个学界面目模糊。几代人在同一瞬间呈现，而且缺乏必要的呼应与联系，造成这种互相争夺舞台、因而谁也无法得到充分表演的局面，并非学者的主观意愿或学术发展的必然需要，而是严酷的政治斗争的结果。按“时期”分，容易见出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图像的严重制约；而谈论学术史上的“代”，则可以透视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实际上，正是这种“内在理路”，使得近百年的文学史研究，具备某种弹性与活力，没有完全屈从于政治权威。

社会学意义上的“代”，指的是在大致相同的政治环境与道德氛围中成长起来，具备类似的习惯和理想、欲望和观念的一大批人。这种有独立历史品格的“代”的形成，不完全依赖生理的年龄组合以及生物的自然演进，更注重知识结构与表演舞台，因而，有提前崛起的，也有延迟退休的。大致而言，社会变革及转型期，“代”的更迭比社会稳态期快，“代”的成熟也比社会稳态期早。另外，同样注重共同经历与体验，由于专业训练时间的长短，以及登台表演的迟早，决定了不同领域形成“代”所需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说，学者的成熟，普遍比诗人迟，衰退自然也比诗人晚。假定作家的“临界年龄”为四十岁^[1]，那么，学者的“临界年龄”，大概是五十岁。这并非认定年过半百的学者便不再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而是说，当上一代学者的主力超过五十岁时，新一代学者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也才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学术史上的“代”的更迭，并不仅仅是换了一批新面孔，而很可能是意味着学术思路及研究模式的转移。随着有共同生活感受和学术训练的新一代学人的崛起，学术界很可能“焕然一新”。这里的“新”与“旧”，只是现象描述，并非价值评判。不管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是“一代不如一代”，学术史上新一代的崛起，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

不同学者起步有早晚，学术生命也有长短，但大致而言，三十至六十岁是人文学者的“黄金时代”。最佳年华不一定有最佳表现，还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环境以及学术思潮的演进。借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套语，学术范式的转移，大体需要这么一个时间周期。从政治史的角度讨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或许可以十年、二十年为“一代”^[2]；但从学术史角度思考，我主张把“代”的期限稍微放宽，以三十年为其表演的舞台。

具体说，以成长并主要活动于1910—1940年代的学者为第一代；以成长并主要活动于1930—1960年代的学者为第二代；以成长并主要活动于1950—1980年代的学者为第三代；以成长并主要活动于1980年代至世纪末的学者为第四代。这种“代”的划分，兼及近百年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潮，既非单纯的生理年龄，也不是抽象的理论设计。只可惜，以“代”的更迭与学术范式的转移为中心，必然对单个学者（尤其是特立独行者）造成压抑。这里只是描述笔者所能感觉到的“大趋势”，而无意为具体学者“盖棺论定”。本文原为讲课提纲，近乎“青梅煮酒论英雄”，难免粗疏。记得陈寅恪先生说过，“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3]。如今尚未深得其中三昧，唯恐过于唐突前贤，故暂时割舍对于具体学者评判的部分，只保留论说的基本框架。

第一代文学史家主要活动于1910—1940年代，代表人物均为上世纪生人^[4]。其特点是：第一，借助西方“文学”及“文学史”观念，从事系统的“科学研究”。其学术思路，伴随着新的教育体制的建立而迅速传播；第二，由于身处新旧交接时期，学者们大都有较好的旧学修养。在具体研究中，承继乾嘉遗风，注重考据辑佚，兼及金石与文史；第三，或从“新”诗人转为“旧”学者，或将“新文学的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合而为一，这一代的文学史家，其活动的天地，大都不局限于书斋与教室；第四，其开拓者的姿态，至今仍令人神往。开风气，立规则，跑马圈地，四面出击——至于在所难免的粗疏与乖谬，自有后人加以纠正。最后，由于对待“传统”的态度迥异，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分别以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为代表。以思想文化刊物《新青年》，来衡量作为一种学术刊物的《学衡》，不太恰当。倒是北大的《国学季刊》（与《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史语所集刊》并称“四大学刊”），可以拿来与《学衡》作比较。北大为代表的新文化，日后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近百年中国学术的主流；但东南学术另有渊源，对传统中国学术精神有更多体认与继承，同样值得重视。

第二代文学史家主要活动于1930—1960年代，除个别“出道较迟”者，大都系20世纪生人^[5]。第一，规范化及专业化倾向已经相当明显，缺少上一代那种生气与博大，但各种文类及文体史的研究，成果相当可观。步正轨，出成绩，多“专家之学”，属于学术史上的“常规建设”阶段。第二，学术思路及研究领域大有拓展。如敦煌学、神话学、民间文学、妇女文学等，上一代人略有涉及；但大踏步地前进，并形成独立的学科意识，却是靠第二代文学史家。第三，关注仍在进行的文学进程，发展出意义深远的“现代文学”学科，使得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有可能三位一体或良性互动。第四，引进唯物史观，突出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曾经大大改变了以往的“文学史”图像。最后，尽管有战争的阴影，以及1950年代以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这一代学者年轻时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故仍能排除干扰，较好地发挥其才华。

第三代主要活动于1950—1980年代^[6]。以马列主义为指针，以“改造旧大学”为己任，以“文学史写作”为入门——这代人的提前登台，日后以不断的补课为代价。古与今、中与外、史与论、文与史等的相当隔膜，使得如何扩大学术视野，成了当务之急。更因受特殊时代政治思潮所裹挟，其批判性思维特征，与建立新规范的渴望，二者不大容易协调。但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对“大叙事”的强烈兴趣，依然是这代人的长处。而1980年代以后的自我调整与重新选择，更使得其有可能得到较好的发挥。目前，这代人中的佼佼者，成了各学科、各专题研究的组织者与带头人。(www.daowen.com)

第四代指的是“文革”以后培养的学者。这些人相互之间年龄差距很大，但从知识结构及学术理想上看，基本属于同代人。就文化环境与所受教育而言，这代人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潮的急剧变化，迫使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积极面对西方世界，既可能充满生机，又容易流于浮躁。机会多而能力小，观念新而学养薄，崛起快而沦落早——此乃这代人的尴尬之处。刚刚开始“找到感觉”，又因政治、经济的急剧转型，而被迫面临“艰难的选择”。即便如此，从1980年代的“回到五四”，到1990年代的“走出五四”，这代人中的“幸存者”，依然不曾完全失去学术上的自信，仍在寻求范式更新的可能性。对于学术史上的“这一代”，无论褒贬抑扬，均为时尚早——其“学术宣言”，有待众多研究成果的对照与检验。

（1996年10月22日据课堂讲稿整理而成，初刊《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注释】

[1]参阅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第1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2]参阅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宇宙风》第50期，1937年11月）中对鲁迅“写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的介绍，以及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后记》（《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的设想。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第一代主要活动于1910—1940年代，主要人物及著作有：章太炎《国故论衡》，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王国维《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论文札记》，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吴梅《中国戏曲概论》、《曲学通论》，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研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小论》，俞平伯《红楼梦辨》、《论诗词曲杂著》，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吴歌小史》，闻一多《神话与诗》、《唐诗杂论》，朱自清《诗言志辨》、《中国歌谣史》、《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胡小石《中国文学史》，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等。

[5]第二代主要活动于1930—1960年代，以文学通史的写作见长的有陆侃如、冯沅君、刘大杰、林庚等；以批评史研究见长的有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等；注重诗词研究的有游国恩、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刘永济、顾随、任半塘、钱仲联、程千帆等；注重小说戏曲的有孙楷第、胡士莹、陈汝衡、吴组缃、卢冀野、王季思、董每勘、周贻白等；注重民间文学及敦煌学的有钟敬文、赵景深、丁山、袁柯、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等；开拓晚清及现代文学研究的有阿英、陈子展、李何林、王瑶、唐弢等。陈寅恪与钱锺书的著作出入文史且兼及中外，虽在此期间出版，与上述诸君之“专攻”不同，难以相提并论。

[6]第三代主要活动于1950—1980年代，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成绩突出的有陈贻焮、傅璇琮、程毅中、褚斌杰、袁行霈、郭预衡、胡念贻、曹道衡、周勋初、章培恒、徐朔方、黄天骥、孙昌武等；古代文论贡献较大的有王元化、李泽厚、杨明照、王运熙、张少康、牟世金、罗宗强等；现当代文学研究影响较大的有钱谷融、严家炎、樊骏、孙玉石、黄修己、范伯群、谢冕、洪子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