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小引

为自己的书写序，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因那毕竟代表着又一次耕耘的完成。至于收获如何，很难预料。除了天灾人祸，还有自身才气与学识的限制，实在勉强不得。这话，我在别的地方说过。

不过，这一回的写序，却一点也不轻松。原因是，所序之书，并非成于一时一地，心境、思路乃至文笔，都有较大的差异。重新检点，不如意处甚多。事先并无统一构思，如今更是回天乏力，无论如何变不成“专著”。明知世人对于专著的器重近乎盲目，厚积薄发的论文集，或许更值得咀嚼——可惜本书不在此列，无法引以护身。

说白了，这只是笔者七八年间关于文学史与学术史部分文章的结集。若干自以为精彩的短文，已入《学者的人间情怀》和《书生意气》；有些相关的专论，也因《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出版在前，不便重复收录，只好敬请有兴趣的读者费神了。

进入90年代，我在北大开设了专题课“现代中国学术史”，已经讲了三轮，越讲越心虚，始终不敢撰写“通论”。倒是另外三回的讨论课，即带领研究生研读、品鉴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收获颇丰。即便如此，将讲稿整理成文，恐怕一时半载也无完工的希望。本书第一辑，乃忙里偷闲，于授业解惑之余，连缀成篇。诸文虽不成统系，且未能充分展开，却大都有自家面目。

去年夏天起，借助“老大学的兴衰”，我力图将教育、思想、学术三者熔为一炉，探讨20世纪中国的或一侧面。此课题，私心以为大有开掘的余地。可惜刚刚起步，在本书中，也只是略露端倪。“中国大学百年”，不管是作为话题，还是作为文章，都是我最关注的：这里有历史的感慨，也有现实的忧思。此类“盛世危言”，历来不受欢迎，可“不说白不说”。(www.daowen.com)

如果说本书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具体结论之外，很可能是学术史上的“文学史”这一研究视角，以及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回过头来重新构建“文学史”的意向。“重写文学史”，乃笔者本行，始终耿耿于怀。虽说近年笔墨略有转移，可《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以及本书第二辑诸文，还是可以表明我的志向与兴趣。

在《探究“文学史”的形成》一文（载《书生意气》，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中，我曾提到，应该追问作为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著述体例三位一体的“文学史”，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景。反省学科的根基而不是具体结论，必然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除了共通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更与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文学革命”的提倡与追忆、国家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制约与利用，以及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学理论的互动等密切相关。除非不穷根究源，否则无法不跨越原有的学科边界；可一旦越界追击，并非通人的我辈，往往捉襟见肘。没有胆量瞒天过海，只好以此素面见人。

1997年12月1日于西三旗寓所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陈平原著，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