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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后，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将其重点主要放在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三国在马其顿的争端问题上。1908年，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吞并时，事情发生了转机。由于这两个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已经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长达30年，因此人们对于这种转变并没有多大异议——从占领到直接吞并，这种名义上的改变似乎无伤大雅。但塞尔维亚人并不这么认为。声明“使得人们爆发出史无前例的憎恶，群情激昂”。人们召开了“各种会议”，会上，发言人“吵嚷着要对奥匈帝国宣战”。超过两万名群众参加了在贝尔格莱德国家剧场举行的集会，独立激进党领袖柳巴·达维多维奇（Ljuba Davidović）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声称塞尔维亚人民必须誓死与吞并行为斗争。“我们要坚持抗争，直到胜利，但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也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仅在捍卫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尊严，我们也在捍卫整个斯拉夫种族的尊严。”几天后，冲动的王太子乔尔杰在首都一万名听众面前发表演讲，表明他正计划率领一支武装起来的塞尔维亚革命军收复被吞并的行省：“我是一名军人，我为此感到极度的自豪；我将因成为你们的领袖感到骄傲，塞尔维亚同胞们。这场绝望的抗争关乎生死，关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荣耀。”连塞尔维亚人民激进党首领尼古拉·帕希奇（当时他还没有任部长委员会主席一职，因此发表言论时更自由一些）都认为，如果吞并行为得不到纠正，塞尔维亚必须为解放之战做好准备。俄国自由主义者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iukov）1908年拜访塞尔维亚时，为该国公众的激烈情绪和冲动意向大为震惊。他回忆道，参加与奥匈帝国的战争成为“人们的意愿，胜利似乎是容易而肯定的”。这种观点很普遍，没有人会提出质疑——“与他们对此进行争论毫无用处”。

塞尔维亚的政策和意图背后的思维方式又一次趋于明显。1909年4月27日，驻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大臣在一篇报道中称，塞尔维亚人由于吞并而激起的情感只能通过下面的事实来理解：

对每一个对政治感兴趣或身体力行的爱国者来说，塞尔维亚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国王佩塔尔意志的体现，还包括所有其他在种族和语言上一致的同胞们的意志。因此，人们期待大塞尔维亚的最终实现，它能够囊括这个国家的所有不同部分，而这些部分现在尚处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基于这一观点，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民族论上看，波斯尼亚都是大塞尔维亚的核心部分。

在一本同时代的关于危机的小册子上，尼古拉·帕希奇在国家问题上最为得力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囊团成员、著名的民族志学家约万·斯维伊奇（Jovan Cvijic）认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塞尔维亚问题的关键，其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种族的民族志中处于中心位置。如果没有它们，那么大塞尔维亚便无从谈起。”在泛塞尔维亚政治家的观念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属于“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领土”，其构成人口“在种族和语言上完全属于塞族”，包括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以及“塞尔维亚—伊斯兰教徒”，当然，还包括少数民族的“暂住居民”以及奥匈帝国在过去30年中安插的“剥削者”。

在这股愤怒的推波助澜下，为了追求民族目标，一个新的群众组织成立了，即塞尔维亚民族自卫组织。它招募了来自分布在塞尔维亚城市和农村的220多个委员会，以及作为援军、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数千名成员。在马其顿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们的视线突然转向了被兼并的行省：民族自卫组织组织游击队成员招募志愿者，建立在波斯尼亚的间谍系统，并说服政府采取更激进的民族政策。在马其顿战场上厮杀过的老兵，如“阿匹斯”的亲密盟友沃亚·坦科西奇（Voja Tankosić），就在波斯尼亚的前线严阵以待。在那里，他们训练了数千名新兵，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一时间，塞尔维亚似乎马上就要向它的邻居发动一场自杀式攻击。

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人一开始是鼓励这种激进行为的，但他们在不久后发现，塞尔维亚根本不可能阻止兼并行动。这种清醒态度的关键来自俄国，它并没有鼓励塞尔维亚进行抵抗。这不足为奇，因为兼并发起人正是俄国的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zvolsky）——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这么说，他向他的奥匈帝国同行阿洛伊斯·埃伦塔尔（Alois Aehrenthal）提出了这样的计划。伊兹沃尔斯基甚至就兼并事宜，提前向塞尔维亚外交大臣米洛万·米洛瓦诺维奇（Milovan Milovanović）发出警告。在马林巴德的一次会议上，伊兹沃尔斯基有所退却了。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告知他的塞尔维亚同行，尽管圣彼得堡将巴尔干诸国当作“俄国的孩子们”，视如己出，但无论是俄国自己，还是其他列强，面对兼并行动都无能为力。（伊兹沃尔斯基并没有向他的塞尔维亚听众提及他自己向奥地利人提议兼并两个行省的事实，而这项提议的目的在于确保俄国的战船能够在土耳其海峡更自由地出入。）在圣彼得堡期间，塞尔维亚的外交大臣之后还被警告说，塞尔维亚无论如何都不能向奥匈帝国进军，“因为一旦行动，必然会孤立无援，因为整个世界都向往和平”。

外交大臣米洛瓦诺维奇是一位温和的政治家，他曾对帕希奇处理1905~1906年奥塞危机的方式进行了批判，但在1908年，他惊奇地发现，他本人也在支持战争。现在，他正身处一种微妙的境地。在直接和伊兹沃尔斯基商谈过后，他发现联合欧洲列强反对兼并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他不得不限制塞尔维亚国内出现的民族主义狂躁，同时，他还需要以一种温和的“国家”政策，将议会与政治精英联合起来——两项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塞尔维亚公众能以任何理由指责他是站在奥匈帝国立场上的民族利益的“背叛者”。他的两难境地还包括人民激进党和其之前的党派同僚独立激进党之间的矛盾和敌对。人民激进党领导人之间的派系斗争，如帕希奇派和围绕在米洛瓦诺维奇身边的官僚激进分子，又将事情复杂化、不确定化。在这种情况下，米洛瓦诺维奇兢兢业业地追寻一种温和政策，该政策主要聚焦确保有限的领土补偿，以及忍耐处理来自泛塞尔维亚媒体的诽谤和中伤。然而在公共场合，他采取强硬的措辞，决不妥协，激化国内人民的情绪，并激怒奥匈帝国的媒体。在近乎疯狂的掌声中，他于1908年10月在议会做了演讲：“塞尔维亚的民族进程需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解放！”他声称，由于对实现这一目标进行阻挠，奥匈帝国已经使得“整个塞尔维亚准备与其展开生死较量”势在必行了。

米洛瓦诺维奇的窘境正是这一时期塞尔维亚决策者们面临诸多压力的真实写照，这位聪明而谨慎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塞尔维亚地理位置和目前状况的局限性。1908~1909年的冬天，所有列强都在敦促塞尔维亚做出妥协、接受现实。但米洛瓦诺维奇同样知道，一个负责任的官员绝对不可能公开否认塞尔维亚统一的民族进程。无论如何，米洛瓦诺维奇本人就是对这一进程的狂热和忠诚的拥护人。他曾说过，塞尔维亚永远不能停止实现统一的事业。“从塞尔维亚的立场来看，塞尔维亚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塞尔维亚同胞的利益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又能投射出政治和种族义务背后的思维方式。关键的一点在于，如米洛瓦诺维奇这样温和的人（甚至还包括帕希奇，他最终动摇了呼吁战争的立场）与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仅在于如何处理国家所面临的困境的方式。他们并没有也不希望去否认民族主义进程。从国内方面来看，极端主义者总是占据言论上风，因为发起争论的正是这些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温和派如果想让自己的声音被接受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他们也采用极端主义者的语言和口吻表达观点。由此，外部观察者若想分辨政治精英们的态度变化也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动态的政治文化非常危险，1914年6月和7月，它同样影响了贝尔格莱德。

最终，奥匈帝国还是得手了，贝尔格莱德被迫于1909年3月31日公开放弃了自己的声明。历尽千辛万苦，政府终于扼制住这种狂热。贝尔格莱德答应维也纳解除武装，并与“志愿军及其他组织”脱离干系。民族自卫组织被剥夺了其发动反抗的权利和战争补助，该组织转变为（至少是从外部发生转变）一个和平的泛塞尔维亚宣传和信息机构，其运营与一系列其他民族主义联盟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Soko体育社团，及一些旨在通过文学作品、公共教育和青年工作加强塞尔维亚文化的组织。

塞尔维亚或许并没有改变兼并结局，也没有获得米洛瓦诺维奇要求赔偿的领土，但这件事同样带来了两大变化。首先，这次危机促成了贝尔格莱德和两大列强之间的关系进入蜜月期。一位新俄国公使的上任加强了其与圣彼得堡的联系，他就是尼古拉·哈特维希男爵（Baron Nikolai Hartwig）。他热情鼓吹泛斯拉夫主义，持亲塞立场。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暴毙，他的影响力一直居于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除此以外，与法国的金融和政治关系也得以加强，这表现为法国贷出的一笔巨额贷款，目的是要实现塞尔维亚军队的扩张，并提高其战斗力。

其次，1908~1909年的愤怒和失望使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变得更加激进。在兼并的问题上，尽管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和野心。政府和民族主义者之间也由此出现了裂痕。身在马其顿（塞尔维亚在该地仍与保加利亚处于冲突状态）的一位民族激进主义者波格丹·拉登科维奇（Bogdan Radenković）会见了马其顿前线的军官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是1903年的谋反者），共同商讨成立一个新的秘密团体。商谈的结果便是1911年3月3日在贝尔格莱德一间公寓内成立的“不统一毋宁死”组织，也就是人们所知的“黑手社”。在当天出席成立会议的7个人中，“阿匹斯”（现在是军事学院的战略学教授）便是一员，他得到了无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带领着一群年轻的谋反者队伍及其同僚。毫无疑问，“不统一毋宁死”组织的规章宣称了其目标为“大塞尔维亚的统一”。其他条款同样规定了所有成员要对政府施加影响，让他们接受“塞尔维亚是所有塞尔维亚人，当然还是所有南斯拉夫人的核心”这一观点。为了宣传组织的职责和意志，他们还创立了刊物。这一新的举动假设了无所不包、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塞尔维亚概念。为了时刻准备着为大塞尔维亚的实现进行暴力抗争，整个社会需要在所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领土内开展革命性的工作。在塞尔维亚国境线以外的地区，人们同样需要采取一切手段与明显的敌人斗争。

在完成“国家事业”的过程中，这些人逐渐发现，自己越发成为塞尔维亚民主议会体制的敌人，尤其是人民激进党——他们将人民激进党的领导人称为“国家的叛徒”。在“不统一毋宁死”组织内部，塞尔维亚军方对人民激进党一直以来的憎恶仍在持续。其中可以发现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任务并不仅仅是要更迭国家主权所有者（1903年，他们达成了这一目标，但对塞尔维亚来说并没有带来值得称赞的好处），还要彻底对塞尔维亚的政治和社会进行洗牌（“使这个堕落退化的种族获得生机”）。(https://www.daowen.com)

他们同样对神秘仪式表现出狂热的态度。成员在加入时必须举行仪式，该仪式是由一位名叫约万诺维奇–丘帕（Jovanović-čupa）的内部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共济会成员）设计的。新加入的人要在一间漆黑的屋内，在一个蒙面的塑像前发誓，表明自己完全服从组织，无论痛苦或死亡的决心。

我（名字），即将加入“不统一毋宁死”组织；在普照我的阳光下，在滋养我的土地上，在上帝面前，在祖先的鲜血前，我以我的名誉和我的生命担保，从这一刻起，直到死亡，我都将忠实于这个组织的纪律，我将时刻准备着为此做出牺牲。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以我的名誉和我的生命担保，我将执行所有命令，义无反顾，毫无疑义。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以我的名誉和我的生命担保，我将终生保守组织的秘密，直至将秘密带入我的坟墓。

如果我对誓言有所背叛，愿上帝和我同组织的战友们成为我的审判者。

但该组织并没有书面纪录，其成员没有正式的登记名单，管理机构松散，每个成员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因此对组织的规模以及活动并没有全面的把握和认识。因此，该组织究竟发展到何等规模，仍然无人知晓。截至1911年，成员数量增长至2 000~2 500人；巴尔干战争爆发期间，成员数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根据一位曾当过逃兵的人提供的数据，这一人数达到10万~15万人，但这种依靠回忆的估量显然夸大了事实。无论确切的人数究竟是多少，黑手社的确很快融入了塞尔维亚的官方机构：从它在军队的机构开始，逐步渗透到边境部队的官员和海关军官中，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边界地区。在波斯尼亚，仍然有大批间谍机构招募的新成员为民族自卫组织工作，尽管该组织曾在1909年表面上解散。他们开展的活动中，有一项是维持恐怖主义训练营的存在。在那里，成员们接受射击术、投掷炸弹、炸毁桥梁和间谍活动训练。

老练的阴谋家“阿匹斯”为组织设立了标准，对神秘主义的狂热与他的性格相吻合。组织的官方标志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圆形的图案中，具备了头盖骨、交叉的腿骨、一把匕首、一个装满毒药的玻璃瓶和一颗炸弹的元素。之后，当被问及为何他和他的同僚们采用这些标志物时，“阿匹斯”回答道，对他来说，“这些象征看起来并不骇人、并不消极”。毕竟，这是所有抱有民族主义观念的塞尔维亚人的任务——“用炸弹、匕首和枪支保卫国家”。他还回忆道：“当我在马其顿时，人们就已经使用毒药了。所有游击队员都要随身携带，其目的不仅仅是攻击敌人，还在于解救落入敌手的战友。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标志出现在组织的徽章中，这是大家视死如归气概的象征。”

但在公众眼中，黑手社的神秘性却充满矛盾。流言蜚语接踵而至，称政府和媒体已经觉察到了它的存在，甚至还有证据表明，接替放弃权力的哥哥乔尔杰位子的亚历山大王子被提前告知了这个新组织的存在，并对其活动予以支持。（王子本人是一小撮资助方中的一员，在这些人的资金帮助下，该组织创立了自己的刊物。）其招募新成员的过程并不正规，通常是半公开性的；成员对于组织的爱国工作很少参与，许多官员加入组织之后便相安无事了。贝尔格莱德的咖啡馆里却经常举办晚餐和宴会，届时，“阿匹斯”也会与会并主持，他坐在长桌边，挤在一群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学生中。当贝尔格莱德的指挥官米洛什·博扎诺维奇（Miloš Bozanović）向他的部下科斯蒂奇少校（Major Kostić）询问关于黑手社的信息时，科斯蒂奇充满疑惑地回答：“您真的不知道吗？这人尽皆知啊。他们在咖啡馆和酒吧时都会谈及这个组织。”或许对于一个像贝尔格莱德这样的城市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里，人们相互认识，在咖啡馆而不是家里进行他们的社交生活。但是黑手社这种引人注意的秘密状态或许同时也在满足一种情感上的需求：如果无人知晓你是一个秘密组织，那么这个所谓秘密组织的特征是否失去了它的意义？被人们目睹在桌前和其他共谋者举杯同饮、共进晚餐会让他们意识该组织的重要性；对那些名义上不在组织内但知情的人来说，这样会让他们形成震撼人心的共谋之感。对于一个声称代表了塞尔维亚国家沉默的大多数的组织来说，这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该组织的存在是人尽皆知的，那么对于组织的目的则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解读。帕希奇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人民激进党领导人的想法，他们认为黑手社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从内部推翻塞尔维亚国家——似乎将组织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仅仅当作颠覆国家的幌子。这种误解也被写入了许多外交报告中。例如，消息一向很灵通的驻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公使在其1911年11月的报告中写道，黑手社作为爱国团体的主张和在塞尔维亚国外开展行动以团结所有塞尔维亚人的行动，“仅仅是种伪装，其真实目的在于干涉国内事务”。在1914年危机爆发时，奥匈帝国当局始终被这种误解所蒙蔽着。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不统一毋宁死”以及民族自卫组织的行动与当地本土泛塞尔维亚激进者组织相互交织，后者中最重要的当属波斯尼亚青年党。波斯尼亚青年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它更像是在该地开展活动的革命青年团体和个人的集合（约从1904年开始），其聚焦的塞尔维亚地区与黑手社和民族自卫组织相比，范围要小得多。因为他们的行动正是在奥匈帝国警方的眼皮底下开展的，因此这些波斯尼亚青年采取了一种以小圈子为基础的隐藏的、灵活的组织形态，这些圈子仅通过指派的中间人相互联系。1910年，波斯尼亚青年党的活动进入鼎盛期，其中一位成员向在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总督发起了自杀式袭击。1910年6月3日，趁波斯尼亚议会成立的契机，来自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学生波格丹·热拉伊奇（Bogdan Žerajić）向总督马里扬·瓦雷沙宁（Marijan Varešanin）开了5枪。这几颗子弹都没有命中目标，热拉伊奇打出了第6发，也就是最后一发子弹——朝着自己的脑袋。他以无名者的身份埋葬在专门为罪犯和自杀者而设的萨拉热窝公墓，但他的坟墓不久后变成了塞尔维亚地下组织的圣地，他的行为也受到贝尔格莱德民族主义媒体的吹捧。

没有人对热拉伊奇荣誉的赞扬能比得上他在波斯尼亚青年党的同伴弗拉迪米尔·加契诺维奇（Vladimir Gačinović）。加契诺维奇曾离开波斯尼亚，到贝尔格莱德读高中，之后在那里读大学；刚读了一个学期，他便赢得了去维也纳大学就读的政府奖学金。1911年，他同时参加了“不统一毋宁死”组织和民族自卫组织。在他回到萨拉热窝之后，他在这座城市成立了一个激进者组织。但加契诺维奇这个名字被人们熟知则是由于他写的一本歌颂热拉伊奇的生与死的小册子。《英雄之死》（The Death of a Hero）对这个饮弹自尽的杀手的描述是“行动果敢、充满力量、满载生之荣耀的人，他是新纪元的开拓者”，并在书的结尾提出了非常具有煽动性的问题：“年轻的塞尔维亚小伙，你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加契诺维奇的小册子作为违禁作品在波斯尼亚广泛流传，并成为泛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之流最热衷的作品，它也将行刺和牺牲的主题付诸实践，这种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科索沃史诗。热拉伊奇的行动标志着系统使用政治恐怖主义打击哈布斯堡皇朝政治家的开端：从热拉伊奇的死一直到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决定命运的枪击案发生，在王朝辖区的南斯拉夫行省内，类似事件发生了7起，并有十几起阴谋被扼杀在摇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