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与伪造

兼并危及使得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二元君主制的政治体制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数年来，奥匈帝国当局一直在观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1905年在匈牙利辖内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首都萨格勒布成立的政治宗派）的动向。在1906年的选举之后，该联盟攫取了对萨格勒布的控制权，提出了“南斯拉夫议程”，旨在寻求帝国境内所有南斯拉夫民族的统一，并在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上与匈牙利当局长期斗争，如对方要求所有国有铁路的军官必须讲马札尔语。不过这都是司空见惯的情况，真正让奥地利人感到担忧的是，联盟的一些（或是所有）代表都有可能成为贝尔格莱德的间谍。

在1908~1909年的危机中，这些担忧上升为一种偏执的心态。1909年3月，当俄国在与波斯尼亚的对峙中妥协退让时，哈布斯堡当局出其不意地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发动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司法攻击，主要的53名塞尔维亚激进分子被判处叛国罪，原因是密谋将南斯拉夫地区从奥匈帝国中分裂出去，归入塞尔维亚。就在同一时间，维也纳作家海因里希·弗里德永（Heinrich Friedjung）博士在《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上发表文章，谴责联盟的3名主要政治家收受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补助金，然后替塞尔维亚王国卖命，开展叛国行动；他号称政府机密文件已经证实了这些指控的真实性。

对于叛国行为的审讯从1909年3月3日一直持续到11月5日，很快，它便给政府的公共关系带来了彻底的灾难。法院听取了276名证人的证词，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被告人提到的。在阿格拉姆（即现在的萨格勒布）宣布的所有31项罪名之后却在维也纳的上诉中被撤销。与此同时，弗里德永以及《帝国报》（Reichspost）一位编辑也遭到了一系列诽谤指控。这位博士作为证据的“秘密文件”变成了伪造物，由塞尔维亚的一名双重间谍传给了奥匈帝国使馆，奥匈帝国外交部之后又将它交回弗里德永。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这位不幸的弗里德永博士的名誉被可耻地滥用，他做出道歉并撤回了指控。但是，捷克民族主义活动家、同时也是被告的辩护者托马什·马萨里克仍然穷追不舍地对这次事件刨根问底，通过广泛的调查搜集新的证据，并在多次公共讨论中声明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以埃伦塔尔伯爵的名义刻意伪造了文件。

维也纳当局根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知晓这些文件并非真实的，他们的偏执可能会轻信这些言论——奥地利人一直都对他们所担忧的事情深信不疑。但阿格拉姆和对弗里德永的审判还是对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尤其糟糕的是，这场丑闻曝光不久后，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的代表约翰·福尔加奇（Johann Forgách）伯爵成为众矢之的。1910~1911年，马萨里克仍然在努力“揭发”令人尴尬的奥匈帝国的不义行为（他的发现并非都是真的）。塞尔维亚媒体欢欣鼓舞，将福尔加奇逐出贝尔格莱德的呼声此起彼伏。福尔加奇——这位很早以前就对自己的处境倍感不快的代表，发起了猛烈还击，否认所有的指摘（或许他是正确的）；同样身为攻击对象的埃伦塔尔，发现无法让这位跟敌人唇枪舌剑、交锋正酣的公使离开，因为这样就暗示着维也纳默认了奥匈帝国当局在故意欺骗公众。1910年11月，福尔加奇私下致信维也纳的外交部门称：“情况对我来说很不乐观，但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悬崖勒马、主持公道，那么我一定会从贝尔格莱德媒体发起的风暴式打击中挺过来，因为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不愉快。”

尤其让福尔加奇感到愤怒的是，塞尔维亚高级军官总是不断地介入这件事，以达到让他身败名裂的目的。在这些人当中要属外交部的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Miroslav Spalajković）最过分。斯帕拉伊科维奇向马萨里克提供证据以攻击奥匈帝国政府；在对弗里德永进行审判的日子里，他甚至成了代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的专家证人。在竭力质疑伪造文件的可信度之后，他又继续采取行动，断言福尔加奇为了捏造针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的指控，故意肯定了这些信息的真实性。1910~1911年冬天，荷兰驻贝尔格莱德使节弗雷登比赫（Vredenburch）称，斯帕拉伊科维奇一直在外交圈内散布针对奥匈帝国代表的流言。更糟糕的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斯帕拉伊科维奇和他的妻子身边出现哈特维希的身影，也就是那位新任俄国公使。福尔加奇愤怒地将他称为“我们的死对头”，两人之间互通信件，恶语相向。1911年4月，福尔加奇下令奥匈帝国在贝尔格莱德的所有外交人员都不许和斯帕拉伊科维奇有任何往来。他告知埃伦塔尔：“在某些方面，这个过度焦虑的人神志并不健全。自兼并以来，他对奥匈帝国的憎恶已经让他精神出问题了。”

很明显，福尔加奇在贝尔格莱德的工作已经无法继续下去，1911年夏，他被召回。但阿格拉姆和弗里德永的丑闻还在审讯中，这件事在塞尔维亚首都造成的余波尚未散去，因为很多关键人物都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里悉数登场了。作为外交部高级官员，斯帕拉伊科维奇很看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利益——他的妻子是波斯尼亚人；1879年，他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到，既然这两个省是奥斯曼封建统治下独立的合法实体，那么奥匈帝国对它们的兼并就永远不是合法的。之后，斯帕拉伊科维奇成了塞尔维亚驻保加利亚的公使。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串通俄国，在巴尔干同盟中建立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联盟。在保加利亚任职期间，他是哈特维希最亲密的朋友，以“每月20次”的频率拜访他。很快，他便被调到圣彼得堡的公使馆去了。在那里，适逢1914年“七月危机”如火如荼之时，他的工作是将沙皇和他的大臣们的意图传达给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政府。1912年，埃伦塔尔突患白血病逝世，继他之后奥匈帝国外交部的政策制定者中，福尔加奇（这位被调离原岗位的强硬的反塞主义者）当仁不让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名重量级成员。他不大可能忘记伊兹沃尔斯基和埃伦塔尔之间的私人过节，波斯尼亚危机过后，维也纳的报刊恰当地将其看作阻碍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关系改善的绊脚石。1914年“七月危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那就是其中许多主要人物早就是老熟人了。在关键事务背后，埋藏的是纷纷扰扰的私人恩怨和挥之不去的伤害。

单凭奥地利人的力量，塞尔维亚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其背后牵扯许多交互错杂的关系。首要的是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兼并危机之后，双方的关系得到了加深。维也纳对俄国公使哈特维希十分提防，因为他是个持反奥立场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越发重要的影响力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一位在索非亚的法国公使这样描述哈特维希：“一个典型的农民”，顽固地坚守“旧俄国政策”，并时刻准备“牺牲远东，赢得巴尔干地区”。哈特维希与塞尔维亚总理帕希奇之间建立了异常亲密的友谊，这两个人每天都要见面。塞尔维亚外交部的官员们也跟着向俄国代表团的外交官们示好：“我们是唇齿相依的伙伴。”一位俄国记者曾做出如此评价：“没有人相信，俄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上存在任何秘密。”贝尔格莱德的大街小巷都欢迎这位俄国公使，他就像一个征服了这里的英雄一样风光：“只要有人看到他很有特色的脑袋，他就会赢得热烈的掌声。”(https://www.daowen.com)

理论上，维也纳可以通过寻求与保加利亚之间建立良好关系来转移塞尔维亚的敌意，但这种选择同样会带来问题。由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依旧存在领土争，讨好索非亚就不得不冒着与布加勒斯特分道扬镳的危险。得罪布加勒斯特是极不明智的选择，因为罗马尼亚少数民族有许多人生活在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如果罗马尼亚脱离维也纳，转而投入俄国的怀抱，那么少数民族问题将会扰乱该地区的安全。匈牙利外交官和政治领导人尤其警告称，“大罗马尼亚”对二元君主制的威胁不亚于“大塞尔维亚”。

亚得里亚海岸的小公国黑山也是问题之一。弗朗兹·莱哈尔（Franz Lehár）的轻歌剧《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就是取景于这个风景如画却颇为贫穷的王国。黑山共和国是巴尔干地区面积最小的国家，仅有25万人口，散居在虽然美丽但环境很恶劣的山峰和溪谷中。这个国家的国王身着镶满金银、颜色鲜艳的华丽制服，人们在黄昏时可以看到他在他的宫殿前吞云吐雾，等候路人过来搭话。布拉格记者埃贡·埃尔温·基施（Egon Erwin Kisch）在1913年夏徒步从采蒂涅出发，途径黑山首都，最后到达美丽的港口城市里耶卡（现在克罗地亚境内）。旅行中，他听到山谷里传来枪声，这使他大惊失色。一开始他还以为巴尔干爆发了战争，但他的防卫人员向他保证，这只不过是黑山青年用他们的俄式步枪朝湍急的山溪里的鱼开枪的声音。

这个国家虽然贫穷且面积狭小，但它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洛夫琴山上架起枪支，能俯瞰奥地利在亚得里亚海岸的卡塔罗建造的港口设施，而后者丝毫没有防御能力。1861年之后掌握政权的王子尼古拉（Nikola）是继维多利亚女王和弗兰茨·约瑟夫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欧洲君主，同时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国土扩张了一倍；1908年吞并危机时，黑山的领土再一次得到扩张；之后，他又开始盘算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一小块地盘。1910年，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国王。他以超凡的技巧，嫁出自己的女儿们。塞尔维亚的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是他的女婿（尽管他的黑山妻子在他刚获得王权时就离世了）；尼古拉的其中一个女儿埃莱娜嫁给了意大利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另外两个女儿则嫁给圣彼得堡的俄国大公，他们都是俄国上层社会的精英。尼古拉充分利用他的国家敏感的战略地位，以吸引强大的外部支持者，而这些支持者中最重要的当属俄国。1904年，他为了表现对大斯拉夫同盟的支持，悍然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俄国给他提供军事补助，并派出军事代表团帮助“黑山军队的重新改组”。

与黑山联姻的意大利的处境同样复杂。1882年5月起，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结成三国同盟，并在1891年、1902年和1912年三次恢复自己的成员国地位。但在与奥匈帝国的关系问题上，意大利国内的意见出现了严重分歧。一般来说，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非宗教人士和民族主义者倾向于与奥地利人对抗，尤其是在亚得里亚海的问题上，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巩固意大利影响力的最佳地点，而意大利的天主教徒、教权主义者和保守人士则相反，支持与维也纳修好并与之合作。面对这些不同的意见，罗马方面推行了一种精细化、多元化但常常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1900年和1902年，意大利政府与法国签署秘密协议，解除了大多数与维也纳和柏林的条约义务。此外，从1904年起，意大利人渐渐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视为对该地区利益的侵犯。黑山是意大利在巴尔干地区施加商业和文化影响的不二之选，外交大臣托马索·蒂托尼（Tomaso Tittoni）与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对于1908年的兼并，意大利的反响非常强烈，并非仅仅因为抵制奥匈帝国的行为，更是因为埃伦塔尔拒绝为罗马提供财政支持——在哈布斯堡主要讲意大利语的港口城市伊斯特里亚建立一所意大利语授课的学校。1909年10月，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打破三国同盟的约定，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签订了秘密协议，即之后的《拉冈尼基协定》。协定规定，在双方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意大利和俄国都不能在“欧洲东部”的问题上与其他方面缔结合约。此外，双方都承诺，“要支持彼此的利益，即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利益，以及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利益。”而这项协定并非表面上那么重要，因为意大利很快就和塞维利亚签署共识，推翻了之前的《拉冈尼基协定》中的许多承诺，但这也表明罗马下决心寻求一种更加肯定和独立的政策。

最有可能导致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出现分歧的是阿尔巴尼亚问题，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而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都认为，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逐步增大。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奥匈帝国就通过其在斯库塔里的副领事，为这个国家北部的天主教徒提供宗教保护。但意大利也对阿尔巴尼亚漫长的亚得里亚海岸线虎视眈眈。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罗马和维也纳都认为，一旦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政权垮台，它们应当为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提供支持。而在双方的影响力究竟如何分配的问题上，还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