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制衡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哈布斯堡皇朝的生存轨迹可以由两场军事灾难来定义。1859年，法国和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军队在索尔费里诺打败了奥地利的10万大军，这也吹响了意大利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号角。1866年，普鲁士人在克尼格雷茨摧毁了奥地利的24万军队，将奥地利驱逐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德国。这些接二连三的打击改变了奥地利的命运。
在军事打击的重创下，新专制主义的奥匈帝国逐渐演化成奥匈帝国。根据1867年的协议，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大国家（即西边的德国人和东边的匈牙利人）之间实现权力共享。旋即出现的是一个统一的政体，就像一只双黄的鸡蛋：匈牙利王国和奥地利领土中称为“内莱塔尼亚”（意为“利斯河一侧的地方”）的部分在哈布斯堡双君主制的外壳下融为一体。两大实体都拥有自己的议会，但它们没有共同的首相和共同的内阁。只有在外交事务、国防和国防相关的财政事宜上，两者才通过对帝国直接负责的“共同部长”统一处理。帝国共同利益不能通过议会会议来决定，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暗示匈牙利王国仅仅是一个更大帝国实体的附庸。相反，两者之间经常派“代表”相互切磋（代表团由30人组成，分别来自双方），他们定期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碰头。
这种双边协议达成后，便招致了许多批评，也树敌不少。一方面，那些强硬的匈牙利马札尔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否认匈牙利应有的国家独立性的自我出卖。有些人还称，奥地利仍然在利用匈牙利王国，让它变成自己的农业殖民地。引起争议的是，维也纳拒绝出让武装部队的控制权，拒绝创建一支独立、平等的匈牙利军队——关于这一问题的宪法危机在1905年扰乱了帝国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奥地利的德国人认为，匈牙利人会蚕食更为发达的奥地利经济，他们应当为此承担更高份额的经费。这种体制势必导致分歧，因为协议要求“合二为一”的两大帝国每隔10年就关税同盟进行重新协商（收益和征税是二者共同享有的）。每次协商之后，匈牙利人的要求都变得越来越大胆。协议中同样没有说明，这两大“优等民族”中究竟是谁对其他少数民族拥有政治监管权。协议签署后的第一任匈牙利总理久洛·安德拉希（Gyula Andrássy）向他的奥地利同事建议：“您看护好您那边的斯拉夫人，我们管好我们这里的。”战争爆发前的几十年里，帝国的11大官方民族之间关于民族权利的抗争逐渐成为主旋律，包括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罗塞尼亚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
两大帝国之间分别有自己的措施来应付这些挑战。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匈牙利人主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冷处理。王国的选举权仅仅覆盖人口的6%，且最富裕的阶层马札尔人拥有最有利的财产资格。这样就导致尽管马札尔代表仅占人口的48.1%，却控制了90%的议会席位。300万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罗马尼亚人是整个国家人口最多的民族，占人口的15.4%，但在400余个匈牙利议会席位中，他们仅占5个。此外，从19世纪70年代起，匈牙利政府便开展了雄心勃勃的“马札尔化”运动。教育法强行规定各个州和不同信仰的学校都使用马札尔语，甚至那些上幼儿园的孩子也要服从这一规定。同时要求教师能够熟练掌握马札尔语，如果他们被认为“对匈牙利国家抱有敌意”，则会被解雇。针对少数民族激进分子的严格措施助长了语言权的退化。来自南部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来自北部的斯洛伐克人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罗马尼亚人常常联起手来，为少数民族的权利抗争，但收效甚微，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实在是太小了。
与此相反，在奥地利的内莱塔尼亚，政治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动，以符合少数派的需求。1882年和1907年的选举改革（男性普选权被正式确立）旨在创造公平的政治环境。但是这些民主措施却增加了民族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特别是在公共机构（如学校、法庭和行政机关）语言应用的敏感问题上。
没有哪个地方的民族主义政治摩擦比内莱塔尼亚议会更严重。内莱塔尼亚议会坐落于维也纳环路一栋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内。这个拥有516个席位的立法机关（也是全欧洲最大的）除了会出现人们熟悉的政党间的思想分歧，还有民族势力掺和其中，各种矛盾交织成一幅分裂重重的景象。比如，在1907年选举产生的具有合法权的30余个政党中，有28名捷克平均地权论者、18名捷克激进民族主义者、17名捷克保守人士、7名捷克温和派、2名捷克改革分子、1名独立身份的捷克人和9名捷克民族社会主义者。波兰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甚至斯洛文尼亚人和罗塞尼亚人也同样被划分成不同的思想阵线。
由于内莱塔尼亚没有官方语言（与匈牙利王国截然相反），那么议会召开的过程便不存在统一的语言。人们可以随便使用德语、捷克语、波兰语、罗塞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但议会并不提供翻译，除非演讲的代表自行提供演讲稿的译稿，否则即便演讲者使用的并非德语，也不会记录或者显示演讲内容。就连那些来自最微不足道的派系的代表因此也能够通过用很少人能够听懂的语言夸夸其谈，来防止别人说三道四。他们是不是真的在谈论当下的话题，还是在用地方话吟诵诗歌，别人无法判断。尤为著名的是捷克人，他们最喜欢用夸张而过分的冗长演说对议事进行阻挠。内莱塔尼亚议会还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特别是在冬季，维也纳那些总想找点儿乐子的人便会蜂拥而至，旁听议会。一位细心的柏林记者发现，与这座城市的电影院和歌剧院不同，旁听议会会议是免费的。
民族冲突已经非常紧张，以至于在1912~1914年，各种各样的议会危机重创了君主政体的立法机构：1913年，由于波西米亚人存心作对、不服管束，奥匈帝国首相卡尔·施蒂尔克伯爵（Count Karl Stürgkh）解散了他们，由一个帝国委员会接手管理该省。1914年3月，捷克人对此事的抗议又掀起了波澜，而3月16日，施蒂尔克把捷克人的组织也解散了。当奥匈帝国在7月向塞尔维亚宣战时，它仍然处于解散状态，因此，在战争爆发时，内莱塔尼亚实际上在遵循一种专制统治。匈牙利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12年，继萨格勒布和其他几个南斯拉夫城市共同抵制一位不受欢迎的政府官员后，克罗地亚的宪法被暂停；仅在布达佩斯一地，战前的几年变成了针对少数民族反抗和选举权改革要求、保护马札尔霸权的议会专制时期。
这种惊人的失调现象显然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奥匈帝国政体已经奄奄一息，它在政治版图上的消失仅仅是时间问题。这是一些敌对分子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个帝国近年来（战争爆发前）对于统一的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实际上，奥匈帝国政治骚乱的程度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严重。比如，1908年在卢布尔雅那也陆续出现民族冲突，布拉格也时不时会上演捷克人和日耳曼人斗殴的场面，但不同于当时的俄国或是20世纪的贝尔法斯特，这些冲突都没有上升到暴力程度。至于内莱塔尼亚议会出现的骚乱，则更像一场慢性疾病，而非不治之症。政府常常行使1867年宪法第14条规定下的紧急命令权。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政治冲突会相互抵消。对于奥匈帝国的君主政权来说，发生在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教权保守主义者以及1907年后出现的其他政治团体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恩惠，因为它可以制衡各个民族阵营，民族主义的毒素因此也被冲淡了。想要在众多力量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维持多数派的统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求技巧、灵活性和对策略的想象力，但从1914年以前的三任奥匈帝国首相贝克（Beck）、比纳特（Bienerth）和施蒂尔克的表现来看，尽管政体总是遭遇间歇性的创伤，但他们还是能够力挽狂澜的。
战争打响前的几十年里，也是哈布斯堡皇朝经历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呈现一派普遍繁荣的景象——这与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另外一个日薄西山的政体，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相比，哈布斯堡皇朝一样显得与众不同。奥匈帝国广大的关税同盟里，自由市场和竞争制度刺激了技术的革新和新产品的引进。二元君主制的多样性在于，新型的工厂能够从各种各样的工业合作中受益，而有效的运输体制、高品质的服务和配套设施又加强了这种合作。这种经济的良性发展在匈牙利王国尤为显著。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还是奥匈帝国的“大粮仓”——出口奥地利的货物中有90%是农业产品。但在1909~1913年，匈牙利的工业出口上升了44个百分点，而奥地利—波西米亚工业地区对于廉价食品持续走高的需求同时拯救了匈牙利的农业部门，哈布斯堡共同市场抵御住了来自罗马尼亚、俄国和美国的竞争。许多经济历史学家都认为，1887~1913年，帝国整体内部见证了一场“工业革命”，或者说是自力更生的扩张增长阶段：1881~1911年，生铁消费增加了4倍；1870~1900年，铁路覆盖面积也翻了两番；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超过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战争爆发前的几年，奥匈帝国，特别是匈牙利，是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年平均增长率为4.8%）。
就连长期居住在维也纳的《泰晤士报》记者、挑剔的观察家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都在1913年发出感慨，“奥匈帝国出现的‘种族斗争’”在本质上是现有体制内对于保护权和恩惠的争取：
争取语言权的本质是对官僚影响力的争取。同样，捷克人、罗塞尼亚人和意大利人提出的建立新的大学或中学的要求（同时遭到日耳曼人、波兰人以及其他种族的反对），实际是要求建立能够造就潜在官员的新机构，而这些未来的官员能够将议会党派的政治影响力官僚化。
此外，使保障民族权益的政策更灵活、更具适应性的努力也在缓慢却卓有成效地推进（至少在内莱塔尼亚如此）。1867年的基本法正式对内莱塔尼亚统治下的民族的地位和语言平等做出说明，一大批判例法供法律起草者参考，为其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例如德属波西米亚地区的捷克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规定。在帝国最后的和平年代里，内莱塔尼亚当局一直在根据少数民族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政策系统。比如1914年1月28日在伦贝格通过的《加利西亚协议》，它确保了之前遭到排挤的罗塞尼亚人（即乌克兰人）能够在扩大的地区立法权中获得固定比例的选举权，并向他们承诺不久之后建立一所乌克兰大学。连匈牙利当局也在1914年年初国际环境恶化时期做出了表态。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南斯拉夫人也得到承诺不再受过度强权的困扰，并保证他们获得媒介自由；特兰西瓦尼亚也收到消息，称布达佩斯政府打算满足当地罗马尼亚人的诸多要求。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警觉地认为，这些措施可能会巩固哈布斯堡皇朝在罗马尼亚地区的统治。于是他在1914年1月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议，向在俄国西部生活的数以百万计的波兰人也做出类似的让步。(https://www.daowen.com)
这些针对不同需求做出的调整说明该体制最终会在一定的框架内，实现一系列对民族权利的保障。有迹象表明，在响应这些地区的物质需求后，管理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然，扮演这个角色的是国家，而不是哈布斯堡困难重重的议会。与各个政党或是立法会议不同，通过一种更加直接和连续的方式，即通过教育委员会、城市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长选举等范围的扩大，国家与公民被紧密联系起来。国家（或者说其主要职能）不再是实施镇压手段的暴力机器，而是一个各部分相互黏合的、充满活力的实体，一个多元社会、经济体和文化利益之间的中间人。1890~1911年，哈布斯堡官僚体制的国内行政花销增加了366%，因此而付出了巨额经费。但哈布斯堡皇朝的居民们都因有序的政府而获益匪浅：公共教育、福利、卫生、法制以及精巧的公共设施等。哈布斯堡政体的特点在它灭亡后仍然闪烁着余晖。20世纪20年代末，当作家（同时也是机械领域专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回顾奥匈帝国尚存的最后几年和平时光时，他脑海中闪过的画面是“洁白、宽阔、繁华的街道……如河流般有序地延伸，就像军装上的绶带，用白色的臂膀拥抱着这片土地”。
最后，大多数少数民族激进主义者认可了哈布斯堡联邦，承认它是一个共同的防卫体系。少数民族之间爆发的惨烈冲突，例如在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或是在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和罗塞尼亚人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杂居着不同民族的地区，这些状况似乎都在说明，成立新的、离散的民族实体只会引发更多问题，而不会缓解现状。无论如何，这些年轻的单一民族国家如果失去了一个帝国的护卫，又怎能继续生存下去？1848年，捷克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y）就警告称，哈布斯堡皇朝的解体只会为“俄国君主制的入侵”制造条件，而不是换来捷克的独立和解放。他说：“我发自内心地认为，并且也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维也纳是能够保卫我们的民族，使之和平、自由和公正的中心。”1891年，查尔斯·施瓦岑贝格王子（Pince Charles Schwarzenberg）询问年轻的捷克民族主义者爱德华·格雷格尔（Edward Grégr）：“如果您憎恶这个帝国……那么您的国家那么小，它能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吗？您是把它再拱手让给德国还是俄国呢？如果您抛弃了奥地利同盟，您将孤立无援。”1914年以前，那些寻求与帝国彻底决裂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仍然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很多地区，民族主义政治集团已经融入联盟，如老兵俱乐部、宗教和慈善团体、狙击手联盟，哈布斯堡的爱国精神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滋养。
沉着冷静、拥有着美髯的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很好地诠释了为何人们因此敬重君主国，且它能够长治久安的原因。但这位君主的私生活却写满了悲剧：皇帝的儿子鲁道夫和情人在家族狩猎场双双自杀；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即人们熟悉的“茜茜公主”）在日内瓦河畔被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他的兄弟马克西米利安被墨西哥叛乱者在克雷塔罗处决；他最喜欢的侄女被活活烧死，而这场悲剧是由一个未熄灭的烟头点燃了她的衣服引起的。皇帝将这一连串的打击进行了淡化处理。在每个正式的庆典仪式上，他的标志性语言总是“很好，我们很满意”，这句话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当处理复杂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平衡不同力量以达到各方面都不会呈现抱怨时，他总能表现得很周到；他积极投身于宪法改革的每一阶段。然而在1914年，他却显得怠惰了许多。在战斗打响前的两年里，他维护独裁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伊斯特万（István Tisza），共同抵制少数民族对于选举权的要求。只要匈牙利王国向维也纳提供它所需的资金和选票，弗兰茨·约瑟夫就能接受马札尔的领导权，虽然它罔顾王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由此可见，他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奥匈帝国日耳曼政治家约瑟夫·马里亚·伯恩莱特（Joseph Maria Baernreither）在1913年（此时弗兰茨·约瑟夫已经83岁高龄）写道：“我们的时代气势如虹、排山倒海而来，而对于我们年迈的皇帝来说，它却仍如同在远方飒飒作响。他已经不再有任何实质性参与。他不再理解这个时代，而时间却不会因此停下它的脚步。”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对这位皇帝在政治上和情感上有着强大的依恋。众所周知，他受欢迎之处并不在于他体制内的角色，而是体现在普罗大众对他的情感。到1914年，他的在位时间甚至比他的臣民们的寿命还要长。用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的作品《特罗塔家族》（The Radetzky March）里的话来说，他似乎“潜藏在冷若冰霜的高龄背后，就像一块铠甲覆盖下催人振奋的水晶”。他常常出现在子民的梦中。在数以万计的肖像画中，他湛蓝色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在客栈、学校、办公室和火车候车室，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双眼睛；日报仍然用惊叹的口吻报道，他是如何在国事场合迈着稳健而灵活的步伐从他的马车上走下。正如它旧时的风采，这个帝国依旧繁荣、井然有序，于乱象中向世人展现罕见的稳定局面。危机此消彼长，但从未危及它的存亡。正如维也纳记者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所说的俏皮话，这种局面“让人绝望，却无伤大雅”。
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却是个特例。1878年的柏林条约授予奥地利人管辖权，使这片土地从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中易手；30年后，奥匈帝国正式吞并了它。19世纪末，波斯尼亚还是一个植被郁郁葱葱、山地层峦叠嶂，南部是海拔2 000多米的高山、北部是萨沃河溪谷的国家。黑塞哥维那则主要是由湍急的水流作用劈就的荒凉而高耸的喀斯特高原，周围由群山环绕——严酷的地形条件使得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基础建设。哈布斯堡控制下的巴尔干地区的这两个省的状况一直充满争议。那些在1914年夏天潜入萨拉热窝、杀害奥匈帝国继承人的年轻的波斯尼亚塞族恐怖分子，辩称这一行为的动因是他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同胞们遭到压迫，历史学家们也认为应当归咎于奥地利人自己，因为是他们的压迫和恶政，将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拱手让给贝尔格莱德。
真的是这样吗？在刚刚占领该地的前几年里，确实出现了广泛的抗争，特别是人们对征兵制度的不满。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这些省份也经历了类似的骚乱；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14年，这些地区实际上经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1878年之后，农民的生存状况成为统治该地区的一个瓶颈。奥地利人并没有选择废除奥斯曼的领主体系（直到1914年，还有约9万波斯尼亚塞族农奴在这样的体系下劳作），有些历史学家将其视为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目的是讨好住在城市里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而压制主要是由塞尔维亚人构成的农民。但这种观点只是一种基于过去的想法。正是根植于文化的由来已久的保守性，而非一种殖民统治哲学，才使得奥匈帝国在这些新省中的统治得以巩固。“渐进性和连续性”是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统治的特点，这正迎合了这些地区的传统性。只要有可能，那么在奥斯曼时代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就能继续沿革、发挥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它们。但哈布斯堡的统治确实也通过一次性清算解放了所辖范围的农民们，超过4万波斯尼亚农奴在占领后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获得了人身自由。无论如何，从20世纪早期整个欧洲的农民境遇标准来看，“一战”前夕，旧体系下的塞尔维亚农奴的生活确实不能算糟糕，他们或许比达尔马提亚或是南意大利的农奴活得更滋润一些。
在增加农业产量和改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工业状况上，奥匈帝国当局也付出了很多。他们建立了模范农场，包括葡萄园和鱼塘；培训中学老师，让他们了解初级农艺学；建立了一所农业高等院校，而在邻国塞尔维亚，这种教学机构还从来没出现过。如果说引进新方法的过程仍然相对缓慢，那么农民对创新的抵触情绪是主要原因，而非奥匈帝国的责任。此外，还有大规模的投资资本涌入这些地区。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公路和铁路的运输网络，其中有一些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山地铁路。诚然，这些基础设施工程部分被用于军事目的，但其他一系列部门（如采矿业、冶金、林业和化学产品制造业）同样也吸引了大批投资。在本杰明·卡洛伊伯爵（Count Benjamin Kállay）统治时期（1882~1903年），工业化的步伐达到最高峰，其结果就是巴尔干地区实现史无前例的工业产值（1881~1913年年均增长率达12.4%）。总而言之，哈布斯堡将这些新省份当作施展其施政才能的平台，其目的是“展现哈布斯堡统治的人性和效率”。到1914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经发展到可与帝国内其他地域媲美的水平。
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统治纪录中最大的一个失误是，低得耸人听闻的识字率和受教育人口比例（甚至比塞尔维亚还要低）。但这种结果并不是奥匈帝国的政策使然。奥地利人兴建了大约200座小学、3所中学、1所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1个科研所。虽然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但它们的作用也不能完全被忽略。导致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农民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直到1909年（在这些省被正式兼并之后），小学义务教育才被引进。
诚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境况并非可人而光明的。哈布斯堡统治者竭尽全力，应对所有针对帝国的民族主义行为，有时也会果断地重拳出击。1913年，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军事管理者奥斯卡·波蒂奥雷克终止了1910年波斯尼亚宪法，加强了政府对教育系统的控制，禁止发行塞尔维亚报刊，并关闭了许多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文化组织。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采取了强硬措施，但它们都是出于对膨胀的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遏制。另一个让人恼火的事实是，对边境西部和北部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以及东部的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管理是失败的，这些地区都处于匈牙利严格的统治之下。总而言之，对这些省不同民族群体的多元传统的尊重，使得这种管辖相对来说是比较公正和有效的。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两位奥匈帝国高级政客造访白宫时表示，哈布斯堡君主国“知道如何以公平的姿态对待这个国家存在的不同民族和宗教，因此也会懂得如何获取巨大的成功”；他还不开心地添了一句，他相信美国在菲律宾事务的管理上能够从奥匈帝国身上学习很多。此外，游客们也被哈布斯堡政权的公正性所震撼：1902年，一位美国记者观察到，在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中，处处体现一种“相互尊重和相互包容”的精神；法院在“明智和真诚的管理下”，“公正对待每一位公民，无论他持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在“一战”爆发前夕，我们对奥匈帝国状况和前景的评判或许会遇到一些问题。从战争期间一直到1918年战败，这个帝国的溃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预示着它迫在眉睫而不可避免的衰落，这掩盖了它之前的光辉，也导致人们对它的评价充满矛盾。捷克民族主义者爱德华·贝内什（Edvard Bene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战”期间，贝内什成为捷克秘密独立运动的组织者；1918年，他是新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的奠基人之一。但是在他1908年发表的“奥匈帝国的问题和捷克的质疑”的研究论文中，他也曾对哈布斯堡联邦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说：“有人提到奥匈帝国会瓦解，我根本不相信。奥匈帝国的各个民族之间拥有共同的历史沿革和紧密的经济联系，它们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泰晤士报》记者（之后是该报编辑）亨利·威克姆·斯蒂德。1954年，斯蒂德在一封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信中称，当他在1913年离开奥匈帝国时，“我感觉我正在逃离一座将倾的大厦”。当时大多数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然而，当他回过头来重新审视1913年的奥匈帝国，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尽管他对哈布斯堡统治的诸多特征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但那一年他还是写道，在10年的“持续观察和体验”中，他无法获得“任何充足的理由”，认为哈布斯堡君主政体“不应当在欧洲大陆维持其合法地位”。他总结称：“它的内部危机通常是发展导致的危机，而不是衰落引起的危机。”只有在“一战”期间，斯蒂德才是一名真正呼吁奥匈帝国解体的人。在捷克民族主义者托马什·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的回忆录《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Making of a State）1927年的英译本中，斯蒂德为其作序，在序中他写道，“奥匈帝国”这个名字是以下这些特征的同义词：“能够抹杀一个民族的灵魂，用少得可怜的物质利益来腐蚀它，剥夺它的自由、它的良知和它的思想，摧毁它的意志，消解它的毅力，让它放弃追求理想的道路”。
这样极端的反转也有相反的版本。研究哈布斯堡皇朝的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匈牙利学者奥斯卡·亚西（Oszkár Jászi）对这种二元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29年，他在一份研究君主制解体的宏大研究中总结道：“‘一战’并不是原因，深深积累的仇恨的最终爆发以及各民族的不信任态度才是导致帝国瓦解的原因。”然而在1949年“二战”结束后，亚西的家乡又遭受了一次灾难时刻，独裁和种族灭绝的噩梦挥之不去。这一次，自1919年就流亡美国的亚西发出了截然相反的声音。他写道，在旧的哈布斯堡时期，“法制还算健全，个人的自由越发受到重视，政治权利也不断扩大，民族主权的原则逐渐被尊重。自由流动的人口和商品让君主国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享受着利益”。那些曾经忠于哈布斯堡、对民族独立欢欣鼓舞的公民，之后却指摘旧有的二元君主制；那些在1914年怨声载道的人，之后却陷入对往事的怀恋。1939年，在写到君主制的瓦解时，匈牙利作家米哈伊·鲍比契（Mihály Babits）是这样形容的：“现如今，我们对这一损失追悔莫及，急切想要寻回曾经我们所厌恶的事物。我们现在独立了，但我们没有欢愉之感，我们感到的只是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