佯装的平静

1909年3月，塞尔维亚正式宣告停止针对奥匈帝国领土内的秘密行动，并意欲与邻居奥匈帝国修好。1910年，在经历了诸多口角之后，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甚至同意以一份贸易协议来结束双方之间的贸易冲突。同年，塞尔维亚进口量增加了24%，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来自奥匈帝国的商品重新出现在贝尔格莱德商店的货架上；到了1912年，奥匈帝国再一次成为塞尔维亚的主要买家和供应商。帕希奇与奥匈帝国代表之间的一次会议上，双方都做出了信誉担保。但双方之间业已存在的尴尬似乎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抹杀。尽管佩塔尔国王正式出访维也纳的计划已被提出，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最初，塞尔维亚政府以国王抱恙为由，将出访地点从维也纳改到了布达佩斯，但之后又推迟了时间；1911年4月，这个日子被一推再推，仿佛遥遥无期。然而就在奥地利人气愤不已时，1911年冬，塞尔维亚却对巴黎进行了一次十分成功的皇家访问。这次拜访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就连塞尔维亚驻法国的公使都回到贝尔格莱德，准备诸项事宜。更早之前，他们计划将维也纳和罗马作为这次法国之旅的额外访问地点，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打算。佩塔尔于11月6日到达巴黎，被安顿在法国外交部。在那里，他得了共和国总理的迎接，还被授予一枚金质奖章。在这样的场合，这枚奖章的意义十分特殊：它用来纪念和表彰这位国王，即作为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流亡者和志愿者，他在1870年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中表现非凡。让奥地利人更为恼火的是，当日的晚宴上，法国总理致辞的开场白中赞扬佩塔尔是“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国王”（很明显，也包括了在奥匈帝国生活的塞尔维亚人），并且会“带领他的国家和人民走向自由”。佩塔尔兴高采烈地回应，他和他的塞尔维亚同胞在追求自由的斗争中离不开法国的支持。

此外，种种现状背后，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仍然耿耿于怀。民族自卫组织虽然在表面上已经转变成一个纯粹的文化机构，但它很快便重操旧业，它的分支机构在1909年之后迅速扩张，且深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奥地利人也铆足了劲儿，监视塞尔维亚特工在边境外的间谍活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塞尔维亚军队中的一名候补中尉德拉戈米尔·乔尔杰维奇（Dragomir Djordjević），他将自己的文化工作（即在波斯尼亚当一名“演员”）与管理塞尔维亚线人的秘密组织相结合。1910年10月，有人发现他重返塞尔维亚参与武装训练。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的代表们很早就觉察到黑手社的存在，尽管他们当初并不确定究竟该如何利用这个充满秘密的新生集团。1911年11月12日的一篇报道中，新任驻塞尔维亚公使（也就是福尔加奇的继任者）斯特凡·冯·乌格龙（Stephan von Ugron）告知维也纳，“一个存在于上层圈子中的组织”目前是塞尔维亚媒体热议的话题。关于这个组织，外人没有“深入的了解”，只知道他们自称黑手社，其主要目的是重新获得奥布雷诺维奇时代军队所享有的国家政策影响力。

乌格龙和奥匈帝国陆军武官奥托·格利内克（Otto Gellinek）之后提供的消息显然更为充分。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中，“阿匹斯”是最重要的人物。对于该组织的目标，人们也有了更准确的了解：“行动计划包括清除这个国家里所有阻碍大塞尔维亚理想实现的人”，并且扶植一位“立志领导所有塞尔维亚人实现民族统一”的人上台。报纸上谣言四起，称黑手社已经草拟了一份黑名单，上面是他们准备行刺的官员——如果需要发动一场针对人民激进党政府的政变的话，但这些谣言之后被证明并不可信。1911年11月22日，格利内克在报道中称，显然，谋反者们计划通过合法的途径消除“塞尔维亚国内的敌人”，以便之后“通过联合所有的力量，清除外部敌对势力”。

起初，奥地利人以出奇的冷静对待这些组织。但格利内克发现，根本不可能放任这些秘密组织在塞尔维亚长时间存在，因为“每5个反叛者中，就有一个线人”。反叛活动在塞尔维亚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也不用大惊小怪。但当他们逐渐意识到黑手社在国家机关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之后，奥匈帝国观察家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11年12月，格利内克称，塞尔维亚军政大臣取消了一项针对组织行动的调查，“因为将会招致大麻烦”。1912年2月初，他发现黑手社的性质已经变成半官方的了，很明显，政府“对组织内的所有成员和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斯特潘诺维奇却是这一组织的保护人，这足以见得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有多大。

奥匈帝国在1914年夏的行为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局面。一方面，黑手社的确是一个针对塞尔维亚当局的颠覆性组织，后者也十分畏惧它；另一方面，大塞尔维亚的雄心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容忍——国家领导人和民众亦如此。更重要的是，黑手社和当局似乎在行动上联起手来。1912年2月，乌格龙警告称塞尔维亚当局可能会支持“一次狂热的军事爱国主义行动”——如果这次行动能够让双方一致对外且不会再企图颠覆国内政权的话。民族主义组织Pijemont曾打着民族事业的幌子公开支持反对哈布斯堡的极端目标，而黑手社的存在又使得塞尔维亚当局无法采取行动进行打压。简而言之，奥地利人深谙黑手社的势力，以及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复杂形势：帕希奇政府受到了重重限制，根本无法与之抗衡。(https://www.daowen.com)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夏。在1912年和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奥地利人目睹了黑手社组织的成长和扩张。1914年1月，人们的注意力被集中到了对谋反军官韦米奇的审判上。1903年刺杀行动后，韦米奇随身携带了一只箱子，里面装的是他从德拉加王后乳房上割下来的一块已经脱水的肉，这算是6月11日晚行动成功的战利品。1913年10月，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韦米奇射杀了一名塞尔维亚新兵，原因是他执行命令的动作太慢，而他也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担任司法人员的全部是高级军官，他被宣判无罪，这在贝尔格莱德的部分媒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韦米奇不得不接受塞尔维亚高级法院的复审，但宣判结果仅为判处10个月监禁，并且1913年12月底的一项由国王下达的赦免令又将刑期缩短。格利内克在1914年5月写道，军事警察“已经成为今天塞尔维亚政治的决定性力量”。塞尔维亚公共生活的“趋军事化”特征构成并加深了对奥匈帝国的威胁，因为“这些军事警察同时也是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排头兵，是号召反奥匈帝国的中坚力量”。

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最神秘的一个人物当属“塞尔维亚的无冕之王”——尼古拉·帕希奇。1913~1914年的政治风暴中，帕希奇按兵不动，生怕自己和军事警察之间发生直接冲突。1914年5月21日，格利内克写道，“带着他一贯的机敏”，这位总理巧妙地回避了来自议会的质询和催促，坚称塞尔维亚政府和军事警察们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达成了高度一致”。在6月21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星期）的文件中，格利内克将当前的形势总结为4点：国家的大权已经落入反叛者之手，塞尔维亚当局有心无力，军队继续执行着他们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俄国公使尼古拉·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仍是一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但这些都不能说明帕希奇可以被完全地忽略，正相反，存在长达30载的“亲俄”的人民激进党奠基人和领导人仍然处于“全权地位”。

然而，想与帕希奇进行直接对话是相当困难的。1913年秋发生的一段奇怪的插曲证明了这一点。10月3日，经过预先安排，帕希奇访问了维也纳。这次到访是一场及时雨，因为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在塞尔维亚占领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的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共识。10月1日，贝尔格莱德收到一封信，警告塞尔维亚人必须放弃阿尔巴尼亚，但得到了模棱两可的反馈。在大使的陪同下，帕希奇与诸位奥匈帝国大臣举行了会晤，还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匈牙利首相蒂萨、福尔加奇、比林斯基等人共进晚餐。然而在这些活动中并没有对双方面对的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联合财政大臣并兼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事务的比林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帕希奇的谈话闪烁其词。他的话语“热情洋溢，辞藻华丽”，但刻意回避奥匈帝国方面提出的问题，东拉西扯，并保证“一切都会好的”。比林斯基还批评贝希托尔德没有给这位塞尔维亚政治家施加更多的压力。“外表精悍，有一把很有代表性的胡子，热情的目光，举止得当”，帕希奇用他彬彬有礼而激情四射的举止、刻意让人迷惑的话语，把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弄得云里雾里。在午饭前他们的第一场会谈中，贝希托尔德被帕希奇友好的姿态和热情所感染，以至于当谈及阿尔巴尼亚问题时，他竟然忽略了自己的职责——态度强硬地表达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占领表示反对。会谈过后，贝希托尔德在下午突然意识到他“忘记”告知帕希奇维也纳的态度。双方答应在当天晚上一起去看戏时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这位外交大臣稍微迟到了一些，来到了他的皇家包厢之后，却发现帕希奇已经回酒店休息，现在他应该在床上呼呼大睡了。这位塞尔维亚总理在第二天早些时候匆匆离开了，双方再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会谈和交流。贝希托尔德回到他的办公桌前，以最快的速度写了一封信，并将它转交给酒店的信使，信使会在帕希奇离开这座城市时把信交给他。但因为这封信是用德文写的（更不用提贝希托尔德“天书”一样的字迹），帕希奇看不懂。即便这封信在贝尔格莱德被翻译过来，帕希奇或许也很难明白贝希托尔德到底在暗示些什么。奥匈帝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同样不知道信中写了什么，因为贝希托尔德没有留下信件的副本。假设比林斯基在十几年后的叙述是可信的，那么毫无疑问，这些充满喜剧特质的错误有一部分是奥地利人混乱的头脑造成的，或者说，是贝希托尔德近乎恼人的谦虚、羞怯和保守造成的，但这同时也表明了帕希奇真的是一个聪明狡猾的人。

萨拉热窝事件之前的数年、数月和数周里，奥匈帝国一直对塞尔维亚实施监控，他们发现这个邻国中的确存在一股企图颠覆政府的力量，而这一解释与事实有细微的差别。因此，这只能说是存有偏见的一家之言。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活动的观察深深根植于一种对塞尔维亚政治文化以及主要人物的消极的情感态度——这种态度部分来自经验，部分来自长久以来存在的刻板印象。奸诈、阴险、不可靠、闪烁其词、暴力、急脾气……这些都是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的报道中常见的描述。真正缺失的是一个彻底的分析，即分析塞尔维亚的反奥匈帝国团体与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民族恐怖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阿格拉姆—弗里德永事件有可能使奥匈帝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在1909年之后受阻，正如20世纪80年代“伊朗门”让里根政府的秘密情报工作大大削弱一样。奥地利人知道，民族自卫组织的目标是颠覆哈布斯堡在波斯尼亚的统治，并在哈布斯堡境内开展破坏活动。他们认为，塞尔维亚在奥匈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活动的动机根源是以贝尔格莱德为基地的爱国主义组织的泛塞尔维亚宣传。但两者之间的联系以及民族自卫组织和黑手社之间的关系都无从确认。尽管如此，萨拉热窝事件后，奥匈帝国之所以会有如此的想法和行动，早已经在1914年春之前就见端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