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逢对手
在1859年和1866年的两次战争中战败后，奥地利人被驱逐出意大利和德国，从此，巴尔干地区便成为奥匈帝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不幸的是，他们在缩小地缘政治范围之时，恰逢巴尔干半岛的动荡越演越烈的时期。此外还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奥斯曼政权已经日薄西山，在东南欧苟延残喘，俄国和奥匈帝国都对该区域的利益虎视眈眈，而这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历史渊源上看，俄国和奥匈帝国都认为自己应当在奥斯曼帝国撤出的地区行使主权。哈布斯堡自古以来就是欧洲东部抵御土耳其人的大门。而在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认为，巴尔干地区新兴的斯拉夫人民族（尤其是东正教徒）和圣彼得堡的老东家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奥斯曼帝国的退出引发了争议，即土耳其海峡未来的控制权究竟归谁。对俄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敏感话题。与此同时，许多雄心勃勃的新巴尔干国家诞生，它们各自为政，相互之间还有利益冲突。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两位博弈的棋手，它们小心翼翼地走着每一步，希望能够消除或削弱对手的优势。
直到1908年，合作、妥协和对非正规的势力范围进行界定让事态中潜藏的危险得到抑制。1881年，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之间对之前达成的三皇同盟进行了调整，俄国承诺“尊重”《柏林条约》的规定，即奥匈帝国1878年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正式统治，三个当事国还同意“相互为对方考虑”彼此“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俄奥之间在1879年和1903年的另外几项协议，重申了对巴尔干地区现状的共识。
然而，巴尔干地区的政治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与敌对的势力集团保持良好关系并不足以保证安定。半岛上那些次要的难缠分子同样需要安抚和驯服。从维也纳的立场上看，最重要的关系当属塞尔维亚王国。在亲奥匈帝国的米兰·奥布雷诺维奇的漫长统治期里，塞尔维亚十分归顺维也纳，默许了帝国的区域领导权。同样，维也纳支持贝尔格莱德1882年以王国的身份争取选举权的努力，并答应如果塞尔维亚意欲扩张到南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马其顿，奥匈帝国会提供外交上的帮助。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古斯塔夫·卡尔诺基伯爵（Count Gustav Kálnoky）在1883年夏告知他的俄国同行，与塞尔维亚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帝国在巴尔干政策的关键。
尽管米兰国王同样很友好，但他绝不是一个省心的伙伴。1885年，通过提出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奥地利上学，并允许帝国吞并他的王国，这位国王在维也纳制造了一场骚乱。奥地利人当即拒绝了这种胡闹的行为。在维也纳的一场会晤上，人们提醒这位狼狈的君主他作为国王应尽的责任，并把他送回了贝尔格莱德。古斯塔夫向奥匈帝国首相解释道：“比起一个信马由缰的省份，一个繁荣和独立的塞尔维亚更符合我们的意图。”然而就在米兰国王似乎要放弃统治权的4个月之后的11月14日，他出其不意地进攻了自己的邻国保加利亚——俄国的附属国。这场冲突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在保加利亚人的抵抗下，塞尔维亚军队很快就被打败了，然而事情的善后还需要外交行动，以防止得到缓和的俄奥关系再起波澜。
新国王表现出比他的父王更加奇怪的举止：亚历山大国王狂妄地吹嘘奥匈帝国给他的王国提供的帮助；1899年，他公开宣称“塞尔维亚的敌人就是奥匈帝国的敌人”，这样失言举动震惊了圣彼得堡，同样也使得维也纳感到尴尬万分。但是他也对亲俄政策心动不已：1902年，在他的父亲米兰国王死后，亚历山大国王不遗余力地寻求俄国的支持，他甚至对圣彼得堡的记者宣称，哈布斯堡皇朝“是塞尔维亚的头号敌人”。可以想象，在听到亚历山大早年便遇害的消息后，维也纳并不感到惋惜，尽管那里的政客们像其他人一样，对这样的根除行动感到震撼。
奥地利人慢慢地意识到，1903年6月的弑君行动标志着新的突破。维也纳的外交部迅速与篡权者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乐观地把他视为亲近奥匈帝国的人。奥匈帝国是第一个正式承认新塞尔维亚政权的外部势力。但是好景不长，人们很快发现，两个邻国之间和睦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政治事务的管理权已经由一些公开反对二元君主制的人接手，维也纳的政策制定者们越发担心贝尔格莱德媒体的民族主义恶言（它们现在已经摆脱了政府的管控）。1903年9月，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公使康斯坦丁·邓巴（Konstantin Dumba）在报道中称，这两个邻居之间的关系“已经糟糕到极点”。维也纳重新认识了这场违反道德的弑君暴行，并与英国一道对卡拉乔尔杰维奇进行制裁。俄国人试图从松动的奥塞关系中趁火打劫、分一杯羹，他们向贝尔格莱德政府保证，塞尔维亚的未来在西方，在亚得里亚海岸，并教唆他们不要恢复与维也纳之间的长期贸易协定。
1905年年底，这种紧张态势终于演变成公开冲突——维也纳发现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私下”成立了关税同盟。1906年年初，维也纳要求保加利亚拒不履行这一协议，但适得其反；除此之外，与保加利亚的联盟一夜之间被塞尔维亚国人奉若神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的）。而在过去，对大多数塞尔维亚人来说，它是可有可无的。在第一章中，我们大概讲述了1906年的危机，更重要的一点是，使维也纳的政客感到担忧的与其说是这个与保加利亚缔结的具有微不足道的商业重要性的同盟，不如说是这背后暗含的政治逻辑。如果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关税同盟只是迈出的第一步呢？巴尔干国家“联盟”会不会携起手来反对奥匈帝国，并投入圣彼得堡的怀抱？
这很容易被当作奥地利人偏执的想法，实际上，维也纳政客们的担忧并不是天方夜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共同关税实际上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第三个协议，前两个协议已经明确表态，其出发点是针对奥匈帝国的。两国之间的《友谊条约》和《同盟条约》已经于1904年在贝尔格莱德签署。邓巴已经竭尽全力解读到访的保加利亚代表和他们的塞尔维亚对话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但他还是没能明确地探明这些协商的机密之处。这就表明，维也纳担心俄国的介入是有其原因的。尽管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已经缓和，且俄国正忙于与日本进行一场恶战，但圣彼得堡的确意图建立一个巴尔干联盟。这些协商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保加利亚外交官迪米特尔·里佐夫（Dimitar Rizov），他曾是为俄国亚洲部门工作的特工。1904年9月15日上午11点，俄驻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大使们同时（且秘密地）收到由两国外交大臣分别呈上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联盟协议复印件。
奥匈帝国在巴尔干政策问题上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即国外和国内事务彼此之间的高度融合。原因很明显：因为这片国土存在许多少数民族，在帝国的国境线以外，还有他们真正的“家乡”，因此，国内和国际的政策很容易混淆。哈布斯堡境内的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境外没有独立主权的“母国”，但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300万罗马尼亚人则不然。由于二元体系过于复杂，维也纳无法阻止匈牙利与邻国罗马尼亚相分离的不公正的文化政策——毕竟后者是该地区一个具有巨大战略价值的伙伴。然而至少到1910年，奥匈帝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关系还是能够不受国内紧张局势的影响的，这主要是因为身为奥匈帝国和德国同盟国的罗马尼亚并没有挑唆或利用发生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事端。
然而，在塞尔维亚人和塞尔维亚王国则不会发生这种事（特别是在1903年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仅有4成人口是塞尔维亚人，南匈牙利的伏伊伏丁那有很大一片地区都是塞尔维亚人定居点，在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也有小部分塞尔维亚人。1903年弑君事件之后，贝尔格莱德加快步伐，在奥匈帝国内发起民族主义活动，主要针对的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906年2月，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军事专员波米亚诺夫斯基（Pomiankowski）在一封致总参谋部长官的信中对问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如果未来发生军事冲突，塞尔维亚一定会拉拢奥匈帝国的敌人助阵。问题不在于政府的态度，而在于总体上有着极端民族主义血统的政治文化。波米亚诺夫斯基警告称，就算掌舵的是一个“明智而通情达理”的好政府，也不可能阻止“所有强大的激进沙文主义者”采取“冒险行为”。然而比塞尔维亚“公开的敌意和它糟糕的军队”更危险的是“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在和平年代的间谍活动，它们会系统地对我们的南斯拉夫人民进行毒害，且试想最坏的结果，它们将成为我们的军队面对的严重困难”。
塞尔维亚整个国家，更确切地说，是这个国家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所表现出的沙文民族主义，成为维也纳评估与贝尔格莱德关系的焦点。1907年夏，外交大臣冯·埃伦塔尔伯爵在对新任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公使的官方指示中说明了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从弑君行动之后每况愈下的。埃伦塔尔回忆，在米兰国王执政期间，塞尔维亚王室完全有能力对抗任何“波斯尼亚的公然煽动行为”，但自从1903年6月弑君事件发生后，事情便发生了变化。不仅是因为佩塔尔国王在政治上的弱势，无法对沙文民族主义进行打压，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开始利用这些民族运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贝尔格莱德的新任奥匈帝国公使的“当务之急”之一是，对塞尔维亚民族活动进行严密的观察和分析。当机会来临时，公使便会告知国王佩塔尔和总理帕希奇，他已经充分掌握了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活动开展的规模和特征。毫无疑问，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们应该意识到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占领是“不可更改的”。最重要的是，对方不能用那种习以为常的官方的否认来敷衍公使：(https://www.daowen.com)
估计他们还会对你的警告一如既往地用一些陈词滥调做出回应，在被占领的省份的问题上，塞尔维亚的政治家们往往会因为鬼祟的密谋备受指摘，他们也常为自己做出毫无实质内容的辩解：“塞尔维亚政府致力于维持正确而清白的关系，但我们无法左右国家的意见，这需要实际行动。”
埃伦塔尔的官方指示体现了维也纳对贝尔格莱德的态度：他们相信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原始力量，但深深质疑对方的领导人，对波斯尼亚的未来，他们也表现出万分的焦虑，虽然奥地利人表面上做出了傲慢而自信的姿态。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于1908年还是被奥匈帝国吞并了。奥匈帝国和其他列强都认为，1878年的占领就意味着永久的拥有。1881年修订后的三皇同盟相关条约中有一项秘密条款，奥匈帝国明确表态“无论何时，吞并这些省份都是恰如其分的”，这项声明隔三岔五就会在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协议上出现。俄国也没有对此进行辩驳，尽管在这一实质性转变的时刻（从占领到吞并）来临时，圣彼得堡持保留意见。对于奥匈帝国来说，正式的吞并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关于这些省份未来发展的未知都烟消云散，柏林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中规定占领的期限正是1908年，因此这是在最后的期限内仓促实现的。通过诸如成立省级议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更充分地融入了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中。这也有利于为对内投资创造稳定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吞并的行为是对贝尔格莱德（以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发出的信号，宣称了奥匈帝国对这些地区的永久占有权，这也至少在理论上消除了骚乱发生的一大隐患。
在1906年10月被晋升为外交大臣的埃伦塔尔一直在殚精竭虑地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他是这种二元君主制的忠实拥趸。但在1905年，当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政治精英因为共同军队管理权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他对之前看似坚不可摧的同盟关系产生了质疑。到1907年，他开始支持在君主制问题上引入第三方的意见，两大主流的权力中心应当由包括南斯拉夫（最主要的是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第三方进行调解。这个想法得到了南斯拉夫上层集团的强烈支持，尤其是布达佩斯管控下的克罗地亚人，他们不愿意被分成内莱塔尼亚、匈牙利王国和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省三个支离的部分。只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帝国完全吞并，它才最终可能被纳入这个体系。而这样一来，正如埃伦塔尔热切希望的那样，才能在内部实现对贝尔格莱德的民族主义活动的制衡。届时，塞尔维亚将不再是巴尔干南斯拉夫的一片山麓地带，而是从帝国内广袤的、以克罗地亚为主导的南斯拉夫实体中被割裂出去。
1908年夏在奥斯曼马其顿地区爆发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成为吞并计划的导火线。青年土耳其组织逼迫君士坦丁堡的苏丹颁布宪法、成立议会，他们计划对奥斯曼帝国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时间谣言四起，称土耳其的领导人不久之后将会在奥斯曼帝国内，同时包括一些奥匈帝国占领的地区（但它们暂时还没有奥匈帝国的代表机构），举行普选。土耳其的新政权通过革命匡正了自身的合法性，同时提高了士气。如果这个新政权意欲夺回它们丢失的西部军事重地，并承诺进行宪法改革以赢取当地人的民心，那该怎么办？一个趁火打劫的穆斯林—塞尔维亚民族联盟想利用这些不确定性，从土耳其领主地位那里宣布自身的独立。这就变得很危险，因为这些省的民族联盟可能会与土耳其人联手，将奥地利人驱逐出去。
为了在一片混沌中先发制人，埃伦塔尔当机立断，准备兼并事宜。在得到一笔慷慨的赔偿后，奥斯曼人放弃了他们名义上的主权。更重要的是要摆平俄国人，他们的默许是整个计划的基础。埃伦塔尔坚信，与俄国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1899~1906年，作为驻圣彼得堡的奥匈帝国大使，埃伦塔尔为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了许多贡献。让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对之前的协议进行担保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合法化统治的问题上，俄国人没有提出异议——前提是圣彼得堡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事实确实如此，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支持下，正是伊兹沃尔斯基本人，提出如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兼并，那么俄国要从奥匈帝国那里得到进入土耳其海峡的许可。1908年9月16日，伊兹沃尔斯基和埃伦塔尔在布赫劳城签署协议。因此，1908年的兼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达成共识的产物。此外，这次交易中双方寻求到了一种平衡，因为伊兹沃尔斯基和埃伦塔尔所追求的实际上是相同的：通过秘密协议确保自己的利益，但违反了《柏林条约》，牺牲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
尽管做了准备，埃伦塔尔于1908年10月5日宣布兼并的事实还是在欧洲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危机。伊兹沃尔斯基出尔反尔，否认曾与埃伦塔尔达成共识，他之后甚至否认他之前就了解埃伦塔尔的动机，并要求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归属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危机由此爆发，并持续数月。塞尔维亚、俄国和奥匈帝国甚至进行战争动员，摩拳擦掌。埃伦塔尔始终没有理会伊兹沃尔斯基关于召开会议的要求——这项要求并没有在《布赫劳协议》中出现过。直到1909年3月，德国致信俄国，要求俄国承认兼并的合法性，并要求塞尔维亚也这样做。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首相警告称，如果他们不干，那么“就让该发生的发生吧”。这样的口吻不仅暗含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德国可能会拿出证据，证明伊兹沃尔斯基在地区兼并事宜中的所作所为。伊兹沃尔斯基立刻败下阵来。
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在这次兼并危机中，埃伦塔尔负主要责任。而这样说公平吗？诚然，这位奥匈帝国外交大臣的行为缺乏外交透明性。他没有尝试通过召开国际会议，邀请签署《柏林条约》的多方共同解决兼并危机，而是选择运用老套的外交手段：秘密会议、相互许诺，以及私下的双边协议。而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动及其成果很容易让伊兹沃尔斯基抓到把柄，声称自己，甚至整个俄国，都被这位“老奸巨猾”的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欺骗了。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伊兹沃尔斯基为了不丢掉饭碗并保全个人名誉，以一种过分的方式撒了谎。这位俄国外交大臣的判断出现了两点失误。首先，关于土耳其海峡向俄国战舰开放的问题，他误认为伦敦会赞同这一点。其次，他彻底低估了兼并对于俄国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据说，当1908年10月8日，伊兹沃尔斯基在巴黎听到兼并的消息后，他还表现得相当镇定。直到他几天后来到伦敦，发现英国摆出不配合的姿态，并且还听到来自圣彼得堡媒介的风声，这时他才惊慌失措地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开始尽力将自己的角色塑造成受害者。
不管埃伦塔尔的决策是对还是错，波斯尼亚的兼并危机还是成为巴尔干地缘政治的转折点。它将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实现合作的最后可能和意愿摧毁殆尽，从这一刻起，遏制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冲突产生的消极影响变得更加困难。它同样影响了奥匈帝国的邻居和盟友——意大利王国。双方之间的关系早就有紧张的趋势，意大利少数民族在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权利问题和他们与亚得里亚的强权政治之间的对抗是两大争论的焦点，然而兼并危机要求意大利进行赔偿，这激起了意大利人的愤怒，双方陷入新一轮的紧张关系。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关于巴尔干亚得里亚海岸的利益分歧已经越来越难以调和。起初，德国人对兼并问题并没有表态，但他们很快便积极地对奥匈帝国表示支持，这种姿态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果：它阻止了俄国政府从兼并危机中捞取更多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它使得圣彼得堡和伦敦更坚定了原有的想法：奥匈帝国是柏林的左膀右臂。对于1914年的危机来说，这种观点产生了十分危险的后果。
危机对俄国的影响尤为深刻和持久。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败局，使得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前景破灭。伊兹沃尔斯基和英国大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于1907年8月31日签署的《英俄公约》限制了俄国在波斯地区、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影响力。当下，只有巴尔干地区还是俄国能够继续施加影响的地区。舆论认为，俄国是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守护者，这些声音灌输给关键决策者，因此所有人都在土耳其海峡的问题上产生了偏见。在伊兹沃尔斯基的误导和普遍的沙文主义情绪的煽动下，俄国政府和人民将兼并视为对彼此之间的共识的无情背叛，是对自己的不可原谅的侵犯，是在关键问题上让人无法接受的挑衅。在波斯尼亚危机发生后的几年时间里，俄国人计划在军事上投入大量精力，这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军备竞赛。俄国同样表现出要更深层次地介入塞尔维亚政治的姿态。1909年秋，俄国外交部委派尼古拉·哈特维希为驻贝尔格莱德的俄国公使。他是一个“狂热地遵循亲斯拉夫人传统的人”。走马上任之初，这位精力充沛、头脑聪敏的外交官便不遗余力地迫使贝尔格莱德对维也纳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实际上，他有些发力过猛，以至于僭越了圣彼得堡管理者们下达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