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与和平鸽

鹰与和平鸽

巴尔干战争动摇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坚固地位，同时它也壮大了塞尔维亚，后者的国土在战争中扩张了80%。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将军坐镇指挥的塞尔维亚军队体现的纪律性和主动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谈到贝尔格莱德的军事威胁时，哈布斯堡政府往往表现出轻蔑的态度。埃伦塔尔就曾用生动的比喻将塞尔维亚形容成在奥匈帝国果园里搞破坏的“无赖男孩”。然而1912年11月9日，总参谋部发文，称惊讶于塞尔维亚军事实力的崛起。该年年初便开始的铁路系统建设、武器和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前线兵力的增强（法国人是背后的资金支持者），已经让塞尔维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此外，塞尔维亚的军事实力可能还会继续增强，其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新征服的土地有着160万人口。在1913年的报道中，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陆军武官格利内克称，尽管眼下并没有直接的危机，但所有人都不能低估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奥匈帝国的国防必须向塞尔维亚看齐。

在如何采取措施应对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日益衰退的地位的问题上，维也纳的关键决策者之间出现了分歧。奥匈帝国应该与塞尔维亚寻求和解，或是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维也纳需要和圣彼得堡重修于好？或者问题的解决需要付诸一场军事冲突？奥匈帝国多元的政治立场很难在这些问题上达成清晰的共识。外交政策也并非来自这一体系最高级别的一小撮人，而是产生于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相互磋商，而这些团体的关系有些并非是正式的，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总参谋部就是众多团体之一。外交部当然也是一个主要参与者，尽管它的内部也是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平台。二元制度宪法要求，帝国的外交政策需要咨询匈牙利总理。内政和外交问题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许多大臣和高级官员同样宣称自己有解决问题的权力，比如负责管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事务的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甚至还有理论上是他下属的波斯尼亚地区长官波蒂奥雷克——一个意见总是和别人相左的人。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如此开放，以至于连中等级别的人（例如外交官，或是外交部的部门领导）都可能通过提交来路不明的备忘录左右帝国政策的形成，而决策者们经常谨慎对待这些人的意见。负责总管事务的是皇帝，他的权力没有改变——赞同或是否决他的大臣们和谏言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但他反而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对于松散结合而成的政治团体给出的意见，他只知道顺从或是对它们进行调解。

在这种混乱的政治背景下，有三个人凭借巨大的影响力脱颖而出：奥匈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哈布斯堡皇位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以及联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

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是20世纪欧洲掌管军事大权的著名人物之一。1906年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已经54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支持通过战争扫清帝国的敌人。在帝国的外交关系上，康拉德始终表现出野心勃勃的姿态。然而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却产生了深刻的焦虑，并常常考虑退休的问题。他在公共场合非常拘谨，喜欢独自一人登山，在登山的过程中，他还用忧伤的笔触完成了一幅描绘被黑暗的针叶林覆盖的陡坡的素描。间歇性的严重忧郁症让他趋向于自我怀疑，尤其是1905年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为了逃离这场沉痛的打击，他从与维也纳一位实业家的妻子吉娜·冯·赖宁豪斯（Gina von Reininghaus）的关系中寻求慰藉。

这段不光彩的私情给康拉德的人生仿佛投射进一缕阳光。1907年，两人相识在维也纳的一场晚宴上，当时他们的座位挨着。大概一周之后，康拉德出现在赖宁豪斯的别墅并对她说：“我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您了，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您应当成为我的妻子。”大吃一惊的吉娜赶忙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她已经身处“七人联盟”中无法抽身——她的丈夫和六个孩子。“无所谓。”康拉德坚定地认为，“我不会退缩，这个愿望是我的动力。”一天之后，一位副官出现了，告知赖宁豪斯总参谋长处于脆弱的精神状态中，劝说她应当在毁灭他所有希望之前三思。8天后，康拉德本人又亲自拜访，宣称如果她明确地拒绝了她，他将辞去在总参谋部的职位，就此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最后他们达成一致：赖宁豪斯继续和丈夫、孩子生活，但应当时不时地和她的丈夫分开。这位总参谋长无畏的计划（大胆而狂热，甚至有些冒犯的求偶艺术）大获成功。

就这样，吉娜和丈夫继续一起生活了8年，期间她和康拉德是否还保持着关系就不得而知了。吉娜的丈夫汉斯·冯·赖宁豪斯（Hans von Reininghaus）虽然戴上了绿帽子，却仍然自鸣得意，这位富有的商人总归还有别的女人来慰藉自己，何况与康拉德攀上关系意味着能够轻易地获得利润颇丰的军需物品合同。只要有机会，康拉德就会来拜访他的情人。此外，他还写情书给她，有时一天会写好几封。但因为将它们寄给情人等于冒着丑闻曝光的危险，他只能将它们收集成一个集子，并命名为“记我的苦楚”。除了一些零星的新闻，这些信的主题一直没有变过：她使他的灵魂得到欢愉，只有她的想法才能将他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的命运掌握在她手中，云云。1907~1915年，他一共攒了3 000多封信，直到他死后，吉娜才得知这个信集的存在。

我们很难将这段关系的重要性再夸大，因为从1907年到战争爆发，它就一直是康拉德生活的重心，虽然他也在不停思考其他一些事情，包括送到他办公桌上的军事和政治问题。这段关系中他的表现同时也可以解释康拉德职业生涯的特质，比如他不顾身份铤而走险的坚强意志，以及对破坏名誉的毫不畏惧。他甚至将发动战争当作赢得吉娜芳心的手段。康拉德认为，只有成为一名立下赫赫战功的战争英雄，他才能消除一切社会压力和障碍，让吉娜永远地离开她的丈夫和自己结婚。在一封信中，他幻想着从一场“巴尔干战争”中凯旋，将所有蹑手蹑脚的行为都抛弃在空中，大大方方地迎娶她。在那些年，他一丝不苟地将自己塑造成具有阳刚之气、衣冠楚楚而年轻的形象，这从他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在他的私人文件里（现在它们被陈列在维也纳的各大档案馆中），可以发现从日报上剪下的抗皱霜广告。总而言之，康拉德代表了欧洲男子的典型性格——脆弱且过度紧张，因此在某些方面具有忧郁的特质。

在面对哈布斯堡皇朝地缘政治上的困境时，康拉德表现出了他对梦中情人的那种偏执。1914年以前的欧洲军事指挥官中，他以出奇的好武独树一帜。每次遭遇外交上的挑战，他的回答都是“战争”；在这一点上，1906年的他和1914年的他没什么两样。康拉德一再重申要对塞尔维亚、黑山、俄国，甚至还有奥匈帝国不忠实的盟友、在巴尔干地区的敌人意大利，采取防御性战争。他从不掩盖他的意图，而是将它们公之于众，比如通过总参谋部控制下的媒体《军事快报》（Militärische Rundschau）广而告之。他对他坚定的信念非常自豪，并将这种果敢和大胆视为男人应有的品质。在他写给部长和同事的信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一再地重申，我坚持自己的立场。”此外，他与人沟通的语气常常是粗鄙、吹毛求疵而自我欣赏的，这使得他的同僚和上司们很不快。1912年，当他的桃色新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时，吉娜建议康拉德，如果他能够更和气地和皇帝说话，并避免犀利的言辞，那么他一定能够和这位长辈更好地相处。

康拉德的眼中有许多潜在的敌人，但塞尔维亚是其中一个主要对手。在1907年写的备忘录中，他呼吁侵略并吞并塞尔维亚，他将这个国家描述成“滋生那些将南斯拉夫从帝国中分裂出去的意愿的温床”。1908~1909年，当兼并危机还处在风口浪尖时，他多次提出对贝尔格莱德进行防御性战争。1909年春，他对吉娜说：“这是一场危机，而我们却无动于衷。对塞尔维亚的战争能够挽救帝国。几年之后我们就会为自己的不作为而感到痛苦，那时我将选择负全责到底。”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又呼吁发动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在1913年1月1日到1914年1月1日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提出发动战争的次数超过25次。这种固执的坚持背后体现着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在他看来，两国的政治关系的主旋律且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是竞争和对抗。与其说康拉德是个种族主义者（尽管一些稍微年轻的哈布斯堡军官都在憧憬着德国与斯拉夫民族之间爆发冲突），不如说他的思维更倾向于冷漠的霍布斯主义，认为两个国家为了追求各自的安全，诉诸永无止境的对抗。

直到巴尔干战争打响，康拉德的呼声才变得姿态高于影响力。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1908年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同样，埃伦塔尔对他的论点也变得无动于衷，并且对这位总参谋长不懈地阻碍政策制定过程表现得越发没有耐心。1911年10月，当康拉德敦促与意大利开战时，埃伦塔尔终于忍无可忍，向皇帝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埃伦塔尔写道，康拉德在总参谋部形成了一个“战争派”。如果不对他们的发展势头进行遏制，那么“帝国的政治行动将会被其削弱”。11月15日，在会见皇帝时，双方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已经无法再忍耐这位聒噪而固执的参谋长，他将他召到美泉宫，狠狠地训斥了他。“我禁止您再向埃伦塔尔发动无休止的人身攻击。”他对康拉德说，“您那些关于意大利和巴尔干问题的指责直接是针对我的。政策——制定政策的人是我！我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所有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哈布斯堡皇帝和他的总参谋长之间的这次冲突值得一提，因为在康拉德的前任中，还没有谁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会闹到这种程度。它象征着哈布斯堡指挥体系中有一小部分人已经与大部队分道扬镳，试图实现自主，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使得政策制定的过程变得格外复杂。康拉德对皇帝的指摘毫不畏惧，赶忙起草一份尖锐的回复。但弗兰茨·约瑟夫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在他呈上这份回复之前就将他免职了。1911年12月2日，他被正式免职。

在反对康拉德和他的战争政策的人中，最执着且最有影响力的便是哈布斯堡皇朝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而他的死也加速了1914年“七月危机”的发酵。在哈布斯堡的领导层中，弗朗茨·斐迪南的地位既复杂又关键。在宫廷中，他是个被孤立的角色。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之所以被提名为帝国的继承者，完全是因为皇帝的亲生儿子鲁道夫在1889年1月自杀了。对逝去的这位才华横溢却充满忧郁气质的皇太子的怀恋，无疑让皇帝和这位代替皇太子继承皇位、脾气古怪的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在他的儿子死后不到5年，皇帝准备指定弗朗茨·斐迪南为继承者，两年后，即1896年，这位大公正式继承了皇太子之位。但即便是这样，皇帝和他的侄子之间的会面气氛依旧很尴尬。据说这位大公在去参加帝国会议的路上吓得瑟瑟发抖，就像一个要去校长办公室的学生。

1900年7月，斐迪南与捷克贵族索菲的婚姻进一步影响了他与皇帝的关系。这段通过自由恋爱而达成的婚姻违背了皇帝和哈布斯堡皇室的初衷。尽管有着高贵的波西米亚血统，但这位女伯爵还是没有达到哈布斯堡对皇室血缘关系的要求。弗朗茨·斐迪南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他积极赢得大主教们、大臣们，最后还有德皇威廉二世和罗马教皇的支持，以确保这个联盟的稳定性。弗朗茨·约瑟夫最终还是放弃了坚持，但对于这样一段婚姻，他仍不甘心，直到这对夫妻在1914年遇袭身亡。他的皇位继承人必须发誓，自己当时还未出生的孩子没有哈布斯堡皇室的血统。婚礼之后，这对夫妻继续忍受着哈布斯堡宫廷几乎包含了所有公众生活礼仪的规章制度（对他们来说，这些规定无疑带有冷落和歧视的味道）：索菲从来都不被允许使用大公妃的头衔，而是被称为第一公主，之后是霍恩贝格女公爵。在看戏的时候，她不允许和她的丈夫一起坐在皇家包厢，在用晚宴的时候也不允许和他坐在一起，在他乘坐华丽的金轮马车时，她也不能陪伴他。最让她感到受折磨的是皇帝的管家——蒙特诺福，他自己是拿破仑众多妻子中的一位的私生子，他无所不用其极地监督她落实每一条规矩，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1906年后，当皇帝任命他的侄子为军队的总监察长时，弗朗茨·斐迪南开始打翻身仗，弥补多年来在宫廷受到的冷落。他在二元君主制摇摇欲坠的执行机构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力量集团。除了任命一波关键人物（比如埃伦塔尔和康拉德）之外，这位大公还扩大了他的军事总理府的活动范围，他将它们设立在自己的下宫旁边。在一位充满活力、才华横溢的总管亚历山大·布罗施·冯·阿伦瑙（Alexander Brosch von Aarenau）少校的监督下，军事总理府按照军事化方针和原则进行了重新改组。表面上看，它作为军事信息渠道，为政治情报搜集和一批记者提供掩护——这帮记者专门宣传大公的观念，打压政敌，并试图形成舆论和公开的讨论。该总理府以每年一万件的速度审理信件，它已经升华为帝国的智囊团和这个政治系统的权力中心，有些人将其视为“影子政府”。正如所有的智囊团一样，它也有行动的方向。一项内部调查表明，其主要的政治目的就是消灭任何能够加速哈布斯堡皇朝“国家—联邦之间的分裂”的“可能性意外”。

他们对政治分裂的担忧，实质上是对控制奥匈帝国东半部分的匈牙利上层集团由来已久的敌意的担忧。1866年，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后形成的这种二元政治体系，成为大公和他的谋士们公开的批评对象。在弗朗茨·斐迪南眼中，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权力被集中在傲慢自大且并不属于忠实的政治伙伴的马札尔领导者手中，这就导致哈布斯堡其余9大官方民族被边缘化和排斥。当布罗施·冯·阿伦瑙被任命之后，他集结了一批愤愤不平的非马札尔学者和专家；军事总理府成为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信息交流所，专门针对匈牙利王国欺压性的少数民族政策。(https://www.daowen.com)

这位大公开诚布公地表明了他试图在继承王位之后重新规划帝国内部系统的意愿。他的主要目标是毁掉或是削弱匈牙利在帝国东部的领导权。弗朗茨·斐迪南还一度支持强化斯拉夫人的影响力，如在帝国内成立了一个以克罗地亚人（因此天主教成为主要宗教形态）主导的“南斯拉夫国”。正是这样一个念头，点燃了他的对手的敌意——信奉正统的塞尔维亚人。然而到了1914年，他似乎放弃了这项计划，转而进行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将帝国变成一个包括15个成员国（大多数“成员国”内都有斯拉夫民族）的“大奥地利合众国”。

通过削弱匈牙利人的地位，大公和他的智囊团希望能够强化哈布斯堡皇朝的权威，与此同时，恢复少数民族对帝国的信心和忠心。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项工程——当然匈牙利人对此并不乐意，我们确实能够由此看出大公的激进目的，他的继承将摆脱1914年之前十几年浑浑噩噩的政治局面。同时，大公也成为统治阶层的众矢之的。皇帝拒绝支持任何对1867年二元协议的篡改，因为在他眼中，这项协议是他本人早年执政到现在经久不衰的典范。

弗朗茨·斐迪南的国内改革计划同样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形成有深远影响。他相信，目前帝国体制上的缺陷以及对激进的国内改革的需求，决定了坚决不能实施冲突对抗的外交政策。因此，弗朗茨·斐迪南坚决反对激进冒险主义的康拉德。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正是弗朗茨·斐迪南本人（当他还是监察长时）将康拉德提拔到总参谋长的位子上的，让他从许多看似更合适的人选中脱颖而出。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才普遍错误地认为，奥匈帝国背后的战争贩子是这位大公。这两个人的确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例如平等对待少数民族，以及对高龄军官的退休金计划。私下里，弗朗茨·斐迪南也非常喜欢康拉德，部分原因是后者对他的妻子十分尊敬，抱有同情（这位皇位继承人一般喜欢通过人们对他不被看好的婚姻的反应和态度评判对方），而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或许是同病相怜），康拉德欣赏大公的非正统婚恋。但在国土安全和外交问题上，两人的意见可谓南辕北辙。

在康拉德的眼中，军队是专门的现代战事工具，必须要完全达到现代化，要有实战能力，为下一场大战未雨绸缪；而对弗朗茨·斐迪南而言，军队主要是用来维持国内稳定的。通过成立无畏舰舰队，作为海军主义者的弗朗茨·斐迪南决心加强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的统领地位，而康拉德却认为组建海军是在浪费资源，资源应当用于军队建设。他曾对大公说：“一次最漂亮的海上打击不会弥补陆上作战的失败。”与康拉德不同，弗朗茨·斐迪南反对兼并波斯尼亚。1908年8月，他对埃伦塔尔说：“从我们不尽如人意的国内形势来看，我坚决反对所有类似的权力闹剧。”10月中旬，当塞尔维亚对兼并事件做出激烈的反应时，他告诫埃伦塔尔，不要让危机升级成一场战争：“如果战火燃起，我们绝不是受益方；然而在英国（或许还有意大利）居心叵测的撺掇下，那些巴尔干的讨厌鬼们似乎正将我们拉入军事冲突的泥潭。”他向阿伦瑙坦言，如果能给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一些颜色，那当然是很好的，但如果它们会让帝国卷入一场欧陆大战，或是一场拥有“两三条阵线”的、旷日持久而让人弹尽粮绝的冲突，那么这些“小打小闹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他警告称，康拉德必须克制。1911年12月，康拉德要求奥匈帝国趁利比亚战争攻击意大利，导致了冲突的激化。康拉德被皇帝免去官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朗茨·斐迪南对他失望透顶。

弗朗茨·斐迪南最有影响力的盟友是哈布斯堡新任外交大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贝希托尔德是个相当富有的贵族，他拥有独到的品位，是温文尔雅、有贵族气质的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当时仍然在奥匈帝国的上层管理集团中拥有显赫地位。他的性格小心谨慎，甚至有些畏首畏尾，因此他天生并不是政治家的料。他真正的爱好是艺术、文学和马术。他之所以从事外交工作，并不是因为对私权和声誉的渴望，而更像是在对皇帝和外交大臣埃伦塔尔表达自己的忠心。每当被提拔到需要更高资历和承担更多责任的职位时，贝希托尔德都表现出勉为其难的样子，而这毫无疑问是发自内心的。

从行政机关调到外交部后，贝希托尔德在驻巴黎和伦敦的使馆供职，1903年又来到圣彼得堡。在那里，他成为埃伦塔尔的亲密盟友，而埃伦塔尔自1899年以来便担任驻俄大使。圣彼得堡的工作正巧顺遂了贝希托尔德的意愿，因为他积极支持俄奥同盟。奥匈帝国与俄国的和谐关系的基础在于，在诸如巴尔干地区等存在潜在分歧的地区问题上保持合作。贝希托尔德认为，这种关系对帝国的安全和欧陆的和平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埃伦塔尔在圣彼得堡的同僚，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因为他确实在两国巩固良好关系的努力中发挥了作用。当埃伦塔尔要离开前往维也纳担任外交大臣时，贝希托尔德欣然接受了大使的职位，并坚信他的观点和维也纳那位新任大臣完全吻合。

然而1908年，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关系急转直下。在贝希托尔德任职的前18个月里，两国关系还算和睦，尽管有事实表明，伊兹沃尔斯基正与奥匈帝国分道扬镳，转而采取一项新的大陆策略（这项新策略的基础是1907年俄国与英国之间新签订的协议）。然而兼并波斯尼亚引发的危机，摧毁了进一步与俄国外交大臣合作的所有契机，同时破坏了缓和双方关系的政策（而贝希托尔德正是因这项政策才答应任职的）。埃伦塔尔曾试图冒着与俄国翻脸的危险，维护奥匈帝国的威望，贝希托尔德对此深表遗憾。1908年11月19日，在一封呈给外交大臣的信中，贝希托尔德直截了当地进行了批判。他写道，鉴于“俄国不断膨胀的泛斯拉夫主义民族心理”，如若进一步采取“积极的巴尔干政策”，那么这必然会“对奥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使他在圣彼得堡的工作变得“步履维艰”。其他人或许能够通过个人魅力或诚挚态度来修复双方的关系，但对于“像我这样资质平平的人来说，这似乎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最后，他附上了一个请求：等局势恢复平静之后，他不再担任此职。

按理说，贝希托尔德应该在圣彼得堡待到1911年4月，但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的负担。象征着20世纪初显赫政治人物社交生活的奢靡财富对他来说已经开始变味。1910年1月，他在特克拉·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夫人（Countess Thekla Orlov-Davidov）的住处参加了她举办的一场巨大的豪华舞会。那栋建筑是一位著名建筑师模仿凡尔赛宫建造的，所有的舞厅和走廊都被成千上万朵鲜花点缀，它们来自法国里维耶尔的花房，是斥巨资用一辆特殊的火车装载，一路穿过寒冷的北方运送而来的。对这位富有的艺术鉴赏家和狂热爱好者来说，这等无度的挥霍反而让人无法忍受。当贝希托尔德离开圣彼得堡返回他在布赫劳的住所时，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解脱。然而这种放松状态仅持续了10个月。1912年2月19日，皇帝召他到维也纳，指派他接任埃伦塔尔，担任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

上任之后，贝希托尔德仍希望修复和俄国之间的关系。诚然，他相信自己能够如愿以偿，这也是皇帝指派他成为外交大臣的动机。新任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杜格拉斯·图尔恩伯爵（Count Duglas Thurn）是这项政策的支持者。不久后贝希托尔德发现，他已然成为弗朗茨·斐迪南的坚实盟友，后者很快便向这位新任外交大臣靠拢，给他提出了许多建议，赞扬他比“他恼人的前任们（戈武霍夫斯基和埃伦塔尔）”优秀得多，并支持在巴尔干的缓和政策。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才能与俄国重修于好：俄国公使尼古拉·哈特维希鼓吹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包括在哈布斯堡皇朝内煽动民族情绪；最重要的是，俄国特工已经背着奥地利人，苦心建立了针对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巴尔干联盟。尽管如此，外交部的新鲜血液还是愿意着手进行意见交流。1912年4月30日，在对匈牙利代表团的讲演中，贝希托尔德宣称，他的政策“是倡导稳定与和平的政策，提倡对现有问题进行对话，避免干涉和打击”。

巴尔干战争正是对这些承诺的有力检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阿尔巴尼亚。奥地利人恪守成立独立阿尔巴尼亚的诺言，因为他们希望后者能够成为奥匈帝国的卫星省。然而对塞尔维亚政府来说，他们也想力保这块连通中心国土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狭长土地。在1912~1913年巴尔干冲突时期，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北部进行了多次进犯，引发了国际危机。事情的结果同样导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奥匈帝国也曾想满足塞尔维亚的需求（或仅仅对要求予以重视），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塞尔维亚由于在南部和西南部获得了新的领土而士气大增，逐渐成为一个有威胁性的存在。

奥匈帝国对贝尔格莱德的胜利表现出愤怒情绪。1913年秋，被塞尔维亚用武力征服的地区传来坏消息时，这种敌对状态再一次加强：奥匈帝国总领事杰里茨卡（Jehlitschka）从斯科普里发来报道，称那里发生了针对当地居民的暴行。其中一份报道还提到，10个小村庄被摧毁，那里的所有居民都惨遭屠杀。那些人被赶出村庄，被排成一排并扫射；房屋火光连天，但凡有妇孺从火光中逃出，便会被刺刀刺死。这位总领事称，总而言之，参与射杀平民的是军官，而对妇女儿童的杀戮则由士兵执行。另外的消息来源描述了塞尔维亚军队占领戈斯蒂瓦尔（阿尔巴尼亚奋起反抗塞尔维亚侵略者的地区之一）之后的行为。有大约300名戈斯蒂瓦尔穆斯林被捕，并在夜间被分成二三十人的小组，带离城区；之后，他们有人被枪托猛击而死，有的被刺刀刺死（因为如果开枪，附近的居民会被惊醒），然后统统被扔进事先挖好的巨大墓坑中。这些人与起义并无干系。杰里茨卡认为，这并不是自发的暴力行为，而是“一场血腥而有组织的种族屠杀或灭绝行动，这些人背后应该有发号施令的人”。正如我们所见，这样的报道与该地区的英国外交人员的报道如出一辙，而它们不可避免地对奥匈帝国领导层的情绪和态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1914年5月，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诺维奇称，就连法国大使都向他抱怨塞尔维亚人在新兼并地区的不当行为；希腊、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同僚也纷纷表示不满。塞尔维亚名声的败坏可能“产生极坏的影响”。帕希奇和他的大臣们摇唇鼓舌，对此进行了否认，而这种行为反而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政府要么是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要么无意对这些行径进行阻止或是展开调查。让人感到可笑的是，维也纳的报纸上刊登的领导人文章建议塞尔维亚政府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并通过安抚政策使他们归顺。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公使在呈给贝希托尔德的一封信中说，这样的建议对于“文明国家”来说或许还有些作用，但塞尔维亚是“犯罪和杀戮已经被制度化的国家”。关于暴行的报道对奥匈帝国政治的影响很难预测，维也纳的领导人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这些行径与他们眼中典型的塞尔维亚作风并不矛盾。此外，从政治角度看，他们还一再强调塞尔维亚领土扩张的非合法性。

尽管如此，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在1914年春夏之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那年春天，贝尔格莱德的情绪尚且稳定，这反映了巴尔干战争之后该国家还未完全从战争的疲态中恢复过来。5月，面对新征服地区的不稳定和军民之间的冲突，贝尔格莱德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内的稳定。在1914年5月24日的报道中，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斯尔男爵（Baron Giesl）认为尽管塞尔维亚在阿尔巴尼亚边境布置了重兵，但这还不足以让人担心未来会发生侵略战争。而3周后的6月16日，贝尔格莱德的陆军武官格利内克派遣的部队打破了宁静。一时间，在外度假的军官被悉数召回，居民被禁止离开他们的住所，军队蓄势待发，形势一触即发。但这并不足以表明针对奥匈帝国或是阿尔巴尼亚的侵略意图。因此，南线还是和平的。

从奥地利人那里同样无法察觉要发动战争的迹象。早在6月，贝希托尔德命令一位外交部高级首领弗朗茨·马特申科男爵（Baron Franz Matscheko）起草一份声明，阐述帝国对巴尔干问题的关切所在，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份在咨询福尔加奇和贝希托尔德的基础上完成的“马特申科备忘录”于6月24日被呈到了外交大臣的办公桌上，也成为我们了解1914年夏维也纳主张的最清晰的材料。这并不是一份鼓舞人心的文件。关于巴尔干问题，马特申科仅指出了两点积极因素：奥匈帝国与“最终从俄国的催眠下苏醒”的保加利亚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但阿尔巴尼亚并没有完全遵循成功的建国模式，其国内骚乱程度以及目无章法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此外，阿尔巴尼亚人普遍认为，无外部势力的干预，良好秩序的建立便是空谈。其余所有问题几乎都是消极的。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走向强盛和扩张的塞尔维亚成为空前的威胁，罗马尼亚的舆论正中俄国的下怀：罗马尼亚何时能够正式与三国同盟决裂从而投入俄国的怀抱，成为人们应当警觉的问题。奥匈帝国时时刻刻都承受着俄国政策的压力。当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势力已经被摧毁，俄国暗中资助巴尔干联盟的唯一目的就是对最后的奥匈帝国进行肢解，而俄国早已对帝国的土地虎视眈眈，妄图其成为自己的卫星省。

那么奥地利人提出的补救措施是什么呢？备忘录集中回答了4个外交问题。第一，必须让德国站在自己的一边，支持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柏林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忽略维也纳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面临的艰巨挑战，因此他们的态度必须有所转变。第二，罗马尼亚应当明确表态自己站在哪一方。俄国人已经在向布加勒斯特示好，希望能够拉拢一位新的同盟对付奥匈帝国。如果罗马尼亚人倾向于自己一方，则需要尽快告知维也纳，以便后者做出部署以加强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匈牙利东部其他地方的防御力量。第三，奥匈帝国必须尽力与保加利亚之间结成同盟，以对抗俄国和贝尔格拉德之间关系的深化。第四，必须通过使用经济特许权等手段，把塞尔维亚从对抗政策中拉拢过来，尽管马特申科仍然怀疑这种方法能否平息贝尔格莱德的敌对情绪。

“马特申科备忘录”体现出一种偏执的妄想，这种妄想奇怪地将强硬的姿态和宿命论融合在一起。许多同时代的人都发现，这是20世纪早期维也纳盛行的一种情绪和文化产物。但并不等同于维也纳承认战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不能说明他们渴望战争。正相反，他们所关注的是外交手段和目标，这与维也纳给自己的定位是相吻合的——“通过对话实现和平的政策”的倡导者。

另外，1912年12月被重新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康拉德仍然固执地坚持他的战争政策，但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日薄西山。1913年5月，反情报军事部门前长官、布拉格第八军团参谋长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Colonel Alfred Redl）被发现向圣彼得堡定期汇报奥匈帝国军方的高级别机密，包括所有的动员计划。这次丑闻直接影响了外界对康拉德作为军事管理者的管理能力的质疑，因为这一级别人员的所有任命都是他的职责。雷德尔为人浮夸、轻率，是个同性恋者，他的联系人名单上都是重量级人物，这很容易让他成为俄国情报人员胁迫的对象。有人或许会问，这一行径是如何逃过康拉德的注意的？因为他从1906年就开始负责监督雷德尔的工作了。众所周知，康拉德对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多少兴趣，他与绝大多数高级军事人员只是泛泛之交。为了弥补他的失误，他将这位上校召至一家旅馆的房间里，递给他一把手枪，向他施加压力，迫使其自裁。雷德尔将手枪瞄准自己，扣动了扳机。这一不光彩的结局让总参谋部永远丧失了从雷德尔那里获悉他究竟向圣彼得堡泄露了什么信息，以及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的机会。

这或许是康拉德的本意。据说泄露奥匈帝国军事秘密的人里面有一个叫切多米尔·扬德里奇（Čedomil Jandrić）的南斯拉夫裔男子，他任职于总参谋部，这个人恰好是康拉德儿子库尔特的亲密友人。切多米尔和库尔特是军事学院的同窗好友，两人经常外出饮酒，寻欢作乐。不断有证据表明，扬德里奇伙同赫岑多夫的意大利情人以及其他若干名圈中朋友，卷入向意大利人出卖军事情报的事件中，这些情报之后不久便被意大利泄露给了圣彼得堡。库尔特本人也可能直接参与了为俄国人效劳的间谍活动，如果圣彼得堡军事区的军情首领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斯韦钦上校（Colonel Mikhail Alekseevich Svechin）的声明可以信赖的话。斯韦钦之后回忆称，奥匈帝国特工为俄国提供了高端的军事情报，包括总参谋长的儿子，据说他潜入了他父亲的书房，搜出了总参谋部的战事规划文件。康拉德家族与这种事情有染，可见能够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当时，库尔特的罪责并没有被全部揭发（如果他自己确实是个特工的话），但在1913年5月的维也纳，由康拉德主持的一次高级别会议上，那位年轻人宣称拒绝向自己人透露重要信息，因此备受谴责。在敦促会议给予当事人最严重的处罚之后，康拉德感到头晕目眩，从椅子上起身，暂时离开了房间。出于自负，这位总参谋长已经被雷德尔丑闻搞得元气大伤，颜面尽失，以至于在1913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异常沉默。

弗朗茨·斐迪南仍然是最强硬的反对战争政策的人，这位皇位继承人比任何人都要努力地在冲淡康拉德在主要决策意见上的作用。1913年2月初，差不多在康拉德重返岗位的6个星期以后，弗朗茨·斐迪南在美泉宫的一次会议上提醒他“政府的职能是维护和平”，康拉德则以他一贯的坦率回答：“但明显不是以任何代价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弗朗茨·斐迪南多次提醒贝希托尔德不要在意这位总参谋长的观点，并派遣他的副官卡尔·巴尔多夫上校（Colonel Carl Bardolff）到康拉德那里，严肃地告知对方，不要“逼迫”外交部“采取行动”。康拉德却认为，这位大公“无论如何也不会支持与俄国开战”，他“并不想从塞尔维亚那里得到一草一木，抑或是一只羊，他的思想太单纯”。两人之间的关系具有越来越浓的火药味。1913年秋，他们之间的对抗已然公开。在一次高层首脑会晤之前，弗朗茨·斐迪南猛烈抨击总参谋长，因为他在没有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恣意修改了军事演习的安排。只有前任总参谋长布罗施·冯·阿伦瑙从中调停，才成功阻止了康拉德的辞职。康拉德被迫离开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大公的一位副官回忆道：“自从雷德尔案之后，总参谋长就心如死灰……是时候该考虑考虑他的葬礼安排了。”在关于波斯尼亚1914年夏的演习问题上经过激烈交锋后，弗朗茨·斐迪南下决心除掉这位让人头疼的总参谋长。如果这位大公能够毫发无伤地从萨拉热窝回来，康拉德可能就会卷铺盖走人了。鹰派群体到时候恐怕就会失去他们最为坚决和专注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呈现良好的态势（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奥匈帝国政府拥有东方铁路公司51%的股份，该公司是之前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领土运作的一家国际化公司。既然大部分控制权已经转移到塞尔维亚手中，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必须就铁路权达成共识（同时还包括谁应当对战争损失赔款负责和如何、是否继续这项工作的问题）。因为贝尔格莱德坚持认为塞尔维亚应全权掌握，1914年春双方不得不进行协商，就价格和运输条件等达成一致。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困难重重，局面不时出现敌对态势，尤其是当帕希奇就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霸道地插嘴、打断协商流程时，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正面报道，在大公前往萨拉热窝时，协商仍在继续。双方关系的另外一个鼓舞人心的改善，是经过了数月的官方争论后，1914年5月底达成的共识：交换双方被指控为间谍罪的一小部分嫌疑犯。这件事的意义并非那么重要，但仍暗示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彼此之间迟早会友好相处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