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俄同盟：危险的关系
1870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为日后法俄同盟在欧洲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几个世纪来，德国所处的欧洲中部都处于一个多方势力各自为战而又不堪一击的状态，而如今，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以新的强势姿态联合起来，屹立于欧洲。1870年的普法战争使德国与法国的关系一落千丈，德国出乎意料地大胜法国，不仅让法国的精英阶层大跌眼镜，也引发了法国文化界的深层次危机感，而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及军方所极力坚持的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成了法德关系中永远无法弥补的一道深深的裂痕。阿尔萨斯—洛林俨然成为法国报仇雪恨的终极符号之一，随之而来的是沙文主义的不断发酵。虽然丢失的领土绝非法国新政策的唯一推动力，但其对舆论不断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对政府高层产生的隐性压力是不可忽视的。当然，即便没有割让领土，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存在也将改变其自身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毕竟在此之前法国的安全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的政策。1871年后，法国不得不在东边寻求与新的稳固势力联合的机会，法国与德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敌对状态也因此深深地融入了欧洲的国际化体系。这种转变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似乎并不大，但欧洲各国却因此步入一个前所未见的全新时期。
鉴于德意志帝国的国土面积和潜在的军事实力，法国政策的主要目标便是：通过建立一个反德同盟来遏制德国的发展。俄国虽然与法国的政治体制大相径庭，但依然是同盟成员的最佳候选人。美国前驻法国大使尤斯蒂斯（J. B. Eustis）在1897年就注意到，在法国“面前有两条路，要么是孤军奋战，以其一己之力面对接踵而来的困难……要么寻求与俄国这个唯一能倚靠的大国的同盟关系”。如果法俄组建同盟，德国将面临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潜在威胁。
德国只有与俄国联盟，才能阻止这种被两面夹击的情况发生。为此，德国、奥匈帝国与俄国于1873年缔结了三皇同盟。但由于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有利益之争，任何与这两国相关的联盟体系都注定无法长久。这也让德国必须在这些潜在矛盾最终爆发的时候，在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做出抉择。如果德国选择亲奥，法俄同盟的发展之路就将畅行无阻。作为德国首相、帝国的构建者，同时掌握着外交决策权的俾斯麦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其于1890年3月离任前相应地调整了德国的外交政策。正如他在1877年夏所宣布的，他的目标是创造一个“除了法国之外，所有大国都依靠于我们，且要让它们因彼此间的利益关系难以形成反德联盟的政治总形势”。为此，俾斯麦推行了一项双面政策：一方面，避免德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发生正面对抗；另一方面，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争斗，为德国尽量创造更多的优势。
俾斯麦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停止了对非洲及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大规模掠夺，使英国不至于与其翻脸；他对于巴尔干地区的权益摆出了毫不在意的姿态，并于1876年12月在国会发表了著名演说，表示巴尔干问题不值得“让波美拉尼亚的士兵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当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1877~1878年的战争引发国际震动时，俾斯麦通过德国国会的力量使各国相信德国有能力成为欧洲大陆的守护者。这位德国首相还通过义务调解战后的领土纠纷，向世人证明，对于德国来说，欧洲大陆的和平与德国自身的稳定同等重要。1887年，俾斯麦构建的大陆联盟体系达到顶峰，德国通过各种各样的协约与欧洲的每个国家都保持紧密的联系。德国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以及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确保了法国始终处于孤立的位置并且无法组建反德同盟，而由俾斯麦促成的英、意、奥《地中海协定》，甚至使德国与英国（经由三国同盟关系）变为了间接的同盟关系。
但无论如何，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并非无懈可击，特别是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为勉强维系的三皇同盟增加了不稳定因素，而19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的保加利亚危机也让俾斯麦的同盟濒临崩溃。1885年，奥斯曼帝国所属的东鲁米利亚爆发革命，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合并。对此，俄国政府极力反对，因为保加利亚领土的扩大将使其更加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而这些地区均是俄国的战略要地。素来与俄国在中亚地区有利益争端的英国则承认东鲁米利亚为保加利亚的新领土。随后，塞尔维亚于1885年11月入侵保加利亚，使原本紧张的事态进一步升温。然而塞尔维亚人非但没有胜利，反而被保加利亚军队逼回塞尔维亚境内，最终在奥匈帝国出面干预的情况下，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才不至于被保加利亚占领。在各方的妥协之下，俄国成功阻止了保加利亚的国土扩张，却不得不接受保加利亚北部与奥斯曼帝国南部土地合并的事实。之后，俄国为了让保加利亚服从自己，甚至采取了包括绑架、恐吓和废黜保加利亚大公在内的一系列举动，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887年春，俄国都完全有可能不顾奥匈帝国和英国的反对，入侵保加利亚并扶植一个新的傀儡政权。而就在俄国政府因为巨大的风险打算放弃发动对保加利亚的战争时，一股巨大的反德舆论风波突然自俄国媒体和社会各界席卷而来，因为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媒体眼中，此时的德国俨然与奥匈帝国一起成为巴尔干地区的最大获益者，也使俄国丧失了对于巴尔干斯拉夫人群体在政治方面的统辖优势。
对德国来说，这一切也是一个教训，巴尔干地区的问题依然存在。保加利亚危机从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潜藏在该地区的巨大矛盾，即发生在一个不算重要的国家身上的细微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两个大国因此走向战争。那么应当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呢？对此，俾斯麦的答案是再次寻求与俄国的友好关系，避免那些能触及共同利益的矛盾，阻挠俄法的交往，并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上做出适当的调整。俾斯麦于1887年与亲德的俄国外交大臣尼古拉·格尔斯（Nikolai Giers）签订了《再保险条约》，以稳固与俄国的关系。该条约规定，德国对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主权提供支持，同时需在俄国与另一国家（奥匈帝国除外）交战时保持中立，由此，德国也能通过双重的条约在与俄国以及奥匈帝国的联盟上进行适当的利益权衡。
但俾斯麦的政策在国内没有得到完全认可。面对俄国强势的姿态以及德俄之间日益浓重的火药味，很多人开始对《再保险条约》提出质疑，甚至连时任德国外交部国务大臣的俾斯麦之子赫伯特也对这个条约有所顾虑。“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赫伯特曾这样向他的哥哥透露，《再保险条约》或许能“给我们6~8周的喘息之机用以抵御俄国”。另外，激进的情绪也开始在军方酝酿，很多人提议积极备战，应对可能来自俄国的威胁。伴随着不断增长的消极情绪、对俾斯麦政策的争论以及舆论的多重影响，一个包括部分政府高层在内的反对派开始形成。很多人质疑，德国为何要同时承担帮助奥匈帝国抵御俄国以及帮助俄国抵御奥匈帝国的责任？没有任何国家会这样做，为何德国永远要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为何唯独德国不能完全根据自身的利益制定相应的完全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策？在反对派看来，俾斯麦精心打造的制衡各个国家的协约体系，其运作效果还不如一台老旧的破烂机器，是一个让德国陷入越来越危险境地的用“破铜烂铁”勉强维系的体系。也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此后接替俾斯麦出任德国首相的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于1890年春宣布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失效。
随着德俄《再保险条约》的终结，法俄关系也迎来了新的转机。当然，在二者的关系中依然存在许多障碍。以独裁政治闻名于世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实行共和制的法国统治阶层显然很难达成共识，同时俄国也对与法国结盟后的利益评估有所质疑。毕竟无论俄法关系如何，俄国应该都能随时获得法国的支持，既然这样，又何必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持而束缚自己的行动呢？一旦俄国与德国真的爆发战争，法国政府是绝不可能袖手旁观的。至少德国当时必须在德法边境增加驻军，从而使俄国的边境压力得以减弱——这可是不需要签订任何条约就能拿到的实际好处。虽然法国和俄国在抵制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上有着相同利益，但俄法两国相隔甚远，难以在对抗英国上有实质性的紧密合作。以法国所处的位置，即便它有意维护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也是鞭长莫及，就更别说维护俄国在北非的利益了。何况在某些问题上，俄法之间的利益矛盾可谓针锋相对。例如，法国的政策倾向于阻断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通航，以防止其最终削弱法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而东地中海地区也使法国和英国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https://www.daowen.com)
但同时，俄国似乎也没什么理由继续以让步的姿态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频繁出现，主要表现在德国针对俄国的粮食进口关税方面，却很少涉及直接利益的问题。俄国与德国的主要争论源于在巴尔干地区与奥匈帝国的对抗，德国的实力成了消除俄奥争端的关键，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问题上，俄德两国联手抑制奥匈帝国可算是众望所归。而这也是三皇同盟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种表现。德国的相对中立性使其相比于法国来说，在俄国人眼里是更有利的盟友。俄国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才选择将其大陆安全政策的第一步放在与德国的结盟上。这也是为什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即便个人对德国和德国人没有任何感情，但依然对各方的压力视若无睹，坚持于1887年签订《再保险条约》。
那么，俄国为何又在法国向其示好时，于19世纪90年代初向对方张开了双臂呢？即便亲德的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提出过改善条约的方案，德国拒绝恢复协议内容的行为还是改变了俄国政策的初衷。此外，1890年6月德国军事法案中规定增加预备役军力18 574人，加之德国宣布废除《再保险条约》等举动，都使俄国感受到了接踵而来的威胁。随着俾斯麦的离任，生性冲动鲁莽的德皇威廉二世大权在握，这个被沙皇亚历山大形容为“无赖的花花公子”的皇帝增加了德国未来外交方向的不确定性。同时，法国提出的大额国债也吸引了俄国沙皇的目光。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让俄国真正动摇的原因是其对于英国将加入三国同盟的担忧。
19世纪90年代初，英德关系迎来战前的最好时期。借由1890年7月1日签订的《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英国与德国之间交换或割让了位于非洲的部分领土主权，德国因此得到了位于北海的黑尔戈兰岛，这引起了俄国的警惕。1891年夏，三国同盟修订；此外，德皇出访英国期间被亲德媒体大肆宣扬，俄国的危机感急剧增强。特别是英国的《晨报》还提到“加入三国同盟，或者说是成为四国同盟的一员”。此外，1891年7月11日的Standard杂志称，英国与德国“自古以来就是朋友，更是盟友”，未来“英国海军将与德国军队联手”，一同捍卫欧洲的和平。随着类似报道的出现，法国与俄国的驻英大使之间也展开了多次交流。对于俄国来说，这意味着英国作为其远东和中亚地区的竞争对手，将要与强大的德国结为同盟，并进而与威胁着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利益的奥匈帝国沆瀣一气。正如法国驻俄大使警告过的，这样一来所造成的局面将是“英国与德国政府在大陆均势政策上达成共识”，并给俄国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英国与德国日渐亲密的关系，加之俄英之间在阿富汗、波斯、中国、土耳其海峡等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关系，都使俄国不得不更加慎重地考虑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为了缓解这种威胁，俄国放下姿态，公开与法国签订合约。曾经与德国修订《再保险条约》的格尔斯在1891年8月19日写给俄国驻法大使的信中，提出了与法国签订合约的想法：三国同盟现在已经发生变化，“英国出于政治目的也或多或少地涉入其中”，这让俄国和法国不得不“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就如何看待对方国家这件事上重新交换意见”。鉴于英国与三国同盟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威胁，格尔斯于1891年夏正式宣布增进俄法两国的互利交往。1892年8月18日，法俄签署军事协定，两年之后，两国最终形成了全面同盟关系。
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有两个地方值得特别关注。首先，法俄联盟的形成动机十分复杂。虽然遏制德国是法国的最大目标，但俄国更看中的是阻挡奥匈帝国向巴尔干地区的扩张。法俄两个国家也都不得不防范，日渐发展的英国与三国同盟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其政策依然带有一定的亲德倾向，毕竟比起与德国为敌，与英国争夺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才是它的终极目标。因此，在俄国的高层中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批亲德派人士——格尔斯就是其中之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表示，如果俄奥之间爆发战争，法俄同盟就将“摧毁”德国目前形成的主权国家，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些弱小的城邦”。这话让格尔斯大惊失色。但总的来说，俄国对于德国的敌意主要还是源于德奥之间的同盟关系以及德英之间的密切交往。直到1900年，关于军事方面援助的条款增加到法俄合约当中，规定如果英俄之间爆发战争，法国必须出动10万兵力到英吉利海峡协助俄国作战；如果英法之间爆发战争，俄国军队必须经由法国出资修建的铁路线直抵印度前线，以压制英军。
其次，1894年形成的这个法俄同盟对于两国关系来说没有什么新的价值。与之前欧洲大陆的两国、三国同盟或者三皇同盟相比，这个同盟主要表现在军事协定方面，规定两国要合并各自的力量以对抗共同的敌人（这一规定于1912年被写入海军法）。同盟的作用不再是“制衡”同盟之间的关系，而是面对并化解来自对立同盟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俄同盟标志着“促成‘一战’拉开序幕的转折点”。
法俄同盟丝毫没有加重与德国之间的矛盾。通过官方及民间的节日互访、宣传政策、文化及贸易合作等方面的交流，法俄两国之间达成了文化上的某种共识。但法俄之间存在的利益分歧依然阻碍着两国间更紧密的合作：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法国外交部长都坚持认为，既然俄国不愿意在帮助法国讨回阿尔萨斯—洛林的主权一事上采取实际行动，法国也就不必在与俄国的同盟中尽太多义务。而对于俄国人来说，也并不想因为与法国的同盟关系而疏远德国，相反，他们恰恰认为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才是上策。在俄国外交大臣的首席助理弗拉基米尔·拉姆兹多夫（Vladimir Lamzdorf）看来，同盟的目的是保证俄国一切行动的独立性，并在保障法国安全的同时抑制其打击德国的气焰。在同盟刚刚成立的前10年里，以沙皇为首的俄国政府首脑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如何以经济和政治手段渗透中国东北地区，并没有太过关注在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利益纷争。更重要的是，被视为促成了法俄联盟的英国也在一段时间内试图阻止欧洲大陆的各势力朝着一致反德的方向发展。俄国为了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地区，与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产生了利益冲突，这也使得与英国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与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