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结束中立

德国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的三个月后，1871年2月9日，英国保守党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就在下议院的演讲中提到了普法战争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他告诉议员们，与普奥战争、法意战争或克里米亚战争相比，普法战争绝非一场“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一次革命，甚至比18世纪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影响还大”。同时他强调，很多外交传统在这次战争后都已荡然无存。“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制衡关系已被彻底破坏，而这其中遭受损失最大、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当属英国。”

迪斯雷利的这席话后来经常被看作对未来与德国的冲突的预言，但我们不能在“一战”爆发的事实基础上解读他的演讲，从而觉得他很高明。实际上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普法战争之后崛起的德国并非其最大的威胁；俄国作为英国的宿敌，在结束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之后，又开始对英国图谋不轨。而依照英法于1856年参与签订的《巴黎和约》所规定的内容，黑海已经“正式永久地禁止”包括俄国所属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该海域内驻军。该条款的目的在于削弱俄国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威胁，并防止俄国干扰英国通往印度的海陆线路。而随着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战败，该条约的政治基础也土崩瓦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再承认《巴黎和约》，对于俄国的黑海海域武装化行为也不再加以制止。俄国深知仅凭英国无法继续维护禁止黑海驻军的协约，于是开始了包括组建黑海舰队在内的一系列新动作。1870年12月12日，俄国正式宣布废除1856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并开始建设“新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传至英国。俄国营建的波蒂港位于黑海东岸，这个“全副武装”的备战用港口距离奥斯曼帝国边境仅几英里。

至此看来，俄国新一轮的扩张似乎已经开始，而这一点迪斯雷利在1871年2月9日的演讲中也有所提及。在迪斯雷利看来，200年来，俄国一直是以一种“合法”的政策手段一步步扩张，直到“将国境线延伸到了海岸线”。但目前俄国在黑海地区的驻军则似乎预示着其扩张进入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阶段，即开始将主要力量用在吞并君士坦丁堡、控制土耳其海峡。鉴于俄国“未曾向君士坦丁堡提出任何声明”且“没有任何染指那一地区的政治必要”，迪斯雷利宣称，俄国目前奉行的是一种“不合法且给别国带来祸患的外交政策”。在迪斯雷利看来，俄国并非唯一的威胁，他同时也非常关注美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与野心。值得注意的是，当迪斯雷利提到“德国的变革”时，他并没有以此喻示德国带来的威胁，而是更多地关注这场给“完全工业化的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普法战争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直到1914年，迪斯雷利演讲中所阐述的主题都被视作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1894~1905年，给英国利益带来“最显著和最长期威胁”的不是德国，而是俄国。而对于英国领导者来说，中国问题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和巴尔干地区一样，都是由一个没落的帝国所引发的变革。在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开始入侵中国东北，引发了一连串的区域性冲突，这一系列的冲突最终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达到顶峰。日本获胜后，开始与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力。同时，中国的战败也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欧洲各国在中国加紧瓜分步伐的同时，欧洲本土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

对英国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俄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与非洲相比，中国对于英国来说有着无可复加的贸易潜力，然而俄国的存在却对英国的利益造成了威胁。在国际社会对八国联军（1898~1901年）施压之后，俄国却一家独大地在中国东北占据了更大的优势，故此，这个问题对于英国来说变得更加严重。然而，鉴于俄国的地理位置和其地面部队的先天优势，俄国进一步向东亚进行渗透的步伐根本无法阻挡。在这场新的“竞争游戏”中，俄国看来已经胜券在握。印度是英国的另一个脆弱的前线：英国领导人警觉地注意到，随着俄国的铁路逐渐稳步地向中亚地区延伸，俄国在次大陆享有比英国更好的“军事主导权”。

鉴于俄国在中亚和远东地区坚决实行的反英政策，并且法国也在非洲与英国进行竞争，法俄联盟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眼中钉。这个问题在布尔战争中显得尤为突出，当时英国为了向南非派遣充足的部队，导致了印度北部的兵力真空。1901年8月，一份来自国防部情报局的关于“英国针对法国及俄国的战争所需的军备”的报告中指出，如果俄国发动攻击，印度军队完全没有实力抵抗。更糟的是，（在英国人看来）俄国外交官们不只是好战、野蛮的，更是阴险狡诈、毫无诚信的。“俄国的外交发展史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谎言。”印度事务大臣乔治·汉密尔顿（George Hamilton）于1901年3月就中国问题进行谈判期间这样写道；印度总督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也曾在1903年向身为海军要员的塞尔伯恩伯爵表示：“如你所知，俄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一个长期的、巨大的谎言”。

对于俄国的威胁，英国的应对措施是采取双面政策，一方面与日本和法国发展积极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寻求与俄国的利益共享，以减小来自俄国的威胁。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国和日本都希望抑制俄国的扩张。在外交大臣金伯利（Kimberley）于1895年5月写给英国驻日大使的一封信中，他将日本比作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天然盟友”。20万日军于1895年年底驻扎于中国东北境内，由此给俄国造成的军事威胁与英国在印度北部带给俄国的军事优势相互抵消。同时，日益强大的日本海军也增加了“与俄国抗衡的筹码”，并因此让早已不堪重负的英国海军有了喘息的机会。直到1901年，在长时间的和平相处之后，英日之间终于展开了官方的正式合作；从一开始的海上联合防务协约，再到后来于1902年1月30日在伦敦签署的内容更为全面的协约。1905~1911年，合作不断升级（协约条款也逐渐增多），英日同盟也成为“一战”之前国际社会的另一个特色。(https://www.daowen.com)

出于同样的考虑，英国也决定开始寻求与法国的友好关系。早在1896年，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就曾提出，英国就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交界处的湄公河地区向法国做出让步，这有利于拉近与法国的关系，从而暂时瓦解法俄同盟。而出于同样的目的，英法于1904年签订的《友好协议》（至少对于英国政府来说）也主要是旨在缓解与法国之间的殖民地问题，并同时对俄国产生负面影响，而非旨在反德。为了对该协议表示支持，德尔卡塞也表示，如果法英两国成为协约国，法国将对俄国加以抑制，而且如果俄国与英国开战，法国将不会向前者提供帮助。正如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所说，人们有理由相信英法联盟比英俄联盟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在借力日本平衡俄国的同时，也与俄国签订利益分享协议，用以应对俄国的威胁。而这之间并无矛盾。正如时任英国外交部常任副大臣的托马斯·桑德森爵士（Sir Thomas Sanderson）于1902年5月写给英国驻俄大使的一封信中所说，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但“我们更希望（俄国）看到我们的实力”，这将“更有利于（英国）对当前局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英国国防部一直都在设想中亚地区可能产生的最坏情况，并于1901年12月向英国内阁发出警告：俄国有能力向特兰斯卡斯皮亚和赫拉特地区调配20万大军。而为了抵御这一可能到来的军事威胁，英国将被迫在印度增设5万~10万的兵力，这对当时正需大幅削减开支的英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而俄国向着阿富汗方向修建铁路的“疯狂步伐”也预示着英国在这场竞争中将迎来更多的挑战。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时，英国的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强。俄国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上都没能占据日本的上风，而这也加剧了英国的担忧。基钦纳子爵就曾担忧：俄国会不会通过进军印度，为其挫败于日本的耻辱找回一些安慰？这样看来，印度需要大规模增兵：到1905年2月，据印度政府粗略统计，英国在印度的驻军预计需达到211 824人。这种增长带来的支出是巨大的，根据基钦纳的测算，为了阻挡“来势汹汹的俄国军队”，英国需要花费“2 150万英镑的军费”。对于在1905年上台时刚刚承诺过要削减军费、扩大内需的自由党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然而如果英国无法再用武力保卫印度北部的边境线，那么它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抵抗俄国进攻的非军事手段，以保证印度的安全。

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给出了一种两全的方法。随着俄国的战败及其国内发生的动荡，在印度增兵以防范俄国的想法也变得不再那么必要了。1905年上台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指出：“俄国在欧洲重新恢复元气的过程中，希望对于咱们的态度能够优于从前。”到1906年，格雷已成功地将在印度增兵的方案废止了。

英国这种多变的政策调整过程中，有一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无论是与法国的《友好协议》还是与俄国的双边对话，都没有被英国领导人视作反德的筹码。在英国的考量中，德国带来的威胁只是伴随着法国和俄国而产生的，德国政府的动作都是协同俄国和法国一同反对自己的。例如在1895年春，德国与法俄一起将日本逼退回甲午战争中其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内；又如在1897年，德国出乎意料地占领了山东胶州——当时伦敦（官方）认为这是出于俄国的默许与指示。在这些事例当中，德国都与法俄默契配合，进行反英的动作。不仅是在中国战区，在世界其他地区，德国对于英国来说，所带来的更多的是外交上的压力而非切实的利益掠夺。换句话说，“英德之间的对抗”并非英国政策中主要关注的内容；实际上，直到1904~1905年，英国还无暇顾及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