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后来居上的帝国
在俾斯麦时代，德国的外交重心主要在于防止其他大国组成反德联盟。各国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也使他的目标相对容易实现。法国与英国的竞争让法国有些无暇顾及德国；俄国对英国的敌意也使其目光从巴尔干地区转移开来，从而避免了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作为欧洲大陆的强国之一，只要德国本身不想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它完全可以保全自己不至于陷入非洲、中亚和中国的区域争斗的泥潭。而只要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多保持一天竞争的关系，德国就能多一天在其中渔翁得利。这种现状维护了德国的和平稳定，却也让德国的领导者们开始有些蠢蠢欲动了。
但俾斯麦的政策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一政策需要德国在面对其他大国在非洲、亚洲和其他地方展开争斗时始终视若无睹，而且在其他国家分享世界其他地区的战果时，也只能做个局外人。这都需要德国在各个国家之间巧妙地周旋。而这很容易由于某些失误导致国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并使执政党失去选民的支持。毕竟对于当时的德国中产阶级来说，建立殖民地能带来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能具备移民条件及贸易上的优势，是让人梦寐以求的。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德国对于压在其身上的权力与政治的束缚稍作反抗，都会受到其他大国的强烈抵制。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应当再次审视德国这一“姗姗来迟的帝国”与其他大国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但是重要的特质。借助本国的广阔土地、富饶物产和与尚在扩张中的德国相比更为雄厚的军力等优势，英、法、俄三国都掌握着为国家赢得巨大利益的资本，并在国际社会中独占鳌头。英国可以通过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权益让步与法国搞好关系，俄国可以通过与英国划分在波斯地区的势力范围而赢得话语权，法国则可以通过将北非的领土划拨给意大利而赢得更多的盟友。至于德国，则没有这么“财大气粗”，作为后起之秀，它已经很难在这个早已被瓜分殆尽的利益市场占据有利位置了。即便它只想从中得到一些蝇头小利，也往往遭遇来自其他大国的巨大阻力。
例如在1884~1885年，当德国希望通过购买殖民地来满足帝国主义的胃口时，却遭到英国不屑一顾的回应。1883年，不来梅商人海因里希·福格尔桑（Heinrich Vogelsang）曾购买了一片今属纳米比亚的安哥拉海岸地区，在此后的那年中，俾斯麦曾询问英国政府是否承认德国对该地区的主权，而英国的答复一直很简单：英国不希望有任何其他国家在葡属安哥拉地区和英属开普敦地区之间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对此，德国随即也以两个问题针锋相对：英国凭什么证明自己的殖民地所属权？如果不承认此地属于德国，那么英国政府能否承诺保护该地区的德国公民？几个月之后，英国政府才迫不得已给出回应，对此，俾斯麦显然大为不满，其实他完全不用将此事放在心上：1895~1896年，英国与美国就委内瑞拉边境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时，也是以这种傲慢粗鲁的态度给美国泼了一盆冷水。之后，当德国以雷厉风行的态度正式宣布其对于该殖民地的掌控时，英国政府立刻表示抗议，英德之间的关系由此日趋紧张。最令俾斯麦气愤的是，英国这种举动无疑是在推行“非洲版的门罗主义”。随着大臣们的接连施压，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被派往英国展开谈判。而英国由于面临其他更严重的危机（俄国对阿富汗的觊觎，加之在非洲地区与法国关系的僵化等），无暇再与德国纠缠，终于决定做出让步。这次的危机虽然安全度过，但欧洲大国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却也可见一斑了。
或许是出于希望挣脱俾斯麦政府给德国造成的自我束缚的原因，德国于1890年废除了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这一年德国的政局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俾斯麦卸任首相一职，由列奥·冯·卡普里维接任，德皇威廉二世执掌政权，这一切都给德国的外交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但19世纪90年代初的“新政”最初可谓摇摆不定，加之俾斯麦突然卸任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状况，实权实际上落在了当时在外交部机要部门的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身上。霍尔斯泰因坚持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加紧巩固与奥匈帝国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与英国方面的一系列协约尽可能地缓解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局势，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与英国建立全面联盟的关系。他的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是争取最大限度的独立。与英国结盟很有可能意味着成为英国的“替罪羊”，就像在“七年战争”期间，身为英国盟友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最终发现自己被几个强大的敌国四面环伺。值得注意的是，霍尔斯泰因的亲信伯恩哈德·冯·比洛在1890年3月曾表示，德国“不应该依靠其他国家”。与英国达成合作协定的代价将意味着德国放弃了对殖民地的控制权，而这恰恰是卡普里维愿意付出的代价。
自由政策看起来是无害的，但实际上它的风险巨大。1891年夏，德国发现自己的盟友意大利正在与法国秘密会谈，以图在未来争夺北非殖民地的过程中得到法国的支持。与此同时，德国接到消息称法国外交人员从海路抵达俄国的喀琅施塔得港，并受到俄国媒体和民众的热烈欢迎。而1892年建立的法俄军事协定则表明，即便英国与这两个国家只是表面上的合作，也将极大地增加德国落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的可能性。更值得德国警惕的是，虽然法国和俄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加深，但也并未因此带给英国“必须与德国结盟”的压力；非但如此，英国政府甚至开始对法国和俄国先后采取绥靖政策。1891年法国舰队在访俄后回国的路上顺便象征性地造访朴次茅斯，为德国政府增添了更多的忧虑。
德国到底是否有能力在不借助其他盟国的力量下突破重围呢？卡普里维给出的答案是要进一步加强德国的军事防御能力。1893年的军事法案使军队扩充到552 000人，比10年前增加了15万人，同时军费开支已是1886年的两倍。但这些增长并不是某种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只是单纯地为了起到威慑作用。
德国高层之间在对于扩军所可能产生的外交影响问题上也争论不休。鉴于与法国改善关系已是痴人说梦，那么德国是否应该寻求英国的支持，或者从与俄国的联盟中找到发展之路？然而，这两种可能性的结果都令人失望。被德国高层寄予厚望的俄德贸易条约在1894年春宣告订立。迫于德国农业界的强烈抗议，德国政府通过此条约，这对两国的贸易增长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这并没能削弱俄国与法国的联盟关系，相反，俄国将这个条约视为受众的政治筹码，打算借此在德国处在外交劣势时进一步从中牟利。
与英国的外交往来也丝毫不轻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卡普里维在德国外交上推广的“自由政策”让英国变得更自由了，相比之下德国反而显得被束缚了手脚。法俄两国之间的同盟局面让英国得以在欧洲大陆各国间更有效地周旋，也降低了其与德国结成稳定同盟的必要性。英国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主动与德国寻求合作，但这与德国所给予的全方位的同盟关系支持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例如1901年，英军在南非无法抽身，俄国借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急于寻求德国的援助，赶忙在内阁中发布了一份密约，所涉及的内容是关于在特定的情况下（例如俄国与日本发生战争时）与德国结盟，以便联合英德两军的力量共同对抗俄国。此类密约被送至德国进行试探，但德国不愿意卷入任何反俄的事务当中，因为怕就此成为欧洲大陆各国的众矢之的，而如果真的面临那种情况，英国海军对他们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令当时德国首相比洛最忧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抵消英德结盟后带给法俄同盟的威胁感。这正是阻挠英德之间构建同盟的根本性问题。
另一个更长远且更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德国致力于扩张在欧洲以外的利益地盘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英国的抵触。当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 Hamid）委托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建设一条从安纳托利亚到孔亚的铁路（巴格达方向）时，英国政府怨声载道，他们认为这个融资项目“未经允许就侵犯了英国的权益”，因为新铁路将会重创英国投资建设的士麦那铁路的收益。因此，在众多纠纷中，英国的决策者得出结论，尽管大英帝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和“最为核心”的，但德国总是“更奢侈”一些，后者劲头十足的行为背后一定是其他势力在挑唆。关于1894年5月12日签订的英刚（刚果）条约（通过该条约，英国获得了连接乌干达和罗得西亚的25千米宽的走廊地带）的纠纷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条约原本打算消除法国对尼罗河上游的企图，不料英国划分领土的警戒线却紧逼德国在东南非洲的地盘。德国只好通过协商向对方施加压力，英国最终退避三舍。这样的结果对于渴求民族自我主张的德国媒体来说是鼓舞人心的，同样，它也坚定了德国决策者们的信念——勇敢地反抗英国才是维护德国利益的不二法则。
1894~1895年发生的德兰士瓦危机是英德关系紧张局面达到顶峰的象征。在英国控制下的好望角殖民地和相邻的南非布尔共和国（即德兰士瓦）之间，积累着由来已久的矛盾。尽管德兰士瓦的独立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包括英国），然而好望角殖民地的统治者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却因觊觎19世纪80年代在那里发现的巨大的黄金储量而试图兼并北面的邻居。由于德国殖民者在德兰士瓦的经济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并且德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占据所有国外投资的1/5，因此柏林政府能够在该独立共和国维持自身的利益。1894年，柏林计划投资修建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将被内陆包围的德兰士瓦和葡属莫桑比克的德拉瓜湾连接起来，引发了来自伦敦的抗议。当英国政府考虑通过兼并德拉加湾攫取这条并不受欢迎的铁路的控制权，并拒绝任何稀释他们在该地区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的安排时，德国则坚决支持德兰士瓦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另一次摩擦发生在1895年。当时英国驻德国大使爱德华·马来特爵士（Sir Edward Malet）在谈到德兰士瓦时，将其定义为英德关系的瓶颈，并且隐晦地指出：如果德国拒绝让步，则不排除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最终，英国在1895年12月向德兰士瓦发动了一场失败的进攻，从而引发了一次全球性危机，德国政府也因此被激怒。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未正式批准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发动袭击，尽管至少有一名英国政府官员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提前获悉了此事。英国发动的袭击以失败告终：詹姆森的手下很快就被击垮，成为德兰士瓦士兵的俘虏。正如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情形，柏林人普遍相信英国是这次来犯的幕后主使——尽管白厅官方否认了这一点。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德国政府以德皇的名义向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发去了一封私人电报。后来人们知道，这封“克鲁格电报”向总统致以新年的祝福，并祝贺他“在没有呼吁友方支援的情况下”抵御外侮，保卫了“他的国家的独立性”。
这个言辞温和的电报激起了英国媒体的愤慨，而对于德国人来说却欢呼雀跃，它被当作一种象征——人们终于能够为德国在海外的利益做点儿什么了。但“克鲁格电报”只是一种政治姿态罢了，很快，德国就从与大英帝国在南非的冲突中抽身而退。对于自己的意愿，德国缺乏执行手段。最终，柏林选择了妥协，其在非洲南部的政治未来也就此断送，只为换取英国对某些问题虚假的让步。最让德国民族主义媒体感到愤怒的是，德国政府在1899~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拒绝代表德兰士瓦进行干预，这导致德兰士瓦一败涂地，并被作为殖民地收入英国囊中。(https://www.daowen.com)
因此，德国的孤立状态在19世纪90年代进一步加强。英国的承诺如空中楼阁，法俄同盟似乎极大地限制了德国在欧洲发展自身的活动。然而德国慢热的政客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主要因为他们相信世界列强之间旷日持久的紧张关系无法保证它们能够联合起来对付德国。与其选择以睦邻友好的政策打破孤立无援的状态，德国的决策者们宁愿另辟蹊径，选择以加强自身实力为指导方针的道路。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决定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和相对的衰微后，海军建设和策略重新成为德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中心。舆论在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在英国，大型舰艇向来是德国的严肃报刊及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们心向往之的。由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风靡一时的“海军至上主义”便是例证。马汉在《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中预言，全球列强之间的抗衡将由大批重型战舰和巡洋舰决定。德皇威廉二世也积极支持海军建设，他本人是一名狂热的航海爱好者，同时也是马汉的忠实读者。在他年轻时的一本画册中，我们会发现战舰的影子，他用热情饱满的铅笔素描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这些漂浮的要塞上架设的巨大枪炮如同发怒一般地工作着。这项工作背后的国际影响也是很关键的：毕竟正是与英国之间无足轻重的矛盾，坚定了德国加强海上军事实力的信念。在德兰士瓦事件之后，德皇开始疯狂地满足自己对舰艇的渴望，他开始盲目地认为所有的世界性危机都需要通过海军实力来解决。
德皇个人对海军事业如此地热衷，但在德国海军管理部门的高层人员中却出现了观念上的分歧。海军内阁首领、海军上将古斯塔夫·冯·森登·比布兰（Baron Gustav von Senden Bibran）和他雄心勃勃的下属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敦促进行大规模的大型战舰建设。与其对立的是行事谨慎的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霍尔曼（Friedrich Hollmann），他是海军的国务秘书，并且负责为帝国国会草拟海军立法议案。霍尔曼仍希望组建由快速巡洋舰组成的海上力量。当蒂尔皮茨将德国海军发展战略视为未来与大英帝国在本土水域附近相抗衡的力量时，霍尔曼的设想则是开发更为灵活和具有远距离作战能力的武器，以保护德国的海外利益。1893~1896年，蒂尔皮茨和他的同僚不断向霍尔曼发起攻势，公开质询他的能力，并不断向德皇进行轰炸式的“进谏”，力申他们的战略规划。在两大阵营之间摇摆许久之后，德皇威廉二世于1897年不再支持霍尔曼，蒂尔皮茨取得了他的位置。1898年3月26日，在一轮密集的宣传攻势之后，帝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海军法案。一改19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规划的折中性和零散性，蒂尔皮茨的帝国海军办公室规划了一项大规模的、长期的建设项目，其主导德国国防经费直到1912年。其最终目标是使德国海军能够与英国海军相抗衡。
在许多研究“一战”起源的作品中，德国开展雄心勃勃的海军项目的决定成为关键。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它或许确实预示甚至解释了1914年冲突爆发的原因。难道挑战英国海上霸权不是一种多余的挑衅行为吗？它只会使两国关系恶化，让欧洲的格局走向极端化。
人们大可以对德国海军战略进行批判，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并不诞生于一种广泛的政治概念，且超越了自身的需求。但这项新的海军项目不但不离谱，还有其根据。德国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除非他们拥有令人侧目的海上实力，否则会一直被别人小觑。众所周知，英国在与德国的沟通中，其口吻一直是居高临下的。比如1897年3月，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助理弗朗西斯·伯蒂爵士（Sir Francis Bertie）——因其火爆的行为而被送外号“公牛”，和德国驻英国的临时大使赫尔曼·冯·埃卡德施泰因男爵（Baron Hermann von Eckardstein）之间举行了一场会晤。在讨论进行的过程中，作为人尽皆知的亲英派人士的埃卡德施泰因（他的穿着打扮刻意模仿爱德华七世，并流连于伦敦的俱乐部）提及了德国在非洲南部利益的问题。伯蒂的反应十分强烈，他声称，只要德国敢动德兰士瓦一根手指头，英国政府就会“不顾一切地”死磕到底（很显然这是指一场战争），以“反抗德国的干涉”。“如果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他继续补充，“整个大英帝国都会团结起来，届时，对于英国的舰队来说，封锁汉堡和不来梅，断绝德国的海上贸易将易如反掌。”
基于此，德国的海军政策不得不被视为阻力和威胁。诚然，新力量的宗旨无疑是反英的，蒂尔皮茨自己也做出了充分的说明：1897年6月，呈给德皇的舰队计划直抒胸臆，即“对德国来说，目前最危险的海上敌人就是英国”，之后几年的各种草拟提案和备忘录中，同样的假设也多次出现。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军事力量的建设通常就是针对潜在的最强大的对手而制定的。直到1904年英法协议签订，法国海军的计划文件仍这样预测：一旦爆发战争，全副武装的巡洋舰就要全速前进，攻击英国商船，使英国本岛陷入饥荒和屈服。1898年，这一景象已经实际发生，英国海军因为需要更多的巡洋舰、克服本国食品供应问题而惊慌失措。
总而言之，德国在1898年之后建立自己的舰队的事实并非是让英国转向与法国和俄国结好的原因。英国决定与法国签订协约并寻求与俄国合作的安排，其压力源于帝国本身。英国的决策者对德国的海军建设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在意或警觉。英国的海军战略并非仅仅针对德国，而是在于维持自己在世界海上列强中的霸主地位，其竞争对手包括法国、俄国和美国。德国的海军建设并没有吸引英国战略家的注意。1905年，英国海军情报指挥官自信满满地说，对德国来说，英国的海上优势是“压倒性的”。1906年10月，英国外交部常任副大臣查尔斯·哈丁认为，德国并没有对英国海军造成直接威胁。次年，英国海军上将A·K·威尔逊爵士（Sir A. K. Wilson）在一篇报道中谈到，英德之间不可能爆发冲突，因为双方都不可能对对方造成“致命的打击”。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同样乐观：根据他在1907年11月的观察，“德国人还没有无畏舰的时候，我们已经拥有7艘了。”“1910年，他们将建成4艘来对抗我们的7艘，如果这几年间他们真的付诸行动，我们仍有足够的时间摧毁那些新鲜出炉的军舰。”就连第一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Sir John Fisher）于1907年写给国王爱德华七世的信中都在自吹自擂，夸耀英国对德国的巨大优势：“英国有7艘无畏舰，其中3艘是所向披靡的，而德国至今还没有着手建造第一艘！”这样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德国占下风是理所当然的事：1898~1905年，当德国的战舰从13艘增加到16艘时，英国的舰船数量则从29艘增加到44艘。蒂尔皮茨曾将目标设定为1艘德国战舰对1.5艘英国战舰，但这目标距实现遥远无期。1913年，德国海军军部单方面下令正式开始英德军备竞赛，蒂尔皮茨对德国与英国的军舰对比比例感到满意，而到1914年，英国的领先地位再一次巩固。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媒体舆论和政界带来的紧迫感，另一方面是因为重视海军军力的人士推动为资金紧张的海军募集资金。
因此，在蒂尔皮茨和他的同僚开展的海军开支合法化的巧言令色的工作，与其收到的微弱效果之间，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德国海军建设旨在为1900年提出的“世界政策”提供支持。这一术语代表着一项聚焦扩张德国影响力（作为世界列强之一）的外交政策，以使德国能够以大国身份同其他列强对话。1897年，历史学家和时政评论员汉斯·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在一篇重要的时评中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人将会被爱国主义唤醒，那些徒有一副空壳的国家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被其他优秀的种族（那些定义了人类精神轮廓的种族）所排斥。”在1897年12月6日的一次颇受欢迎且颇具影响力的演讲中，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比洛传达了一种激昂奔放的信号：“德国将世界拱手让与邻邦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德国海上实力落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它再也不会停留在纯粹哲学统治下的温床里，我们不想置任何人于不快，但我们同样需要在太阳下宣告我们的存在。”
“世界政策”一词似乎一度吸引了德国中产阶级和国家重要媒体的眼球。它之所以会引起共鸣，是因为它浓缩了人们当时最为强烈的愿景。世界政策意味着扩大国外出口市场的需求（当时出口增长势头正颓），意味着摆脱欧洲联盟系统的限制，以更广阔的世界作为展现自己的竞技场。它体现了膨胀的民族性，将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的地区团结在一起，并传达了几乎是被普遍认同的信仰：作为后起之秀的德国，若想在帝国盛宴上分一杯羹，想要得到其他列强的尊重，就必须奋起直追。然而，尽管世界政策含义深远，却从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就连使之成为德国外交政策指导性方针的比洛本人都没有做出准确的说明。他的表述充满矛盾，这说明世界政策与旧的自由政策（同样支持海军扩建）并无二致。前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将军（General Alfred von Waldersee）在其1900年1月的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我打算支持世界政策，如果我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是干什么的。”
1897年后，世界政策的具体实践成就相对微小，尤其是如果我们将其与美国在同时期的帝国扩张相比：当德国确定获得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和中国北部沿海的胶州湾时，美国与西班牙就古巴问题交战正酣，在此过程中，美国于1898年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收入囊中，并于同年宣告了对夏威夷的拥有权；1899~1902年，美国又与菲律宾发生了惨烈的殖民地战争，菲律宾的人口损失介于50万~75万；1899年，美国获得了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并在当地支持下顺势建立了横亘中美地峡的运河，并握有控制权；最后，正如其国务卿的观点，美国对南美洲拥有“实际主权”。比洛兴奋地致信德皇威廉二世，称“对人民和海军来说，这次胜利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将继续跟随陛下，向成为列强的征程、向伟大和永恒的荣耀进发”，而他所谓的“胜利”，指的却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对德国来说都一文不值的加罗林群岛！难怪有些历史学家对德国的世界政策做了如下总结：它的初衷是面向国内舆论的，是加强民族团结，以及用长期的预算投入对国家议会造成压力的手段，使持不同政见者闭上嘴（如社会民主党），借此巩固现有的主导型工业和政治局面。
或许德国在1900年前后制定的政策中最显著的短板是没有看到风起云涌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一步步置德国于不利的。柏林的决策者们在20世纪初仍然自信满满，他们认为，大英帝国和俄国之间的紧张将继续为德国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短时间内，他们保持与圣彼得堡的良好关系；从长期看来，他们则相信英国由于与俄国相抗衡，且面临德国舰队的不断发展，将被迫与柏林寻求更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