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风水轮流转

如果我们假设战前欧洲各大权力集团处在一个紧密的执行机构的安排和管理下，以团结和合作为目的，那么重建它们之间的秩序仍然是让人望而却步的任务，因为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不能被充分认识，除非考虑到所有其他国家。但1903~1914年，整个欧洲的现实情况甚至比这种“国际”模式还要复杂得多。君主的混乱干涉、军事与民事之间含混不清的关系、关键政治家之间对抗性的较量、政治体系中内阁的不团结，加之大众媒体对间歇性危机以及不断升级的安全问题的煽动和批判，使得这段时间里的国际关系变得空前不确定。决策的摇摆和多元的意图不仅给历史学家制造了难题，还为战前几年政治家对国际环境的分析造成障碍。

但我们也不能对此进行过分的观察。所有复杂的政治集团（甚至包括独裁主义者）都容易遭到内部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困扰。关于20世纪美国外交关系的文学作品花费大量篇幅描述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和阴谋诡计。在关于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一项杰出的研究中，安德鲁·普雷斯顿（Andrew Preston）认为当约翰逊以及肯尼迪两位总统对发动战争犹豫不决且国务院的大部分人都反对干预时，规模更小却更为机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却强烈倡导发动战争，他们越过国会的监督，限制了总统在越南问题上的选择范围，直到战争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欧洲在“一战”发生之前的情形在一方面与之具有天壤之别。从牵扯在内的所有紧张关系来看，美国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是责任明确、高度集中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权最终毫无疑问地落在了总统手中。而战前的欧洲则不然，人们反复质疑格雷是否有权力在不咨询内阁或是议会的前提下自作主张。诚然，这些质疑施加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格雷无法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对法国来说，这个问题则更加模糊，外交部、内阁以及总统之间仍然没有达到观点上的平衡，甚至连老道而果敢的普恩加莱都在1914年春面临着别人要将他排挤出决策过程的压力。在奥匈帝国（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在不同政治精英团体组成的蜂巢结构上来回游走，它的停留取决于谁能够形成更有效和果断的联盟。在这些例子中（包括德国），“至高无上”的皇权并没有得到体现，反而被体制内的权力关系搞得模糊不清。(https://www.daowen.com)

与古巴导弹危机一样，这并不是两大相互较量的超级大国伸张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不同势力之间在相对不了解彼此意图的情况下展开持续而急切交往的过程，这一过程缺乏自信和信任（甚至在联盟中也是如此），相反，充满过多的敌对和偏执。各个国家内部权力的流动性及其外化在不同国家之间，加剧了群雄关系的不确定性。或许外交部门中的异议和雄辩确实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因为它们的质疑和反对或许会被一个更有秩序的政策环境所压制。但风险也的确是大于益处的：在充满潜在冲突关系的环境中，当双方的鹰派都占据了命令过程的主导方面时（正如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以及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一切），快速而出其不意的事态升级将会是唯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