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袭利比亚
1912年1月5日一大早，住在利比亚沙漠一处帐篷里的乔治·弗雷德里克·阿博特（George Frederick Abbott）就被喊叫声和枪声惊醒，他赶忙跑到阳光明媚的帐篷外，发现营地旁的阿拉伯和土耳其士兵正在盯着空中的什么东西——那是一架飞在约600米高空的意大利单翼机，阳光照射在机翼上，熠熠生辉。那架飞机完全不顾来自营地的射击，优雅地继续驶向西南部——意大利入侵利比亚已经有四个月之久。作为英国观察员，阿博特加入了奥斯曼帝国的部队，目的是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历史题材作品。他写道，阿拉伯人“除了开枪之外”，对飞机丝毫不热衷，“他们认为新事物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对此感到奇怪”。这架飞机在一天后又飞了回来，向营地空投了大量的宣传单，这些纸单在空中飘然而下，就像“许多人造的雪花片”。阿博特回忆，那些阿拉伯人“停止射击，弯下腰，迫不及待地捡起传单，希望这些纸片会是钞票”。
阿博特的那些土耳其兄弟十分幸运，因为这些从天而降的只是意大利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投下来的宣传单而已。意大利军队和奥斯曼方面在军事技术上的巨大鸿沟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在利比亚战争的主要行动开展之前，意大利的飞机就做足了侦查工作，确定了敌人的位置和实力，因此意大利人能够通过野战炮兵连或者海上装甲力量对对手予以打击。同时这也是第一场进行空中轰炸的战争。1912年2月，在赞祖尔绿洲和加加莱仕之间的黎波里东南部撤退的奥斯曼帝国军队遭到了意大利P3飞艇的轰炸，溃不成军。该飞艇能够携带250枚烈性炸药制成的炸弹。飞艇扔下的炸弹数量很少，尽管机上的人已经尽全力了，飞行员不仅要驾驶飞机，而且还要拿起放在膝盖间的炸弹，并在瞄准地面敌军之前腾出手来插入导火线。
尽管不是什么最新的科技，但军事探照灯（皇家海军早在1882年就使用探照灯来对付亚历山大港的埃及军队）的出现也可以算作当时另一项高科技武器，且在利比亚战争中得到了杰出的运用。比起飞机和飞艇，它甚至具有更强的战略重要性，因为探照灯的使用阻止了奥斯曼帝国军队发动夜袭，或至少让对方在夜袭时付出更惨重的伤亡代价。一位英国观察家欧内斯特·贝内特（Ernest Bennett）回忆道，他和一小撮阿拉伯士兵沿着海岸的一条小径摸黑回到营地时，他们突然被意大利巡逻兵的探照灯发现了：“这些可怜的阿拉伯人在灯光照耀下的轮廓让我感到黯然神伤。探照灯、大炮、战舰、飞机，这些怪物实在是太可怕了！”
给巴尔干地区带来破坏的一系列战争开始于非洲，而1911年意大利对利比亚的进攻掀开了对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势力进行打击的序幕。不同于埃及（当时属于英国）或摩洛哥（在法国的有效控制下），利比亚构成了奥斯曼帝国中的三大综合省。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言，对巴尔干地区的国家而言，意大利对奥斯曼帝国在非洲的最后领地的毫无缘由的进犯成为一次“破冰之举”。多年以前，人们曾就形成联盟、为逐出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势力举行过会谈，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一直没有突破。只有在意大利的侵犯行为之后，巴尔干国家才有胆量举起武器。当塞尔维亚外交部的前政治首领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Miroslav Spalajovic）1924年回顾这段历史时，他认为意大利进攻的黎波里成为后续战争的肇始：“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只是第一次进犯的演变。”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以前，意大利就一直强调意大利在北非地区的权益。1902年夏，根据《普里内蒂–巴雷尔协议》的条款，罗马和巴黎私下达成共识，在领土重新分配的问题上，法国的目的是摩洛哥，而意大利则要控制利比亚。这项共识确保了与曾是北非问题上的劲敌的意法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1902年3月，英国方面传来消息称，英国承认“利比亚局势的任何变动都与意大利的利益息息相关”。这些保证作为绥靖政策，旨在从意大利入手撼动三方联盟——其最不可靠的一分子。通过这种手段，沙皇尼古拉二世同意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国王于1909年制定的《拉冈尼基协定》。在该协定中，俄国承认意大利在利比亚的特殊权利，以此换取意大利支持俄国自由通行于土耳其海峡的权益。
向那些持激进政治观点的意大利民众宣扬侵略和吞并的政策并不困难。与其他国家一样，意大利的殖民主义正在高歌猛进，在他们的记忆中，“罗马非洲”时期的利比亚就是罗马帝国的粮仓，的黎波里塔尼亚也处于殖民地的中心位置。1908年，位于罗马的殖民办公室扩大了面积，同时升级为殖民地事务中央机构，这标志着政府内部对非洲殖民地问题越发重视。自1909年以后，民族主义者恩里科·科拉迪尼在民族主义机构L’IDEA Nazionale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号召对利比亚采取行动；1911年春，他公开要求入侵并吞并对方。政治精英集团内部也普遍认为，意大利需要找到一片物产丰富的土地，来安置涌出的移民。就连社会主义者都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尽管他们倾向于用“经济需求”这种措辞对此进行掩饰。
然而直到1911年夏，意大利领导人仍然严格地恪守着这个古老国家的传统——意大利不能挑唆奥斯曼帝国的分裂。1911年夏，首相乔瓦尼·乔利蒂仍然坚定地拒绝针对君士坦丁堡采取更激进的姿态和呼声（如在一系列关于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巴尼亚地区利益的问题上），而法国人对摩洛哥问题的干涉则改变了这种局面。意大利外交部相信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要求从利比亚那里得到补偿。一位意大利外交部高级官员指出，法国在地中海局势中表现出的“激进的改良”姿态打破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赶在舆论之前”将继续无作为的政策“合理化”。
刺激罗马采取行动的不是意大利所在的三国同盟，而是由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1911年7月初，意大利人向英国政府抱怨，称奥斯曼帝国在的黎波里的统治成为意大利的一块“心病”（这是欧洲列强的惯常手段，即宣称他们现在的处境是在不公正中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从而将掠夺行为合法化）。7月28日，当意大利驻伦敦大使马奎斯·吉里诺·因佩里亚利（Marquis Guiglielmo Imperiali）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采取实际干涉行动的问题时，格雷的反应是格外支持对方。格雷对大使说，他“与意大利十分有共鸣，鉴于两者之间良好的关系”。如果意大利在的黎波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或是“遭到了强迫”，格雷将会“让土耳其人明确地认识到，他们不会从英国这边得到任何好处”。毫无疑问，意大利人将这些含混的表述视为攻击利比亚的通行证。但格雷一直表现得言而有信：9月19日，他告知外交部常任副大臣阿瑟·尼科尔森爵士，“最重要的事情是”英国和法国都不要阻止意大利的计划。在俄国人那里，意大利甚至得到了更令人愉快的答复。派到圣彼得堡的意大利大使被告知，如果意大利得到了利比亚，俄国将不会做任何干涉；圣彼得堡甚至还敦促意大利的行动要“迅速而果敢”。
因此，意大利首先与协约国国家展开了一系列商讨，却将自己三国同盟的盟友罔顾一旁。9月14日，乔利蒂和马奎斯在罗马达成共识，要尽早行动，以免“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政府觉察”。这种隐而不显的含蓄，德国人并不是没有觉察，而是不希望看到他们的意大利盟友与他们的奥斯曼兄弟之间爆发战争，并且已经采取行动，希望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德国驻奥斯曼首都的大使甚至警告其意大利同人，意大利占领利比亚可能会瓦解青年土耳其组织的统治并引发一系列的动乱，这些动乱会让东方问题卷土重来。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再三要求限制意大利人的行为，并警告他们，鲁莽地占领利比亚可能会在巴尔干半岛导致不乐观的后果；他还提醒对方，他们自己也曾多次强调，奥斯曼帝国的稳定和统一是意大利最大的利益。
桑·朱利亚诺（San Giuliano）深刻地认识到意大利政策中相互矛盾的地方以及奥地利人所担心的“不乐观的后果”。1911年7月28日向皇帝和首相所做的一次冗长的报告中，他权衡了入侵的利与弊。他认为，对奥斯曼帝国地位进行打击的“可能性”会“引起巴尔干人民的反抗，并加速一场被迫让奥匈帝国卷入其中的危机”。这些有先见之明的意见背后的考量并不是真正为奥匈帝国的安全担忧，而是把握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系列军事行动可能会以牺牲意大利为代价巩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尤其是阿尔巴尼亚（在许多方面，该地区已经被视为意大利未来的另一块殖民地）。朱利亚诺的观点认为，巴尔干地区的危险也有积极的一面，即拖延意大利进攻北非的时间。
如果政治原因不足以削弱或瓦解奥斯曼帝国，那么在两三年内，奥斯曼帝国将会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给我们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并且使得针对的黎波里的计划无从谈起……
该观点最惊人的一点是其完全缺乏依据。诚然，奥斯曼帝国政府正在努力让已经淘汰的舰队实现更新换代，打造一艘现代化战舰的订单已经在英国人手中，并且政府还准备从巴西购买另外一艘。但与意大利的海军建设计划相比，这些努力相形见绌，更不用提意大利舰队当时的实力。假设奥斯曼帝国撼动意大利在东部地中海的海军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朱利亚诺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列强在海军实力上的平衡的基础上，毋宁说它根源于一种时代的恐惧症：我们可以在那个时代的许多欧洲国家中发现它，那是一种觉得时间将被耗尽的紧迫感，人们认为自己的财产正在耗散，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任何的拖延都一定会带来严重的惩罚。(https://www.daowen.com)
因此，在一系列小规模的海军冲突之后，1911年10月3日，停泊在的黎波里港湾前的一群意大利战舰响起了出发的号角。其中一艘战舰上的意大利指挥官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枪手冲向前取枪，搬运工冲向军火库，信号员也都各就各位。”炮弹被搬运到排炮前，白色的弹壳，尖端是红色的，被整齐地码成一堆。在下午3点13分，“贝内代托·布林”号战舰首先在红堡打响了第一枪。之后是一片枪林弹雨，“沿着海岸，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雾”。在敷衍地进行了抵抗之后，的黎波里沦陷了，1 700名意大利陆战队员仅用了48小时便占领了它。接下来的几周，图卜鲁格、德尔纳、班加西以及胡姆斯也相继沦陷。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意大利的士兵人数从2万增至10万，之后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微弱的防御下又有所损失。
朱利亚诺所期待的“速战速决”并没有实现。意大利人越发觉得打入这个国家内部困难重重，并且在战争的前6个月中，他们的胜利仅仅被局限在海岸的桥头堡地区。11月5日的一项意大利法令正式宣布“兼并”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这一举动不是军事情况的如实反映，而是做出旨在让其他国家进行草率调停的姿态。在1912年1月和2月针对黎巴嫩海岸的一系列行动后，意大利人摧毁了奥斯曼海军在贝鲁特的实力，清除了南部地中海地区对意大利仅有的海军优势威胁。与此相比，陆上作战却停滞不前，甚至有许多报道称意大利对当地的阿拉伯人施以耸人听闻的暴行。尽管在技术上处于弱势，奥斯曼抵抗者和他们的战友们仍进行着殊死搏斗。以土阿士兵为核心的部队在战争的第一个月里，向的黎波里周边发动强攻，实现了多点突破，大大挫伤了对方，造成对方大量的人员伤亡，而在意大利势力范围内的武装“叛徒”则从后部对反抗的士兵进行攻击。在整个冲突中，小规模的战斗、埋伏战和游击战妨碍了从主要海岸要塞向内部深入的行动，因此意大利人想要打入利比亚内部，恐怕要花20年的时间。
此外，朱利亚诺还认为，进攻并占领利比亚可能会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国家有利。如果主动进攻有效，那么意大利一定会试图通过奥斯曼帝国本土的海上作战打破该地区的已有局面。1912年4月18日，意大利的炮艇轰炸了保卫土耳其海峡入口的两座堡垒。船上的炮手在离岸边约6海里的地方发射了346枚炮弹，造成一名士兵和一匹马死亡，损坏了一座营房。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而不是对地方军事力量的真实打击。土耳其人也不出所料地采取了行动，他们停止了进出海峡的所有中立国的商业活动。
10天后，爱琴海南端的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也遭到了袭击。从1912年4月28日到5月21日，意大利人一共占领了13座岛屿，岛上的希腊人将入侵者视为英雄和解放者。在消停了一阵后，意大利人在7月重整旗鼓，向土耳其海峡派出了8艘潜艇。土耳其人试图再次关闭海峡，尽管这一次君士坦丁堡在俄国的压力下同意只是通过放置鱼雷，缩小海峡通行的范围。1912年10月，意大利政府威胁道，如果奥斯曼政府不妥协，就要向爱琴海派出海军主力。在其他列强的施压下，尤其是俄国和奥匈帝国，他们的考虑分别是防止海运贸易的中断以及巴尔干地区不断升级的危险，奥斯曼帝国方面最终还是认输了，并于10月15日签署了一项秘密的和平协议，承认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自治。当天，一项帝国法令宣布奥斯曼撤出其在这些省的直接统治。3天后，这项安排被公开写在了《洛桑条约》中。
今天，大多数人都忘记了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但这场战争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整个欧洲和整个国际体系。利比亚反抗意大利占领的斗争是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出现的关键的早期催化事件。鼓励意大利毫无缘由地掠夺的幕后国家正是协约国，而三国同盟方面则勉强保持沉默。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端倪：诸列强的干预暴露了三国同盟的弱点和松散性。奥匈帝国和德国一再警告意大利，其行为会危及巴尔干半岛或者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但这些声音完全被忽略了。这样看来，意大利这个盟友好像只是徒有其名了。
到此为止，意大利都没有表现出明显反对协约国的迹象。意大利复杂而模糊的外交政策仍然在充满矛盾的保证中寻求着并不牢靠的平衡。在北非问题上，他们与法国仍然是宿敌，并且这种敌对状态在表面风平浪静之下暗流涌动。双方在海上也发生过敏感事件，如意大利海军扣押法国船只，因为怀疑对方私下为奥斯曼帝国运送武器和军事人员，这些事件在意大利和法国之间也激起了相互的怨恨和偏执。尽管如此，战争同时还向巴黎和伦敦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对于协约国来说，当下意大利作为三国同盟成员，非常具有价值。1912年1月，法国总理雷蒙·普恩加莱致信保罗·康邦，称对于三国同盟来说，意大利“这个盟友与其说是有利的，不如说是累赘”：
它（意大利）对奥匈帝国有着潜在的、无可救药的敌对心理。至于法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旦爆发冲突，它将保持中立或更有可能在采取行动之前就静候事件的发生。因此，我们不必跟它走得太近……
发现三国同盟内部出现的混乱状况是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在进犯利比亚的行动中，意大利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方面，因为它揭示了欧洲内部亲奥斯曼的联盟是如何全面瓦解的。19世纪50年代，诸列强达成一致，纵容俄国针对奥斯曼帝国采取的行动——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后，这一团体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重新组合，并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保加利亚危机期间完成了重组。但20世纪初，它已经荡然无存了。在意大利战争初期，奥斯曼帝国曾经寻求与英国达成联盟，但因为不想破坏与意大利的关系，伦敦对此不置可否。而接下来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则彻底打破了这个绥靖集团。
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发生了：英国通过支持奥斯曼帝国的统一，逐渐改变了其长达一个世纪的承诺——帮助俄国进入黑海。诚然，英国对俄国的戒心还是让其无法彻底在海峡地区放松戒备。1908年，格雷拒绝伊兹沃尔斯基的要求，即放松对俄国进入土耳其海峡的限制，尽管《英俄协约》已经对此进行了规定。一直到1914年，奥斯曼在博斯普鲁斯的舰队仍然由一个英国人指挥——海军上将阿瑟·亨利·林普斯爵士（Sir Arthur Henry Limpus）。但由于地缘政治真空的逐渐形成（这使得德国同时也乘虚而入），使得英国也逐渐放松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承诺。1887年，俾斯麦在柏林向俄国使者保证，德国并不反对俄国人成为“海峡的主人，进入博斯普鲁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入口的拥有者”。但在1890年俾斯麦卸任之后，与俄国结成的传统友谊关系开始松懈，德国的领导人转而与君士坦丁堡走得更近一些。德皇威廉二世于1889年10月和1898年10月冠冕堂皇地出访了奥斯曼帝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就为奥斯曼帝国的铁路建设慷慨地提供资金支持，首先是安纳托利亚铁路，其次是著名的巴格达铁路，这条1903年开始修建的铁路从柏林经过君士坦丁堡，直达奥斯曼占领下的伊拉克。
体制上的连续性成为从英国到德国盟友变动的基础。海峡问题（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即允许俄国势力进入东部地中海的问题）是长期困扰欧洲国家的诸多问题之一（如果我们抛开1915~1917年的小插曲，即法国和英国为了寻求圣彼得堡在战时与其达成同盟，向俄国许诺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权利的话）。1945年，当土耳其在盟友美国的庇护下、以避免遭到来自苏联的潜在进犯可能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这个关键的战略性承诺意味着土耳其自1952年以来已经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了——尽管它一直被欧盟拒之门外。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海峡的守护者。这一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同时伴随着欧洲向两大同盟阵营分化的过程。曾经一度有助于欧洲内部统一意见的土耳其海峡问题，当时却成为两极分化体系中敌对状态的深刻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