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舆论
1909年3月，时任德国首相比洛在德国议会上宣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冲突并不是都由王室倾轧或大臣们的阴谋，而是舆论激扬的煽动，这种情绪横扫媒体和议会。”比洛的断言是否正确？形成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否超越了首相们和大臣们，而掌握在游说集团和政治刊物手中？
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十年中，政治公共领域以及更广泛的关于国际关系事务的公开讨论迅速地扩大着范围。德国出现了一大批民族主义媒体，它们致力于成为公众情感和游说政府的渠道。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政治批判实质上和风格上的转变，这些批判变得更加蛊惑人心，追求一种传播更广、更极端的目的，因此政府时常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指控中，即他们在追求民族目标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和肯定。同样，在意大利，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种更果断和苛求的政治舆论已经形成：在极端民族主义者恩里科·科拉迪尼（Enrico Corradini）以及煽动者乔瓦尼·帕皮尼（Giovanni Papini）的影响下，意大利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意大利民族者联盟于1910年成立。通过其议会代表和报纸，该政党要求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岸所管辖的意大利人居住地区，并在其他手段都行不通的情况下诉诸战争。到1911年，就连都灵和罗马相对温和的媒体都在雇用信奉民族主义的记者。在这里，甚至出现了比德国还严重的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在俄国也是如此，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出现了一大批刊物，到1913年，莫斯科最畅销的日报日销量达到了80万份。尽管审查制度依然存在，但统治者还是在外事问题上给予了很大的舆论自由（只要它们没有直接批评沙皇及其大臣即可），并且大部分重要报刊要求退休的外交官讲述其外交政策。此外，在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俄国的舆论变得逐渐独断（尤其在巴尔干问题上）、逐渐与政府背道而驰。同样，在英国，迅速发展的报刊呈献给读者大量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安全危机和战争狂热。在布尔战争期间，《每日邮报》日销售量达百万份；1907年，其平均销售量仍在85万~90万份。
因此，君主、部长级高级官员有足够的理由对媒体严加管控。在议会体系中，积极的宣传可以被转化为得票，而消极的报道则可能酝酿的是反对的声音。在更为专制的体制中，公众支持成为民主合法性不可或缺的替代品。有些君主和政客积极地关注媒体，每天花费数小时研读报道。威廉二世就是一个例子，但他对公众批评的敏感本质上并不让人觉得意外。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经对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说：“如果我们在外交政策上失去了对公众舆论的信心，那么一切就都无从谈起。”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任何政体都会承认媒体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但他们确实因此而受到钳制了吗？
在处理公众意见时会出现矛盾，大臣、军官和君主相信（甚至有时候还会惧怕）媒体是公众情绪和态度的镜子和发泄渠道。所有的外交大臣都清楚当自己面对一个无法控制的国内敌对媒体时会发生什么。1911年，格雷就是自由党媒体的把柄；基德伦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受到了来自民族主义媒体的攻击；德皇因为多个原因而遭到嘲笑，这些原因包括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胆怯和优柔寡断。那些被认为向德国示好的法国政治家会被群起而攻之，正如约瑟夫·卡约所经历的。1914年1月，萨佐诺夫和他的外交部因“怯懦而没有主意”而被俄国民族主义媒体斥责。对敌对媒体和公众的畏惧成为许多外交大臣秘密采取行动的一个原因。正如查尔斯·哈丁写给尼科尔森的一封信中所说的，爱德华·格雷与俄国结好的政策很难被英国公众接受：“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隐瞒真相并寻找托词，来讨好充满反对声音的公众舆论……”在圣彼得堡，战前的几年中，人们一直记得公众风波是如何摧毁伊兹沃尔斯基的。
对于媒体，许多政治家进行了充满智慧和不尽相同的观察。他们认为很多风波都是爆炸性的——这些短期的煽动和狂暴不久后就会绝尘而去。他们明白，公众情感由相反的刺激产生，对政府的要求也很少具有现实性；他们认为（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舆论通常是“放肆的言论和畏缩的行动”的结合体。公众意见是狂躁而容易引起恐慌的，但十分不稳定。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媒体建立起的仇英心理是如何在爱德华七世于1903年访问巴黎时得到消除的：当国王和他的随同共同驾车离开火车站驶向爱丽舍宫时，街上的人都在呼喊着不和谐的话语，更不用提那些充满敌意的横幅和侮辱性的漫画了。然而就在几天后，国王通过讨喜的演讲和颇具魅力的评论赢得了东道主的赞赏，媒体的口吻也随之改变。在塞尔维亚，因为奥匈帝国于1906年封锁了一起与保加利亚的海关联盟而煽动起的一波民族冲突，因为塞尔维亚公民意识到奥匈帝国现行的商业条约实际上比塞尔维亚与索非亚所结成的联盟更有利于本国的消费者而得到化解。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德国的公众情绪出现了强烈的波动；9月初，柏林的和平示威吸引了10万民众，然而就在几周之后，气氛得到缓解，正如社会民主党的耶拿议会决定所反映的，人们又拒绝在发生战争时举行一场大罢工。1914年的春夏之际，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记录了出现在塞尔维亚媒体报道中的关于与奥匈帝国关系的前后矛盾之处：3月和4月，人们还兴致勃勃地开展活动抵制维也纳，但到了6月的第一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双方的情绪却突然想不到地克制住了。
至于那些全欧洲国家的首都都能够听到的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声音，大多数都仅得到了小范围的极端主义者的支持。那些最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游说所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其领导被持续不断的内讧和分裂所破坏——泛日耳曼联盟因为派系摩擦最终解体，就连规模稍大且稍微温和的海军联盟也在1905~1908年遭受着支持政府的派别和反对政府的派别进行的“内战”。俄国人民同盟——一个于1906年8月建立的沙文主义、反闪族人、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在全国拥有900多家分支，却于1908~1909年土崩瓦解，原因是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内讧，以至于分裂为一批更小的、相互敌视的团体。
与媒体有直接关系的精英所制造的舆论究竟是如何与大众的主流态度相关联的，我们还不能清晰地认识。战争带来的恐惧和沙文主义运动使得报纸销量走高，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究竟有多深？1912年12月，德国在莫斯科的总领事警告称，俄国“主战派”的敌意和恐德心态完全是巨大的误解，误解了俄国的还有这个国家的主流声音：斯拉夫主义媒体，因为它们“仅与俄国现实生活的趋势有着最为松散的联系”。德国的媒体报道的问题在于，其报道都是由那些缺乏在俄国生活的经验且与精英阶层鲜有接触的记者完成的。1913年5月，驻巴黎的比利时大臣纪尧姆认为法国有着“某种沙文主义”的倾向。它不仅存在于民族主义刊物，还充斥于剧院、评论和咖啡馆的演出中，各种各样的表演都表现出这种“呈现出亢奋情绪”的沙文主义。但他还加了一句：“真正居住在法国的人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症状……”
除了英国，其他的各国政府都设置了新闻部，其目的不仅在于监督，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布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媒体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似乎觉得并没有必要对公众说明其政策的是非曲直，因此并没有成立官方机构来保障媒介的影响力；许多主流媒体都享受着丰厚的薪酬，但这些资金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更多地来自私人或是党派资源。当然，这并不阻碍白厅官员和著名记者之间关系的发展。意大利的情况却相反。1911~1914年在位的首相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定期支付给至少30位记者报酬，以换取他们支持自己政策的文章。俄国外交部于1906年成立了新闻部，自1910年起，萨佐诺夫定期组织在外交部以茶会友，对方是最为重要的编辑和杜马领导人。俄国外交官与其支持派报刊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位记者在1911年称，圣彼得堡的外交部“似乎都成了《新时代》（Novoye Vremya）报纸的分支机构了”。经常有人见到报刊编辑叶戈罗夫（Jegorov）在外交大臣的新闻办公室里出现，该办公室的负责人涅利多夫（Nelidov）自己也曾当过记者，他也频频拜访报刊的编辑部门。在法国，外交官和记者的关系尤其亲密：第三共和国将近一半的外交部长都曾经当过作家或记者，并且外交部长们和媒体之间“沟通的渠道一直保持通畅”。1912年12月，当普恩加莱任职法国总理时，他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刊物，以此在法国政治精英群体中宣传自己的外交政策。
以国内半官方性质的报纸以及“具有导向性”的文章来检测舆论情况，是欧洲外交常见的手段。这些文章在独立报刊的自由言论的乔装下诞生，但其效果却首先取决于读者的怀疑程度，即它们是否出于权力的要求。例如，塞尔维亚人普遍认为，Samoprava这家报纸代表的是政府的观点；《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被认为是德国外交部在俄国的官方机构；在俄国，政府通过其半官方性质的杂志Rossiya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但同样也时不时地在更为受欢迎的诸如《新时代》的刊物中进行鼓舞人心的宣传。像德国一样，法国外交部从一个秘密基金向记者支付现金报酬，并与一些报刊保持密切关系，此外还利用一些并不是特别严肃的刊物来设置自己的“政治风向标”。
像这样的干预有可能会出现失误。一旦某个特别的刊物经常刊登具有某种导向性的文章，该刊物就会被认为是轻浮的、具有偏见的、充满谬误的，其被认为表达的是政府的意向。比如，在1913年2月，当一家法国报刊刊登了一篇匿名的且非授权的信息来源、揭露了政府最近关于军备重组的商讨细节时，许多官员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澄清。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于1908年致力于“让舆论和媒体做好准备”迎接这样一个新闻：俄国已经允许奥匈帝国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他完全低估了公众的反应程度。1914年，尽管《新时代》之前与外交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反而倒戈萨佐诺夫，指控他在维护俄国利益时过于畏首畏尾，而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是媒体受到了来自军务部的压力。1909年弗里德永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在背后支持一次媒体宣传，这次宣传以针对一些著名的塞尔维亚政客叛国的虚假言论为基础，但他虚假的胜利却在之后一系列媒体和议会的批判风暴中折戟，这些批判针对的是1912年冬的普洛哈斯卡事件，具体内容是一位奥匈帝国领事遭到了塞尔维亚方面的虐待，而该消息最后被证明是虚假的。
官方对媒介的控制同样也会越出国界。早在1905年，俄国人向巴黎的媒体支付了8 000英镑，希望能够在法国提供贷款一事上得到公众的支持。法国政府也提供给意大利的挺法派媒体津贴（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期间对西班牙媒体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在日俄战争和巴尔干战争期间，俄国人也斥巨资贿赂法国的记者；德国人会给予圣彼得堡那些友好的记者们一定奖励，同时用金钱买通伦敦的报刊编辑（虽然大多数都失败了），为的是让他们多写一些有利于德国的东西。
那些具有导向性的文章也可以是以国外政府的视角来写的。1905年摩洛哥危机期间，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就利用稍作伪装的媒体文章，泄露英国军事计划的细节，以此恐吓德国人。这样，这些媒体成为可予以否认的、次于外交的国际沟通方式，它能在不会让任何人束缚在特定承诺的前提下，取得一种威吓或激励的效果。1912年2月，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治·路易（Georges Louis）翻译报道了一篇《新时代》上的文章，在附信中他表示，这篇文章“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俄国军事圈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导向性文章使得体制内分散的组织（在这里指的是军务部）在不正式牵涉政府的情况下传播自己的观点。但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同的部门要求媒体按照不同的方向行事，例如1914年3月，当《证券交易报》（Birzheviia edomosti）发表文章（该文章被认为是受到苏霍姆利诺夫“指使”）宣称俄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并且已经“抛弃”了纯粹防御战略的观点。萨佐诺夫当即在半官方的Rossiya媒体上发表了调停文章进行反击。这是一个二元控制的经典案例：苏霍姆利诺夫旨在向法国示意，俄国已经做好了准备且决定履行协约职责，而萨佐诺夫的回应则意在针对德国（或许还有英国）外交部。
在同一时间发表在《科隆报》（Kölnische Zeitung）的一篇文章几乎是由德国的外交部一手策划的，该文章根据俄国军事开支的高涨推测圣彼得堡具有侵略意图，而这样做的目的是诱导俄方做出明确的表态。在欧洲各国争取影响力的地方，用贿赂媒体来交朋友或是揭发对方的阴谋已经是老生常谈的手段了。德国人担心英国在俄国媒介的贿赂效果过于明显，且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公使时常抱怨法语媒体的话语权过于强势，收受贿赂的主编“极尽能事地煽动针对我们的言论”。(https://www.daowen.com)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成了外交政策可利用的工具，而非其决定性因素。但这并没有阻止政策制定者将媒体真心地视为舆论的风向标。1912年春，朱尔·康邦担心法国媒体中的沙文主义会增加发生冲突的危险：“我希望这些以制造和传播舆论为职业的法国人能够克制自己，不要因为制造效果而玩火，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6个月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俄国部分媒体的泛斯拉夫主义高涨，俄国驻柏林大使表示了担忧（至少表明了这种担忧）：“这个国家民众的心智状况可能会左右其政府的行动。”
那些认为本国政府能够抵御国内舆论对政策制定影响的大臣和外交官，却在担心其他国家的政府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结束后，德国军事领导人担心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复兴的呼声可能会逼迫其温顺的政府对德国发动突然袭击。相反，在法国的政策商讨中，他们同样时刻担心本质上提倡和平的德国领导人将会因为国内沙文主义舆论的影响，对其邻居采取打击。特别是俄国政府，他们被普遍认为最容易受到来自公共领域压力，尤其是当涉及巴尔干问题时，而“七月危机”时俄国人的表现也很好地证明了这种观点。但俄国人认为议会制的西方政府同样容易受公众压力的左右，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民主化体制，比如英国就承认（正如格雷一如既往的行为）“危机时刻，英国政府的行动取决于英国舆论的方向”。政客们经常赞同这种说法：他们的行为受到国内舆论的限制。比如，1908~1909年，法国警告俄国人不要在巴尔干地区发动战争，原因是法国的公众对该地区并不感兴趣；1911年，伊兹沃尔斯基进行了还击，他敦促巴黎与德国磋商，原因是“俄国国内舆论无法接受在摩洛哥问题上发动战争”。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大使于1912年11月声称，塞尔维亚总理帕希奇别无选择，只能以国家的名义寻求一种民族统一政策。如果他试图调和与奥匈帝国的关系，那么贝尔格莱德的“主战派”将会把他扫地出门，并让另外一个自己人接替他的职位；萨佐诺夫则认为这位塞尔维亚领导人好战的公众姿态是因为塞尔维亚国内“有一些过头”的舆论作祟。
1912年11月，萨佐诺夫对德国大使普塔莱斯说，因为考虑到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抵御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权利的侵犯。他运用同样的借口说服罗马尼亚人，不要在1913年1月与保加利亚发生冲突：“要谨慎！如果你们与保加利亚开战，我将无法抵御铺天盖地的舆论。”实际上，萨佐诺夫并没有太拿记者和编辑们当回事儿，并且他相信他比那些媒体更加了解俄国的舆论。在必要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应对潮水般的媒体评论，并始终利用国内的沙文主义情绪来说服其他国家的政客，他处在压力之下，并需要采取措施。而读者们通常能够看穿这种伎俩：当德皇在1908~1909年读到这样的报告，称支持泛斯拉夫主义的舆论可能迫使俄国政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采取行动时，他当即在边上写下“恐吓”的字样。虽然如此，人们还是普遍假设国外的政府因压力而不得不与其舆论站在一边，这就意味着媒体的报道是外交内容所必需的。成捆的剪报和翻译文件出现在欧洲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
因此，所有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引导舆论的努力强化了媒体监督的重要性，因为这里有一种可能性：即便不是舆论的关键，媒体至少也会成为政府的观点和意图表达的关键。因此，格雷将1911年9月阿加迪尔的反英媒体运动视为德国政府的策略性操控，目的在于在即将到来的帝国选举中动员更多的人支持海军法案；奥匈帝国大使则指责俄国外交大臣在波斯尼亚危机后鼓励媒体，对俄奥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行报道。外交官们经常认真研读报刊，寻找那些具有导向性的、可能表达出各部门主要观点的报道。但自从大多数政府和一系列部门牵扯上关系之后，人们就很难从一篇具体文章中辨别其是否被官方操控。比如1910年5月，一家法国报纸发表文章，激烈抨击最近俄国的一项部队派遣计划，俄国外交部则怀疑该文章是官方授权而为之（在该案例中，这一假设却很不幸是误会），并向巴黎提出抗议。德国驻巴黎大使在一封信中写道，坚持认为法国媒体的观点与外交部或是政府的观点如出一辙的想法是一个误会，该报纸的编辑安德烈·塔迪厄（Andre Tardieu）经常因为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非主流言论而与当局发生纠纷。1914年1月，比利时驻巴黎的大使警告其政府，塔迪厄是该报纸的政治领导核心，而这一集团经常受到俄国大使伊兹沃尔斯基的指使。关于这种不确定性的疑虑不仅意味着使馆官员在搜罗媒体信息时不得不提高警惕，同时，针对外国政府的敌对言论可能会在一定场合下造成分歧，导致双方的外交官员通过自己幕后的媒体相互攻讦，而这一过程则可能会点燃公众情绪，一发不可收拾。英国和德国的外交部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之间不断夸大对方政府控制舆论的程度。
媒体的矛盾也可能是自发形成的，不牵扯政府的参与。各个政府都很清楚，沙文主义报刊的编辑们的不和将会升级，以至于威胁到国际关系氛围。1908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王爱德华七世（偕查尔斯·哈丁）在雷瓦尔举行了一次会谈，沙皇对哈丁说，俄国媒体的“自由”已经为他本人和他的政府制造了“巨大的尴尬”，因为“俄国每一个遥远的省城所发生的每件事，诸如地震或是雷击，都在第一时间被归咎于德国，因为俄国媒体所发出的不友好声音，人们对此产生很大的不满，抱怨我和我的政府”。但是沙皇也承认，他无力改变这种情况，除非与媒体进行官方沟通，但“这种影响虽然普遍却收效甚微”。他十分希望“媒体能够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内部事务，而不是一味地关注国外的动态”。
1896~1911年（1896年，英国对德皇的“克鲁格电报”表现出愤怒的情绪；1911年，英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又谈崩），英国和德国之间曾出现多次媒体战争。1906~1907年，两国政府都致力于通过高级记者代表团的交流进行一场“媒体裁军”，但都失败了。媒体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各国的报刊时常在国家利益问题上支持其他国家报刊的态度和立场，整篇文章被原封不动地采用或是进行稍微修改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俄国在柏林的全权军事代表塔季谢夫（Tatishchev）于1913年2月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报告称，《新时代》的泛斯拉夫主义文章给德国留下了“痛苦的印象”。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媒体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张，因为各自国家的主流媒体都对对方的媒体保持高度警惕并监视——这个问题对1914年的“七月危机”有着重大影响。
尽管如此，欧洲的媒体是否在1914年之前越发充斥尚武情绪仍然值得商榷。最近关于德国报刊的研究认为，情况实际上更为复杂。在一系列战前重大危机期间（摩洛哥危机、波斯尼亚危机、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巴尔干地区的危机等）对德国媒体报道的研究显示，在外交途径中出现了对国际关系越发极端化的理解以及自信心的丧失。但期间也出现了一段缄默期，如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媒体战争在1912年戛然而止，战争爆发的前两年中，呈现出了“出奇的和谐与和平”。就连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1911年出版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常被当作德国舆论中膨胀的主战氛围的案例而被引用，都在他的那本极端激进好战的书中开篇便大费笔墨地为其同胞的“和平主义”表示惋惜。此外，沙文主义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在英国，反俄情绪仍然是战前最后几年中呼声最高的舆论，虽然双方在1907年便签订了协约。1911~1912年的冬天，当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正在善后时，自由党成员指控格雷以牺牲与德国之间的合作为代价，寻求与俄国之间过度的友好关系。1912年1月召开的公开会议要求英国和德国达成共识，而这些会议的召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俄国的敌视，这种敌对观点认为俄国的诡计会在帝国周边地区的诸多事务上威胁英国的利益。
政治家们经常提及（抑或抱怨）政府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无论是公共观点还是出版物所持有的观点都存在于政府之外，就像是压迫在部长办公室窗户玻璃外的迷雾，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将它们排除在自己的行动领域之外。提到“观点”，它们大多数意味着对于决策者及政策的公开支持或反对。但比观点更深入的是一种被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称为“心态”的东西，它是“无法言说的假设”的产物，形成着政治家、立法者、公众人物等人的态度和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可以认识到整个欧洲都在深化对战争的心理准备。这并不是出于对其他国家采取血腥暴力的动机，而是面对战争可能性的“防御性爱国主义”，它并不一定是欢迎战争的。这种观点被这样的信仰不断加深：冲突是国际政治的“自然”特征。1910年，英法协约关系的推崇者、爱德华七世的挚友和顾问伊舍子爵写道：“持久的和平只是一个虚妄的梦想”。两年后，他对剑桥的大学生听众说，不要低估“武装冲突诗意和浪漫的一面”，并警示他们，轻视冲突将会“展现出无力的精神和枯竭的想象力”。牛津大学军事历史学院的教授亨利·斯宾塞·威尔金森（Henry Spenser Wilkinsen）在他的就职演讲中称，战争是“人类交流的一种模式”。这种对战争必然性的宿命论式的接受可见于一系列分散的论点和态度中：有些人根据达尔文或是赫胥黎的理论认为，就英国和德国的能力和野心来看，它们注定会发生冲突，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种族关系；另一些人则认为，战争是高度发展的文明的自然特征，肇始于其精密而发达的武器装备；还有一些人则鼓吹战争具有治疗性，是“对社会有益的，且能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英国和德国对于类似观念接受度的强化是一种“具有牺牲性质的意识形态宣传”，这种宣传被报纸和书籍（尤其是那些面向男中学生的读物）大肆渲染，战争和冲突都被描述为积极的事物。新西兰一位崇尚武力的教士写了一本小册子，并由国民兵役联盟出版，该册子让男孩们有这样的感触：他们“身处所有他们遇到的女性（母亲、姐妹、女友）和一场不可思议的外来入侵的恶行之间，他们需抗击后者，保卫前者”。就连1908年开始的童子军运动都在一开始就“拥有强烈的军事特征，这些意识在战前的一段时间就被强化给孩子们了”。在俄国，日俄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对军事改革的渴望催生了一股“军事复兴”的潮流：1910年，572本关于军事主题的作品被出版。其中大部分并非主战的，而是关于俄国的军事改革应当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性改变过程发生联系的讨论，而这里的“社会性改变”是将社会引向一场大战所需要的牺牲的进路。
这些现象出现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它们帮助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立法机构为何愿意接受战前阶段由于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而造成的财政负担。在剧烈的争执之后，法国下议院支持的新三年兵役法反映了公共领域中“战争威望”的重塑，这种观念在“德雷福斯案”（即提倡强烈的反军事民族精神）之后迅速被提倡，尽管我们同时不能忘记，激进党领袖之所以支持这项法案，部分原因是他们第一次可以享受到累进财产税的财政政策。同样，在德国，霍尔维格在1913年通过的大规模军事法案上得到了中右派的支持，而在资助手段的其他议案上，则取得了和中左翼人士一样的意见，尽管其原因只是他想通过向有产阶级征收一项新税来筹措部分资金。在这两个案例中，关于高度作战准备的观点与其他的社会—政治诱因相互掺杂，而后者的目的是确保通过议会为巨额账单赢得支持。与之相反，在俄国，政治精英对装备的热衷在1908年高涨，以至于杜马的拨款速度甚至比军事领导人考量如何进行处理的速度还快。需要注意的是，是杜马中的十月党人集团而非大臣推动了俄国的军事扩张运动。同样，柏林的立法也体现了防御性爱国主义情绪的普遍性：1902年，只有3名国会议员支持国家兵役联盟，而1912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80人。
媒体也以不同的方式成为决策者提供需要考量的因素。前者从不能控制后者，而后者也从未控制得了前者。我们更应该谈到的是公众舆论和公共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过程是一种持续的互动，其中，决策者时不时地寻求引导舆论，使之走向同一种声音，但他们也只不过是在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自治性、保护决策过程的同一性而已。另外，政治家不仅将国外媒体视为舆论的风向标，而且把它们当作官方观点和意图的指南，这意味着对言论发起者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将国家之间的交流复杂化了。更基础且更难以衡量的是“心态”的转变：它并非在沙文主义者的强硬和对抗中诞生，而是根植于一种广为接受的对战争的心理准备，人们设想它是国际关系本质中不容置疑的一点。这种情绪的积累可见于1914年“七月危机”，它不是以激进的纲领性声明来体现的，而是在民事领导者们意味深长的缄默中显现的。这些民事领导者或许希望自己能够指出，列强之间的战争将会是所有事情中最糟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