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与民事
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上校在1914年5月旅欧归来后，如实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汇报：“欧洲的情形十分离奇，那里的军国主义氛围几近疯狂。”豪斯的观点部分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他是典型的美国式“政治上校”。作为政治服务的回报，他在得克萨斯自卫队中获得了此等军衔。当豪斯上校拜访柏林时，德国人却将他当作军方人士来对待，常常在就餐时安排他和将军们坐在一起。他关于欧陆军国主义氛围的看法或许与这种不幸的误解有所关联。正是如此，来自大西洋彼端的人才感觉到战前的欧洲呈现出古怪的现象。高层政要、皇帝和国王们在出席公开场合时都会穿着军装，精心炮制的军事评论是公共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丽的海军军力展览吸引着大批的人，占据了画报的大部分内容。部队招募的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几乎榨干了这个国家所有的男丁资源。疯狂的军事实力展览涌入大街小巷，甚至连最小的社区组织也不放过。这样的“军国主义”是如何影响1914年欧陆战争的决策的？是否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七月危机”的根源是民事责任的消退，还是将军们手中的军事权力的异军突起？
在战前的管理集团中，军事与民事的冲突和分歧无可厚非，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国防开支成为政府开销的主力，部队长官们热衷于改良装备、培训士兵以及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不得不与民事政治家们斡旋，渴望更多的政府资源。与此相反，财政部长们以及他们的政治同僚则以财政紧张和维护国内稳定为由，力争限制军事力量的扩张。要想在这些较量中占上风，则必须依靠制度环境以及当下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格局。
直到1908年，俄国军事指挥结构的混乱一直阻碍着将军们有效说服政府。但1908年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军事管理改革之后，诞生了一个更集中的执行机构，设立了军政大臣的职务，他有向沙皇直接汇报军事动向的专权。从1909年开始，新任军政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Vladimir Sukhomlinov，1914年7月时他仍在位）和意志强硬的保守派财政大臣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之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敌对状态。在强大的总统斯托雷平的支持下，科科夫佐夫（财政职责和国内经济发展的一把手）一直阻挠或是剥夺苏霍姆利诺夫的预算制定。工作上的摩擦迅速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私仇。苏霍姆利诺夫认为科科夫佐夫是一个“狭隘、啰嗦、自私的人”，而科科夫佐夫指责这位军政大臣无能、不负责任且贪污腐败（看起来他的指责好像更有道理）。
科科夫佐夫的德国同行是1909~1911年任职的财政大臣阿道夫·韦穆特（Adolf Wermuth）。在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支持下，韦穆特努力调整帝国的预算，削减公债。韦穆特指责蒂尔皮茨过度开支，经常抱怨这位海军大臣的失职，与科科夫佐夫抱怨苏霍姆利诺夫在处理军务基金时的挥霍态度如出一辙。这位财政大臣的格言是：“无税收，不开支。”在参谋长和军政大臣之间同样反复出现矛盾，因为前者要求增加资金供应，而后者常常拒绝或反对。近期的一份研究甚至表明，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规划大举西进行动的著名的“1905年备忘录”在一定意义上看并非“战争计划”，而更像是向政府要钱的恳求。除此之外，施里芬设想派遣81个师，这超过了德国当时实际拥有的动员总人数。由于联邦宪法向其成员分配直接税收的收益，而不是面向帝国政府，因此德国的军事财政问题更为复杂。德意志帝国的结构转移限制了帝国国防开支，而这种限制在英国、法国和俄国是不存在的。
然而，对财政资源的争夺在德国却很缄默，因为军事预算每隔5年才向议会提交一次，这种系统叫作“五年计划”。因为军事高层人员将这种“五年计划”视为保护军队免遭议会持续干预的手段，他们则十分不情愿通过请求大量的额外预算来破坏这种体系。这样的体系成为自我限制的有力保障。正如普鲁士军政大臣卡尔·冯·艾内姆（Karl von Einem）在1906年6月所观察到的那样，“五年计划”虽然是一项麻烦的安排，但是有用的，因为“如果改为按年度提交，每一次军事扩张后针对军队存在意义的粗鲁而固执的挑唆将会更为危险”。甚至在1911年，当人们进行“五年计划”的改革，且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7]以及军政大臣约西亚·冯·黑林根（Josias von Heeringen）协力谋取军队的实质性扩张时，其对手（财政部的韦穆特以及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则保证，和平时期军事力量的增加非常有限（约1万人）。
在每个欧洲国家中，我们都能洞悉这种类似的紧张状态。在英国，自由党人于1906年要求承诺削减用于布尔战争的大规模军事开支，并取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其口号是“和平、节约与改革”。在寻求与法国和俄国相互理解的决策中，预算限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其中的一个结果便是，当英国海军预算水涨船高时（1904年英国海军花销是德国的3倍。到1913年，其仍是德国的2倍还要多），陆军的花销却在战前的几年中基本不变，这迫使军政大臣霍尔丹不得不考虑有效节约和机构重组，而并非扩张规模。在奥匈帝国，双轨制政体的喧嚣舆论实际上严重阻碍了君主在世纪之交发展军事的步伐，因为匈牙利议会中主张自治主义的集团通过减少匈牙利的税收和招募，使得联合军队遭受了巨大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增加军事拨款的提议在无尽的立法斗争中消磨殆尽，正如奥匈帝国参谋长所言，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在“持续停滞”的状态下裹足不前。这就是为何在1912年，奥匈帝国仅仅花费了其国民净产值的2.6%来进行防御的一个原因。这一百分比要低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当然也远远低于其自身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俄国、法国和德国当年的比例数据分别为4.5%、4.0%以及3.8%）。
在法国，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德雷福斯案”摧毁了第三帝国的军事力量与民事力量之间达成的共识，并将军队中的高层人物置于公开怀疑的风口浪尖上（这被视为教士与保守派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共和主义者和反教会干预政治的左派人士。紧随这些言论之后的是，连任3届的激进派政府寻求积极的“共和化”军事改革，尤其是在埃米尔·孔布（Émile Combes，1903~1905年）和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906~1909年）担任总理时。政府对军队的控制越发严密，民事主义至上的部门壮大起来。尽管军事专家提出了意见，但兵役的年限还是从1905年3月开始由三年降到两年，目的在于将在“德雷福斯案”发生的几年中在政治上十分可疑的“禁卫军式的护卫队”转变成由后备军人组成“人民军队”，以担当战争时期的国家防御任务。
仅在战争打响前的几年，事情才开始向着军方的意愿发生转变。比俄国提前一些，法国的军队领袖于1911年被合法化，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正式走上和平时期承担军事计划的官方责任以及战争期间指挥主要作战部队的职位。为了筹措资金而进行的“长期而痛苦的斗争”还在继续，但在1912~1914年，普恩加莱政府以及后来普恩加莱个人支持军方的态度，因为法国政策和舆论主导的复杂重组而得到加强，这为重整军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1913年，在政策上恢复三年服兵役制已经可行，虽然遭到了财政部长路易–吕西安·克洛茨（Louis-Lucien Klotz）的反对。克洛茨认为，对边防要塞的巩固会更划算且更有效。同样，在德国，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的沮丧情绪使得军政大臣黑林根以及总参谋长毛奇痛下决心发展军队。利用他在帝国财政部的职位，阿道夫·韦穆特对昂贵的军费开支进行了顽强的抵制，但他却不得不在1912年3月辞职，因为他的政策已经无法获得政府的青睐了。韦穆特的财政紧缩时代宣告结束，而军事开支的倡导者逐渐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其海军对手。经过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相对停滞状态之后，1913年7月3日的军费法案将德国的军费开支推向了空前的高度。
我们将视线转回俄国。仍旧担任财政大臣并在彼得·斯托雷平被谋杀后接替其首相职位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发现，对苏霍姆利诺夫无休止的游说和遏制军务部的秘密谋划变得越来越困难。在1913年春的一次重要的大臣级会晤中，两人之间的敌意达到极限：苏霍姆利诺夫以一份主要预算提案将科科夫佐夫打了个措手不及，与会的所有人都被提前告知了提案内容，除了科科夫佐夫本人。按照俄国的惯例，君主的支持对权力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在您和苏霍姆利诺夫的争执中，您总是正确的，”尼古拉二世于1912年10月对科科夫佐夫说，“但我希望您能理解我的想法：我会支持苏霍姆利诺夫，不是因为我对您没信心，而是因为我不得不批准军事开支。”
资源的大规模转移是否意味着权力的转移，或至少是政治影响力的转移？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毫无疑问，政体中的民事控制最稳固的当属法国。1911年12月，当霞飞阐述他的新战略计划时，他将其聚焦在跨越德法边境的大规模攻势调度上，激进党总统约瑟夫·卡约简略地告知总参谋部，决策最终的责任在于民事组织。卡约多次指出，他们的职责仅仅在于在专业范围内为其政治主人出谋划策。增加军事开支的变化以及对霞飞进攻调度的支持不是来自军方，而是那些政客们，尤其是他们的首领——具有鹰派作风但本质上却强调民用主义的雷蒙·普恩加莱。
俄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在这里，沙皇在专制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大臣以个人名义实行相对自治成为可能。军政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在他1909年上台时，圣彼得堡正爆发一场针对议会控制军队的争执。一组颇具影响力的代表坚决维护杜马对国防政策的监督作用。苏霍姆利诺夫则介入进来，破坏杜马的权利，以阻止“民用思想”渗入军事决策中，并保护沙皇的特权。也正是这一特权招致了公众的愤怒，但确保他能够保住自己的皇位。对皇室的支持使得这位军政大臣敢于起草一份安全政策，而这项政策与俄国对法国的官方承诺格格不入。
与满足法国的要求不同（即在动员的第一阶段采取对德国的迅速攻势），苏霍姆利诺夫1910年的重组将俄国的兵力调遣从与波兰的西部边界转移到俄国国内，其意义在于在单元作战力量和密集兵力之间应寻求更好的平衡，并打造一支能够被调遣至东部作战的军队。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西部边界可以欲擒故纵地拱手让与敌人，但俄国的军队可以进行大规模反击进攻。这项创新似乎并没有刻意迎合外务部门。法国军事专家起初对这项新计划表示十分恐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话，法俄同盟中先发抑制德国的军事措施成为泡影。俄国人确实引起了法国的焦虑，但苏霍姆利诺夫拥有足够的独立权来设想和实施一项与法国之间的同盟（这也是俄国外交政策重心）格格不入的政策。
在沙皇的庇护下，苏霍姆利诺夫同样能够对科科夫佐夫的权威进行暗中破坏，不仅通过以军事预算的形式对其进行挑战，还包括在大臣会议中组建一个敌对分子集团。因此，这些举动为他提供了一个阐释他本人对俄国的安全形势的意见的舞台。1912年11月的第4周，即在一系列重要的会议结束后，苏霍姆利诺夫表态道，战争是无可避免的，“越早发动战争，我们越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他认为，一场战争“对俄国有百利而无一害”。这种奇怪且颇具蒙骗性的言论让谨慎的科科夫佐夫大为震惊。但苏霍姆利诺夫之所以如此狂言，是因为他取得了其他民事大臣的支持，比如鲁赫洛夫（Rukhlov）、尼古拉马克拉科夫（Nikolai Maklakov）、谢格洛维托夫（Shchglovit ov）以及最为重要、最有权势的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A. V. Krivoshein），克里沃舍因担任农业大臣一职，同时也是沙皇的心腹。191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大臣会议中出现了“战争党派”，而这一部分人的头领便是苏霍姆利诺夫和克里沃舍因。
同样，在德国，体制内的“禁卫军”性质使得军队拥有一定自由。诸如总参谋长这样的关键角色自然能够时不时地对决策施加影响，尤其是在局势高度紧张的时候。遵从军事指挥官的命令是足够容易的，但明确他们在政府决策咨询中的地位则要相对隐晦一些，尤其在这样的情境下，例如俄国的大臣会议这样的决策组织一旦缺席，军事和民事官员们之间公开化的冲突则会变得没有必要。
理解军事与民事政策制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方式是，考察大使、大臣以及大使秘书的官方外交手段，及其与处于总参谋部和海军部监管下的军事和海军部门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对时事的观点时常与官方外交部门相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11年10月，德国驻伦敦的海军随员威廉·魏登曼（Wilhelm Widenmann）向柏林发出了一份报告。魏登曼在其中写道，英国的海军官员如今公开承认，英国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的几个月中“动员了其所有的舰队”。英国看起来“仅仅在等法国一声令下，便会向德国发动攻击”。更糟糕的是，新任第一海军大臣是“不讲道德、野心勃勃且不可信赖的煽动者”丘吉尔。因此，德国也必须武装到牙齿，以避免遭到无端的打击，这种防范心理和做派正如英国1807年将丹麦悉数驱逐一样。海军的军备重整十分必要，因为“英国人给人留下的只有一个印象：树立一个坚定的目标，并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去达成它”。这些报道传到了威廉二世那里，他高兴地进行了批注——“好”、“好的”、“太棒了”等诸如此类的话语。这种行为背后并没有什么让人感到奇怪的，魏登曼确实汇报了他在伦敦的所见所闻，但他更隐晦的建议是要阻止柏林的总参谋部利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破坏海军的财政优势。
魏登曼报告的意义不只在于其内容或是德皇的反应，更在于它们引发的首相以及外务秘书的反响。贝特曼·霍尔维格对这种超越外交规范的恐吓行为感到震怒，他要求德国驻伦敦的大使梅特涅伯爵（Count Metternich）写一份报道反驳魏登曼的言论。梅特涅对魏登曼的言论做了相应的改动。1911年夏，“整个英国”确实“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但这并不表示英国有先发制人的动机。准确地说，对许多年轻的海军军官来说，战争“并不是不受欢迎的”，但这种态度是其他国家的军事官员所共有的。梅特涅认为，无论如何，对英国来说，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由陆军或海军军官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军政大臣决定的，同时也不是由第一海军大臣决定的，而是一个由相关大臣组成的内阁决定的。梅特涅称：“正是在这里，舰队和部队才是政策最重要的工具，才是终结一切的手段，而不是政策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无论如何，英国都想将夏天出现的危机局势置于脑后。因此，与其将所有的一切都置于军备的篮子中，德国政府不如寻求与伦敦关系的改善。
而这次德皇显然不高兴了：“不对”、“胡言”、“不可理喻的废话”、“胆小鬼”，这些潦草写就的不快被写到了文件的边缘。“我不同意大使的观点！海军随员才是对的！”两份内容冲突的报道中很奇怪的一点是，双方都对政策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德皇以魏登曼的报道作为借口，要求一部新的海军法，而霍尔维维格则接受梅特涅的意见，继续采取缓和的措施。正如一位高级军官之后所言，在德国，“德皇制定一种政策，首相则有他自己的另一套想法，而总参谋部却一直在提出自己的意见”。
乍看之下，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民主议会制的英国和法国（在这些国家中，民事决策者发号施令）以及体制更为专制的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在这些国家中，尽管有不同程度的议会形式，但军方总能够借助与君主的关系，以一种平等甚至更高的姿态与其民事对手抗衡）之间形成了清晰的界限。但真实情况比这样简单的二分法复杂得多。在法国，1911年之后的军事重组使得总参谋长霞飞的权力大为集中，集中到什么程度呢？他对武装部队的控制权甚至超过了他德国的贵族军事主义者同人赫尔穆特·冯·毛奇，甚至法国军队的新规定几乎使军队实现了完全的自治，尽管与德国的军队不同，这种自治仍然需要建立在相关民事部长的合作和支持的基础上。
同样，在英国，与法国之间不断深化的协约关系是军方促成的，而不是通过民事协商和共识实现的。我们已经目睹在1905~1906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英国军方的关键人物是如何急切地想为法国提供帮助。我们完全不知道英国的军事指挥者是否将自己真正视为顺从的政治仆人。威尔逊并不是在简单地循章办事，关于未来的欧陆大战中英国军方要扮演的角色，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断呼吁一场军事冲突。正如他的其他同人，威尔逊轻视民事政治家，认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军事事务的重要性。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爱德华·格雷爵士是一个“愚昧、自负而无力的人，他无法在一个比葡萄牙面积还要大的国家中胜任外交大臣”。至于自由党内阁中其余的人，不过是“肮脏、愚蠢的卑鄙小人”。军方对政府的整体印象是“理论上的胜者，实践中的矮子”。出于政治上的保守性，威尔逊不遗余力地抨击他所轻视的自由党政治领导人，他通过亲密的伙伴尼科尔森爵士从外交部获得信息，然后将其传达给保守党的同僚们。在亨利·威尔逊将军眼中，奥匈帝国的康拉德和塞尔维亚的“阿匹斯”在英国都有“翻版”。与法国之间的军事对话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施加于民事领导人的压力，还在于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法国并肩同德国作战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因此，协约国的军事化揭示了英国军事计划以及官方外交立场之间不断深化的矛盾——后者总体来说仍然排斥一切与“结盟”有关的字眼。
在法国与俄国的盟友关系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法国军方指挥官们破坏苏霍姆利诺夫1910年派遣计划所做的努力，导致双方之间的军事规划产生了进一步的相互依赖性，即该过程由军事部门所控制，但受到民事领导人的制裁。但是就算得到民事领导人的批准，他们也无法改变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当法国在法俄年度联合参谋会议上指出，俄国挥霍了太多借贷用于其在西部的铁路修建时，其结果却导致圣彼得堡的权力从科科夫佐夫转移到了他在俄国军方的对手那里。或许当科科夫佐夫指摘军方利用联盟关系加强他们在俄国政治体系中的分量时，他的想法是对的。
相应地，俄国对法国盟友的要求对法国国内政策也产生了潜在的深远影响。1914年，当俄国人发出警告，称任何减少国家兵役年限的做法都将破坏法国作为盟友的价值时，他们迫使国家领导人支持一项措施（即新近采取的“三年法令”），该措施与法国的选民产生了分歧。就连这项行动计划中最为技术性的细节都为政治矛盾爆发增加了火药味。法国的一小部分关键决策者费尽千辛万苦，向那些在政治背景下可能会进行抵制的人（主要是激进党和激进社会主义者）隐瞒这些策略性的联盟承诺的程度和本质。当普恩加莱与军方于1914年年初共同向致力于防御措施的内阁隐瞒法国战略的攻击性本质时，对自由裁量权的需要变得尤其强烈。普恩加莱在处理这些事务时过于保密，以至于他和霞飞甚至向陆军部长阿道夫·梅西米都隐瞒了新计划的细节。直到1914年春，建立法俄军事战略合作的承诺成为潜在的分歧，因为它使得法国不得不坚持一项连公共合法性都没有保障的军事计划。普恩加莱的斡旋行动究竟还能持续多久，我们不得而知，因为1914年夏爆发的战争让这件事无疾而终了。
因此，我们可见其中两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一方面，积极地采取宽容手段的想法不得不退让于本质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军事领导；另一方面，禁卫军式的军队在享受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也不得不受到政客们的遏制、操纵。毛奇要求进行防范性战争的建议被德皇以及民事政治领导人阻挠，正如康拉德同样被皇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以及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干预一样。科科夫佐夫也曾一度成功地遏制了军政大臣更激进的想法。1913年年底，当苏霍姆利诺夫试图将作为总统和财政大臣的科科夫佐夫完全排除在军事开支的商讨之外时，大臣会议意识到这位专横的军政大臣的所作所为有些过分，并拒绝了他的要求。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英国和法国，军事战略最终还是从属于民事政治家领导人的政治和政策的。
虽然如此，军事和民事之间的摩擦和实力均衡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们各自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施加的影响继续成为列强之间不明朗关系的原因。欧洲所有的列强都做出这样的假定：在各自政府中都存在鹰派军事团体，并且它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评估这些组织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在1913年2月（当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时）与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伯爵（Count Pourtalès）的谈话中，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认为从对方在圣彼得堡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充满着和平的愿景。但他是否能够强硬到抵抗来自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他尚武的规划在俄国军事情报部人尽皆知）的压力呢？即便贝希托尔德在当下仍然受到控制，那么权力会不会在二元君主制失效的情况下滑入军方之手，使得他们寻求更激进的解决方式？第一时间就注意到苏霍姆利诺夫和科科夫佐夫之间的权力之争的萨佐诺夫发现，这位总参谋长已经让俄国处于与奥匈帝国开战的边缘，他最清楚军事和民事决策者之间的关系是何等诡谲。在一篇关于1914年3月圣彼得堡氛围的精妙分析中，普塔莱斯觉察到主战派和和平派之间的一种均衡状态：“正如缺乏既有意愿又有影响力的人，且能将俄国拖入一场战争冒险的人一样，同样缺乏的还有其地位和影响力都足够强劲地唤起人们的自信，从而让俄国在若干年内走上和平之路的人。”科科夫佐夫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则不甚乐观。对于他来说，沙皇似乎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军事圈子”中，而该圈子的人的“简单化观点”正“汇集着越来越多的力量”。
民事政治家并不乐意利用战争派的存在来强调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使得利用外部优势阐释这种关系的本质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在1912年霍尔丹主政时期，德国人希望英国能够相信，柏林政府分裂出了鹰派和鸽派两大阵营，且英国的让步能够强化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的地位，从而与柏林的主战派抗衡。1914年5月，他们又故技重演，通过一系列“具有鼓舞性”的媒体文章声称，英国和俄国海军对话的持续只会加强军方的势力，而打击温和的政治领导人。正如政府间沟通的其他领域，其各自体系中军事和民事关系的变易性被认知错误虚假陈述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