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决策机构内不同利益方面的权力所形成的动荡，增加了欧洲国际体系内沟通交流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尤其是在政治危机爆发的时刻：两个或更多的国家的政府在高度紧张和威胁的氛围中相互打交道。这种情况在1911年夏发生在德国和法国之间关于摩洛哥问题的争执上充分地体现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法国外交部的一系列举措下（高潮是1911年4月向苏丹国派遣了一支大规模的法国军队），1909年的《德法协议》破产了。1911年6月5日，因为对法国单边攫取摩洛哥统治权力有所警觉，西班牙政府派遣军队占领了摩洛哥北部和西北部的拉腊什和凯比尔堡两地。现在来看，德国的干预似乎不可避免，于是，“黑豹”号炮舰于1911年7月1日及时地在摩洛哥海岸抛锚泊船。这艘炮舰的实力并没有给人留下印象，因为它已经超过了服役期达两年之久。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有许多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事态发展到西欧国家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战争，但是当时反对党的观点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它们最后也成为持久解决方案的基础，但为何事态还是会恶化？部分原因在于法国外交部的不妥协。在危机爆发之初，掌握和控制主动权的是政府首脑机关，外交部长让·克鲁皮于6月27日离职的事实（就在“黑豹”号到达的几天前）巩固了高层官员们的地位。他的继任者朱斯坦·德赛尔福斯（像克鲁皮一样，他同样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很快便沦为法国外交部“内阁长官”莫里斯·埃尔贝特的傀儡。作为1907~1911年信息部的总管，埃尔贝特与媒介之间已经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他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竭尽所能地抨击与德国进行谈判的观点。部分原因是埃尔贝特以及其他拥有权力的高层官员的不妥协，才导致直到1911年7月底，法国驻柏林大使才接到通知，与德国进行商务研讨，探讨如何就法国在摩洛哥的独裁给予德国赔偿。
之所以有这样的缓和举动，全部仰仗于朱尔·康邦以驻柏林大使的身份，他越过外交部长直接向精力旺盛且直率坦诚的总统约瑟夫·卡约进行呼吁的努力（卡约于6月27日，即危机爆发前上台）。卡约是财政部长的儿子，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尤金·卡约（Eugène Caillaux），尤金曾在1870年之后迅速向德国提供了赔偿金。约瑟夫·卡约是位经济自由主义者，致力于实现财政现代化，他用商人的实用主义眼光看待外交事务。他认为，没有理由不按照其他国家的立场来对待德国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并且他对成为欧洲资本主义标签性质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进行了批判。内阁由此一分为二，一方是支持在摩洛哥问题上采取缓和政策的卡约，另一方是朱斯坦·德赛尔福斯，他是法国外交部鹰派的喉舌。在他的部长的敦促下，德赛尔福斯向阿加迪尔派遣了巡洋舰，这一举动很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而使事件升级。在卡约否决了这种选择后，鹰派开始组织力量对他和朱尔·康邦进行攻击。他们充分利用媒体报道，对缓和派人士进行贬损。卡约被莫里斯·埃尔贝特暗中破坏自己政策的行为激怒，叫他来办公室，用实际行动对他进行了警告：“我会像折断这根铅笔一样折断你。”卡约最终能够与德国达成和解，但只能通过与柏林进行秘密的和非官方的谈判（通过德国在巴黎的使节，通过在柏林的朱尔·康邦，或是通过一位从中斡旋的商人）来进行，以躲开部长和他的官员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8月初，卡约秘密地接受了柏林的意向赔偿措施，而外交部长朱斯坦·德赛尔福斯曾经对此提出坚决的反对。
这种暗箱操作的外交手段使总统成功地绕开了外交部那些反德的鹰派，但这种行为极具冒险性。1911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谈判突然破裂，使得事态出现了不必要的升级，包括法国派遣部队以及德国战舰驶向阿加迪尔的威胁——尽管卡约和他的德国对手实际上是很愿意选择妥协的。卡约责怪那位名叫丰德尔的调停商人，因为他在沟通中误解了对方的意思。但是如果外交部官员没有谋划将他免职或是破坏与德国的协商的话，则根本不需要丰德尔这个牵线人或是卡约的幕后操作。也就是说，卡约是没有办法才被迫绕圈子以达成自己的承诺，因为他的部长同僚们拒绝接受他向柏林做出的保证。这种复杂局面增加了柏林对如何解读法国的行动的不确定性：正如一位德国外交官所言，这需要在两种完全矛盾的趋势中进行甄别，“尽管法国媒体以及军队的沙文主义甚嚣尘上，但卡约的政策似乎更占优势”。
德国在危机期间的政策并不是由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所控制，当然也不是由德皇控制（他对摩洛哥问题丝毫提不起兴趣），而是在于士瓦本的帝国外交事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基德伦参与了1909年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达成协约的过程，因此很自然地，他应当在德国如何对法国派遣军队的反馈中起关键作用。正如德国高级官员的典型做派，这位外务秘书将其个人影响力施加到摩洛哥外交政策制定的始末，并与巴黎进行沟通。基德伦并没有兴趣让德国在摩洛哥分一杯羹，但他同样决定不会允许法国单方面控制该地区。通过模仿法国的行为（做出一系列越演越烈的反对姿态），他希望能够保障德国的利益，并在法属刚果问题上获得土地补偿。他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目标不用发生冲突就可以实现，因为在1911年5月，约瑟夫·卡约以及其财政部长身份向在巴黎的德国外交官保证：“如果你们意识到自身在摩洛哥的重要利益，那么法国就准备在别处做出妥协。”因此，在卡约6月就任总统后，基德伦便认为这会成为法国的外交政策。他拒绝将两艘舰船派到阿加迪尔，他相信装备水平甚至不足以成功登陆的“黑豹”号作为象征性的表态已经足够。
危机的进一步演变证明了基德伦对法国的反应判断失误。他在评估德国国内环境时同样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基德伦与德皇威廉二世的私人关系并不亲密，且正如1905年那样，皇帝对1911年的北非政策同样表示怀疑。为了规避潜在的反对声音，基德伦寻求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客和公共人物的支持。但只要有媒介运动的介入，他还是无法控制舆论的方向和内容。结果，在民族主义媒体雷鸣般的煽动下（这让巴黎和伦敦都有所警觉），旨在持久地将危机控制在武装冲突的边界之内的德国政策得到巩固。极端民族主义报刊的大标题聒噪地呼吁“将摩洛哥西部还给德国”，而这反而成为巴黎鹰派们的把柄。让他们同样感到担心的是德皇，他对外务秘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以至于基德伦在7月17日正式递交了辞呈。好在首相霍尔维格从中斡旋，才挽救了这一政策，并留住了基德伦。
1911年11月4日，一项法德条约最终将双方的共识清晰地定义出来：摩洛哥成为法国专属的保护国，德国的商业利益通过条约得到保障，且部分法属刚果地区被让给德国。但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也暴露出法国外交政策上危险的不连贯性特征。1911年11月18日成立的整顿性委员会调查了莫里斯·埃尔贝特的行为，这揭露了巴黎高层官员们的精心策划的阴谋。卡约的名誉也同样被败坏了。在公众眼中，他和他的内阁沆瀣一气，通过一项条约而割让给德国过多的领土（在那些法国民族主义者眼中则更为恶劣），因为与德尔卡塞在19世纪90年代末所设想的换取摩洛哥的条件相比，德方承担得过少。总统与德国人暗中谈判的举动昭然若揭（黑色内阁破译了电文，并战略性地透露给了中央控制的媒体），他的命运也由此被决定：在仅仅就职了7个月之后，卡约于1912年1月21日下台。
德国方面对于1911年11月的条约同样不满，他们认为德国得到的太少。部分原因是基德伦引起的，在德国期望通过挑战法国在摩洛哥地位所得到的与实际微小的收效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比如“摩洛哥西部的利益”），极端民族主义媒体将此作为噱头挑起了人们的不满。因此，这位外务秘书深化了政府以及那些声称自己是其“天然支持者”的极端右翼势力的分歧。然而民族主义媒体所认为的做出牺牲的条约却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基德伦没有其他办法避免君主控制政策的决策过程。
或许德国在危机期间政策出现摇摆所带来的最重要结果是，让巴黎更深地误解其行为，认为对方的政策是出于恐吓的目的。当新任总理兼外交部长雷蒙·普恩加莱阅读1912年前几个月的外交文件时，被德国摇摆于强硬和妥协的政策立场所震撼了：“当我们对德国采取缓和的态度时，德国不领情；而我们在任意场合下表现出强硬态度时，德国人又打退堂鼓了。”因此，他得出了一个并不乐观的结论：只有“威胁性的语言”才对德国人有效果。
同样，英国在危机期间的表现也暴露了其管理机构内部的严重分化。伦敦自由党内阁的反应十分谨慎，因为他们认为法国要对危机的爆发负主要责任，因此要规劝他们让步。7月19日，内阁甚至授权格雷告知巴黎，英国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承认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法国政府气愤地反馈道，英国在这方面的首肯可能会破坏1904年的《英法协约》。而与此同时，以格雷为首的反德集团却采取了坚定的亲法立场。尼科尔森、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哈丁以及格雷本人侃侃而谈德国的威胁，此外还老调重弹，强调当务之急是要维护《英法协议》。7月19日，理查德·哈丁要求军事行动指挥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延迟他的欧陆之行，以便能够用一个早晨的时间评估其军队实力，以防德法边境爆发冲突。当贾斯丁·德赛尔福斯对德国在刚果索要赔款的夸张程度表现出惊讶时，弗兰西斯·伯蒂爵士从巴黎致信格雷，告知他德国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旨在让法国同意德国在摩洛哥海岸的控制权，但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他们根本不可能成功”。然而这却是对德国立场的误读，并且这种误读进一步在英国海军主义者中造成恐慌，因为对他们来说，德国在大西洋建立要塞的行动是难以接受的。
德国获得大西洋港口的愿景使得格雷成功说服内阁，于7月21日向德国大使发出警告：如果德国人在阿加迪尔登陆，那么英国也会采取措施确保自己在该地的利益，即格雷也要派出英国的战舰。就在同一天，格雷集团进一步让事态升温：1911年7月21日傍晚，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府邸发表演讲，向柏林提出严正警告。劳合·乔治称，英国不可避免地要“保护它的地盘和它在世界列强中的领先地位”。英国的权力不止一次地“拯救”其他国家于“巨大灾难，甚至种族灭绝之危险中”。如果英国被迫在和平与妥协于其他势力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在此强调，以此为代价的和平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是一个不可忍受的耻辱”。次日，格雷成功鼓动了海军人士的不安，他警示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英国的舰队不久后可能会遭到袭击，此外他还通知第一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Reginald McKenna），德国的舰队已经被动员，整装待发，然而事实上，公海舰队还处于分散状态，德国人并没有打算将它们集中起来。(https://www.daowen.com)
府邸演讲并非临时起意，它是由格雷、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精心策划的棋局。就像卡约绕过了外交部，实施他与柏林进行谈判的鸽派政策，以格雷为中心的反德阵营同样绕开了自由党内阁，向德国传递出强硬和暗中挑衅的信息。劳合·乔治敏感的发言词并没有经过内阁的同意，而仅仅被首相阿斯奎斯和外交大臣格雷认可。这次演讲标志着劳合·乔治正式与鸽派激进分子阵营和自由帝国主义者分道扬镳。他的言辞在柏林造成了恐慌，德国方面一直认为英国政府没有必要破坏《法德协约》的进路。外交大臣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质询驻柏林的英国大使：“劳合·乔治是何方神圣？他怎么能够对德国耳提面命，并组织法国和德国的和解？”
劳合·乔治的演讲同样震惊了英国内阁中那些并不认同格雷的大臣们。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子爵（Viscount Morley）公开指责这次演讲（以及格雷之后与德国驻伦敦大使的谈话）为“未被授权且并未成功的对德国的挑衅”。大法官劳尔伯恩大人（Lord Loreburn）认为英国过于积极地在这场争议中支持法国，而无论如何，巴黎明显是不占理的一方。他恳请格雷否认这次演讲，并澄清英国并无干涉法国和德国之间谈判的意图。
格雷集团最终还是胜利了。1911年8月23日召开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达成了一项共识，如果法国和德国开战，那么英国会迅速进行干涉，包括派遣英国远征军。阿斯奎斯、格雷和劳合·乔治等人均出席，但关键的激进人士，如莫利、克鲁（Crewe）、刘易斯·哈考特（Lewis Harcourt）以及伊舍（Esher）等人，却既没有得到通知也没有被邀请。接下来的一周充斥着激情洋溢的战争规划（这对激进人士来说是十分恐怖的事情）。就连阿斯奎斯都从密集的“军事谈话”中抽身而退了，这些军事谈话旨在于1911年9月同法国进行调度合作计划以及战略合作，但格雷却拒绝中止它们。英国十分乐于幻想事态极速升级的可能。就连在危机达到顶峰的时候，法国方面都没有做任何的战争准备，而霍尔维格在一封给伦敦的德国大使的信中却感慨：“看起来英国已经摩拳擦掌，准备随时开战了。”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8月3日，英国以摩洛哥争议为借口，将德国视为其对手。与俄国的相对保守和绥靖姿态相比，英国的积极性尤为明显。正是因为英国做出这样的反应，维也纳也决定放弃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中立政策。
尽管如此，鹰派和鸽派的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正如法国外交部的官员对卡约和倒霉的贾斯丁·德赛尔福斯进行报复，迫使他们于1912年1月下台，之后英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又展开了对格雷政策的新一轮攻击。在这些大臣中有许多人从未对格雷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前向法国的承诺表示过满意。1911年12月，后座议员对格雷提出了质询。这些非议部分是因为对他策略的隐匿性表示失望：为何政府的那些可能代表英国人民的行动却并没有被公之于众？杰出的自由主义活动家阿瑟·庞森比（Arthur Ponsonby）以及诺埃尔·巴克斯顿（Noel Buxton）激烈地反对格雷，要求建立一个委员会来改善英德关系。事实上，对这位外交大臣的抨击已经遍布整个自由主义媒体。巴黎的那些强硬派成功地使卡约和他的缓和措施声名扫地，英国的“亲德”游说同样也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将格雷和他的政策扫地出门。
三个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首先，由于英国的议会政治中强大的党派建构，英国的大臣们本身并不容易被这类质疑所击垮；其次，如果格雷的政策被全盘否定，那么他便会辞职，一并带走的还有劳合·乔治、霍尔丹，或许还有丘吉尔，在那些理性的非干预自由主义者眼中，这将昭示着政府中自由党人的末路；最后，重要的一点在于来自议会保守派对格雷与法国进行军事结盟政策的支持。帮助外交大臣预测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动向的一个方面便是阿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1911年11月前，他担任保守党领袖）私下提供的支持。1914年夏，一场笼罩在爱尔兰的危机即将爆发，这也引发了对保守党持续提供帮助的质疑。
但如果格雷的协约政策的本质是恰当并且合理的，那么面对来自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国内反对者的叫嚣，他对自己的辩解则阻止他尽可能明确地阐释他本来的承诺。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格雷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问题：满足法国的要求（他已经对对方做出了明确的承诺），以及说服内阁中仍占据大多数的非干涉主义者他并没有这样做。1911年11月出台的两份内阁决议表明，他的内阁大臣同僚中有15人对格雷提出过警告，要求他停止支持那些与法国高层的军事会晤。当然，这些会晤并没有被提前告知他们或是提前征得他们的同意。1912年1月，劳尔伯恩带领下的非干涉主义者召开会议，达成了一项内阁声明，称英国“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暗示的义务，来支持法国针对俄国采取的武力行动”。只有当劳尔伯恩告病辞职之后，格雷一众才从这些压力中松一口气。
对于采取以协约形式作为安全策略的政策平衡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的需要，使得英国发出的外交信号一直让人感到困惑和犹豫不决。一方面，英国的军事指挥通常在与法国同人的交往中自主决定并与之达成协议，这些来自英方的军事保证（一旦与德国爆发冲突）巩固了法国的地位。这些主动性行为并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更不用提英国议会了。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亨利·威尔逊被派往巴黎，与法国总参谋部人员进行商讨，目的是达成一项针对德国的英法联合动员计划，这便是1911年7月21日的“威尔逊–迪巴伊备忘录”——当时奥古斯特·迪巴伊（Auguste Dubail）将军是法国的总参谋长。这项备忘录规定，在动员的15天内，英国的6个步兵师、1支装甲部队以及2支骑兵部队（总共包括15万名士兵和6.7万匹马）将会被调往法国左翼。1912年前几个月，双方为了挫败德国的海军扩张，决定达成英法海军的合作，而这项决定进一步肯定了这样一种假设：一个防御联盟呼之欲出。
另一方面，1912年11月22~23日的格雷—康邦信件（正如莫利所言，这些信件是格雷那些非干涉主义政敌从他那里“敲诈”出来的）证明，《英法协约》只不过是一个联盟的象征，因为这些信中宣称双方具有独立行动的自由，甚至在第三方对其中一方进行打击时亦如此。英国究竟有没有支持法国的义务呢？格雷会在公共场合宣称，这些承诺只不过是没有约束力的权宜之策。而私下，这位外交大臣则将英法军事对话视为“与法国进行合作的义务”，只要“其行为并不具有挑衅性且是合理的”。当外交部常任副大臣阿瑟·尼科尔森爵士于1914年8月初力挺格雷，称“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康邦保证，如果德国先发制人，您将站在法国这边”，格雷只是回了一句：“是的，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书面的回复。”
因此，在英国方面，英法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一种双重考虑而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知道，格雷的公开声明需要字斟句酌，就连他的官方沟通都要满足内阁的非干涉主义者以及公众的要求。然而，保罗·康邦从那些伦敦的反德朋友以及驻巴黎的伯蒂口中听到的正是他所盼望听到的。潦草敷衍和不谨慎都是法国人所不能接受的。1914年“七月危机”达到高潮时，巴黎的决策者们、法国驻伦敦的大使，当然还有格雷自己都曾经一度感到高度焦虑。更重要的是，英方承诺的不确定性迫使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在东方寻求弥补手段，他们甚至更加强烈地希望与俄国建立军事联盟。法国政府、卢森堡驻巴黎的大臣纪尧姆伯爵（Baron Guillaume）在1913年春都表示，自己有义务“不断地加强与俄国的联盟关系，因为众所周知，与英国的友谊正变得越来越不牢靠和无效”。对德国来说，英国政策的模棱两可也使其产生了疑惑和苦恼。为了安抚非干涉主义者，格雷不得不对柏林保持开放的态度；然而同时他又多次对德国人进行警告，以免他们得出结论，法国被彻底抛弃并且担心英国不会及时伸出援手。这种信息混乱的局面以及欧陆列强之间权力关系的动态性造成的结果是，英国意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七月危机”中一直困扰着德国的决策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