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冬日危机

萨佐诺夫还在犹豫不决时，俄国统治阶层对巴尔干的态度渐显强硬。在巴尔干半岛各国动员其军事力量时，俄国决定在1912年9月30日举行军事演习。这表明俄国打算通过对巴尔干采取军事行动向维也纳示好。奥匈帝国总参谋部的报告显示，约五六万俄国预备役军人被纠集到波兰战线的华沙地区（紧邻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预计后续还要召集17万人，用来在奥匈帝国边境建立一个大型的俄国军营。当被问及这些军事行动时，萨佐诺夫宣称他对此一无所知。与之相反，苏霍姆利诺夫坚称外交部完全知晓此事。无论萨佐诺夫是否参与了这个决定（两种可能都是可信的），军事演习（以及在巴尔干战争爆发后继续沿用这个策略的决定）标志着俄国与之前的保守政策告别。俄国开始拥护“实权”战略，即外交依靠武力威胁得以实现。在一封1912年10月10日写给科科夫佐夫的信中，萨佐诺夫评论道：“我们可能需要英法的实质支持，只要这两个国家明白我们愿意承担多少风险。”在战争爆发前一年，他告诉伊兹沃尔斯基，只有军事上有充分的准备且利用“和平压力”，才能使俄国实现目标。这是与他的政策自相矛盾的地方。

俄国对巴尔干转向更加坚定的政策，也标志了科科夫佐夫与苏霍姆利诺夫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1912年10~11月，在讨论1913年的军事预算期间，沙皇明显不再愿意支持科科夫佐夫的限制军事开支的号召。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召开一系列会议后，内阁同意增补军事贷款6 680万卢布。这个提议的发起者不是苏霍姆利诺夫，而是萨佐诺夫，他在10月23日给科科夫佐夫写信称，他想提高军备实力以对抗奥匈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科科夫佐夫别无选择，只能将该信传达给苏霍姆利诺夫，由他正式申请提高贷款。这是削弱科科夫佐夫地位的关键步骤：首相无权否决由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提出、由沙皇在幕后支持的提议。11月5日之后，沙皇批准了一条法令，推迟俄军高龄入伍者返乡时间，因此，服役期延长之后的预备役人数增长到40万人。根据从圣彼得堡传到法国的信息，前线部队力量仅比战时水平低一点点。这些策略还有其他措施辅助：派遣一些队伍前进至邻近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边界、优化武装设备、保证足够储备。雅科夫·日林斯基（Yakov Zhilinsky）参谋长告诉法国军官，所以这一切的目的是保证“我们可以……迅速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

使冲突扩大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1912年11月的第4周，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以及其他司令积极说服沙皇颁布动用部分武力针对奥匈帝国的命令。科科夫佐夫回忆道，有人在11月22日告诉他，沙皇要在第二天早晨召见他和萨佐诺夫。当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惊愕地发现军事会议已经决定，在紧邻奥匈帝国的基辅和华沙军事区进行武装召集。看来苏霍姆利诺夫前一天就想进行武装召集了，但是沙皇因为要先征求相关大臣的意见，因此推迟颁布命令。科科夫佐夫被军方这些蛮不讲理的小动作激怒，他指出该提议是愚蠢的：对奥匈帝国的小范围动武毫无意义，因为德国有义务在奥匈帝国受到攻击时协助他们。那法国这边呢？由于当下还没有和法国商量，突然动武很可能迫使俄国独自面对这愚蠢的结果。此外，该行为还违反了宪法：科科夫佐夫认为，苏霍姆利诺夫没有权力在未征求外交大臣的意见前，向沙皇提出这样的建议。尼古拉二世支持了科科夫佐夫观点，并同意撤销陆军大臣的命令。在这次事件中，萨佐诺夫选择站在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一边，支持撤销该提议，因为从政治角度看，它毫无意义；从战略角度看，它极不可行，而且还存在危险。这也是俄国“联合政府”的最后一次发力。

但是，在1912~1913年冬季危机时，萨佐诺夫事实上是支持对奥匈帝国动武的。也是这个政策使得俄奥边境成为“外交风暴中心”。在11月23日，平民和军官之间就动武问题发生对峙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但是圣彼得堡总归还是支持战争的。12月中旬，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向内阁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增强基辅和华沙军事区的边境骑兵团军力、召集预备役进行训练、增强边境部队战斗能力、运输马匹到边境区域、强化军事防卫以及禁止出口马匹。如果这些措施得以实施，则可能直接把冬季危机推至战争——一场波及全欧洲的战争在所难免，因为法国政府当时正敦促俄国加快对奥匈帝国进行制裁，并承诺在德国参与军事冲突时对俄提供帮助。但是这对于萨佐诺夫来说有些过头了，他再一次与科科夫佐夫站在同一战线，拒绝苏霍姆利诺夫的提议。这次，和平支持者仅获得了部分胜利：召集步兵预备役以及马匹出口禁令因为过分具有煽动性而被拒绝，但是其他措施仍然得以继续实施，此举自然会令维也纳的奥政府不安。

从历史上来看，1912年12月的最后一周，萨佐诺夫提出将加利西亚边境的部分俄军撤离（但是是在奥军先撤退的前提下）看起来更像是在进一步威胁恫吓，而不是真正努力缓和危机、避免战争。如果奥匈帝国不顺从，俄政府会再一次加速恫吓的步伐，并指出有可能进一步公开放宽征兵年龄上限，这将引起战争恐慌。萨佐诺夫甚至在1913年1月初告知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他有个“召集军事力量到奥匈帝国边境的计划”并计划征集更多军队。关于在基辅军事区征兵及俄对奥下最后通牒的讨论（这次是萨佐诺夫，而不是苏霍姆利诺夫）又重新提上了日程。

俄奥武装僵局的结果对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在维也纳，边界冲突给原本财力薄弱的皇室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此外，捷克、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预备役士兵的忠诚度也受到质疑。如果时局持续高度紧张，他们中的很多人将失去原有的工作。俄方同样也有质疑边境军队的可靠度的问题，那些被召集来扩充和平时期加利西亚边境的军力逐渐产生反叛心理，他们要求要么即刻开战，要么撤退兵力。财政部及科科夫佐夫也抱怨维持预备役军队带来的财政负担。尽管一般说来财政问题对于俄方并不是主要问题，但是维也纳则不然，他们的大臣们十分担心其财政控制会彻底崩溃。科科夫佐夫成功地缓和了冲突，并说服沙皇不要继续采取进一步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

在这次事件中，奥匈帝国首先做出了让步，从1月底开始逐渐减少边防部队的军力。2月及3月，贝希托尔德又对贝尔格莱德进一步做出妥协。2月21日，弗兰茨·约瑟夫提议大规模减少加利西亚的兵力，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个提议，并允许被召集的年长士兵返乡。3月的第二周，边境双方的驻军大规模减少，并告知公众冲突正式得以缓和。(https://www.daowen.com)

1912~1913年的巴尔干冬日危机结束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一般看来，这次危机改变了维也纳政府和圣彼得堡政府的政策。奥匈帝国的决策者开始习惯于一种更为军事化的外交风格。在圣彼得堡则出现了战争派，该派别中最核心的成员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Nikolai Nikolaievich）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Pyotr Nikolaievich），他们都是高级军事将领，都迎娶了黑山公主。驻圣彼得堡的比利时大臣在1913年年初写道：“帝国的和平主义者不能（在庭上）劝服那些宣称不可能早于奥匈帝国撤退的人。”主战的观点获得支持，不仅是因为沙皇（间接）、高级陆海军将领站在这一边，还因为一批有影响力的民事大臣同样鼓励这种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

克里沃舍因是俄国政坛最活跃、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是个对扩展政界网络得心应手的人：睿智、世故、敏锐，并且拥有一种能够恰当结交朋友的过人天赋。年轻时，他就因善于结交能帮助他登上较高职位的高官子弟而闻名。1905年，他混入了沙皇的秘书D·特列波夫（D. Trepov）的社交圈（1905年秋是沙皇启用私人秘书的唯一时期）。至1906年，尽管克里沃舍因还是没有任何固定官职，但他依然被皇家所接受。他也因此变得非常富有，还娶了纺织帝国后代莫罗佐夫家族的成员。通过这段联姻，他可以与莫斯科工业经营层保持密切的联系。

克里沃舍因的政治天赋源于他作为俄国人在波兰生活的幼年时光，他是在华沙出生长大的，这片土壤是孕育俄国民族主义者的温床。引用一位高级官员的原话来说，在波兰西部省份的俄国官僚“就像个封闭起来的营队，他们的想法总是会向国家权威靠拢”。1905年之后，西部地区成了杜马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落脚点。掌握对外政策一开始并非克里沃舍因的拿手好戏，他是斯托雷平式的农业与管理革新者。他觉得跟外国人交流有困难，因为他不像大多数和他同阶层的俄国人那样能够流利地说德语或法语。但是，当他作为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时，他也旋即拥有了控制外交的野心——当然这也是最重要的政府事务。此外，1908年5月，他被任命为土地使用管理以及农业大臣，他的地缘政治权利范围比他的头衔所体现出的还要多。克里沃舍因的部门参与扩展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因此他特别关注俄国远东和中国满洲的边境安全问题。就像很多以西方马首是瞻的政治家一样，克里沃舍因偏向于与德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不赞成伊兹沃尔斯基将波黑归为奥匈帝国属国的观点，也拒绝外交大臣所呼吁的对三国同盟进行“报复”的看法。

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

但是，在1914年夏季来到的几年以前，克里沃舍因经历了一次转变。他的一位强有力的导师斯托雷平突然被害身亡，联合政府变得毫无头绪。克里沃舍因开始更加努力地扩大杜马以及公众中的民族主义者圈子。在1912~1913年巴尔干冬季危机期间，他支持苏霍姆利诺夫在巴尔干地区的激进政策，并把“停止对德国人唯唯诺诺”、让大家信任俄国人民以及他们对祖国长久的爱作为依据。1913年春，他领导了一场获得高票数的竞选，以修改当时俄德税费协议条款。谢尔盖·维特和科科夫佐夫于1904年与德国签订的该协议；1913年，在俄国政界被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是：该协议允许“狡猾、冷漠的德国企业家”从“头脑简单的俄国农业工作者”身上剥削“贡品”。这次明显是反对科科夫佐夫农业政策的竞选激起了德俄媒体间的争执。克里沃舍因的儿子在日后回忆，当时，那场争执越演越烈，俄国同德国的关系也越发恶化，但与此同时，克里沃舍因却成为法国使馆的宠儿，在那里，人们能经常看到他和他法国朋友圈的新朋友在一起。

克里沃舍因追求强硬外交政策的热情也反映了他对寻求能够将社会和政府联结起来的时机的渴望（对伊兹沃尔斯基和萨佐诺夫而言，这同样重要）。克里沃舍因以及他的部门能够在政府和官方机构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与区域地方选举议会以及很多民事社会组织紧密合作。1913年7月，他在基辅举办了一场农业展并做了一个简短的且在日后变得非常知名的讲话。在该讲话中，他宣称，俄国只有在“我们”（即政府）和“他们”（即社会）之间没有不利分歧时，才能实现富裕、和谐。简言之，克里沃舍因代表了一种在对外事物上可怕的技术治国的现代主义、民粹主义、耕地区域主义、议会普及化以及渐强的鹰派观点的结合。至1913年，他毫无疑问是最擅长社交以及最有权力的民政大臣。难怪科科夫佐夫绝望地在大臣会议上谈及他的“孤立感”与“彻底无助”，很明显大臣会议是要逼他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