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不定的人

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政策在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阴影下得到了强化。俄国人忘记了（或是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伊兹沃尔斯基在提议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为筹码与奥匈帝国外交官进行交换（以换取土耳其海峡的通行权）时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宏观的国际背景，比如英国拒绝支持俄国进入土耳其海峡，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冲淡了。为了迎合民族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宣传而进行的波斯尼亚兼并被认为是奥匈帝国背信弃义的一段历史，而德国在1909年3月为保护其盟友而进行的干涉则使事情的性质进一步恶化，这使俄国无法再经历第二次的“耻辱”。但是波斯尼亚混乱同样说明了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孤立立场，因为法国和英国都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帮助俄国摆脱伊兹沃尔斯基制造的问题。因此，俄国在将来不得不寻求在该地获得发言权的途径——在不得罪其西方伙伴的前提下。

俄国在1911~1912年的巴尔干政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征是微弱的中央权力和合作。1911年9月18日斯托雷平被刺杀，搅乱了当时的体制。首相的死亡就在意大利政府向奥斯曼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0天之后，新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还没有站稳脚跟。萨佐诺夫在1911年3~12月都在国外养病。在他的缺席下，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Neratov）竭尽全力力挽狂澜。行政控制权被大大地削弱，其结果就是俄国的政策被分裂成若干并行的、相互矛盾的集团。俄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恰雷科夫试图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困境来与之协商俄国船只进入土耳其海峡的条件。利比亚危机发生时，恰雷科夫向奥斯曼帝国提议，俄国会确保奥斯曼帝国不丢掉君士坦丁堡以及色雷斯内陆的防御地带。作为回报，奥斯曼政府则要授予俄国船只进出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自由通行权。

而就在几乎同一时间，在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哈特维希却在寻求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哈特维希曾在外交部的亚洲部门受过训练，而该部门的文化则以武断的立场和无情的手段著称。自从他1909年秋到塞尔维亚首都任职后，他就成为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积极政策的拥护者。他并没有掩盖自己对奥匈帝国的厌恶和自己的泛斯拉夫观点。当保加利亚驻塞尔维亚首都的大使安德烈·列普切夫（Andrey Toshev）发表这样的言论时，他一点儿都没有夸张：“哈特维希一步一步地将塞尔维亚王国的命运掌握在手中。”毫无疑问，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生涯确实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俄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代办沮丧地认为，哈特维希在沙皇尼古拉二世面前的得宠以及圣彼得堡方面松懈的控制和监督，意味着他有着相当大的自由权来炮制自己的极端观点，就算它们与官方的表态大相径庭。他“明确地提出，他将随时为塞尔维亚提供俄国下一步的动态解读”。

当恰雷科夫正在做出与君士坦丁堡达成长久和平关系的努力时，哈特维希却敦促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合伙，达成一个针对奥斯曼帝国的防御联盟。后者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将各方联系起来，因为他的旧友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在审判弗里德永丑闻期间，他几乎成为俄国代表团的一员）接受了作为塞尔维亚驻索非亚大使的职位，这将帮助他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协约的缔造铺平道路。为了让他的观点被塞尔维亚政府接受，哈特维希致信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坚持称针对土耳其人（间接指向奥匈帝国）的巴尔干同盟的形成是确保俄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唯一方式。他在1911年10月6日（就在意大利向的黎波里开枪后的第三天）向涅拉托夫表示：“现在的形势已经如此，双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应当形成伟大的抵御力量，保卫俄国和斯拉夫族——不能有任何哪怕是最小的踌躇。”

因此，当萨佐诺夫于1911年年底结束疗养回国后，他不得不在两种矛盾的建议中做出选择。最后，他选择抛弃恰雷科夫的立场。奥斯曼帝国被告知，应该忽视该大使的提议，恰雷科夫也在几个月后被召回。萨佐诺夫称，他惩罚了这位大使，因为他不顾他的旨意，越过圣彼得堡的“所有障碍”，“将事情搞得一团糟”。但是这只是烟幕弹而已：恰雷科夫已经得到来自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的支持，他也绝不仅仅是在非常时期制定政策的俄国公使。从这方面来说，哈特维希行为的性质是更恶劣的。萨佐诺夫否决君士坦丁堡大使的真正意图，是因为获得土耳其海峡主动权的时机尚未成熟。1911年12月，在他从瑞士疗养地归返的途中，萨佐诺夫从伊兹沃尔斯基和驻伦敦大使贝肯多夫那里得到消息，直接敦促解决海峡问题可能会导致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紧张。尤其应当被考虑的是英国的态度，因为1911~1912年冬，俄国和英国在波斯问题的解决上再度陷入紧张局面。局势越严峻，英国就越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对俄国的目的网开一面。与此同时，俄国在1911年春夏出现的摩洛哥问题上一直对法国表现得不温不火，这也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俄国在东地中海达成心愿，因为他们也将此地视为自己的利益范围。最重要的是，法国对奥斯曼帝国大规模的投资让巴黎深切怀疑俄国的任何动机，认为这将危害自己的金融投资。一时间，协约国之间的关系相对削弱，在对像土耳其海峡这样的战略重地的问题上，如果成员之间有潜在的分歧，那么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换言之，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萨佐诺夫不得不将协约国的团结放在第一位，俄国在海峡的权力暂且搁置。

谢尔盖·萨佐诺夫

就在他放弃恰雷科夫观点的同时，萨佐诺夫选择支持哈特维希的亲塞、结盟政策，这样不仅会破坏奥匈帝国的意图，而且能够对奥斯曼帝国施加直接的压力。但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却谨慎地避免以一种可能会让自己与西方协约国盟友分道扬镳的方式挑战奥斯曼帝国。利用机会获得海峡权力的苛求必须与独自行动所承担的风险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他鼓励意大利人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然后立刻撤退，这样可能会让奥斯曼帝国关闭水路，从而严重阻碍俄国的商业运输。萨佐诺夫同时告知英法，他的目的在于将意大利拉入伙；他对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称，他认为意大利的价值在于“抗衡奥地利”；实际上，他则希望意大利的突袭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为俄国提供一个借口，来要求只有他们自己的商船才能通行海峡。1912年10月初，萨佐诺夫对伊兹沃尔斯基表示，俄国“不要表现出与奥斯曼帝国角力且破坏其统一的姿态”是非常有必要的。(https://www.daowen.com)

萨佐诺夫还支持并资助了巴尔干同盟的成立。在重新回到岗位之后，他成为联盟政策的倡导者，并声称自己被这样一种愿景所鼓舞：几十万的刺刀共同形成一座坚固堡垒，横亘在中央权力和巴尔干国家之间。他之所以选择资助1912年3月形成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协议，是为了借刀杀人，针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条约称，一旦“有任何的列强试图兼并、占领或暂时入侵”任何土耳其占领下的巴尔干领土——当然这里指的是奥匈帝国，签署国要“倾其全力，相互协助”。

萨佐诺夫心知肚明，巴尔干半岛在利比亚战争之后将有可能变得极其动荡。因此他相信，俄国在随即发生的任何冲突中都有话语权是相当重要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协议就相应地赋予俄国在任何后续冲突中起调停和仲裁的作用。一项秘密协议确保了签署方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提前征询俄国的意见；如果两国在是否对奥斯曼帝国出兵、何时对奥斯曼帝国出兵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俄国的否决权将会生效。如果在被征服地区的领土划分上有矛盾，那么该事务就要被提交给俄国进行仲裁，即俄国的决定与协约双方的行动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这个联盟对于俄国的利益诉求相当有利。然而却仍然有几点存疑。过去的经验表明，俄国帮助下成立的巴尔干联盟可能并不会对圣彼得堡言听计从。1911年10月和11月，由于这一点产生的分歧已经引发哈特维希和A·V·涅克柳多夫（A. V. Nekliudov）之间的敌意，前者支持激进的巴尔干同盟政策，而在索非亚的后者则担心联盟会脱离俄国的控制。涅克柳多夫也有自己的论据：如果两大签约国确实在攻击的可能性和时间表上达成一致，俄国的否决权就毫无意义了（事实确实如此）；此外，如果两大签约国家又邀请其他邻国加入（例如希腊和黑山）他们的联盟而并没有征询圣彼得堡的意见呢？他的质疑再一次成为现实：联盟只是告知俄国附加在联盟之外的秘密军事条款，但并没有征得它们的同意；圣彼得堡反对让黑山和希腊加入的提议被忽略了。在该联盟完全存在之前，它们就已经脱离了俄国的控制。

当巴尔干猛虎在1912年10月脱笼而出时，萨佐诺夫公开对此表示限制（但这也只是示意性的）。另外，在伦敦的俄国大使被告知他不会同意任何牵扯俄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合作的提议。与此同时，联盟国家也得到警告，它们不会得到来自俄国的帮助。这些警告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很是不寻常，因为俄国曾经鼓励它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向奥斯曼帝国开战。驻法国的塞尔维亚大使米伦科·韦斯尼奇于1912年10月被萨佐诺夫在巴黎召去开会，而此时战争已经爆发。当着一群法国外交部官员的面，萨佐诺夫对韦斯尼奇说，他认为塞尔维亚的动员存在“计划不周”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对这场战争进行遏制，使其尽快结束。韦斯尼奇十分恼怒，他直言不讳地提醒萨佐诺夫，俄国外交部“完全了解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已经达成共识”。萨佐诺夫当即感到很尴尬——法国官员可都在场啊！——他回应说这确实是事实，但这只对于第一个“仅有防卫性质”的协议有效。萨佐诺夫告知索非亚，他并不是针对巴尔干战争，而是对时间表示担心：巴尔干战争或许会波及更大的范围，而俄国并没有为一场全面冲突做好军事准备。萨佐诺夫相互矛盾的信息令人质疑，再加上好战的哈特维希以及俄国在索非亚的军事随员，他们都鼓励各自的对话者，让他们相信如果事情变得糟糕，俄国不会让巴尔干“小兄弟们”自己收拾残局。据称，当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动员宣布开始时，涅克柳多夫一度喜极而泣。

但如果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不仅没有让俄国得到任何的海峡权益，还让其处于危险境地呢？圣彼得堡的政治领导人承认，海峡权应当留到合适的时机，即在奥斯曼帝国的管理相对放松的时候，但其他列强如果也乘虚而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阻碍他们的话，那就完全不能接受了。1912年10月，保加利亚军队出其不意地进攻色雷斯东部的查塔尔贾——奥斯曼首都最后的壁垒，这给萨佐诺夫和他的同僚们敲响了警钟。保加利亚任性的国王一直觊觎着古老的拜占庭，如果保加利亚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那么俄国将如何应对？萨佐诺夫对布坎南说，如果发生那种情况，“俄国将有义务对他们进行警告”。他很不由衷地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尽管俄国并没有打君士坦丁堡的主意，但我们也同样不允许其他国家占领它。”在一封写给涅克柳多夫的信中（该信件同时被抄送给在巴黎、伦敦、君士坦丁堡和贝尔格莱德的使馆），萨佐诺夫再一次重申，保加利亚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行为会使得俄国的舆论矛头指向索非亚。圣彼得堡向保加利亚大使发去了不友好的警告：“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进入君士坦丁堡，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将要面临更复杂的后果。”当保加利亚对查塔尔贾的血腥进攻被打败之后，萨佐诺夫才从一场可能的干预中脱身。

这项策略的背后，是俄国媒体的挑唆。俄国报刊编辑们受到巴尔干国家和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宿仇（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矛盾的激励。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事件能够激起俄国城市媒体如此强烈的兴奋、团结和愤怒的情绪。“如果斯拉夫人和希腊人能够胜利，那么还有哪个强者能够抢走他们通过浴血奋战得来的战利品呢？”评价萨佐诺夫在这些事务上施加的影响并不容易。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对媒体想要了解他政策细节的兴趣非常反感，并且做出一幅轻视记者及其观点的姿态。然而，他对媒体批判又非常敏感。他曾经召集一次媒体会议，抱怨他感受到的来自记者的敌意。在10月31日致所有俄国大使的通知中，萨佐诺夫称，他无意让民族主义的声音在俄国媒体中传播，以至于影响他对政策的控制。但是他又进一步指出，公使们应当考虑利用媒体的煽动性文章来“使他国的内阁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时刻考虑我们目前遭遇的困难”。换言之，当他否认媒体影响他的决策的同时，他还看到敌对的媒体文章能够在国外被充分利用，以确保为控制外交协商留出空间。这些文件可能是最能揭示决策者和媒体之间关系复杂性的了。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萨佐诺夫的政策充满了即兴和游移不定的特质。10月底，他坚定地宣称，他支持奥匈帝国维持在巴尔干半岛领土现状的政策。然而在11月8日，萨佐诺夫却告知意大利政府，塞尔维亚进入亚得里亚海的权益必须被保障，他还自负地加了一句：“忽略事实是很危险的。”然而仅在三天之后，他就告诉哈特维希，在亚得里亚海岸成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家是“无法逃避的必然之举”，这次他又加了一句：“忽略事实是很危险的。”哈特维希接到命令，警告帕希奇如果塞尔维亚人的行动过于激进，俄国可能会被迫抽身而退，让他们自行处理问题。这是这位俄国部长十分不乐意看到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这条消息同时也被发往伦敦和巴黎。然而到11月17日，他却又在为塞尔维亚辩护了。伦敦和巴黎又收到消息，称如果他们对塞尔维亚发动进攻的话，俄国可能有义务对奥匈帝国进行军事干涉；这两个政府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萨佐诺夫总是在改变他的立场。”1912年11月，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称：“他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总是轮番登场，让人捉摸不定。”“我曾不止一次责备萨佐诺夫变化多端的观点。”但是他继续指出，平心而论，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并不是其自由意志的履行者”，他需要考虑沙皇的意见，而后者当时受到圣彼得堡军方意见的左右。驻巴黎和德黑兰的前第三任秘书、就职于伦敦的外交部的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对这个问题做了简单的总结：“萨佐诺夫先生是个悲哀的摇摆不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