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塞尔维亚
萨佐诺夫以及他的同僚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战略抉择：俄国应该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塞尔维亚？这两个国家中，保加利亚显然在战略上更加重要，它位于黑海，而且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使得它成为俄国的一个重要伙伴。在1877~1978年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失败为建立保加利亚紧急自治州创造了条件，该州名义上隶属奥斯曼帝国，实质上受俄国监管。因此，保加利亚在历史上一直是俄国的属国。但是保加利亚从来没有像俄国期待的那样，做个听话的属国。保加利亚的亲俄派和亲欧派不停争夺外交权，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统治阶层利用该国具有战略敏感性的地理位置，不断地向不同的势力表达自己的衷心。
萨克森–科堡和哥达–科哈里家族的费迪南德即位统治保加利亚后，这种混乱局面更加显著。1885~1918年，费迪南德首先作为王子君临，后来成为国王。他在亲俄和亲德的内阁派系间掌控着大局。保加利亚君主“一直定下规矩，自己不准确定地倾向于任何事情的一边，”乔治爵士日后回忆道，“一个投机者只会考虑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先谄媚地与一个国家搞好关系，然后是另一个……”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令保加利亚与俄国的关系急速恶化，因为费迪南德决定暂时与维也纳联盟，利用这个契机弃置《柏林条约》（该条约将保加利亚定义为附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自治公国），宣布保加利亚的统一与独立，并且在保加利亚古都特尔诺沃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仪式，还自立为沙皇。伊兹沃尔斯基对保加利亚的不忠表示吃惊，并警告保加利亚，他们不久将为自己对朋友的背叛付出代价。这场胜利十分短暂，而后果也十分恼人：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关于独立问题的谈判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在保加利亚边境集结兵力，保加利亚向俄国求助后，一切才得以平息。通过俄国的调停，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签署独立协议，维持一段时间忠诚的协约伙伴关系。
但是，即使是最亲近保加利亚的俄国政客也认识到，跟保加利亚关系的维持同样需要考虑到塞尔维亚的利益，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兼并危机之后——该危机在俄国公众中激发了支持塞尔维亚的情绪。1909年12月，由于急于在巴尔干半岛重建据点，俄国战争部起草了一份秘密协定，开展俄国–保加利亚联合行动，以共同对抗哈布斯堡皇朝、罗马尼亚或是奥斯曼帝国，并向保加利亚保证马其顿和多布罗加（罗马尼亚边境有争议区域）的领土完整。但是，在伊兹沃尔斯基的指示下，该条约被搁置，因为它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塞尔维亚的利益。驻贝尔格莱德的哈特维希鼓励塞尔维亚人对抗奥匈帝国，并且代表塞尔维亚人去挑衅俄国，因此，对塞尔维亚还是保加利亚的选择问题上，矛盾越发显著。
1910年3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前往圣彼得堡，进行为期两周的高层对话。保加利亚要求俄方放弃塞尔维亚，坚决维护保加利亚，即只有在此前提下，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巴尔干国家联盟。保加利亚首相马利诺夫告诉伊兹沃尔斯基，俄国不可能同时建立一个大保加利亚国和大塞尔维亚国：
一旦你决定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和我们站在同一边，我们很容易和塞尔维亚解决马其顿问题。只要塞尔维亚政府认识到这点，你们最好摆明立场让他们认识到这点，如此一来塞尔维亚就容易妥协多了。
保加利亚人刚刚离开、塞尔维亚人的彼得国王后脚就跟着来了。彼得在沙皇的宫廷上要比狡猾的、因塞尔维亚事件对俄施压的费迪南德受欢迎得多。他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俄国不再授予保加利亚优先权。俄国在马其顿问题上对保加利亚长期以来形成的支持名义上依旧存在，但实质上，伊兹沃尔斯基承诺他也会找到“保障塞尔维亚利益和权利”的方法。首先就是（这是个令塞尔维亚外交部振奋的消息）俄国现在承认部分马其顿领土归属塞尔维亚。
在俄国看来，巴尔干联盟政策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它能够结合两种选择之间的矛盾——至少当下可以。一旦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在1912年3月缔结的联盟找到双方看似都可以接受的马其顿问题的解决方法，那么这样的联盟就可能成为俄国控制巴尔干半岛的长久手段。俄国仲裁争议区的条款看似是在保护俄国在半岛上的特殊地位，并创造出一套能够管理、化解双方冲突的机制。
保加利亚军队对君士坦丁堡毫无前兆的突袭引起了圣彼得堡的恐慌。萨佐诺夫强烈要求保加利亚要足够“理智”、谨慎，并且“在对的时机停手”；由于怀疑法国要求保加利亚占领奥斯曼首都，他的警告显得更加重要了。这种情绪在保加利亚进攻失败后得以缓解。战后，俄国专注于在两个胜利国之间调停，在符合1912年3月条约条款的情况下，使两国停战和解。但是塞尔维亚拒绝撤离已经获得的领地，而保加利亚又不同意放弃对该区域的所有权，调停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保加利亚声称调停的依据必须是1912年3月的条约，而塞尔维亚政府认为实际发生的事情已经令该条约无效。巴尔干半岛诸国正如尼古拉二世说的，就像“表现良好的孩子”却“长大变成了烦人的小混混”。
萨佐诺夫起初倾向保加利亚，对塞尔维亚不撤出占领地进行谴责。但是，在1913年3月底，俄外交大臣改为支持塞尔维亚且强迫保加利亚做出让步。当他得知保加利亚即将召回其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安德烈·列普切夫时，萨佐诺夫感到无比愤怒，并且谴责保加利亚是在维也纳的指示下行事，由于他们“对俄国以及斯拉夫民族的无理”，保加利亚正自己走向“毁灭”。最后，保加利亚同意不召回列普切夫，争执才得以平息，但是俄国却在进一步考虑疏远保加利亚。在萨佐诺夫重复警告任何挑起下一场战争的人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后，保加利亚在6月29日发动的战争为俄疏远保加利亚推波助澜。（但是俄国其实也参与其中，哈特维希让尼古拉·帕希奇无论如何不能主动带头，要等保加利亚先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俄国对罗马尼亚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萨佐诺夫曾向罗马尼亚请愿，确保罗马尼亚不会对保加利亚的任何领土进行突袭，他指的是多布罗加——两个国家的争议边界区域。与此相反的是，1913年夏初，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关于马其顿区域协议破裂后，萨佐诺夫则告知罗马尼亚，如果罗马尼亚干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中侵略的一方，俄国将不会采取行动。这是至此为止最明确的反对保加利亚的行动，这令俄国立场空前明确。(https://www.daowen.com)
圣彼得堡财政上的起色强化了其站在支持塞尔维亚一方的立场。根据卡耐基基金会对巴尔干战争的起因及经过的调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参战国就像“寻求借钱用于还债、重建军事和恢复生产力的乞丐”一样。保加利亚的状况最糟糕，刚与四国交战，其人力、财力都损失惨重（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保加利亚死亡人数达9.3万——比4个帝国死亡人数总和都多）。在1913年7月17日新任职的自由党首相瓦西里·拉多斯拉沃夫（Vasil Radoslavov）的统领下，保加利亚政府寻求一笔巨额贷款。维也纳第一个做出反应，10月底预付3 000万法郎，但是这些数额都不够保加利亚政府继续偿还自己的债务。尽管保加利亚承诺把达达尼尔海峡转让给俄国作为其管辖地，俄政府依旧不愿伸出援手。萨佐诺夫认为，只要是对俄有敌意的拉多斯拉沃夫执政，俄国就不能给予保加利亚经济援助。俄国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予保加利亚所需要的贷款额度，尽管它希望如此。此外，也是更重要的，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对持有大量金融资本的法国施压，令其跟俄国站在统一战线，不给予保加利亚支援。
法国人并不需要太多的劝说，他们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猪肉战争”之后，就出于政治动机给塞尔维亚提供资金支持。国际放贷是法国的一种成熟且高效的外交手段。驻索非亚的法国大臣安德烈·德帕纳菲厄（André de Panafieu）在1914年1月20日的一篇报道中观察到，只要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和平相处，想出拒绝保加利亚贷款的理由很容易，他也因此明白了金钱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但是很明显，如果萨佐诺夫过度运用这个政策，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新任俄国大臣亚历山大·萨温斯基（Alexander Savinsky）于1914年1月被派去索非亚，他的任务是防止保加利亚投靠日耳曼一方。从在索非亚的俄国外交大臣那边得到警告称，如果拒绝贷款，保加利亚就会向德国人借钱购买奥匈帝国的武器。在争议的压力之下，伊兹沃尔斯基求助于法国，使得法国外交部从2月开始便考虑给保加利亚提供贷款，但是条件却极其苛刻，比如要求资金只能用于购买法国的军备和军需用品。
可想而知，是德国救了保加利亚。3月中旬，德国政府同意以政府的名义向保加利亚提供贷款。这并不代表德国打算把保加利亚拉入长期的三国同盟，夏季，德国同样以优惠的条件贷款给塞尔维亚。当塞尔维亚拥有很高的信用额度，并不需要接受任何令协约国对其忠诚起疑的任何贷款时，保加利亚陷入绝望。当俄国和法国政府得知柏林与索非亚之间接洽后，最后一搏试图阻止贷款继续进行。萨温斯基在保加利亚亲俄媒介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文章，并不断督促萨佐诺夫对保加利亚进一步施压。在最后一刻，法国一家专门给拉丁美洲和亚洲提供贷款的银行Périer & Cie银行为其提供了贷款：5亿法郎、5%的利息。基本是俄方通过伊兹沃尔斯基在巴黎斡旋获得的Périer银行提供的贷款，银行规定俄国作担保方，即如果违约，俄国需要承担保加利亚的债务。其目的是将巨额贷款和政治依赖性结合起来，以加强对巴尔干协约国的影响：计划劝服保加利亚接受贷款，日后再给他们施压以更换政府。但是Périer银行提供的贷款资金到位过晚（1914年6月16日），并未成功改变局面，最终还是经过几轮交涉、确保条件改善之后，德国提供的贷款获得了胜利。在这场喧嚣和混乱中，德国的“一揽子”财政（如果用词得当的话）于7月16日在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上得到通过。事实上，该法案既未被宣读，也未被讨论，更没有经过投票表决。在会议结束时，政府只是宣布议会通过了该法案。反对党指责政府出卖国家，并将“书本、墨水瓶扔向大臣们”。大家看见首相拉多斯拉沃夫维护秩序并挥动左轮手枪。贷款成了联盟的一个危险的工具。通过国际借贷武装自己虽然不是什么新鲜手段，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保加利亚被迫和三国同盟政策联系在一起，就像塞尔维亚融入了协约国政治体制一样。巴尔干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对“忠诚”这一传统概念进行逆转。过去，俄国支持保加利亚，而奥匈帝国管辖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到1914年，这样的安排彻底调转。罗马尼亚也参与其中，1913年夏初，萨佐诺夫还在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的战争中邀请罗马尼亚政府加入保加利亚一方。当时时机已经成熟，因为罗马尼亚正因奥匈帝国示好塞尔维亚而感到愤怒，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也因为奥匈帝国反对签署作为他个人外交政绩的《布加勒斯特条约》而感到愤怒。俄国和罗马尼亚于1914年6月14日正式恢复邦交，当时沙皇在罗马尼亚黑海岸康斯坦察拜访国王卡罗尔。这是个象征性的仪式。到场的从沙皇手中接过奖章的唯一一位外国代表是法国驻罗马尼亚大臣卡米耶·布隆代尔（Camille Blondel）——他前不久刚从塞尔维亚国王彼得那里获得一枚高级奖章。奥匈帝国驻布加勒斯特大臣奥托卡尔·切尔宁（Ottokar Czernin）也参加了庆典，他把这一天形容成罗马尼亚“向三国同盟”的完美转型。
事情的结果就是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被削弱。罗马尼亚的民族统一主义逐渐偏离比萨拉比亚地区（因为它与俄国有利益冲突），然后趋向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这种趋势阻碍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体化。当然，对罗马尼亚一些意愿的限制也成了俄国的目标。当萨佐诺夫询问罗马尼亚首相及外交大臣伊恩·布勒亚努（Ion Brătianu），“在俄国和奥匈帝国爆发武装冲突，俄国必须发起战争时”，罗马尼亚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布勒亚努“面露惊色”，并给出了个“搪塞的回答”。但是，当被进一步施压时，布勒亚努还是承认罗马尼亚和俄国在防止“任何削弱塞尔维亚的行动”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对于萨佐诺夫来说，这就足够了。因此，俄国与罗马尼亚恢复邦交造就了（援引自法国内阁一份报告）一种俄国给奥匈帝国施压的新手段。但是巴尔干地缘政治重组的最显著特点是它成形之快。这不是需要数年才能消失的长期现象，而是针对地缘政治环境更改的短期调整。1913年11月，萨佐诺夫告诉在圣彼得堡的比利时大臣，保加利亚现阶段倾向奥匈帝国很可能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这是一个由狡诈的费迪南德国王支持的特殊国会小集团的杰作，“对于他，我们完全没有敬重”。等时机到了，新的巴尔干联盟很可能很快又有进一步的调整或者形成新的体系。重要的是，在1914年夏，这种特殊结盟模式还在运作。
塞尔维亚现在是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傀儡了，这种形式既不必要也不自然。1909年，埃伦塔尔指责俄国即使在塞尔维亚不牵涉各国利益时期，依旧做塞尔维亚保护者的“疯狂主张”。他是有道理的。俄国声称做它在巴尔干的东正教“孩子”代表的行为，无异于一个民粹主义者为弱化奥匈帝国的政策辩护，它想要获得更多本国人的支持，以及确保自己在邻土耳其海峡的巴尔干内陆的霸权。泛斯拉夫主义学说可能在俄国民族主义媒介那边很受欢迎，但它也同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概念一样，不能为政治行动提供合法依据。此外，这个政策也没有保持其一致性，因为保加利亚人也是东正教派的斯拉夫人，而罗马尼亚人虽然信仰东正教，但不是斯拉夫人。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承诺是出于霸权政治，而非泛斯拉夫主义。它令巴尔干两大势力变得极其不平衡，因为奥匈帝国在那里没有可以与俄国盟国相比的盟国。
虽然很难量化，但是不可否认俄国结盟塞尔维亚所带来的刺激效应。1914年2月，当帕希奇访俄回国后，由于沙皇对他的偏爱，呈现出一种“完全如痴如醉、触及灵魂”的状态：
从沙皇的每一个字（帕希奇告诉哈特维希），我都能感受到陛下对塞尔维亚的仁慈；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俄国对我们坚定不移的忠诚给予的无价的奖赏，在外交政策上，我们都毫无二心地跟随着俄国。沙皇的友好在我们看来也是对塞尔维亚光明的未来的保障，如果没有俄国强有力的援手，塞尔维亚不可能克服由充满敌意的毗邻国家制造的困难。
圣彼得堡收到的从斯帕拉伊科维奇那里发出的急件也显示出对方因为获得了俄国的支持而充满自信。沙皇“公开表示对塞尔维亚的偏爱”，斯帕拉伊科维奇在1914年1月21日与俄国统治者会面后报告：“并向我保证全俄国都是如此，尤其是在有决定权的区域。”“全俄媒体都支持塞尔维亚！”他于3月27日宣布。保加利亚媒体对塞尔维亚的批评受到了俄国媒体的强烈敌视。“曾经是保加利亚人对俄国媒体有影响，现在轮到我们了。”他宣称，“只有一家Rech报不那么友善，近几个月，它发表了一些批判塞尔维亚政府在新占领的马其顿地区的行为的报告。”但是这些负面报道对俄国官方关于新占领省份的看法没有影响，这很令人欣慰。斯帕拉伊科维奇与萨佐诺夫的代表涅拉托夫谈过，斯帕拉伊科维奇认为俄国外交部对塞尔维亚在兼并区域的出色表现印象深刻，他们愉快地谈及塞尔维亚如何修好公路，重建楼宇，“时间之短，令人都无法认出它们”——此处完全没有提及驱逐及屠杀。
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M·德斯克斯（M. Descos）记录了塞尔维亚王国的这种新的自信。在报告帕希奇在国会的演讲时，他注明，政府现阶段“和平政策”的关键是确保塞尔维亚有机会“强化军队、扩展盟友以及力求在新发生的事件中表现最好”。值得注意的是，“帕希奇，一个通常表现得谦逊的人，却想将自己归于巴尔干事件中的权威人物——可能他认为塞尔维亚统治的时机已经到了”。德斯克斯还补充说，塞尔维亚领导者“跟俄国大臣关系如此亲近，很难区分究竟是俄国人还是塞尔维亚人的想法在控制着局面”。确认了塞尔维亚的身份和俄国的利益之后，塞尔维亚执政者纷纷转而准备接受俄国的激励。例如，1912年年底，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向圣彼得堡抱怨塞尔维亚大臣与奥匈帝国过度交涉。结果就是俄国外交部给帕希奇发函，要求塞尔维亚避免与奥匈帝国“所有过度公开的讨论”，以免引起“塞尔维亚与维也纳签署特殊协议的流言蜚语”。帕希奇对此做出的反应是给他的代表发出一封仅有“小心”二字的电报，并且是当着俄国公使哈特维希的面写的。哈特维希在1914年1月的贺年信中向萨佐诺夫保证道，“他们当然会听我们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