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的麻烦
《时代周刊》的驻地记者威克姆·斯蒂德1912年10月17日在维也纳报道称：“巴尔干大战真正开始，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严肃气氛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无论战争进程如何，情况必定发生巨变。”因为巴尔干发生的冲突比任何国家都要紧急、严重。联盟国家让人猝不及防的胜利令奥匈帝国面对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问题。首先，事实证明，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现在已经彻底破灭、无法挽回。维也纳的行动准则即永远把奥斯曼帝国作为整顿该区域的核心问题，至此也变得无关紧要。现在需要的就是迅速的随机应变。1912年夏，“保持现状的保守主义”不得不被摒弃，当前情况下催生了一个新计划，主要用来控制巴尔干的局势变化、以将其对奥匈帝国的损害降到最低。他们允许塞尔维亚侵占土地，但是他们必须保证今后好好表现，像有组织的经济合作就会比较受欢迎（奥匈帝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旧的关税联盟要慷慨得多，同时他们还派遣代表团到贝尔格莱德去提出条款）。另外，塞尔维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了扩展其在亚得里亚海岸的边界获得许可。原因是塞尔维亚港可能很快就在外国势力（俄国）的控制下了。这样的理解听起来牵强附会，但是它获得了极度亲奥的贝尔格莱德“无冕之王”哈特维希的信任。
维也纳坚持：为了维持现有政策，阿尔巴尼亚必须成立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巴尔干国家为巴尔干人民”的宣传口号下，这个政策成了阻止塞尔维亚侵略亚得里亚海域的后备方案，因为所有塞尔维亚想侵占的港口都不可避免地处于阿尔巴尼亚境内。这项政策的宣布激起了帝国范围内支持塞尔维亚派系的反对声音，1912年11月，在萨拉热窝举行的波斯尼亚会议上，塞尔维亚代表做出了一项决议，认为塞尔维亚军队的“牺牲与胜利”证明了“令阿尔巴尼亚重归塞尔维亚”是合理合法的，并抱怨奥匈帝国不断挑衅南斯拉夫的“自主权”之苦，同时把原因归于“未开化的阿尔巴尼亚人”。但是，对于欧洲政权，贝希托尔德计划看起来像是对巴尔干发生的剧烈变化的一个温和回应，甚至萨佐诺夫都站到支持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一方了。
手中握有王牌的是塞尔维亚。到1912年10月底，塞尔维亚军队已经挺进至海岸，一路上惩戒性地杀死野蛮的阿尔巴尼亚反抗者。一系列的小型挑衅进一步僵化了双方的关系：塞尔维亚阻断奥匈帝国领事的信件，干扰其他领事间的交流，也有报告称有领事被逮捕或者绑架。比如，奥匈帝国驻米特罗维察的领事就被塞尔维亚军队关禁闭关了4天，这究竟是如塞尔维亚当局宣称的那样保护对方的人身安全，还是说像领事自己要求的那样——“这样他不用见证本地阿尔巴尼亚人被‘驱逐’”？在恐慌中，奥匈帝国外交部试图做另一番尝试，让情况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当证实无法与奥匈帝国驻普里兹伦领事奥斯卡·普罗哈斯卡（Oskar Prochaska）取得联系后，维也纳流传他被塞尔维亚人绑架并阉割。外交部调查并发现，虽然他确实被捕（有人伪造称他煽动土耳其人进行反抗），但是被阉割的流言是假的。外交部没有抑制谣言传播，反而允许其流传一两周，以最大化首都人民的愤怒。普罗哈斯卡几周后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个计谋事与愿违，产生了很多攻击性言论。普罗哈斯卡事件是个不大也不聪明的舆论控制实践，它也成为宣称奥匈帝国总是用假造文件和伪造指控为自己辩护的人的把柄。
阿尔巴尼亚问题曾经一度看起来会激起欧洲边界的争端。至1912年11月中旬，黑山和塞尔维亚军队占领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包括阿莱西奥以及海港城圣乔瓦尼–迪梅杜亚和都拉斯。一大批黑山军队包围斯库塔里城，有3万阿尔巴尼亚人居住于此。事实上，这种侵略已经威胁到维也纳的政策。贝希托尔德继续坚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并且驱逐所有占领军。但是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拒绝交出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地。维也纳决定，如有必要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但是俄国在与奥匈帝国交界的边界处召集军队演习也表示俄国可能愿意武力支持其委托人。11月22日，黑山共和国国王尼古拉通知奥匈帝国驻采蒂涅大使：“如果帝国试图武力驱逐我，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炮。”
整个1912~1913年的冬季至春季，阿尔巴尼亚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政治。1912年12月17日，该问题由在伦敦举办的、由爱德华·格雷任主席的强国大使会议第一次会议提出，以寻求解决巴尔干战争问题的办法。大使们一致同意在各国共同担保下，建立一个中立、自治的阿尔巴尼亚国家。萨佐诺夫（在经历了稍许动摇之后）同意了阿尔巴尼亚的自治，但是划定这个新国家的国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俄国要求普里兹伦、佩奇、迪勃拉、达科维卡和斯库台应该归属塞尔维亚和黑山，而奥匈帝国希望这些地方属于新阿尔巴尼亚。为了平息与俄国的争议，奥匈帝国最终做出让步，同意把大部分争议地区划归给塞尔维亚，这个提议一开始并不是由贝希托尔德提出，而是由他派去伦敦的大使门思多夫伯爵提出的，门思多夫伯爵和俄国大使贝肯多夫伯爵在会上做了很多消除双方对立观点的工作。至1913年3月，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边界问题至少在理论上是基本解决了。
但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因为还有10万塞尔维亚军队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直到4月11日，塞尔维亚政府才宣布撤军。国际焦点继而转向黑山，其军队依旧包围着斯库台并拒绝撤离。尼古拉国王宣称，只有强国们直接攻击黑山领土，让它“光荣战退”，它才会愿意撤军。很难说他究竟是认真的，还是只是在取笑国际共同体。4月22~23日晚，于阿尔巴尼亚出生的斯库台总指挥埃萨德·帕夏·拓普塔尼（Essad Pasha Toptani）投降并撤离。黑山的旗帜飘扬在城市及要塞上空，黑山和塞尔维亚都欣喜若狂。荷兰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称，斯库台的投降令塞尔维亚首都陷入“难以言表的欢乐”，全城挂满旗帜，所以商店都关门，两万狂欢者在俄国使馆外庆祝。
当从伦敦寄来的要求黑山撤离的联合信函被忽视之后，国际共同体一致同意在大使会议的下一次会议（计划于5月5日）上讨论联合政权的应对之道。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开始准备在外交手段失败后针对黑山侵略者采取单方面行动。俄国会对奥匈帝国军事行动做出何种反应还不清楚。至1913年1月末，俄国及其外交部对鲁莽的黑山国王失去耐心。尼古拉国王可能认为他的行为符合斯拉夫民族的利益，因此会获得俄国全心全意的支持。事实上，俄国外交部把他看作一个做事不顾后果的人，他的行事目的仅仅是让自己在国内享有盛誉。1913年4月，俄国外交部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手段，公开声明否定尼古拉以及他对斯库台的处理方法。在这份声明中，萨佐诺夫（虽未提及，但众所周知他就是作者）指责媒体对该问题愚蠢的处理方法，并指出尼古拉对斯库台没有控制权，该市“完全属于阿尔巴尼亚”。因此，俄国准备好接受几个国家的联合提议。但是当斯库台危机到了紧要关头，萨佐诺夫也警告说公众舆论可能强迫他在奥匈帝国单独行动时采取武力干涉。布坎南在圣彼得堡报道：“政治前景空前黑暗。”
问题存在数月之后，突然消失了。5月4日，在伦敦大使会议举办的前一天，尼古拉国王宣布他把“斯库台的命运交给强国联合体”。随后，该城就分给了阿尔巴尼亚。1913年5月30日，各方在伦敦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正式宣布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7月29日，在会议的第54场中，大使们确认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近一半的阿尔巴尼亚领土（尤其是科索沃）是在伦敦达成一致、确定的国界之外。
伦敦签署的和平协议墨迹未干，巴尔干地区却再一次爆发战争。这次是由瓜分战利品之事引起。1913年8月10日签署的《布加勒斯特条约》把马其顿东南的一些新的区域分给了塞尔维亚，因此扩大了其王国的领土：与1912年前相比扩大了近100%，并且使其增加了64%的人口。维也纳陷入混乱，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新局面。1913年夏，关于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边境再次动荡的报告送至维也纳，贝希托尔德此时依旧试图在自相矛盾的政策中重获政治控制。尽管被不断谴责和警告，塞尔维亚依旧拒绝从阿尔巴尼亚部分边境地区撤军，而该地区在伦敦会议上一致同意归属阿尔巴尼亚。这种做法的表面意图是保护塞尔维亚不受阿尔巴尼亚暴徒侵袭，事实上，塞尔维亚军队才是边境麻烦的制造者。7月，维也纳要求塞尔维亚撤军，但是毫无成效。然后，在爱德华·格雷的协调下，强国联合起来一致要求塞尔维亚撤军，但是依旧毫无成效。法国和俄国阻止了一场9月初的联合抗议；当德国、英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单方面抗议时，得到的是时任外交大臣的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的回应，他否认在争议地区有任何塞尔维亚军队驻扎，几天后又有些自相矛盾地说，军队已经撤到德林河岸线之后。尽管如此，塞尔维亚军队依旧在伦敦会议划出的国界之内。9月17日的报告称塞尔维亚打算在几个入侵的区域设立海关办事处，这加剧了维也纳的不安。
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猫鼠游戏解释了为什么奥匈帝国政策决策者逐渐丧失了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间利益冲突问题的信心。当阿尔巴尼亚人在边境通过游击战等方式对塞尔维亚的挑衅（例如，否认违背伦敦协议、否认侵占地处塞尔维亚边境的属于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城市）做出反应时，塞尔维亚军队则使他们节节败退，甚至比他们更加深入阿尔巴尼亚领土。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诺维奇在9月26日接受一家维也纳报纸的采访时声称，由于很难在阿尔巴尼亚找到解决边境问题的机构，所以塞尔维亚“不得不自己采取行动”，该言论敲了警钟。帕希奇9月30日宣布塞尔维亚打算“为了保护自己”占领阿尔巴尼亚疆域内的“有战略意义的位置”，这进一步将局势复杂化。10月1日，奥匈帝国向帕希奇政府发出要求其澄清言论的信函，却得到了一个敷衍的答复。
10月3日，帕希奇对维也纳进行短期访问，但这也没有改善局势。贝希托尔德，这个被塞尔维亚领导人以热情及友善的方式“缴械投降”的人，错过了向帕希奇转达奥匈帝国的态度的机会。帕希奇向维也纳媒体代表保证，“他对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未来的关系很看好”，但是他也提及了阿尔巴尼亚国境的“边界更改”。贝尔格莱德发出的声明称，塞尔维亚不属于“违抗欧洲”、抢占阿尔巴尼亚领土，这着实令人欣慰。一位接待奥匈帝国领事里特尔·冯·施托克（Ritter von Storck）的塞尔维亚高级外交官“热情地好像帕希奇在奥匈帝国签署了一份防御联盟协约似的”。但是当被问及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的具体政策时，他很官方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继续挺进。10月9日，奥匈帝国领事坚持要与帕希奇会面谈这事件，总理虽然依旧心情愉悦，但还是坚称塞尔维亚只是“临时”占领阿尔巴尼亚领土。10月15日，在半官方报纸上，塞尔维亚声明其确实计划占领阿尔巴尼亚的“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奥匈帝国的警告再次得到挑衅式的回复之后，10月17日，奥匈帝国向贝尔格莱德下了最后通牒。塞尔维亚要在8天内撤出阿尔巴尼亚，如果塞尔维亚没有这么做，奥匈帝国会采取“适当措施保证要求得到满足”。(https://www.daowen.com)
最后通牒奏效了。1913年秋，列强们与塞尔维亚达成一致，认为塞尔维亚侵占阿尔巴尼亚领土是违法的。在圣彼得堡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甚至也改了口，承认“塞尔维亚在该事件中应当受到更严重的谴责，这也是导致它近期收到最后通牒的原因”，并要求塞尔维亚赶紧做出让步。在收到最后通牒两天后，帕希奇宣布塞尔维亚撤军。至10月26日，塞尔维亚军队撤离有争议的区域。
1913年10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僵局为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奥匈帝国为处理破坏两国关系的危机提供了经验。首先，最显著的是要强调最后通牒的效果。奥匈帝国于10月17日发出的信函都得到媒体的广泛支持，塞尔维亚最终撤出其军队的消息也令维也纳欣喜。贝希托尔德因为在斯库台事件中的胆怯曾被斥责，当时他却在尽享荣耀。塞尔维亚与维也纳的沟通也留下了麻烦的印象：他们狡诈而不失礼貌，看似温和的政策实际上充满了挑衅和不安分。不仅是利益冲突，执政形式也有矛盾。看起来，贝尔格莱德只有在维也纳的威逼下才会撤退，泰然接受任何因此带来的羞辱；一旦奥匈帝国有所松口，塞尔维亚则又开始尝试挑衅。塞尔维亚的行事准则就是：军事实力的重要性更大。
对奥匈帝国来说，巴尔干战争改变了一切。首先，战争表明了奥政府的孤立状态，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臣是如何无法理解其观点的。俄政府对奥匈帝国的敌意使得它理所应当完全不顾奥政府在该区域的利益。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他强国对此事的冷漠。国际共同体不愿看到奥匈帝国在其南部面对真正的安全威胁并有权抵抗它，这反映了其态度上的大转变。西方国家通常认为奥匈帝国是维持中西欧稳定的支点，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保护好。但是到1913年，这样的准则不再那么吸引人。另一种趋势取而代之，1907年后，这种趋势在合约国中很快获得支持，即认为欧洲是一个联盟集团，每个国家都扮演重要角色，和地缘政治没有太大关系。许多英法出版的战前几年反奥匈帝国的政治报告也通过传播奥匈帝国不符合时代、必将消亡的观点，强化了这种趋势。更有甚者，像塞尔维亚报纸报道的那样，把奥匈帝国称为“欧洲的第二个病人”（在奥斯曼帝国之后，该帝国常被如此形容）。
特别令人警觉的是，来自德国的支持不温不火。1913年10月，德国政府很肯定地支持对抗塞尔维亚的政策——这正是危机有扩大的风险、可以提供支持的时候，但是德国的行为与它的承诺有所背离。1913年2月，双方在加利西亚边境纠集的军队如此之多，令人觉得战争一触即发，甚至连军方都急需警惕。毛奇跟他的同僚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写信保证德国会在俄国袭击奥匈帝国时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但是如果是奥匈帝国挑起战争，德国就很难进行合法干预，因为德国人民不会理解这样的行为”。
奥匈帝国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态度。不仅不要求德国政府与奥匈帝国团结一致，威廉二世还禁止在柏林的外交办公处参与任何“有可能妨碍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军队胜利进程”的活动。他认为，巴尔干战争是世界史进程的一部分，可将伊斯兰教徒赶出欧洲。如果巴尔干国家可以通过牺牲奥斯曼帝国稳固自己，这就可以成为在适当的时候建立一种联邦盟国（“巴尔干共和国”）的基础。太平盛世、奥俄紧张关系的平息、新区域市场的形成，这都给德国出口创造了最佳的条件。威廉继续奉行这种路线。1912年，塞尔维亚入侵亚得里亚海的危机时期，威廉二世明确拒绝德国应该帮助奥匈帝国对抗塞尔维亚的想法。当然，巴尔干半岛局势当时的改变对维也纳来说“并不舒服”，但是威廉二世“绝对不会考虑为了阿尔巴尼亚和都拉斯的利益，向巴黎和莫斯科进军”。11月9日，他甚至向外务部提议，要求维也纳同意塞尔维亚作为阿尔巴尼亚的宗主国。
这种疯狂的想法中还是有可以安抚已经很烦恼的奥匈帝国政府的部分。1912年11月22日，在一次与他的朋友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秘密会谈中，威廉二世表示在塞尔维亚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这件事上，他愿意支持奥匈帝国的立场，尽管这意味着要冒向俄国宣战的风险，但是前提是英法不参与；一个孤立的俄国，他补充道，是不太可能冒风险挑起冲突的。但是就连这如此微弱的宽慰的信号都在三天后消失了，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基德伦发出官方消息称，德国会寻求多边解决方案。1913年2月，巴尔干危机达到顶峰，威廉二世给弗朗茨·斐迪南的信中要求他与俄国商谈，找到减缓危机的解决方法，因为面临的问题没有严重到要持续陷入武装僵局。10月18日，阿尔巴尼亚危机白热化，威廉二世在与康拉德的一次谈话中承认，情况可能“终于”达到“一个强国不再能控制，必须用武装来解决的地步”。但是10天后，他告诉在柏林的奥匈帝国大使，维也纳应该通过贿赂塞尔维亚领导人，以大量现金（“从国王开始，从上到下，他们都很需要钱”）、军事交换计划以及优化贸易条件来安抚这个国家。1913年12月，威廉二世向奥匈帝国驻慕尼黑公使保证，“几百万”就够收买贝尔格莱德了。
在1914年4月25日发出的报告中，外交部高官、奥德关系专家、时任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茨·康特·绍帕里（Fritz Count Szapáry）描述了一副毫无前景的德国对巴尔干政策的分析图。1909年3月，协助结束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强有力的德国后援已经成为过去，绍帕里称。绍帕里援引德国决策者委婉的话语：取而代之的是“一场为了保障经济文化活动实现无冲突的对话”。所有德国直接反对俄国的立场完全被摒弃，无论做出什么决定，德国都会事先询问一下俄国的意见。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德国放弃奥匈帝国、选择其他利益集团、给奥匈帝国施压接受塞尔维亚的胜利和挑衅，总的来说就是在“牺牲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利益”。这个观点更加戏剧化，奥匈帝国对俄国加强对塞尔维亚支持的理解经绍帕里添油加醋了一番，但是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大家对德国没有对巴尔干地区采取任何举措的失望。尤其令人伤心的是，柏林急于促成《布加勒斯特条约》的签订，使奥匈帝国失去了与保加利亚结好的机会，奥地利人，而非德国人，把它视为制衡塞尔维亚的潜在力量。
孤立感，以及1912~1913年不断遭到的挑衅，都令维也纳决心采取单方面行动。奥匈帝国主要的政策决策者们也不再那么抗拒使用武力解决。最显著的象征就是在俄国召集军队进行威胁时，奥匈帝国决定召回康拉德。“你必须再次担任总参谋长。”国王在1912年12月7日召见这位将军时疲惫地对他说。复职后，康拉德当然为战争提出自己的意见，但不过都是些老生常谈。更令人担忧的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他们对极端措施的抵抗逐渐弱化。1912年秋，几乎所有人（包括匈牙利首相蒂萨）都倾向于采取对抗军事威胁的政策。值得一提的例外就是弗朗茨·斐迪南，他在10月12日写给贝希托尔德的极有说服力的一封信中警告他不能允许帝国陷进康拉德的“魔法战争厨房”。此外，需要考虑的还有俄国、保加利亚、德国，这些国家很有可能避免各类高风险的手段。至于贝尔格莱德，弗朗茨·斐迪南补充道，想要挑起冲突的人是弑君的主战派（孰知，在8个月后，正是这些人将其暗杀）。总的来说，他不认为有任何发起战争的“必要”。发动战争的压力仅仅来自奥匈帝国皇室的仆人们，他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侵害着帝国”。但是到了1912年12月11日，在美泉宫举行的高级官员会议上，连弗朗茨·斐迪南一反主张和平的常态，支持不惜任何代价与塞尔维亚进行武装对抗。
但是这个改变转瞬即逝，他刚一听到贝希托尔德和民政大臣的对立观点，这个法定继承人立即转变了他的观点，并表示支持贝希托尔德的外交方案。4个月后，轮到贝希托尔德反悔了。在1913年5月2日的联合内阁会议上，由于被黑山再次攻击斯库台所激怒，贝希托尔德也第一次同意召集兵力对抗黑山共和国。当然，这并不等同于发起全欧或者局部战争，因为黑山共和国这次是完全孤立的，甚至连塞尔维亚都撤回了其兵力。贝希托尔德希望仅靠召集兵力就可以将侵略者驱逐出阿尔巴尼亚，并且深信俄国不会干涉。等真正开始行事之后，却发现召集兵力是没有必要的，尼古拉自己在最后通牒下达之前就撤退了。但是，该会议的基调预示着维也纳更加倾向战争的态度。1913年9~10月，在塞尔维亚第二次侵略阿尔巴尼亚北部之后，康拉德一如既往要求开战，贝希托尔德也再一次基本同意应战，不同寻常的是这次弗兰茨·约瑟夫也同意了。就在此时，只有弗朗茨·斐迪南和蒂萨（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还在做高级官员中的“和平鸽”。而最后通牒成功驱退了塞尔维亚军队，这本身也证明了更加军事化的外交方式很有效。
这种喜战态度也表明，财政的限制增强了奥匈帝国战略决策的意识。针对巴尔干战争危机的局部兵力召集已经极大地限制了帝国的经济。1912~1913年的额外支出总共3.9亿克朗，相当于奥匈帝国全年的军事支出预算，在奥匈帝国经济萎靡时是个严重的问题。不得不提及的是，奥匈帝国在军事上的支出却极少：在强国中，意大利的军事支出更少。奥匈帝国每年的征兵人数（占总人口的0.27%）比法国（占总人口的0.63%）和德国（占总人口的0.46%）都少。1906~1912年虽然是帝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是资金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拨给了军事预算。尽管人口增长了两倍，但是帝国在1912年的步兵营士兵数量甚至低于1866年，当时，帝国军队须在克尼格雷茨和库斯托扎迎战普鲁士和意大利军队。双轨制政体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之一——匈牙利一直遏制军事增长，建造昂贵的基础设施的压力是另一个原因。令情况恶化的还有夏季或早秋征兵对农业经济的极大破坏力，因为这会造成大量农业劳动力无法从事收割工作。1912~1913年，批评政府者指出，和平时期征兵成本高昂，破坏了帝国经济，并且没有加强帝国防御水平。看起来，帝国负担不起战略征兵策略了。如果真的是如此，政府控制巴尔干地区危机的灵活度就大大降低。没有战略征兵的中间选择，决策就没有那么多细微差别。只有和平或战争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