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存亡之际

生死存亡之际

英国与俄国之间发生的这些事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着眼于战争前的两年国际形势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矛盾。一方面，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局势缓和，尤其是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有迹象表明欧洲内部的各个阵营仿佛正失去它们的功能性和凝聚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缓和政策不仅仅是想要暂时缓解敌对关系，更是真的有可能成为欧洲国际系统的常态。由此看来，一场全面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另一方面，阿加迪尔和巴尔干地区的危机加快了各国军事准备的速度，同时，在巴黎的支持下，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主张变得更为激进。对三国协约瓦解的担忧，加上当时在欧洲占据主流的好战情绪，的确在短期内使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德国的政策就显得既无条理又模糊不清。我们先要记住，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为俄国经济的发展及活力所震惊。霍尔维格在1912年夏到访俄国之后，对法国驻德国大使朱尔·康邦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9个月之后，韦纳伊也对皮琼做出了类似的阐述）：

首相感到十分钦佩及惊喜，以至于这些感触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政策。这个国家气势雄伟，幅员辽阔，农业发展强劲，人口涨势迅猛。但他觉得仍然缺少的是对知识及智慧的追求。他把俄国和美国两地的年轻人互相比较，在他看来，俄国青年的未来一片光明，而美国青年之后不过就是普通人而已。

从德国军中最有影响力的几位指挥官的立场上来看，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似乎使德国迅速处于下风。赫尔穆特·冯·毛奇从1906年起接任总参谋长，接手施里芬计划。他认为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十分不乐观，更倾向于发动战争。简单来说，他的观点就是两个不言自明的假设：第一，从长远来看，欧洲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发动战争的时机是德国无法控制的。无论是德国可预见的敌人，还是经济飞速增长、人力资源充沛的俄国，它们的军力日益壮大，直到它们强大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开战的时机——他们很享受这种绝对的优越感。

值得关注的是，两种假设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第一种假设不过是毛奇偏执又悲观的心理映射，无法得到客观证实。与之相反，虽然也有些许偏执的意味，第二种假设已经可以通过比较分析欧洲各国相对军力来证实。两大阵营之间的不平衡持续加剧，德国在之后战争中获胜的可能性越来越不容乐观，这些都引发了毛奇的担忧。1910年之后，俄国着手进行第一轮武器及军力重整，他的担忧加深也是情有可原的。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和巴尔干战争把欧洲向战争又推进了一步，也掀起又一轮购买武器的热潮。1912年11月，俄国加紧充实军备以抗衡奥匈帝国，法国政府在一旁拍手称快，德国却显得束手束脚：它们没有召集后备役军人，没有保留征兵制，也没有尝试进行征兵动员。但从11月中旬开始，鉴于俄国大规模的招兵买马逐渐为人所知，德国的指挥官们越来越坐不住了。最引起他们警觉的是，俄国保留了高等级征兵制，大大增强了波兰战线的军队实力。来自不同消息源和地区的情报显示，俄国军方高层普遍认为和奥匈帝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最好的开战时机就是现在”。这些都使得德国方面的忧虑持续加深。

因为接踵而至的种种征兆以及加利西亚边境两侧的军队行动而慌了阵脚，又急于打破“德国对于保护奥匈帝国在地区内的安全早已失去兴趣”这样的流言，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于1912年12月2日在国会发表了一个10分钟的演说，这算得上是对劳合·乔治前一年在伦敦市长官邸发表的演说的修订版，形式更加简洁，态度更加谦虚。他一开始就指出，“为了使战争地域化，德国到目前为止已经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且这一目的“已经达成”。此论调赢得了场内一片喝彩。紧随其后的则是用词十分小心、严谨的警告声明：

如果（当然我并不希望这样）困难无法解决，所有陷入其中的国家就应该将它们之前声称的一切付诸实践。我们的盟友们也必须如此。如果一切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的盟友们在这一过程中被第三方攻击，国家受到威胁，那么我们作为一位忠实的盟友，应该坚决且鲜明地表态，和我们的伙伴站在一边（右翼及德国国家自由党欢呼不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为我们国家在欧洲的地位而战，也为保护我们的未来和国家安全而战（右翼人士欢呼）。我确信，只要遵循这样的方针，全体人民都会支持我们（全场欢呼）。

《泰晤士报》在第二天就刊发了演说全文，认为首相的言辞“没什么新意，或者说算不上轰动”。《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写道：“很显然，德国希望和平，同时也在努力保证（追求）和平。”格雷却不这么认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召见了德国驻英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伯爵（Count Lichnowsky），告诉他一旦德国与法俄联盟之间爆发战争，英国更有可能成为德国的敌人。伯爵将这一对话呈报给柏林，引发了一片恐慌，更确切地说是让德皇慌了神。他对来自英国的信号向来敏感，他表示他了解了格雷这一“精神上的宣战”。在深深的震惊中，威廉二世召集毛奇、蒂尔皮茨、海军部战时参谋长黑林根（Heeringen）及海军内阁长官穆勒上将（Mueller），于12月8日上午11点在皇宫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威廉二世就将自己的好战情绪倾泻而出：他提出奥匈帝国必须对付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军队当时正在阿尔巴尼亚），如果俄国攻打奥匈帝国，德国将对后者提供援助。威廉二世吼着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德国陆军就要直指法国，海军则要派出潜艇，用鱼雷对付英国的舰队。在之后的讨论结束前，他敦促海军加快U型潜艇的生产，要求“必须在传媒界有更多动作，以劝说公众接受这场打击俄国的战争”。他还认可了总参谋长毛奇的观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越早开始对我们越有利。”(https://www.daowen.com)

在历史学家眼里，这场“战争会议”的意义有不同的解读——这个名字不过是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霍尔维格出于讽刺所起的绰号罢了。一方面，有人认为，1912年12月的这次会议不仅揭示了德皇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持续的关键地位，也展示了一幅全面的战争蓝图：以战争为立足点，将海军和陆军、德国经济及公众观点全部包括在准备这场早有预谋的战争的过程中。也有人认为，这次会议是德国对国际危机的响应，否认德国军方及政界领导层将开始为这场蓄谋已久的欧洲大战倒计时这样的论调。谁是对的？毫无疑问，这次会议上提及的军事策略是充满好战情绪的，而且很明显，威廉二世暂时是想站在他手下那些最激进的指挥官这边的。另一方面，实际上这次会议并没有让这场保卫战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拥有的唯一一份来自与会者的会议报告是穆勒上将的日记，他将会议的观察总结为“几乎毫无成果”。在会议结束之后，既没有全国性的宣传活动，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投入为战争做准备。12月8日的那次会议的主角并不是威廉二世，而是霍尔维格。他随后就让德皇“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并“废除了”德皇在这次会议上做出的各项决定。战争会议的惯性还持续了一阵子；终于，在1月初，笼罩在柏林上空的危机感渐渐消散，威廉二世也终于冷静下来。霍尔维格说服他放弃海军的扩充计划，他在会议上要求的潜艇增产最终也未实现。1913年4~5月，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占领阿尔巴尼亚城市斯库塔里，引发新一轮的巴尔干危机，此时的威廉二世仍然反对任何增加战争风险的行动。

和12月在新宫举行的这次会议相比，另一件事的意义更加深远。11月，军方决定要想方设法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增加德国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力量。俄国在处理巴尔干危机问题上的态度为德国敲响了警钟。德国对于安全问题恶化的担忧则全部反映在1913年德国军费预算法案上。在12月的一份详细备忘录里，毛奇极力促成一项野心勃勃的军队扩充及改进计划。他据理力争，强调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很有可能将面对法国及俄国的两面夹击，那时奥匈帝国的帮助作用甚微，而意大利则完全帮不上忙。根据格雷在12月3日发出的警告，英国非常有可能加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能派出的步兵将比英国、法国及比利时三国联军少192个营。来自俄国的威胁也不可忽略，它的兵力正在逐年增强。1913年4月，在国会预算委员会召开的一次秘密听证会上，将军们表现出对德国前景的担忧。他们认为德国目前的处境很难以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且获胜的概率不大。到1916年，俄国的军力将会发展到不可战胜的地步。法国在战略铁路、军队流动性及部署上的优势已经显而易见：直至1913年，法国已经拥有16条双轨铁路，与支线环形道、车站、交叉道相连；而那时的德国仅拥有13条直通边境的铁路。

在争论了许多细节及讨价还价之后，新的预算法案在1913年7月通过。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已达到89万人，增加了13.6万人。但这仍然没有满足德国的安保需求。法国和俄国见此纷纷增加了自己的军队开支，抵消了德国增加的军力。在欧洲第一轮扩军潮中，俄国发展速度成为其他国家标榜的对象；而现在，这个位置让给了德国。1913年的德国军队法案对1913年8月法国通过三年制兵役法起了关键作用。这一切都促成了俄国名为“大计划”的军事扩张及装备更新项目。1913年3月，沙皇批准了数额惊人的预算，这些预算将用于炮兵及计划中的其他武器装备。俄国的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预计将在1917年前为冬季和平时期的军队增加80万人。与1910年的调遣方案不同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将驻扎在俄国属于欧洲版图的地区。结果就是，1914年，俄国和平时期拥有的军队规模达到约150万人，这一数字是德国的两倍，甚至比德国与奥匈帝国两国军队相加还多了30万。到1916~1917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00万。俄国在1914年的军队规模也要归功于由法国资助的俄国战略铁路计划。1905年起，德国就以施里芬计划作为对俄国军队扩张的回应。施里芬计划是为了应对德国被法俄两面夹击的状况，首先集中军力对抗法国，而在东边按兵不动；在解决西部战线的问题之后，再转向东边对付俄国。但如果法俄联盟的力量分配变化使得施里芬计划变为废纸，德国应该怎么办？

有消息指出，与它的两个敌人相比，德国能够更快地做出改进，而这一点也在1914年那段时间为德国军方带来了短期的战略优势。与此同时，俄国军方的经济基础似乎仍然薄弱：在1900~1913年，俄国的生产力与德国相比其实是下降的。但是柏林方面依然觉得形势十分严峻。1904年，法俄军队比德奥军队多260 982人；到1914年，这一差距的估值已经达到约100万人，且还在继续快速扩大。在1914年5月25日的一份报告中，位于圣彼得堡的德军随行官员指出最新的增长情况（从45.5万人增加至58.5万人），并且预估了接下来三四年间和平时期军队的增长，并总结道：“俄国的军队将会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增长。”毛奇把法俄之间的借贷关系看作“1870~1871年的战争以来，法国用来对付德国所做出的最敏感且最充满战略意味的一击”，并且预测它将带来“让德国转为劣势的决定性转折点”。直到1916~1917年，德国的战略家们确信，俄国的战斗力已经足以让施里芬计划失效。

出于对东线及西线暗涌的危机和时间紧迫的担忧，毛奇成为“保卫战”的极力拥护者。他认为只有这样，德国才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即将来临的危机。在他眼里，过往所有的战前危机都是在尝试弥补德国在策略上越来越严重的失调，且这些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而这种失调将很快置德国于不可挽回的劣势。保卫战这一想法很快就在军方指挥层内传播开来。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曾出现过许多情况使得指挥层中的高级人员迫切要求开战，“越快越好”，即使这样意味着德国将主动开战，还要背负侵略者的骂名。当然，并非只有德国是这样看待局势的。早在1914年早期，普恩加莱就对《晨报》（Le Matin）的编辑说，德国害怕俄国的发展壮大，“他们知道这个巨人每天都在成长，他们想要在它的力量强大之前攻击它、摧毁它”。1914年3月，英国陆军行动部总指挥亨利·威尔逊收到了一份新闻简报，上面列出了1913年以来俄国军队所做的各项改进。威尔逊做出了以下评论：

这是一份有分量的新闻。现在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德国对未来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这是“生死存亡之际”。

在德国军方的好战倾向背后，暗藏着一丝宿命论的意味。提起战争时，他们谈论得更多的是“战败和被消灭的双重威胁”，而不是胜利。这种想法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正是这种想法使得指挥官批准将最激进的主动性作战视为基本防卫。不过，军方坚持的保卫战这一论点又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呢？就算在诸如普鲁士—德国这样的带有禁卫军性质的系统中，也必须依靠大多数高层指挥官的能力才能说服其民政机关的同僚，接受他们的战略计划。因此，并不是特别成功的。毛奇于1912年12月在新宫敦促道，“战争越早开展越好”，但是尽管德皇似乎很快就接受了这位总参谋长的意见，事情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很矛盾的是，在柏林并没有一个像圣彼得堡的大臣会议那样的共同决策机构，这就导致军方很难在政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支持他们的提案，并使用军事征税来打破财政上的限制。在巴黎，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民政及军方官员紧密合作以筹措资金，来支撑由于采取进攻策略而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在德国，由于体制和法制上的重重障碍，民政和军方之间这样的紧密协调很难实现。德国没有克里沃舍因这样的人，而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与俄国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相比，更加强势且更难对付。在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霍尔维格持续奉行与英国及俄国保持不引人注目且务实的合作政策。他在1911年12月发言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与英国妥协。”1913年3月，他写道：“我们必须控制法国，并且对俄国和英国采取谨慎的态度。当然，这种政策既没有让我们的爱国主义者高兴，也不受欢迎。”1914年之前，保卫战这一论点从来没有被德国摆上政策层面，而是一直被平民领袖们反对，就像康拉德在维也纳提出的那些吵吵嚷嚷的要求一样。无论是在1905年或1908~1909年，还是1911年（当情况变得比在1914年夏对德国更加有利），德国政府都没有考虑要挑起这一场保卫性战争。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正是英国把危机推到了动用军事力量的地步，而不是法国或德国。在1912~1913年冬季危机中，是法国而非德国的政策越来越向（虽然是断断续续地）保卫性战争这种论调靠拢。与巴黎和圣彼得堡之间的沟通相比，德国更多地被约束在给盟友维也纳的忠告中。

至于德皇，虽然好战的论调在他嘴边就要脱口而出，但他还是害怕了，并警告陷入无尽的挫败感的将军们，无论什么时候，若一场真正的冲突正在逼近，一定要保持戒备。威廉二世仍然对与英国的长期和解抱有希望。他在1913年表示，他仍然认为英德战争不可能爆发。他还对德国军力自信满满，足以阻止俄国以武力介入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纷争。在这种自满的情绪下，作风强硬的法金汉（Falkenhayn，之后他成为德军总参谋长）在1913年1月的一封信里察觉到，包括威廉二世在内的政治领导层，对长久和平的可能性抱有一种虚幻的信任，而这使得毛奇在与德皇要求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的“斗争”中“孤立无援”。德皇对保卫性战争这一想法的抗拒态度成为不断壮大的“反对军事派”的令人厌恶的一个特点。和以前一样，民事的优先地位仍然高过军方领导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在反对主动权的论调与德国或其他决策者的行为之间划清界限。相反，保卫性战争的逻辑对主要决策者在1914年夏的危机中的思考影响深远，而这一切不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