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的情理
在实施了以上的种种措施后，萨佐诺夫和其幕僚们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并大大增加了爆发欧陆战争的可能性。一方面，俄国的战前动员改变了塞尔维亚的政治氛围，贝尔格莱德政府原本是想考虑接受最后通牒的要求的，但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了。这也加剧了俄国国内的压力，舆论纷纷表示俄国不会在面对塞尔维亚所受到的压迫面前“保持无动于衷的态度”。这给奥匈帝国敲响了警钟。最重要的是，这些措施让德国也感到了威胁，虽然此前德国一直坚持寄希望于这次危机只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迸发。
为什么萨佐诺夫要这么做？他不是一个坦诚的人，也从没有在那些日子里明确表明自己的动因，但他得到最后通牒的消息时的第一反应似乎暴露了他的想法，当时他就激动地表示：“这将是一场全欧洲的战争！”萨佐诺夫从一开始就认为，俄国必须对别国针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做出回击。他对于最后通牒所给出的回应与他此前的言论完全一致。萨佐诺夫从不承认奥匈帝国有权对塞尔维亚进行领土收复主义的制裁。相反，他赞同巴尔干领土收复主义，并认为塞尔维亚才是继承奥匈帝国君主制的正确人选，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才应当成为正统。他似乎并没有看到俄国专制下的民族压迫其实正与他自己的理论相悖。
在萨拉热窝事件后，奥匈帝国就有权采取任何行动，抵制贝尔格莱德政府，这一点是萨佐诺夫从一开始就反对的。他曾经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他将对针对塞尔维亚的威胁行为做出军事上的反击。早在7月18日，那时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的内容还未揭示，萨佐诺夫就已经告诉乔治·布坎南，“对于任何奥匈帝国针对贝尔格莱德提出的类似最后通牒等形式的要求，俄国都不会坐视不管，可能将会被迫采取适当的军事措施加以回击”。萨佐诺夫一定也已经注意到了这里面所隐含的巨大风险，因为在1912年11月巴尔干危机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他也同科科夫佐夫一样反对所谓的局部动员，正如科科夫佐夫所说的：“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动员就是一次动员，是为了真正的战斗而准备的。”
当然，1914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风险变得更大，而且随着科科夫佐夫的退休，政界的情绪也变得难以控制。但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区别：1912年11月，萨佐诺夫曾给自己的支持加上了一个前提，即“即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开战，我们也应该首先争得我们的同盟国家的理解”。至于这个理解，至少是对法国来说，在1914年夏的此时此刻是毫无疑问的。在塞尔维亚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并非只是普恩加莱和帕莱奥洛格费尽心思所阐述的，目前的这一危机也是自巴尔干危机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情况。俄国驻巴黎的一名军事随员伊格纳季耶夫就曾在7月30日满怀喜悦地报告，在与法国国防部高层有过多次接触之后，他发现“在法国看来，此次俄法两国的战略合作将有很好的前景”。比利时驻法国的大使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法国高层普遍看好战争。”他在7月30日这样写道：“他们渴望战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时机非常合适，而且也是时候让一切做个了结了。”
帕莱奥洛格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曲解了法国的意图，并且未经巴黎政府的授权就对圣彼得堡方面做出种种承诺；他也并没有误导巴黎政府对俄国的动员行动展开错误的反应，以至于最终无法抑制俄国的动作。相反，他在俄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期间，一直在向法国外交部提出警示。一封发于7月24日晚上6点30分的电报里确认了关于“通过军事手段争取和平”以稳固联盟关系的必要性，当晚11点的另一份电报提到了俄国“将在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毫无疑问地有责任”采取的种种措施。之后，次日凌晨4点45分的一份被标明了“紧急”和“机密”的电报中指出，大臣会议在那天已经“原则上”同意了针对“13支对奥匈帝国展开反击的部队”的军事动员。最后有这么几句关键的话：
只有在奥匈帝国尝试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军事动员才立刻公开执行。但是，从今天开始就要进行秘密的准备。
维维亚尼事后才知道这一切，并强烈谴责了帕莱奥洛格的越级行为，但即便维维亚尼的权力已经名存实亡（普恩加莱也正希望如此），如果帕莱奥洛格的笔记还不足以描述，那么来自法国军事大使随员拉齐什（Laguiche）将军的类似的大量报道则可以进行弥补。比如，他于7月26日称，“秘密的军事部署”已经在华沙、维尔纽斯和圣彼得堡展开，所有地区都与德国毗邻。然而法国外交部则没有表态。尽管普恩加莱之后篡改了他参与这场危机的关键细节，他同样也没有呼吁对此进行遏制，甚至向帕莱奥洛格抵赖，不承认他曾在圣彼得堡极力鼓吹此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萨佐诺夫曾几何时也相信危机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的。奥地利人的动作曾在7月25日收到最后通牒的回复之后有过片刻的停滞，他们是希望或许能在最后一刻收到贝尔格莱德反悔的决定。萨佐诺夫将此误以为是维也纳政府在寻求一种冷处理以及谈判的方式。“直到最后一刻，”他在7月26日告诉法国大使，“我将为谈判一直做好准备。”当他召来绍帕里并听取其“坦诚和忠实的解释”时，他的这些想法也展露无遗。在读过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的内容后，萨佐诺夫坚持认为这篇文件充满了“让人难以接受的、荒谬的、带有侮辱性的”词句，并表示：“收回你们的最后通牒，修改你们的措辞，我保证你们将得到想要的结果。”如此“谈判”之下，很难有进一步的进展。不管怎么说，奥匈帝国之所以会有短暂的迟疑，并非是对自己的要求的合理性有所疑虑，而是希望贝尔格莱德政府能就此屈服。俄国战前动员的消息让这些希望烟消云散了。没有人比斯帕拉伊科维奇看到登上火车的哥萨克骑兵部队而更激动了，他见证了塞尔维亚民族在最后时刻为了统一与自由所做的斗争。加之沙皇敦促塞尔维亚人要“像狮子一样”去战斗，贝尔格莱德政府似乎不会对最后通牒有所屈服了。而且，在此期间，萨佐诺夫曾特别指示贝尔格莱德政府不要接受英国在其中的调解。
即便他们就这样放任危机不断升级，俄国人也必须保有必要的谨慎。不管俄国的行动是否有必要，法国都从始至终地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做出的任何干预行为。但安抚法国与英国的舆论并且尽量不激怒德国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自1912年11月开始，对于俄国的军事动员一直存在一种设想，即即便军队都已集结完毕，“如果没有受到敌方的攻击，依然是能避免战争爆发的”。在军事动员的初期，“巧妙的外交周旋”将使“敌人放松对于威胁的警惕性”。就在俄国的军事动员令发出后，帕莱奥洛格于7月25日与萨佐诺夫进行了一次会谈后向巴黎政府报告称，俄国将只针对奥匈帝国开战，并将避免其他挑衅行为，“以此让德国不至于加入战争”。对于俄国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法国和英国的舆论把奥匈帝国而非俄国视为战争的发起者。萨佐诺夫在7月24日这样告诉帕莱奥洛格：“我们必须让奥匈帝国完全陷入不义之战的境地。”这种必须让对手被视为战争发起者的想法，将在大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天里在各种关键决定中产生影响。(https://www.daowen.com)
这些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塞尔维亚吗？俄国真的为了保护其远方的友好国家的主权而不惜冒战争的风险？我们不难看出，塞尔维亚当时在俄国眼里变得越发重要，部分原因是索非亚地区的异化，部分原因是与保加利亚相比，塞尔维亚更能对奥匈帝国的统治产生影响。对塞尔维亚的同情情绪在俄国的泛斯拉夫人群和民族主义者中非常强烈，这也让政府借此与国内的中产阶级达成了良好的沟通。同时，奥匈帝国要求塞尔维亚人从阿尔巴尼亚北部撤军，这与俄国曾经于1913年10月将这一地区交给贝尔格莱德政府控制的初衷相悖。而且与俄国的邻国、拥有部分黑海沿岸地区控制权的保加利亚不同的是，塞尔维亚本身对俄国的地缘政治没有任何威胁。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俄国领导层对土耳其海峡未来发展日渐强烈的焦虑情绪，或许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俄国对此的回应是如此强硬了。俄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俄国海军司令部）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在追求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同样，我们也看到保加利亚是如何浩浩荡荡逼近君士坦丁堡，巴尔干战争期间粮食出口的中断，以及利曼事件是如何让这一事件列入1912~1914年的重要议事日程的。1914年夏，俄国进一步深化了对土耳其海峡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和希腊之间后来针对爱琴海群岛北部地区的控制权开展了海军军备竞赛，为了保持领先优势，奥斯曼海军从英国购买了两艘无畏级战舰，第一艘将于1914年7月抵达。
这一地区性的争端特别让俄国人为之担忧。首先，如果地区矛盾进一步升级，海峡的不平静将使俄国在此地区的商船活动受到巨大影响。其次，一些小国（希腊或保加利亚）可能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里夺走俄国也想夺取的部分。再次，希腊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使英国海军也掺和进来，而俄国人一直极力压制英国海军的规模。最后，其中最为令人担忧的是奥斯曼帝国将有无畏级战舰进入黑海，而俄国并没有这种级别的战舰。俄国海军司令在1914年1月时警告，奥斯曼帝国无畏舰的到来将制造出一种“毁灭性的，近乎是6倍强于”俄国黑海舰队的军事力量。“对黑海控制权的丧失，将给我们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显而易见。”萨佐诺夫于1914年5月告诉俄国驻伦敦大使，“因此我们不能就这样坐视奥斯曼海军力量持续快速地扩张。”直到1914年7月底，萨佐诺夫仍在向英国提请收回向奥斯曼帝国出售的无畏级战舰。
以上这些问题在“七月危机”中对俄国到底有多大影响，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于正式文件都侧重于对奥塞冲突的关注，俄国之所以做出这些决定，有可能主要还是为了团结斯拉夫的“小伙伴们”，并借此在巴尔干地区获得合法的控制权。萨佐诺夫已经有了足够的前车之鉴，他深知不可能与其盟友共同管理海峡。然而，由于让海军尤为着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没有为军队参谋长共享，事件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另外，海峡问题对克里沃舍因来说也非常重要。作为农业大臣，他很清楚这一地区在俄国农作物出口方面的巨大商业效益。巴尔干近期的不稳定局面正通过海峡问题点燃巴尔干战场的导火线，因此，人们逐渐将巴尔干半岛视为海峡的关键战略后方。同时，俄国如果在巴尔干半岛获得控制权，也将防止博斯普鲁斯地区受到更多的侵扰。对于海峡地区的利益谋划因此也在俄国针对塞尔维亚的问题上产生了影响。
不管这些因素孰轻孰重，俄国已经走上发起战争的道路。从这一点上来说，其他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1914年8月前几日爆发的战争变得几乎（虽然并非不能）不可避免了。这也正是为什么1914年7月24~25日结束了圣彼得堡的会谈之后，负责军事动员的俄军长官多波罗斯基（Dobrorolsky）将军在1921年回忆称：“战争已经在所难免，俄国与德国之间频繁往来的电报都在促成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然而7月的决定性的第四个星期里，俄国人和他们的法国盟友还在继续探讨和平的政策。用沙皇的话来说，普恩加莱、萨佐诺夫、帕莱奥洛格等人所坚持的“毫不让步”的政策是“以武力的手段确保和平”。
这种婉转的说法对俄国和法国乃至英国的侵略性都有所掩盖，我们在一些内部文件和私人信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说法。很有意思的是，在德国的一些文件里，反倒经常性地将战争视为一种必要的手段。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俄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所说的维护和平的手段，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实质上和德国所说的并无不同。我们尚不清楚为什么在表述上会有所区别，但或许我们从中就能看出德国当时就已经表现出对战争的渴望。这可能正反映出克劳塞维茨对德国的政治语言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克劳塞维茨始终认为战争是必要手段，而战争作为政治的一种方式也将最终服务于政治；相比之下，俄国和法国的决策者们言语中所反映的则是战争与和平都是可以选择的手段。不管怎样，两者的想法都没能阻止他们于1914年7月将欧洲卷入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