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罩在欧洲的奇怪光影

笼罩在欧洲的奇怪光影

在1914年7月的危机酝酿期间，英国决策者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地区的9个县上。1914年5月21日，一项关于爱尔兰自治的规定被下议院在第三次审议时通过，但遭到上议院的反对。为了争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以阿斯奎斯为首的自由党决定利用议会法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开上议院直接通过该项决议。爱尔兰地区风雨欲来。或许有解决的办法能让双方——爱尔兰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工会——都满意，但他们还是开始了争斗。同年春天，爱尔兰地区即将爆发内战。这一问题持续发展，成为21世纪初期北爱尔兰地区政局最为不稳定的因素。

阿尔斯特地区的问题对英国的政治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这一问题触及了英国政治体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方面面。保守党激烈地反对自治。英国军队则深受工会的影响，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来自盎格鲁–爱尔兰家庭。实际上，如果地方自治被强制要求执行，这些军队恐怕都难保忠诚。在1914年3月20日的卡拉事件中，57名驻扎在基尔代尔郡的卡拉营地的英国军官宁愿辞职，也不愿加入自治的行列与工会势力相抗衡。

在领导层中暗中支持工会的抵抗行动的是指挥官亨利·威尔逊，他曾为英国的领土政策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威尔逊越来越明显地对“醉鬼”（他是这样称呼阿斯奎斯的）和其“肮脏的内阁”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以地方自治问题来要挟这位首相满足工会的相关需求。1914年6月29日，威尔逊和他的同僚在内阁会议上提交给陆军一份备忘录，在其中，他们指出，如果要想收回地方自治的权力，应当把英国远征部队整个安置在爱尔兰。换句话来说，如果英国政府希望收回地方自治的权力，那就意味着需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放弃在欧洲大陆部署军力的打算；相反，如果对欧洲大陆部署兵力，就意味着放纵地方自治势力的滋长。或许在整个欧洲，除了奥匈帝国之外，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英国这样，由军官势力影响政治决策。

当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英国还在为阿尔斯特地区的争端而苦恼。首相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他与年轻貌美的社交名媛维尼夏·斯坦利无话不谈，包括其日常事务。从他们的某些信件中可以看出，“奥匈帝国皇族”于6月28日惨死令首相极为震惊，让他不再只是一门心思放在“阿尔斯特所发生的那些琐事”上。直到7月24日，阿斯奎斯都没有再提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只是一直汇报从阿尔斯特地区传来的种种负面消息。直到首相经历了漫长的关于北爱尔兰问题的讨论研究之后，才注意到奥匈帝国刚刚“向塞尔维亚送去了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最后通牒”：

我们确定距离一场真正的末世大战只有一步之遥，且这场战争真正的规模足以震惊阿尔斯特和那些民族主义的拥趸。庆幸的是，我们似乎可以不被牵涉其中。

这封信是以“光明陷落”这样让人诧异的字眼开始的，但阿斯奎斯指的是维尼夏是在早上离开伦敦回到她的家乡安格尔西郡，而不是欧洲的文明危在旦夕。

对爱德华·格雷来说，这些天也是很难熬的：他的视力在下降，在球场上他已经难以准确接到飞来的壁球，也难以用肉眼直接辨认出天上的星星。他打算花更多时间待在乡下，更有传闻说他准备去找一名很有名气的德国眼科医生治疗。但不管怎么说，与阿斯奎斯不同的是，格雷立刻就察觉到了在欧洲东南部酝酿着的危机。

7月，在他与一些大国的驻英大使会谈时，格雷像往常一样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7月8日，他警示保罗·康邦，如果奥匈帝国皇帝不顾国内的舆论，一意孤行要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那么法国和英国就需要尽其所能地防止俄国也加入战争。对此，康邦表示“强烈支持”。当天，格雷还提醒俄国大使，德国对于近期的英俄海军会谈非常警惕，而且俄国能否让德国不怀疑自己面临一场政变，将是至关重要的。7月9日，格雷向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保证，英、法、俄之间绝没有达成任何秘密协定或结成固定的盟友关系。但他也补充说，英国现在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已经度过了“蜜月期”，而利赫诺夫斯基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没有挑衅的态度”，自1906年开始，这些国家的陆军、海军元帅就已经开始了某种“谈话”。

这位外交大臣很礼貌地与奥匈帝国大使会谈，但对事情的定性不置可否。当门思多夫伯爵在7月17日向他抱怨贝尔格莱德媒体的不当言论时，格雷回应称，这些塞尔维亚的报纸似乎从来就没有言论得体过。门思多夫承认或许是这样的，但继续表示，奥匈帝国不会再允许出现如此不负责任和挑衅的言行。“爱德华·格雷爵士承认这一点。”门思多夫在报告中指出，“但对此事再无进一步的讨论进展。”在当晚9点收到了奥匈帝国发给贝尔格莱德的最后通牒后，格雷于7月24日再次会见了门思多夫，也是在那个时刻，他将最后通牒形容为他所见过的最“让人束手无策”的文件。而也是在当时，这位外交大臣表示，奥匈帝国提出的一些关于塞尔维亚部门改革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就在同一天，在经过内阁的批准后，他建议4个不在事件中心的大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应该干预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

以上这一切信息都没有表现出格雷有想要掺和进冲突之中的想法。他经常强调民意（在这里，他更多的是指公开的舆论意见）是英国政府做出决定的最高参考，而且在此方面不会有其他干预。几乎所有的大型媒体都对英国加入欧洲战争不看好。《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刊文表示，基于“联盟条约”的保护，英国不用担心被卷入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并宣称，曼彻斯特一点儿也不在乎贝尔格莱德的情况，就如同贝尔格莱德毫不在乎曼彻斯特一样。7月29日，对英国可能将“为了实现俄国在斯拉夫地区的霸权统治”而做出牺牲，《每日新闻》（Daily News）表示了极大的抵制。8月1日，一个名为阿尔弗雷德·乔治·加德纳的自由撰稿人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一定不能开战”的文章。文章主要有两个中心思想：一是英国与德国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二是如果英国遏止了德国，将从侧面让俄国建立“从欧洲到亚洲”的霸权。除了代表自由党人的媒体之外，保守党的大部分媒体也纷纷表示应当冷处理。例如《约克夏邮报》（Yorkshire Post）就刊文指出，不论是奥德同盟胜利还是法俄同盟胜利，对英国来说都毫无区别，因此“英国完全没有理由加入这一争端”。《剑桥每日新闻》（Cambridge Daily News）于7月28日认为，英国对这场迫在眉睫的冲突兴趣寡淡。《牛津编年史》（Oxford Chronicle）也于7月31日称，政府的责任是将争端局部化，并明哲保身。只有《泰晤士报》一直以来都在主张英国应该出兵干预：尽管威克姆·斯蒂德于7月17日对奥匈帝国表示强烈的同情，但该报从7月22日起就卷入了这场大陆冲突，并于7月27日、29日和31日公然支持英国的介入。其中尤以喜好自我炒作的霍雷肖·博顿利（Horatio Bottomley）为首，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英国佬》的7月第1期上这样写道：“我们一直视塞尔维亚为邪恶势力滋生的温床，”并要求“必须消灭塞尔维亚”，但相反的，英国民众也应该要求英国政府“利用这一危机为契机”去“消除”德国舰队对英国的威胁。塞尔维亚驻英国大使博斯科维奇在看到《英国佬》的文章后大为震惊，他甚至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正式文件，要求起诉这种对塞尔维亚的“恶意中伤”。

至少直到8月初，还没有公众舆论要求英国政府对此次危机进行干预。而且内阁似乎也并不打算这么做，大部分高官也都赞成不干预政策。正是同一拨人煽动内阁，使得后者于1911年11月将矛头对准了格雷的政策。这是格雷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他的外交政策连他自己政党里的一大部分人都反对。一直以来他都能对保守党在国会上的支持抱以期望，但在1914年夏天，随着反对地区自治制度情绪的高涨，这一支持也显得岌岌可危。面对种种压力，此刻他只能依赖于阿斯奎斯、霍尔丹和丘吉尔这三位同僚了。(https://www.daowen.com)

直到7月24日的内阁会议后，在经过了对阿尔斯特边界问题的长时间讨论之后，他才将欧洲正在酝酿的危机提上讨论日程，并指出4个位于事件边缘的大国应该出面协调两个当事国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英国内阁第一次为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讨论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后来，丘吉尔用一段颇有文艺气息的话引起了内阁对于格雷的观点的关注：“弗马纳和蒂龙的土地消失在薄雾之中，来自爱尔兰的狂风和奇怪的光影开始肆虐并笼罩在欧洲的版图上。”内阁在那个周末终于做出决定，通过了格雷所提出的4个国家对俄国和奥匈帝国关系进行调解的方案。

7月第4个星期的周末，格雷开始进一步向政府施压，要求明确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将出手调解。7月27日（周一），他询问内阁，如果法国遭到德国的攻击，英国政府是否会出面进行调解。格雷的老对手莫利、西蒙、伯恩斯、比彻姆和哈考特纷纷威胁表示，如果政府进行调解，自己将立刻辞职。在7月29~30日进行的一次晚间会议上，在经过了长久的讨论之后依然得不出结论的情况下，格雷要求政府承诺会在必要的情况下对法国提供支援。对此只有4位内阁成员表示支持（其中包括阿斯奎斯、霍尔丹和丘吉尔）这一提议，其他人全都表示反对。

甚至就连在比利时的问题上也不太容易让英国政府出面干预。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将会违背1839年规定比利时为中立国的国际公约，穿过比利时入侵法国。但英国内阁对此的看法是，即便英国也是这一公约的签署国之一，但维护公约所规定的内容应该是所有签署国共同的责任，凭什么单独要求英国要为此而出力呢？同时英国表示，即便问题真的出现，英国回应的将是“一个政策，而非一种义务”。事实上，英国的军事高官和政界领袖们普遍不相信德国会跨过中立的比利时直捣法国。在1911年英法对话的基础上，亨利·威尔逊所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人会选择经由阿登山区穿过比利时南部这一路线，范围在桑布尔河和马斯河以南。这一结论也被呈递到了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第114次会议上。针对相同的情况，内阁在7月29日也做了讨论，劳合·乔治在讨论中通过地图展示了之所以德国军队“只会选择比利时最南端的角落通过”的原因。英军的战略要点主要集中在安特卫普和斯海尔德河，这两个地方都被视为是事关英国安全的门户要道。“我不明白。”丘吉尔表示：“如果德国真的只是擦边经过比利时，我们为什么还要掺和进去。”劳合·乔治后来声称，如果德国只是经过阿登山区而进入比利时，他将拒绝加入战争。英国的决策者们认为，比利时人不管怎样都不会以南部地区作为最后的防线，而是会在进行一定的抵抗之后退守北部，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从中调解争端的可能了。

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以此就推断格雷和他的同僚们将放弃对协约国的长期承诺。相反，格雷几乎完全是从协约国的身上看到了欧洲正在逐渐酝酿的危机。在法国面临危难时，英国政府可能袖手旁观，这让格雷感到格外焦虑。他打心眼儿里不喜欢他的同僚们对贝尔格莱德实行的冒险主义政策，并且对新征服地区人民所遭受的屠杀和痛苦感同身受。毫无疑问，他也充分了解到了此次塞尔维亚对于奥匈帝国皇储延续方面所产生的威胁。他认为任何大国都不应“被拖入一场由塞尔维亚发起的战争当中”，然而他也无意对奥匈帝国所提出的最后通牒事件进行调解。7月24日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的四国调解机制夭折了。这里面所涉及的四国当中（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只有一个国家可能会去捍卫奥匈帝国的权益。最终，最直接地对塞尔维亚民族统一进行资助的列强，并没有卷入或受限于达成一致的决定。虽然自1913年在伦敦成功举办大使会议后，格雷对自己调和国际局势的能力很有信心，但与当时各国间针对阿尔巴尼亚边境问题的争端相比，这次的大国之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就是完全不同的事了。

在应对这次危机时，格雷经常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当作整个协约国需面对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正应了俄国的政策。格雷确实曾在发言中表达过“安抚”俄国的重要性，他也确实要求圣彼得堡政府避免不必要的挑衅行为，但他表现得对于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公布之后，在俄国究竟引起了怎样的风波，完全是一知半解，或者说是毫不在意。这种无知并不完全是他的错，因为俄国一直以来都在故意向乔治·布坎南隐瞒其“秘密准备”的进度，而是于7月26日告诉他，目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已经开展的“防卫措施”只不过是为了应对国内罢工的浪潮。布坎南并没有完全相信：在他于7月26日写给格雷的一份简报中，他报告称，鉴于罢工已经“基本结束了”，他所看到的种种行为一定“毫无疑问”与“军事动员的企图”密切相关。但格雷对此不以为意，而布坎南方面也并没有跟进这些线索，伦敦政府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7月26日，也就是在布坎南递交了报告之后，格雷已经面见了利赫诺夫斯基伯爵，伯爵也带来一份紧急电报，报告称俄国似乎正在准备“一定程度上的储备工作”，也就意味着俄国开始了军事动员。格雷回应称，英国政府“没有得到关于总动员的消息”。但之后他补充道：

不管怎么说，在奥匈帝国也开始在军事上有所动作时，我们很难劝说俄国停止军事动员；我们不该这么做。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主要所应该做的是防止军事行动的真正实施。

这是对于当时情况的一种奇特的反应，至少可以说，它忽略了奥匈帝国与俄国军事动员的差别，即奥匈帝国的举措完全是针对塞尔维亚的，而俄国则是针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由于1913年3月2日的规章适用于几乎所有俄国西部的军事地区，并且动员的范围已经扩展至波罗的海舰队。在那个军事攻击的速度是胜败关键的时代，格雷的此番回应也暴露出他对于军事方面的无知。最后，如果格雷曾经把心思放在解决本国国内的民族纠纷上，或许他也能花更多心思去审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深层矛盾，并防止俄国从中作梗，引起边境冲突。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在7月8日他与贝肯多夫的会见上，格雷最终还是默许了俄国的观点，即“塞尔维亚的战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场欧洲大陆的战争”。

格雷大概了解法国领导人访问俄国时发生了些什么。在7月24日的一份报告中，布坎南指出，法俄之间的会晤透露出在“欧洲总体的和平与局势均衡”方面，俄国和法国所达成的“完美的共识”，为此这两个国家已经能够做出“出于它们联盟关系义务之下的庄严承诺”；萨佐诺夫也曾要求布坎南转告格雷，俄国希望英国也能“宣布和法国与俄国的同盟关系”。在艾尔·克劳对该报道的评论中，他的言辞较格雷的更为犀利，但是其内在逻辑却与这位外交大臣的如出一辙：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奥匈帝国针对塞尔维亚的行为，法国和俄国都会认为这些只是托词，三国同盟针对三国协约的动机已经很明显了。我认为英国试图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的任何场合驳斥或是掩盖这一观点的行为都是不合时宜的，更不用提这样做的危险性……我们在这场争端中的利益与法国和俄国息息相关，这场争端并不是为了塞尔维亚，而是在欧洲进行独裁的德国和那些争取个人自由的国家之间的较量。

格雷向利赫诺夫斯基保证，英国没有任何义务与那些协约国合作。但他在7月29日也告诫这位德国大使（未经内阁正式授权），如果德国和法国开战，英国可能会采取必要的冒险举措。当贝特曼·霍尔维格7月30日联络伦敦政府称，只要英国同意保持中立，德国就将放弃此前吞并的法国领土，格雷发电报给戈申表示，这个提议“暂时难以接受”。

格雷的所作所为表现出协约国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切地影响了他对于此次危机的看法。实际上，这是最开始巴尔干局面的新循环，它成为法俄联盟的生动逻辑，同时也体现在格雷于1912年12月初向德国大使提出的警告中（见第五章）。在巴尔干地区将会出现争端（这无关于谁先挑起的），俄国将加入，并让德国也卷进来，法国也将“不可避免地”站到其盟友一边，英国则不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法国被德国消灭。这正是格雷在1914年所执行的政策思路，尽管有着暂时的质疑和推诿。他没有权衡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实际上他对此没有丝毫兴趣，并非是因为他觉得塞尔维亚是无辜的，而是因为他和法国、俄国一样，认为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威胁成为再次激活这个同盟的“借口”。

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接受，或者起码不反对俄国通过进攻奥匈帝国来解决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以及在此过程中法国不可必要的对俄国进行支援的行为。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争端的具体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最重要的是一旦俄国（和法国）加入，形势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而这样来看，德国也在其中占有巨大的分量，因为其对奥匈帝国的支援必将导致法国采取军事行动，进而引发欧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