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恩加莱回到巴黎

普恩加莱回到巴黎

就在格雷在7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他的四国调解机制时，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正在俄国鱼雷舰的护送下，乘坐“法国”号舰船穿过芬兰湾。当他们于次日到达瑞典后，普恩加莱通过加密线路使用电报，以确保只有他和（名义上）维维亚尼对政策改变有所掌握。他指示总理向法国媒体发表声明，通告称维维亚尼已经与各方进行了良好的沟通，恢复了各项事务的正常运转。普恩加莱的笔记中曾写道：“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比安弗尼–马坦（Bienvenu-Martin）（缺乏经验的法国代理外长）已经没有了实权。”在过去的24小时里，他们一直通过“法国”号上的无线电台接收关于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危机发展的各种细微的进展。随着对局势更为全面的掌控和了解，普恩加莱也更加坚持他在圣彼得堡期间所陈述的观点：奥匈帝国的所作所为是不合法的，维也纳政府的要求“对于塞尔维亚来说显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确实构成了“对人权的侵犯”。维护和平的责任不再由俄国担负了，其军事准备行动已经在法国领导人访问期间全面开始，现在关键要看德国的了，它必须让奥匈帝国盟友们冷静下来。如果德国没能做到这一点，普恩加莱在7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他们将把自己置于一个极其错误的境地，并将为奥匈帝国的鲁莽行为付出代价。”

普恩加莱对他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的看法十分积极，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是他面对新闻时的反应。萨佐诺夫要求塞尔维亚面对奥匈帝国的边境进犯勿做抵抗，而是向国境内转移兵力，他会向国际社会抗议入侵行为，并呼吁多方制裁，这一消息传到当时正在斯德哥尔摩的普恩加莱耳中时，他也颇为关注。萨佐诺夫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样要求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塞尔维亚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是让奥匈帝国军队尽可能地进入到俄国B计划的包围圈，并减少俄国在加利西亚地区可能遭到的抵抗。普恩加莱误会了这一目的，他以为萨佐诺夫已经丧失了理智，并打算把俄国所应尽的职责全权交给巴尔干地区。“我们确实不能做到比俄国更‘勇敢’了。”他这样写道，“塞尔维亚已经为此受尽了一切羞辱”。这简直是，或者说看起来像一切都回到了1912~1913年冬天，当时法国决策者们要求俄国在巴尔干地区以更强硬的姿态对抗奥匈帝国。同时，在巴黎的俄国军事随员对法国军方的好战言论十分费解。当然，现在的情况是不同的。俄国的相关政策已经得到了通过，普恩加莱没有理由担心萨佐诺夫会再次迟疑。

鉴于当时中欧危机持续升级，普恩加莱却依然没有取消在回国路上顺道访问瑞典的行程，这让人觉得很诧异。他在斯德哥尔摩的短暂停留有时也被视作法国领导人对危机局面被动处理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说普恩加莱有意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他又为什么和维维亚尼在回国的途中在瑞典逗留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瑞典的访问绝非简单的游览，而是考虑到瑞典在圣彼得堡所陈述的联盟战略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普恩加莱曾和沙皇讨论了关于在战争来临时，确保瑞典保持中立的必要性。瑞典与俄国的关系近年来持续恶化，这主要是由于俄国在斯德哥尔摩开展的间谍行动以及可能对两国边界或波罗的海地区所做出的挑衅行为。在他们于圣彼得堡会面的最后一天，尼古拉斯二世要求普恩加莱亲自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转达他对俄国与瑞典间和平的意愿。普恩加莱将告诉瑞典国王，沙皇对波罗的海的邻国绝对没有冒犯的意图，并且至今对间谍活动毫不知情，并会严令禁止一切此类行为。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瑞典决不能与德国成为伙伴，组成战略合作关系。7月25日，在与古斯塔夫五世进行了一下午的会见后，普恩加莱成功地转达了这些内容，并得到了瑞典国王欣然接受了沙皇所希望的瑞典保持中立局面的回报。

当然，在欧洲危机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不得不待在瑞典的酒桌旁，确实让人觉得无可奈何，尤其是对焦急的维维亚尼来说。但法国的公众舆论依然很冷静——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卡约一案的审判上，直到7月28日卡约夫人出人意料地被无罪释放才结束。普恩加莱自己也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打乱行程提前回国，反倒会引起法国乃至欧洲的不安。此外他可能会“给人以法国可能也被卷入了争端的印象”。但当法国政府在7月27日得知德皇已经提前结束了波罗的海的行程返回柏林的消息时，普恩加莱也被国内一封接一封的紧急电文召回巴黎，再没有时间继续原本安排的丹麦与挪威的行程，毕竟这两国的行程安排从战略上考虑也没那么急迫。就此，“法国”号舰船直接返回敦刻尔克。

它们几乎没有改变航线，但“法国”号和其护送舰艇在穿越基尔外围的梅克伦堡湾时，与一艘德国的战列巡洋舰相遇了。德国战舰为此给予特别礼遇，甲板上所有士兵鸣枪致礼，法国的护送舰艇也给予了回礼，法国号作为一艘搭载国家领导人的舰艇，没有回应此礼节。几分钟后，法国号的电报接收台截获了一份从德国舰艇上发出的加密电文，大概内容是警示柏林方面，法国总统正在返回巴黎的路上。

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发现他们在国际形势上有着越来越巨大的分歧。普恩加莱注意到，这位总理看起来“越来越忧虑且困惑”，而且忙于通过一些“极其矛盾的设想”。7月27日的一封电报表示爱德华·格雷已确定英国不会在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时袖手旁观，普恩加莱“将这种坚定不移的例子展示给维维亚尼”，想借此让他振作起来。当天，总统花了大量的时间，就像当初在圣彼得堡的时候那样，向维维亚尼阐释“软弱就意味着迟早要崩溃”，而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坚持一如既往的毫不让步的态度”。但维维亚尼依然“紧张、激动，不断地自言自语，表达自己对当前外交政策前景的忧虑”。皮埃尔·德马尔热里也对维维亚尼所表现出的“神智不稳定的状况”而感到不安。让普恩加莱感到惊愕的是，总理似乎对任何事的观点都无法保持一致，除了关于社会主义领导人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政党大会和政治联盟。

其实普恩加莱自己也感受到了压力。尤其令人苦恼的是7月27日爱德华·格雷发来的令人迷茫或者说是不知所云的电文。在警告了奥匈帝国大使英国不会在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时袖手旁观之后，格雷又警告法国大使保罗·康邦，英国的公众舆论不会支持英国加入针对塞尔维亚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当中。但总的来说，维维亚尼惧怕的是走向战争的局面，普恩加莱惧怕的是在交战时不能战胜奥匈帝国。

如果奥匈帝国试图进一步扩大其胜利（普恩加莱的“胜利”指的是贝尔格莱德可能接受奥匈帝国的要求），如果它向其宣战或是进入贝尔格莱德，那么整个欧洲会允许它这样做吗？欧洲仅仅会干预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事态以防止其升级吗？这意味着站在奥匈帝国的一边，公然针对塞尔维亚。我向维维亚尼阐述了所有这些反抗的声音。

7月28日，当他们进入北海并靠近法国海岸时，普恩加莱提前通知敦刻尔克取消接待：总理专列已经准备就绪，一行人将直接从港口前往巴黎。北海上空乌云密布、遮天蔽日，海面波涛汹涌，并伴着细雨。从最新收到的电报消息来看，英国支持大国之间的“集体行动方针”，以化解危机，这对法国总统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只有在奥匈帝国退缩的情况下，俄国才会退缩了。最后，从巴黎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在对德国大使冯·舍恩（他坚称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问题是仅限于这两个国家的问题）做出回应时，代理外长比安弗尼·马坦宣布，除非德国制止奥匈帝国，否则法国也不会对俄国做出干预。普恩加莱对此大为赞赏，并指示德马尔热里让普恩加莱向巴黎发电报，表扬代理外长的这一回应。这件事其实也映射出1914年7月底法国制定外交政策时的关系链。(https://www.daowen.com)

就在他回到法国时，普恩加莱已经打定了主意——虽然德国还没有表现出要采取军事反击措施的迹象——一场欧陆战争已经无法再避免了。他欣慰地看到部长们的情绪依然镇定而坚决，而且他们的态度也比怯懦的维维亚尼更加坚定。普恩加莱已经发电报给比安弗尼·马坦，指使他与在国防部、海军署、内政部和财政部的同僚们取得联系，以确保在关键情况下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令他感到欣喜的是，所有有关部门的相关活动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外交部副秘书长艾贝尔·法瑞（Abel Ferry）和此前前往敦刻尔克参加总统欢迎仪式的公共工程部部长勒内·雷努尔（René Renoult）告知普恩加莱，休假中的士兵都已经被召回，在外训练的军队也已返回自己驻扎的营地，各处均已进入警戒状态，各地相关公务员也已经被命令留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确保各项支援物资的就位；“总之，目前已经做到的就是在任何必要的情况下都可以立即出兵。”在从敦刻尔克返回巴黎的火车上，雷诺特问普恩加莱是否还有可能通过政治手段缓解各国之间的矛盾，普恩加莱回答道：“不，不可能和平解决了。我也不可能再做出类似的安排了。”最值得一提的还有普恩加莱在日记中所描述的当天欢迎他回归巴黎的那些人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心态已经完全放在了战争上：

我们立刻发现，人们的士气非常高涨，特别是码头的那些装卸工人和水手们。大量群众聚集在这里，他们高呼，‘法国万岁！’‘普恩加莱万岁！’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并与市长和议员们说了几句话。他们都告诉我，在这种时刻，国家上下必将团结一心，同仇敌忾。

俄国政府也早已实施了影响巨大的战前动员措施。巴黎方面也从帕莱奥洛格7月25日发来的简报和之后不久驻圣彼得堡的参赞拉齐什将军的报告里得知了这些消息。7月29日早上伊兹沃斯基大使又带来消息，称俄国打算在同一天对奥匈帝国展开局部动员。我们现在很难再找到当时普恩加莱是如何回应此事的了，因为他后来（在整理自己的回忆录时）删掉了7月29日信件的一半内容，而这几页正是与对俄政策有关的。此外，当天的部长级理事会所讨论的内容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根据约瑟夫·卡约的一份记录所表示，部长级理事会明确对俄国的措施表示认同。26~27日以及29日，巴黎政府也没有做出遏制同盟国所作所为的举动。

所有这一切都与各国在巴尔干战争之后达成的协定相符，也符合法国的战略设想，这也让俄国的军事动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但在这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到英国的干预。7月底，英国政府对于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时机下加入即将到来的欧陆战争仍然悬而未决。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法国与俄国显露出是侵略战争的姿态，英国作为历来“不打不义之仗”的国家，不会对它们提供支援。然而，法国在与德国西部地区接壤的防线上又需要俄国尽快做出军事上的行动。这听起来就像这样一个熟悉的悖论：一场在西部的防卫战需要从东部的侵略战开始打起。这种矛盾给巴黎的领导人也带来了很大压力。7月29日晚上，当德国宣布如果俄国不停止军事动员，德国也将开始出兵时，这种压力变得尤其巨大。

7月30日凌晨时分，伊兹沃斯基在俄国驻巴黎大使馆收到了一封来自萨佐诺夫的电报，警告他关于德国的这一通告。既然俄国不会退缩，萨佐诺夫写道，看来他们有意“加速我们防御措施的执行，并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出准备”。萨佐诺夫指示伊兹沃斯基感谢法国政府曾说过的“我们完全可以将法国视为可靠的盟友”的这种承诺。既然俄国已经建议法国像此前计划的那样开始一个局部动员（仅针对奥匈帝国），由此也可看出萨佐诺夫的“加速进程”实际意味着俄国立刻进行全军总动员，而这一举措事实上将导致几乎不可避免的欧陆战争。不出所料，这一消息在巴黎引发骚动。伊兹沃斯基派秘书在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前往外交部，同时自己与维维亚尼会面，向他展示萨佐诺夫的电报。之后不久，7月30日早上4点，维维亚尼与陆军部部长阿道夫·梅西米和普恩加莱在爱丽舍宫就电报的内容进行了讨论。最终他们拟定了一个措辞谨慎的回应，并在当天一早发出。

法国决心履行同盟的全部义务。但是，考虑到维护和平方面的问题以及尚没有做出站队的那些小国，我相信最可取的一种形式是，在俄国做出必要的军事准备和防卫工作的同时，也不至于惊动德国，使它全面或局部出兵。

这一回复后来也常常被视为法国政府当时愿意为了和平而可以无视法俄同盟的表现。当然在维维亚尼看来就是如此：在当天晚上与前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的一次会谈中，他抱怨俄国对法国完全是“先斩后奏”。但这一回复的目的其实比它看上去的更为复杂。它实际上是要告诉英国，法国正在努力遏制俄国的动作——也正因为此，该回复的内容也同时被抄送发往了身在伦敦的保罗·康邦。之所以说这份文件与英法关系也紧密相连，是因为在普恩加莱的日记里记载着，发往圣彼得堡的消息是“考虑到英国举棋不定的态度”而撰写的。然而与此同时，德马尔热里和梅西米奉普恩加莱之命——显然维维亚尼对此不知情——向伊兹沃斯基表明法国政府真正的意愿。在伊兹沃斯基后来的报告中，法国的真实态度与此前所发出的回复消息大相径庭：

刚刚我与德马尔热里聊了聊，他告诉我法国并没有打算对我们的军事行动做出干预，但他相信考虑到和平问题，这些军备行动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过于公开或带有挑衅意味。法国国防部长也向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俄国驻巴黎外交官）传达了同样的意思，即我们可以发表一份声明，表示我们愿意为了和平起见而暂时放缓我们的军事动员措施，但另一方面，我们并不需要真的放缓我们的军备行动，甚至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大军事动员的力度。

这两封电报都发自7月30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法国在法俄同盟和英法同盟的框架下，在三国的微妙关系当中是如何寻找一个平衡点的。口口声声表示自己“考虑到要维护和平问题”，实际上是让对手放慢脚步——虽然看来并不会达到这种效果。与此同时，俄国的战备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阿贝尔·费瑞在7月30日早上于外交部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期间，在笔记中这样总结了法国的政策：“不制止俄国的军事动员。进行军事动员，但并不花太大精力在这上面。”在普恩加莱记载发给圣彼得堡回复内容的同一天，他这样写道：“与此同时，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组织起我们在东部的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