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的是是非非
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不是德国诗人歌德在19世纪初向往的一种理想境界：它将各民族文学结合为一个综合体，而各民族将在这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也不是指地球上各地区文学的总和；也不是指各民族经过时间筛选的经典文学作品[1]。它特指中国现行大学教育体制中位于汉语言文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的与比较文学并置的所谓世界文学学科。
且不论前些年教育行政部门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有着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就世界文学学科本身而言，它的合法性一直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眼里，世界文学就其学科而言显得非常暧昧可疑。对文学的研究应以各语种文学、国别文学为基础，只有亲炙原作，才能深入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学的原汁原味，才能阐释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而所谓的“世界文学”其前身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大学中文系开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它绕开了作品的原文，以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语译本为基础展开教学，力图向学生传授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发展脉络。作为中文系的一门课程，它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实践中也起到了普及传播外国文学知识的良好效果，但作为一个学科它本身缺乏建构的基础。他们中激进的声音甚至呼吁取消所谓的“世界文学”学科，以各语种、各国别的文学取而代之。
对世界文学学科的众多质疑之声有着程度不一的合理内涵，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盲区：即对翻译文学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发展、传播过程中作用的漠视。的确，对文学作品的深入研究应以原文为出发点，但对原文的研读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专家学者才能身体力行，对想了解、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广大普通读者，一律要求读原作，不啻是一种苛求，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也是无法兑现的乌托邦。人类有史以来，有辉煌文学创作的民族数以百计，如果绕开翻译，都要求人们去读原作，其结果是人们由于掌握的语言有限（能娴熟掌握多种语言者寥寥无几），根本无法接触到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再者，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的生活中，外国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依靠译本而不是原作，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哲学、宗教思想的传播也离不开译本的巨大作用。试想一下，如果要求人们都从希伯来文读《旧约》，从古希腊文读《新约》，当今能读《圣经》的人屈指可数，那基督教还能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吗？人生有涯，如果一个人不充分利用先前的文化积累（翻译作品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什么都要自己从原文从头开始探索，那他的才智水平在其有生之年只能滞留在极低的水准上。
而上述世界文学学科正是以各个年代累聚起来的翻译作品为其重要依托和支撑的。诚然，从有关学科的经典定义出发，你会发觉在很多情形下，它无法直接占有第一手资料，依靠的主要是作为原文衍生物的译文，因而无法理直气壮地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着眼，正是翻译文学的特性使世界文学学科取得了各语种、各国别文学研究无法取代的作用。
的确，从源语国的语境出发，翻译作品永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附庸，一个卑躬屈膝的奴仆，像柏拉图所说的“是影子的影子，和真理相隔了好多层”；但一旦将评判的基点挪移到接受国的语境中，情况便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巨大变化。在谢天振先生等学者看来，翻译文学并不是简单的媒介转换，它自身便是本民族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也是本民族文学作品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2]。
时常可以听到不少人指责当代的许多文学作品满篇是翻译腔，背离了中国语言的传统。在他们的话语中，“翻译腔”一词包含着强烈的贬义。而它之所以要不得，并不是其他原因，而仅仅只是因为它们所用的句式、词汇乃至整篇风格是舶来品。显而易见，在他们的心目中，翻译文学作品根本不是本民族文学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反它是外来的异物，需要加以剔除的病毒。
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眼里，这外来的异物具有点铁成金的神奇魅力。我们看一下当代作家王小波是如何谈论其文学师承的。对他的创作产生最大影响的不是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不是“五四”之后的新文学作品，也不是民间广泛传播的俗文学，而是翻译文学。他举了查良铮译的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和王道乾译的杜拉斯的《情人》：“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3]。他并不仅止于此，由此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成就作了他个人化的评论：“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4]这里，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得到了罕有的褒扬推崇。
可以想见，王小波的这番话会使那些语言原教旨主义者怒不可遏。在他们心目中，翻译者本是人轻言微的中介者，怎么能与创作者比肩齐立呢，他们不是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吗？但他们将翻译复杂的过程理解得过分简单，以为这只是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直接变换。他们没有想到，文学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再创造工程，它需要译者以春蚕吐丝般的虔诚之心，在母语语境中进行难度极大的再创造。通过近乎炼金术士般的锻炼，原作穿上了母语的外衣，得到了转世再生，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所说：“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5]而对接受国的文学来说，由于翻译文本吸纳了外来的新鲜养分，常常给文学创作以始料不及的刺激，丰富了母语的文学资源。(https://www.daowen.com)
在阐明了翻译文学的价值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世界文学学科在学理上存在着多少疏漏，但它以翻译文学作品为基础，在传播外国文学作品、加强中外文学交流、丰富本民族文学创作方面有着不可小觑的实际作用。正是有了它，人们得以在汉语的语境内纵览世界各国文学的全貌，丰富自己的文学资源，才不致使自己的文学因故步自封而陷入枯涩僵死的窘境。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1期）
【注释】
[1]有关“世界文学”的各种涵义，参看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中的相关论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3—44页。
[2]参看谢天振《译介学》第五章“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相关论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255页。
[3]王小波：《我的师承》，见《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4]同上书，第143页。
[5]参看谢天振：《译介学》，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