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
——里尔克
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这两句诗成了我本人，乃至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烦恼与痛苦的真切写照。诚然，在上几代人的眼里，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我们没有被耽误，躯体没有被史无前例的癫狂的旋流所裹挟、冲撞，……但这种幸运反过来成了我们的劫运——由于一帆风顺（相对而言，将那些小小的崎岖、波折忽略不计），我们的成长期格外地漫长：在自身的迷乱、焦灼中，在忽忽欲狂的等待与期盼中，在生涩而鲁莽的尝试中，我们辨不清方向，看不到前途，而有意无意之间沾染上的对一切神圣价值目标刻毒的嘲谑又使我们戴上了一副未老先衰、矫情、面目可憎的世故相。
但这并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一无所有，我们，不必像某些人那样故作姿态地自诩为“苦难历史的魔鬼终结者”[1]，但我们有着尽管卑微却也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生命体验。它熔铸成了我们的文化视角和立场，建构了与自己的精神世界相匹合的知识传统与结构。在上一代与下一代人的映衬下，我们的色彩虽不绚烂璀璨但却鲜明丰盈，我们的声音虽不激越高亢但却从容沉着、跌宕有致——总之，它们不是任何人的模仿、放大或者延伸。
一、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立场
一代人有一代人独特的文化立场，但在某些人（主要是上一代人）的眼里，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立场总显得有些可疑、暧昧不明。有一种看法认为，6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不太关注社会和重大事件，缺乏高昂的人文精神[2]。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指责。与其说上述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真实的精神风貌，不如说它是上一代人话语的一种习惯性反射——实际上他们要指斥的是我们没有全心全意地承袭他们对当下社会生活和重大事件的那种激昂的热情（姑且不论它们是否是病态的）和根深蒂固的救世情结。但我这儿要说的是，凭什么我们非得像前辈人那样，以他们的方式和姿态来看待世界和人生？难道他们果真是树立了唯一的、不可逾越的楷模？
我丝毫不认为人在动荡不息的社会现实面前应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但应该打上问号的是人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我们并不缺乏人文精神，但我们与前辈人的分岔点在于我们心目中的人文理想立足于我们的个体生命存在，而不是凌驾于个体之上，专横地控制、阉割个体的形形色色的群体组织机构和价值信仰体系，不管它们涂抹着什么样的色彩，许诺着什么样的拯救。
我们理解，前几代人由于特定的社会情境的制约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从而认定他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切都要在社会的舞台上得到体现与确认。我们会对他们抱有适度的敬意，但我们绝无可能再重复他们的历程。
对我们来说，个体的生命是一切价值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依据的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从出生到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独立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尽管其间你可以最大限度地与亲友分享欢乐与痛苦，参与投入各种群体活动，但最终你得独自承担生命的重负与虚无。当你的生命历程结束时，你是孤独一人离开这个世界的，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死总是自己的死”，任何慰藉、祷告都无济于事，任何盖世的伟业与巍峨的丰碑都无力抗衡死亡摧枯拉朽的淫威。人生这种永恒的悲剧性境遇在加缪的剧作《卡利古拉》中被一语道破：“人终有一死，却并不幸福。”
然而，我们并不是虚无主义者。我们和前辈人一样热爱此生此世的生活。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又会遭到前辈人激烈的责难：你们这一代人是多么的虚怯啊！你们口口声声地说热爱生活，但你们又付出了什么！鬼才相信你们热爱生活，如果真是热爱，为什么不像我们那样义无反顾地投入？为什么不关注当下沸腾的生活和重大的社会事件？离开了这些，个体还有什么真正的生活？说到底，你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永远是冷漠的旁观者。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倒是你们的真切写照。你们反复声辩你们有着并不比我们黯淡的人文理想，但你们从来没有为它的实现倾注过心血。你们从来没有奋斗过，从来没有忘我地投入一项事业。你们永远只是纸上谈兵，只是一味贪图安逸。不错，你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你们不费吹灰之力便享受了改革的年代带来的全部好处，并以此沾沾自喜。你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生活过！你们只是像影子一样地飘浮着。
诚然，在我们的心目中，个人精神的独立追求与自我完善比忘情地投入社会生活、殚精竭虑地作种种救世的高贵尝试更为重要。由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系的局限，人永远不可能臻于至善的境地。堕落、腐败源于我们内在的天性，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不可能从根本剔除它们。在污浊的大地上，正义的实现总是有折扣的，除非你将这个世界整个地毁灭。纷扰的社会永远只是欲望的角斗场，对于俗世我们不能抱过大的奢望。文明只是黏附在人肉体上的一层貌似坚固的膜，野性说不定在哪个凄惨的清晨便会肆意横行起来。我们的确很渺小，我们所能做的微乎其微。我们无法改变社会，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穷尽个体生命的可能性。在短暂的岁月中，在虚无的荒漠上，我们贪婪地抓住生命，体味到它的各种意味与色彩。我们不依恃任何人。我们不必为名利的得失而戚戚惶惶。死亡为我们设定了最终的归宿和边界线。然而，我们并不因为我们必有一死而颓唐不振，相反，正因为我们必有一死，我们才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投入一次性的生活，即使像西西弗斯那样徒劳地将滚下山的巨石一次次地推上高冈。如果说西西弗斯最终能声言他是幸福的，那么我们也将是幸福的，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我们归于尘土之前的一次潇洒的腾跃与飞翔。这样我们能在离去时像古巴作家卡彭铁尔那样说上一句：“回归种子！”
生活是这样，写作又何尝例外。对于我自己，写作是一种快乐的涂抹，一种速朽的随涂随抹。写下，随即被抹去，消散得无影无踪，正如一代人的出生、成长、死亡，从地球上被抹去，来自尘土又回归尘土，新一代人又在出生、成长、再一次被抹去。写作，不是为了光荣，不是为了金钱，写作就是为了写作，正像生活不是为了生活的意义，生活就是为了生活。爱生活要甚于爱它的意义，同样，爱写作要甚于爱它的意义。还是回到里尔克，他的一首诗概括了我们的基本的立场：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你何处得的权力，在每样衣冠内，
在每个面具下都是真实？——我赞美。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像风雷
与星光似地认识你？——因为我赞美。
二、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验
从60年代到90年代急剧的历史变迁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过去，它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基本的感性资源。在我们的心目中，它似乎还没有成为历史，似乎依旧留存在当下的生活之流中，触手便可叩击、抓捏、称量。然而，在细细的辨析和回味中，一种往事如烟的隔世之感却慢慢地爬上心头。
多少次，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震惊依旧是我的第一感觉。一切到来得是那么的迅捷，那么的突然，那么的不可思议，仿佛技艺高强的魔术师在一夜间将魔法抛撒布施到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无法断言这几十年所发生的一切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但其变迁速度之迅捷，规模之浩大，震荡之深远，代价之沉重，手段之酷烈，实在难以找到可相与匹敌者。在我们诞生之初，全中国沉陷在前所未有的乌托邦的狂热中。等到这股红色的狂潮耗尽了它的全部的威力而趋于疲软之际，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旋即启动。其间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与90年代的拜金主义怪诞地扭接在一起，千千万万的政治动物一霎眼工夫成了经济动物。尽管身处其境，我还是感到眩目。脚下的大地在裂开。我看见了什么呢？那是人类无可救药的天真、执著、痴愚与疯狂。
在我们贫瘠而苍白的童年，我们被亲切而又武断地告知，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和地球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劳苦大众比较，我们有幸享受天堂的富足与美满。我们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地高呼着打倒牛鬼蛇神和帝修反的口号，吟诵着光芒四射的词句，陶醉在不知其然的所谓的献身的热情中。我们不自觉地为自己的高尚无私而感动。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童年生活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有着极为充裕的时间（尤其在假期中）玩耍、游乐，沉迷于打牌捉迷藏“造房子”游戏、摆四国大战海陆空大战的浩大棋阵，这在今日里匍匐在升学的悬剑下，战战兢兢到唯分数是瞻的学童眼里，真可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
转眼间，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不必再为上山下乡的前景而惴惴不安。我们总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自己的命运。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长辈和老师们长年累月在我们头脑中苦心浇铸而成的海市蜃楼般的理想王国崩坍了。我们从一个恶作剧般的噩梦中醒来。先前紧紧锁着的窗打开了，一个宏大的新世界展露在我们眼前：自欺欺人的神话在一夜间被打得粉碎，我们不但不是生活在天堂里，而且还面对着令人难堪而又难以忍受的贫困与落后。我们变得空前地清醒，但我们也丧失了最可宝贵的东西——信仰，我们一时间变得一无所有，我们什么都不相信。这一冲击波的力度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才完全显露出来。这成了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救药的痼疾。
这便是80年代，充满希望、高亢激奋的年代。那时我们为即将降临的美好的新世界而激动不已。80年代是呼唤人性、自由与青春的时代：西方在20世纪内又一次向我们抛着媚眼，许诺着自由与福祉。我们一下坠入了情网，变得那么的自作多情，以为白种人对黄种人的爱慕也会报之以桃李。这一切都变得那么的顺理成章：一切的灵感都在那时萌动、涌动、生根、发芽。或许，许多年后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变，其最初的源头可一直回溯到80年代。我们疯狂地汲取着海外传来的新福音，吞嚼着闻所未闻的新信息。对我们爱恨交加的本土传统，我们自以为有了崭新的读解——平心而论，与对西方的爱慕相比，这种理解既不深入，又显得有些苛刻。无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是80年代的儿子，我们的一切都来自80年代，我们永远应该感激80年代。
但80年代注定又是一个流产与幻灭的年代。然而，在希望的亮色的边缘部位，绝望与焦灼不断地增加着浓度。我们游荡着，不知我们将飘向何方，这正如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是航行在辽阔无限的区域里，永远飘移不定，从一头被推到另一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我们停留。这种状态对我们既是自然的，又是最违背我们的意志的。我们心中燃烧着想要寻求一块坚固的基地与持久的最后的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建立起一座能上升到无穷的高塔，但是我们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我们不停地在两个极端间游移摆动，一时间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坚固的基石。也正是在80年代，出国潮席卷全国，人们急躁不安地蜂拥迈出国门，携着各种黄金色的梦想，品尝着胜利大逃亡的喜悦，提前体味着充当现代人的兴奋与窘迫——这成了时代焦灼的一种典型症候。在我的记忆中，80年代的旋律交织着狂热的希望、高亢的热情和忽忽不宁的焦灼与痛心彻骨的幻灭远远地涌来，杂沓纷乱，一步步迈向高潮，挟着疾风骤雨的轰响，随即又猝然从峰巅上跌落到绝望的谷底，一片难堪的静寂。
然而这静寂并没有维持多久。然而，另一支旋律（它在80年代已经若隐若现）渐渐地响亮起来，并压倒了先前的一切音色——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起飞。人们又一次地激动、亢奋起来。但这一次与80年代完全不同：如果说充溢着浪漫情思的80年代像是一张多种色调竞相交映的彩色照片，90年代则是一幅黑白对比过分鲜明的照片，务实，但又凝滞、沉闷。它在使我们一步步远离贫困并初次领略到空前的富足与丰裕的同时，也将物欲横流、良知泯灭重重地压在了我们的头上。在告别革命的咒语声中，权力与财富将乌托邦反叛的精灵牢牢地震慑住，重新在大地上确立起它们至高无上的霸权统治。等级压迫歧视又一次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在市场专制与物欲至上的消费主义近乎将人吞噬殆尽之际，留给人们的是自我消沉的愁闷与放浪形骸的狂欢。时时刻刻，人们祈求着股票、债券、邮票、磁卡、不动产几何级数地增值；时时刻刻，人们期盼着别墅、豪华车、美女蜂拥而来；然而，人们忘记了我们的道德在一天天沦丧，忘记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在一天天恶化。在普遍性的醉生梦死的精神麻痹中，最后甚至连对邪恶说声“不”的勇气都荡然无存。
如果说90年代的人欲横流是80年代自我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潮在现实中合乎逻辑的直接操演与翻版，我还是感到震惊与晕眩。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它都对人类的理性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但我并不想沉陷在当下这种半是癫狂、半是麻木的生活中，我只是凝视着这万花筒般变幻沸腾的生活之流，为人们的热情与变革的勇气，为人们的痴狂与无知，为人们长江后浪推前浪、亘古不绝的青春的活力与美艳而惊叹、迷醉。也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永恒的魅力和一切大写的意义得以衍生的源头。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像伏尔泰所说的那样，去耕种自己的园地。(https://www.daowen.com)
三、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传统
这儿的“知识传统”不应被理解为纯粹学理层面上知识信息的延续与接受，它更多是指涉一种精神气质上的浸染与传承。它并不表现为某种明确的信条、原则或是方法，但却像大气一样环绕着一代代的人们，滋润着他们的心灵，间接地引导着一个时代文化创造与发展的基本走向。在详尽地剖析我们这代人自身的知识传统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前辈人的知识传统——在这样的比照中，有可能对我们自身的特性认识得更为清晰。
我们的前一代人有一个梦想，而且历史似乎也提供了机遇让他们实现这个梦想——将自身个体的奋斗追求汇入历史的大潮，促使人类走向至善的王国。我们在这儿一点没有揶揄嘲笑这一梦想的企图，它可以说是世世代代蛰伏在人类心灵深处改造世界的冲动，没有了它，这个世界将永远沉没在漫漫长夜之中。但梦想是一回事，将它搬移到现实中加以实施是性质迴然不同的另一回事。黄昏时分，密涅瓦的猫头鹰起飞了，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向人们展示出一幅绝对理念王国迷人的图景：交织着千千万万人互相抵牾、冲突意愿的历史活动在它们纷乱错杂、光怪陆离的表象背后竟蕴藏着同自然界相似的规律，在螺旋形的曲折上升过程中，人类一步步地迈向光辉璀璨的自由王国。依照这一蓝图，人们可以充分地自觉意识介入历史的发展历程，对它进行大胆随意的改动、剪切、拼接和重组，以吻合他们善良崇高的目标。尽管一切都涂抹着无神论的色调，但人们毕竟需要一个神灵。当基督教和其他古老宗教的上帝趋于式微之际，理性的上帝便充当了替代品。它那宗教般的感召力吸引了无数虔诚的信徒（当然也包括为数不少的投机分子），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它奉献出自身的一切。然而，他们并不是毫无偿报，在理性的高歌凯旋中他们的救世情怀和道德热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这成了他们人生价值最为深厚的源泉。尽管前几代中的不少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蒙受了难以想象的煎熬，但他们虽九死而不悔。因为他们坚信大地上最终会出现一个正义与理性的王国。
早在18世纪末叶，仿佛是有先见之明，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曾作过一幅题为“理性之梦招来妖魔鬼怪”的浮雕，隐喻启蒙主义的理性导致了拿破仑血腥的战争。理性有一种僭妄的梦想，它企图将由具有丰沛活力的人创造的历史如同无机的自然一样笼于其股掌之间，然而也正是在这儿，它遭到了致命的失败。况且，近年来的科学发展使数百年来建立在形式逻辑体系和以求索因果关系为宗旨的实验基础上的巍峨的科学殿堂也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在世界深层的微观结构层面，经典科学的原则束手无策，取而代之的是不确定、不可测、非决定、随机、混沌等非因果性的概念范畴。理性的权威在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先前独擅胜场的自然科学领域尚且如此，在比自然界复杂得多的人类社会，理性更愈益显示出它先天的局限性。这一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主人公的自白中得到了极为充分、完整的阐述。正如地下室人所说的那样，在理性的视野中，“无论是意志还是任性，在人的身上实际上都不存在，而且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人本身充其量只不过是钢琴或风琴的琴键之类的东西罢了……人不论做什么事，都绝非出于本人的意愿，而是身不由己地按自然规律行事的”。但事实上这只是理性武断的假设，因此地下室人质问理性道：“人要是没有愿望，没有意志，没有欲念，那还成什么人呢，岂不成了风琴上的一个键子？”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呼喊和抗议，这是繁衍、生息在整个大地上的生命在诉说、争辩：“人，不论他是何等样的人，也不论在何时何地，总喜欢随心所欲地行动，而绝对不喜欢按照理智和利益的指点去行动……自身的、自由自在的、随心所欲的愿望，自身的，即便是最最乖僻的任性，自己的，有时甚至被撩拨到疯狂程度的幻想——这一切便是那种被遗漏掉的、最最有利的利益”，“他要为自己保留的正是荒诞不经的幻想、庸俗不堪的蠢事，用以向自己证明（好像这是非常必要似的），人终究是人，而不是钢琴的琴键”。这个撒旦般的爱捣蛋的人成了理性实现其目标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他对理性用甜言蜜语允诺的拔地而起的“水晶宫”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死命地抱住自身卑微、乖戾、荒诞的习性不放——他所要捍卫的一切看似是某些极端个人化的怪癖，实则牵涉整个人类乃至生命世界的尊严与自由。
这并不是将世界描绘成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混沌未辨的黑箱，而是要标明理性的限度。理性并不是所到之处无所不能，它只在一定范围、区域内才能有效地发挥功用，一旦跃出了它的边界线，它便会像真空中失重的物体，断线的风筝，轻飘飘无所适从。这成了我们这一代和前几代人的重大分野之一。
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产生于西方不同时代的思想学说，从80年代起汇合在同一个时空，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丰富了我们的心灵。
应该说，我们是以一种复杂的心情走近马克思主义的。出于对人类现世苦难的深切同情，出于对天上的王国在地上实现的坚定信心与急切愿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勾勒了未来美好世界的蓝图。它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唤起了千百万下层群众起来反抗自身被奴役的处境，为自己的权利与幸福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由于后继者对阶级斗争片面的强调，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乃至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但我们无法绕开马克思主义，像萨特所说，它是当代无法被超越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早年所写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点燃了我们的热情。它的人类学的思考取向，它对人类生存异化状况的思考，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成了我们理解世界与人生的门槛。我们由此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还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一时间，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南斯拉夫的“实践派”等）也成了我们关注的热点。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推动着我们从新的途径去接近它。
尽管马克思主义最终为人们树立了一个终极性的信仰，但在分析具体的社会现象时，它充溢着大胆的怀疑精神和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它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秘密，打破了它神圣不可侵犯的面具。它将一切事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阐释。这已成为我们血脉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且也成了一切人文学科发展、进步的内在驱动力。现实世界在我们的心目中不具备任何神圣性，它不仅不是人们应该加以顶礼膜拜的对象，相反，它是批判与变革的对象。
在谈及性这个私人化的隐秘领域时，没有人比弗洛伊德更富有革命性的了。他传授的不是什么房中秘术，而是对人的无意识世界和内在的精神动力结构的精湛描绘。在经过弗洛伊德思想洗礼之后，性成为我们思考人、理解人的一个基本向度，尽管在他那儿唯性论和机械的因果论触目皆是。于是，自我不再是一个稳固的实体，不再是通过一系列古典式的道德修炼可达到一个超人的理想境地的载体；相反，它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所在，一个由本我、社会化了的自我与伦理化的超我角逐的赛场，一座行将喷发的活火山。东方民族的性伦理与风俗在此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这之后剔除性因素的任何纯粹完美的道德修行都是一件难以想象的怪事了。
当然我们不会遗漏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对我们的巨大启迪，它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文化立场的一个核心内容。尽管我们对存在主义的学理的了解仅仅停留在皮毛阶段，不可否认的是“他人是我的地狱”，“存在先于本质”等存在主义的警句在80年代曾经传诵一时。反抗荒谬、追求自由、独立地选择自身的生活道路、充满激情地生活成了我们的座右铭。此外，我尤其钦佩敢于抵抗一时风气的加缪，他在《反抗的人》中对以适度与平衡为核心的古希腊地中海思想的强调，否定了当日盛行的导致世界与人走向毁灭的虚无主义思潮。这对沉迷于各种失去限度的变革的人不能不说是一帖清醒剂。
福柯对迈入信息时代的我们有着特殊的价值。在这个被铺天盖地的信息遮得密不透风的世界上，他对知识话语类型的考古学溯源，对与知识交相纽结的权力网络的分析使我们有可能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并从界外观察这世界，从而有可能相对清楚地认识这个被各式眼花缭乱的话语屏蔽了的世界。话语只是话语，只是黏附在大地表面的一层泡沫，而不是大地本身，更不是生命本身。在深度铲平、历史意识消失、一切都变得平面化零散化的20世纪后半期，正是福柯复活了对现存秩序批判的激情与力量。
四、我们怎样看待上一代与下一代人
这是一个敏感、颇具诱惑、吃力不讨好但又无法回避的话题。由于人生来就有无可救药的自我中心主义、或多或少地企图压倒别人的优越感，在谈论别人包括前代和后代人时总免不了发些刻薄的诛心之论，除非是置身在一些必须严格地遵守社交礼仪的场合。但不管怎样，我们总还得谈论其他人，总得在对他人的赞美与鄙视中凸显自己生存的锋芒，况且他人不会因为我们对他们在语词上的慈悲为怀而对我们感恩戴德。在对他人评头品足时，人们既要满足他自大的虚荣心，又要讲究策略，不可太张狂。通常人们一般不愿将自己贬得过低，以免给人留下自轻自贱或作秀表演的印象。但坦率地说，在与上一代和下一代人的比较中，我还是感到了一种自卑。
我们这一代人生存在阳光与阴霾的夹缝中。就学识和所受的教育而言，尽管我们与50年代人相比占据着某些优势，但这是一种不牢固的优势。我们有着一个被耽误的童年，只是耽误得不太久而已。上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凭借着他们的勤奋，完全可以将这段差距减少到最小限度，他们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杰出的学人就证明了这一点。自然，70年代人所受的正规教育我们无法望其项背。从纯粹学理的意义上说，真正的大学者将在他们那一代人中产生。
从经历上说，我们尽管避免了十年内乱的直接冲击，但这也使我们成为巨大的历史变迁单纯的旁观者。和上一代人相比，我们免去了他们所受的肉体与灵魂上的剧烈的创痛，但因此我们也永远无法体验到他们那种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兴奋感。平顺、稳定、和缓的生活有时像长久的风和日丽那样令人无法忍受。对下一代人来说，昔日历史的荒诞与酷烈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关联，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以及另一种性质的压力——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竞争的白热化及个体生存的巨大压力：那儿没有政治的迷狂及浪漫的情思，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为金钱、地位所作的马拉松式的搏斗。
从精神上来说，我们特有的经历使我们格外地犹疑不定。生活对我们像是一场梦幻，有其不可承受之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多余的一代人。我们不想介入什么，只想在个体的探索、开掘中终其一生。上一代人由于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其精神变得异乎寻常的坚韧与执著，其入世的热情令人艳羡地旺盛，这在上一代学人的著作与言谈中表现得极为充分，前些年产生很大影响的有关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便是由他们发起的。下一代人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关心领域，与我们及前几代人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的所谓宇宙人生的“大世界”相比，他们更倾心于身边日常生活的“小世界”。他们的头脑中没有那些无谓的冲突与玄想，他们能更快速、更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与身边的这个世界的吻合度大大超过我们，更能亲密无间地与外部的世界接轨。他们中涌现的学人将更富世界性的眼光，将更娴熟地以信息时代所提供的各种手段处理各种学术问题，并将学术的积累与发展推向完美的境地。但也不要认为他们会与这个世界水乳交融（没有一代人会这样）。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他们这代人会厌憎于物欲至上的社会对人性的深重压抑，从而产生反叛的冲动。
然而，我们在阳光与阴霾交织中的独特处境使我们有着前一代与后一代人无法具有的优势。与前一代人相比，我们更能理解历史的全部变迁而不至于因自身的创痛而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我们不必像他们中的某些人那样因对青春岁月的遗憾而强行将那一段历史幻化为美好事物，将它蒙上一层虚幻的壮丽色彩，不必徒劳地发出“青春无悔”的哀叹。与下一代人相比，我们由于亲历了那段重大事变的尾声而不致像他们那样对往昔的历史感到隔膜与陌生，不至于将那段历史的动荡单纯地理解为某个个人或集团心血来潮的冲动与盲动，不至于对历史深层的动因视而不见。由此我们获得了一种洞察的灵视，这对从事人文学科与文化批评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
此外，与下一代相比，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还残留着相当浓厚的浪漫情结。这绝对不是一个浪漫的时代：现代性向全球的扩展带动了工具理性不断地深化、渗透、扩散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人口繁衍几何级数的增长，人类欲望的不断强化和亢奋，导致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人们卷入了一场从摇篮到坟墓的马拉松式的竞争，几乎没有一刻喘息的机会，没有一块可供憩息的绿洲。一切都是那么急促、紧张。在这种生存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具有怎么样的精神世界便可想而知了，那儿没有浪漫的容身之地，有的只是漫长、无穷无尽的生存斗争。在历史上的某些年代，生存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但由于竞争的恶性发展和蔓延，为生存而斗争不知不觉地成了生活的主要甚至是全部的内涵。在本应享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并品尝童年少年欢乐的年代，人们被驱赶着早早地搭上了战车，为日后成为标准、精致、高效的工作机器和消费机器奔波劳累着。这样，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的大面积繁殖便是势所必然了。我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超人，但我们毕竟无法俯首帖耳地接受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我们特有的文化立场和知识传统决定了我们在金钱与权力的网络上苦苦地寻找着突围口，寻觅着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我们身上的浪漫情怀在这个大规模数码复制时代不可避免地会被人视为无可救药的堂·吉珂德式的幻梦，一种散溢着浓重的腐朽气息的怀乡病，仅供博人一笑。但也正凭借着这种情怀，在某些时刻，我们顽强地保留着说“不”的权利。
我似乎还遗漏了点什么。总会遗漏点什么，和每一代人一样，我们的每一句言语、每一次写作其实都是向可望而不可即的完美之境作着一次次徒劳的冲刺。
我们一生都在与各种敌人（实在的和假想中的）作斗争。然而，生活中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涛声、风声、雨声、笑声、哭声依旧，但时间流逝了，从你渐渐变得枯涩的发缝间，从你日趋僵硬的手指间，从你慢慢昏黄的眼光中，从亘古长存的深不可测的苍穹间。醉生梦死也罢，勤勉操持也罢，流去的时光无法逆转，只有像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莱娜小点心，才能使你在某一个瞬间凭借着那一丝气息、一种滋味，复活往昔的那段情景，写作是抵御时光的一件笨拙的武器。通过随涂随抹的写作，人们得以将美、将生命的信息凝固在纸页上，暂时战胜了时光的暴虐。由此文本便成了生命的印证，成为与虚无抗争的最后堡垒。的确，我们的写作是旋生旋灭的写作，但它毕竟带来了某种依恃，某种解脱。正是出于同一个理由，佛祖会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逃离豪华的宫殿，寻找着超越时光暴政的途径。他在菩提树下的顿悟似乎为人类指明了最终解脱的光明之道，那凝聚着渴望解脱的咒语在空中久久地回荡：
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
菩提萨婆诃！
我们的写作不也正是这样一种呼唤吗？
（原载《上海文学》1997年第11期）
【注释】
[1]见宋强、乔边等：《第四代人的精神——现代中国人的救世情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110页。
[2]见宋强、乔边等：《第四代人的精神——现代中国人的救世情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92—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