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的正义性与身体政治——读《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前传》
一、重构后的王子形象
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可谓是世界文学史上最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他的名字早已进入了日常语言，专门指称那些耽于思考、优柔寡断的人物。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当人们在论证各自的欣赏趣味无可争辩时，经常会脱口而出：“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然而，评论家们对哈姆莱特这一人物形象的特性长久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他为何一再拖延复仇。在歌德看来，作为“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哈姆莱特“缺乏成为一个英雄的魄力，却在一个他既不能承担又不能放弃的重担下被毁灭了”[1]。法国学者泰纳则认为哈姆莱特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想象使他丧失了那种从容不迫地按照预定计划去杀人的冷静和力量”[2]。但他们和其他莎评者共享着一个前提：哈姆莱特的复仇行动的正义性毋庸置疑，他们没有也无意去追问复仇本身是否具有绝对的正义性与合理性。
到了世纪之交的2000年，终于有人来质疑丹麦王子复仇的正义性了，那便是以“兔子四部曲”闻名于世的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他并没有直接改写《哈姆莱特》，而是以王子的母亲和弑兄篡位的叔父为主人公，为莎士比亚的这部剧本写了一本别出心裁的“前传”。纵观全书，它在情节线索和人物形象上与莎剧环环相扣，它的结尾处正是莎剧的开首处。然而，通过这样一部貌似与原作配合默契的“前传”，厄普代克从崭新的视角审视了中古时期那一段血腥的复仇事件，在此过程中，哈姆莱特的经典形象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解构，并以一种令人惊诧的风采呈现在人们面前。
熟悉莎剧的读者可以猜想得出，在厄普代克的这部“前传”中，对哈姆莱特王子的描绘只占到很小的篇幅。此外，王子的形象是在与他的父亲霍文迪尔的对比、映衬中一点点孵化成形的。在莎剧中，父亲是王子心中崇高的偶像：“你瞧这一个的容颜，多高雅庄重，／长着太阳神的卷发，天帝的前额，／叱咤风云的摩天岭上，那仪表，那姿态，／十全十美，就仿佛每一位天神／都亲手打下印记，向全世界昭示／这才是男子汉！”[3]但就是这样一个正面的英雄人物，在厄普代克的笔下，却显现出了截然相反的色调：灰暗，阴郁，乃至染带着几分狰狞。
的确，作为一个受害者，老哈姆莱特国王惹人同情。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生前的所作所为都是那么的清白无辜，那么的无可非议。首先，他登上王位的过程并不那么光彩。作为一个好战骁勇的武士，他赢得了当时的国王罗瑞克的赏识，并如愿娶到了公主葛特露。当老国王罗瑞克刚离开人世，他先下手为强，抢先入住到国王的行宫，使自己登基为王成为既成事实。显而易见，这一情节在厄普代克的作品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它表明当初老哈姆莱特的登位并不是那么神圣，那么名正言顺。和他弟弟日后的篡位一样，他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血腥味的、软性的篡位。既然老国王的权力并不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对他的谋杀虽然带着血腥气，但也不是那么天理难容，两者都有见不得人的阴暗面。
随着叙述的推进，厄普代克展示了老哈姆莱特身上那种为现代人久违了的阳刚之气。那是使我们现代人惊怖的阳刚气，它的力量从他全身的每个毛孔向外涌溢，无所顾忌，尘世的伦理根本约束不了他。对臣民，包括他的妻子，他永远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作为强者，老哈姆莱特不需要别人的承认，他自己就是世界上价值法则的制定者。挪威的两位国王死于他的刀剑之下，一名公主被他奸污后含恨死去。他既令人敬畏，也让人嫌恶。在家中，老哈姆莱特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不会体贴安慰女人，在妻子葛特露的心中，他永远是一个陌生人；而对于他而言，她“只是装饰品的一部分”[4]。他不停地在政治、军事斗争的漩涡中打滚，当被长久忽略了的妻子与小叔子发生奸情后，他自然是怒发冲冠，决定将弟弟永久放逐。在莎剧中，这一切都隐到了幕后，而厄普代克在“前传”中将它细腻逼真地表现了出来。
而小哈姆莱特则秉承了父亲的许多特性，再灼热的母爱也熔化不了他天生的冷漠与矜持，“他身上流淌着父亲的血液——富于节制，心不在焉，有着朱特人的那种忧郁的外表，还有一位贵族矫揉造作的举止以及奢侈放纵的本领”[5]。和老哈姆莱特一样，王子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他创造的宇宙里面，他是唯一的人”。葛特露在再婚前夕敏锐地洞察到了儿子隐秘的心思：“我让他非常的失望。他原来希望我会死去，成为一个完美的寡妇的形象，被刻在石碑上面，替他永远守护着他父亲的圣骨匣，以为只有这样，我也才能把对他孩提时代的记忆也封存在里面。”[6]的确，母亲的目光没有看错，也不会出错，在莎剧中王子当着母亲的面便吐出了如下连珠炮似的咒骂：“你干下的事玷污了美德和廉耻，／使贞洁成了假正经，纯洁的爱情／被你摘去了她戴着的玫瑰花冠，／把烙印打上了她额头；使婚姻的盟誓／像赌徒的罚咒一样地虚伪——唉，／这是把盟约掏空成没灵魂的躯壳；／叫神坛前的婚礼变成了谎话连篇。／苍天也羞红了脸，茫茫的大地／愁容满脸，煞像是末日来临了——／只因为想到了人间干下的好事！”[7]
在这番狂热的话语下面，潜藏着一种无可理喻的愤怒与绝望，它为传统的荣誉、正义遭到无端的践踏与蹂躏而怒吼着：这也是王子复仇最深层的心理依据。但小哈姆莱特的头脑是偏执的，他看到的只是世界颠倒翻转的一面，丝毫没有考虑到母亲个人的情感，顾及她个人的欲望，有的只是抽象的价值符号与无限膨胀的自我中心主义。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哈姆莱特父子与克劳狄斯的分水岭清晰地浮现出来。对于一个弑兄篡位的人，找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也难以为他开脱。在王子的眼中，他的叔父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像蔓延病毒的霉麦穗拿它的毒素／去毒害他健壮的兄长”，“一个杀人犯，／一个奴才，不及你以前的夫君／二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恶棍，／冒充国王的小丑，一个扒儿手”，“一个打补丁的、穿百结衣的国王”[8]。
然而，厄普代克给人们提供的克劳狄斯的形象则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刚出场时的肖像描绘展示了他的性格特点：他的嘴唇“红润饱满，线条分明，很像女性的嘴唇，但又不失阳刚之气……像是由充满爱意的、灵敏的手指精心浇铸出来的”[9]。他浪漫多情的心灵使他对女人充满了体贴与爱恋，给人以实实在在的幸福。在政治上，他不像哥哥那样一味迷信武力，而是审时度势，以巧妙的外交手腕平息了挪威王子挑起的战火，为丹麦百姓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生活环境。从政治谋略而言，克劳狄斯的身上透露着新时代的气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丹麦人落后了好大一截呢；寒冷的气候让我们得以保持鲜艳的气色，但同时也让我们变得愚蠢。”[10]无疑，这儿的所谓愚蠢指是便是他哥哥骄横野蛮的行径。
通过对哈姆莱特父子、克劳狄斯的描写，莎剧中善恶二元对立的格局不再那么天经地义，它产生了一道裂缝，一切都在刹那间变得暧昧起来，可疑起来，翻转的世界又一次倒转过来，原有的明晰的界限模糊了，王子复仇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也随之变得诡谲起来。在厄普代克的叙述中，人们依稀看到，一个阴郁、孤独、自负的王子将去杀死富于人情味、贤明能干的叔父，虽然后者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在困惑中读者不禁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哈姆莱特王子真有权利复仇吗？”
复仇的绝对正义性与合理性被打上了问号。
二、女性视角中的王子复仇
应该注意到，厄普代克的这部“前传”在叙述视角上与莎士比亚的剧作有着重大的差异。在莎士比亚剧作中，哈姆莱特王子无疑是作品的中心和聚焦点。在这笼罩一切的男性视角下，他的母亲、王后葛特露只是一个陪衬性的配角，一个男性价值坐标系中的符码，人们无从知悉她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厄普代克的创新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叙述与观照的视角。它将叙述重心从王子转向作为女性的王后的葛特露，她的生活经历与命运，她在漫长岁月中的复杂感受与体验构成了作品的叙述框架。可以说，这是一个女性化的视角（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厄普代克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厄普代克并不是始作俑者。20世纪后半期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之后，莎士比亚的剧作不时成为激进女权主义批评家和学者讨伐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靶子。的确，在莎剧中，可作为“罪证”的事例俯拾即是：就在我们讨论的《哈姆莱特》里，王子愤世嫉俗的独白中包含着对女性的轻蔑与敌意：“‘脆弱’啊，你的名字就叫女人”，“老天呀，哪怕无知的畜生／也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悲痛”，“无耻啊，迫不及待！／急匆匆地，一下子就钻进了乱伦的被子”[11]。这次，面对厄普代克的文本，女权主义者们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了！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由于男性文化的主宰性作用，文本的生产（包括文学文本）一直匍匐在父权制的阴影下。在这种情形下，女性被剥夺了主动的创造力，沦为消极的接受者。在男性文化的文本中，女性的经验与感受的表达不是被忽略，便是被排挤到边缘。这使人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以为女性缺乏创造力。但实际上，用法国女作家埃莱娜·西苏的话来说：“妇女的想象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像音乐、绘画、写作一样，她们涌流不息的幻想令人惊叹。”[12]
而女性想象力的根源在于她具有一个与男性迥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寻觅的世界，一个对某种知识苦心探索的世界。它以对身体功能的系统体验为基础，以对她自己的色情质热烈而精确的质问为基础。这种极丰富并有独创性的活动，尤其是有关手淫方面的，发展延伸了（或者伴随着各种形式的产生）一种真正的美学活动，每个令人狂喜的阶段记载着幻境，一部作品，美极了。美将不再遭禁止”[13]。而厄普代克的这部小说正是以对女主人公葛特露的身体感受而展开的。
男人娶一个女人，可以只将她视为精美的点缀，而女人的性爱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她生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段落，也构成了文学创作中最感人的篇章。西苏对女性激情的力量作了热情洋溢的赞颂：“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声响。”[14]葛特露的情爱经历便具备着上述丰富的含义。在与老哈姆莱特的婚姻中，葛特露除了精神上遭忽视外，她的身体也处于贫瘠的干枯状态。使她大失所望的是，在新婚之夜丈夫由于劳累而沉沉睡去，没有对她的身体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以后，她也只是他肉体享受的工具而已，而她期望的是一种心心相印的和谐，对她而言这已成为女人的秘密：“对于被爱的人儿来说，既感觉到自己心中的爱情，又知道自己也被爱着，那是多么快乐的事。”[15]然而，在她和老哈姆莱特之间，这只能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
在经历了长久单调、枯涩的生活之后，多情的克劳狄斯出现了。这成了葛特露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几经犹豫和周折后，她终于投入了克劳狄斯的怀抱。她当然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种“罪孽”，但她身不由己，因为克劳狄斯将她带入了另一个世界，告诉了她人生中以前无从知晓的真理：
在他们偷欢的时光，冯贡用他雪白的、毛茸茸的，四仰八叉的身体，向她展示了一个自我，它深深地插入了她那四十七年来一直只是酣睡不醒、混沌未觉的身体。她身体内部所有以前朦胧不清的部分都变得鲜活起来，清晰起来。
他一遍又一遍地，用语言，有眼神，还有一次次勃起的阴茎，告诉着葛露丝，所有有关她的身体的真理。他在她体内唤起的，不仅有勇士的热血，还有奴隶的温驯……他是将她从空洞不堪、令人窒息的循规蹈矩的生活中拯救出来的救星，是她的又一个自我，只不过换上了一个男子胡子拉碴、孩子气的外表而已。[16]
尽管染着浓重的血腥气，但正是这种为人不齿的奸情使葛特露走出了封闭、枯窘的生活，找到了长久失落的自我，步入了生命的高峰体验。也正是通过王后的心理演变过程的细腻刻画，厄普代克实际上又一次将王子复仇的正义性与合理性这一问题摆在了读者面前：对作为一个女人的葛特露而言，她的丈夫是暴君，是恶魔，而犯下了弑兄罪的克劳狄斯则是救星，她全部生命意义寄托之所在。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王子的复仇对葛特露而言，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传统价值而扼杀她鲜活生命的尝试。难道为了正义，她就应该被重新抛入生命的荒原吗？
但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接踵而来，它同样不容回避：克劳狄斯弑兄的罪行就此能被一笔勾销吗？
三、身体政治的凯旋
实际上，葛特露本人对生命的这种窘境有所体悟：那便是构成传统价值核心之一的荣誉与感性生命本身的冲突。她对奥菲利娅说：“对于我们来说，荣誉似乎只是男人们的信条而已，他们心甘情愿为了它而卖命，为获得它而感到荣耀不已，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荣誉却会阻止我们获得爱情的滋润。”[17]
综观厄普代克的作品，葛特露无疑将以感性生命为基础的爱情置于男人的荣誉感之上，这也正是她日后遭到儿子诟骂的原因。那么作者厄普代克对此的真实态度又是如何呢？尽管他曾声言善恶等伦理问题是他作品关注的焦点，但在这部“前传”中，他的态度不无暧昧。他并没有刻意为克劳狄斯的罪行辩护，作品结尾写到他登位后的感受时也提及他内心的惶恐与不安：“他罪孽深重，污秽不堪，因此受到了最可怕的诅咒。”[18]这段话让人联想起莎剧中克劳狄斯的那番忏悔：“唉，我一身罪孽，臭气直冲天庭，／那原始的、最古老的诅咒落到了我头上”，“这可诅咒的手，凝结着厚厚一层／兄长的鲜血，只怕慈悲的上天／降下大雨也不能把它冲洗得／雪一样白”[19]。
但和莎剧相比，厄普代克所描绘的克劳狄斯的忏悔无论从语气还是篇幅上都显得轻巧得多，它只是他头脑中一掠而过的阴影，根本无法遮盖其前程璀璨的幸福生活。通过对葛特露内心感受和经历的展示，“前传”自然而然地诱导着读者同情克劳狄斯和葛特露出自生命本能的情爱，而对王子则生出难言的嫌恶之情，虽然他日后为父亲复仇有一万条神圣的理由。就这样，王子复仇的绝对正义性与合理性便水到渠成地遭到了解构。原有的黑白分明的伦理世界不复存在，这儿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每个人都是那么暧昧复杂，那么不可捉摸——这是一个让人困惑、难以作出简单评判的世界。
不难看出，厄普代克在“前传”文本中表露的这种暧昧是一种分泌着毒液、致命的暧昧。通过对哈姆莱特父子、克劳狄斯和葛特露形象及其关系的重新展示，构成莎士比亚剧本内核的克劳狄斯的谋杀被淡化了，它原本浓得化不开的血腥气消散了大半，剩下的是夫妇、情侣、母子之间的恩恩怨怨。读完全书，人们会或多或少地认同文本中隐含的观念：男女之间感性的情爱及其欢乐比复仇等事关荣誉的事件要重要得多，也实在得多。
对哈姆莱特王子复仇事件的这一处理并不纯然出自厄普代克个人的喜好，从文化语境来看，它可视为一种身体政治策略运作的必然结果。在身体政治的话语中，人的感性生命被置于价值评判体系的最高层面，价值不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以各种抽象的理念为基石，而以人的自然感性生命为支柱。这样，身体政治矗立起的是一座感性的神坛，尼采对此曾有精到的论述：(https://www.daowen.com)
要以肉体为准绳。……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无论在什么世代，相信身体都胜似相信我们无比实在的产业和最可靠的存在……[20]
而作为感性生命最高体现的男女之间的性爱，具备了无可争辩的特权。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性爱已取代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了现代生活的图腾。与性爱相关的各种身体的快感也得到了程度不一的褒扬。而弥漫社会生活各个角度、甚嚣尘上的消费主义也是以人的感性生命为轴心而运作的，绝大多数供人消费的物品都为了让人在身体上获取更大更多的欢娱和享受。
厄普代克的这部“前传”从头至尾渍润着这一身体政治的法则。从艺术风格上说，它也不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天之骄子；准确地说，它可以说是18世纪前半叶风行一时的洛可可风格的翻版。洛可可风格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它向全世界展示了非道德范畴内最轻松、最美妙的娱乐，田园作品，狩猎和色情的牧歌，充满着微笑、叹息、哲理、对话以及羽管键琴纤细的叮当声”，“其核心是追求感官愉悦、享乐主义、鉴赏、艺术、不道德”[21]。从葛特露女性视角衍生而出的叙述中散溢着身体馥郁的芳香，尽管有各种痛苦与哀伤，但它从总体上说流露出细腻、轻盈的气息，一些细节的描写还颇具装饰性。这使“前传”与充满着强烈的不安与紧张、刻骨铭心的悲怆、狂热的激情的莎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在厄普代克的笔下，身体绝对地高于蛮勇，高于荣耀，也高于复仇的责任。身体就是一切。
但令人遗憾的是，人的感性身体也有着种种无法克服、摆脱的弱点，身体政治对此也束手无策。身体是多变的，脆弱的，飘浮不定的，也是易逝易朽的，同时又是贪婪的，歇斯底里的，易于失控的。如果没有超越性的道德法则的约束，身体也会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暴君。而克劳狄斯弑兄篡位的恶行正是身体的一次大失控。
“前传”的收尾部分颇有讽刺性：“克劳狄斯的时代终于曙光初露；它将在丹麦王国的编年史中闪闪发光……一切都将正常进行下去。”[22]踌躇满志的克劳狄斯陶醉在对太平盛世的向往中。然而，只有克劳狄斯这样迷恋于身体快乐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念头，才会相信他自己给这个国家带来和平与繁荣能满足人们的一切欲求，能将他自己的恶行轻巧地抹去。但这只是短暂的一厢情愿，就在他志满意得之际，脚下的大地开始颤抖，震动，王子悄然开始了他的复仇行动。这是身体政治无法抵达的彼岸世界，阴郁，凶暴，狂放不羁。它是古老价值与传统的畛域，在那里罪恶就是罪恶，正义必须伸张，复仇的精灵向自命不凡的身体发起了攻击，而无情的死亡将攫住弑兄者、复仇者及他们周围的许多人：只有这样，嗜血的正义才会得到满足。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注释】
[1]参看张可译：《莎士比亚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2]同上书，151页。
[3]方平译：《哈姆莱特》，《新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页。
[4]厄普代克：《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前传》，杨莉馨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5]同上书，第33页。
[6]同上书，第176页。
[7]方平译：《哈姆莱特》，第339—340页。
[8]同上书，第341—343页。
[9]《葛特露和克劳狄斯》，第46—47页。
[10]同上书，第57页。冯贡和葛露丝为克劳狄斯与葛特露的别称。
[11]方平译：《哈姆莱特》，第233、234页。
[12]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黄晓红译，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
[13]同上书，第189页。
[14]同上书，第201页。
[15]《葛特露和克劳狄斯》，第24页。
[16]同上书，第132、133页。
[17]《葛特露和克劳狄斯》，第194页。
[18]同上书，第220页。
[19]方平译：《哈姆莱特》，第333页。
[20]尼采：《权力意志》，参看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相关段落的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6—347页。
[21]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顾连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页。
[22]《葛特露和克劳狄斯》，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