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相对峙的国度：纯文学的衰微与大众的文学接受模式
一、问题的缘起：举步维艰的窘境
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我们的文学还曾经有过一个虽短暂但却辉煌、灿烂、令人心醉神迷的时期。但这毕竟已成为过去。现在人们眼前呈现出来的却是一副萧瑟的景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80年代重新发轫的大众通俗文学，正沸沸扬扬、铺天盖地涌来，大有全盘吞噬、占领文学市场之势。大概还是黑格尔说得对：凡是现实的总是合理的。当人们从每日八小时机械般的劳作中脱身出来后，你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同你一起思索人类未来的命运和悲剧性的历史？当大腿、媚笑、比基尼以及水晶球般透亮的物化的世界激惹起人们无穷无尽的渴望并给予他们一刹那替代性的满足时，你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掩着笨重忧郁的思想在梦魇的重压下跳舞呢？
纯文学的衰微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专利品。早在1839年，法国大批评家圣·佩甫在《工业文学》中便断言“纯文学”已寿终正寝，文学不仅成了职业，而且随着文学的商品化，真正的批评也消失了，变为一种广告。对纯文学的衰微和大众文学的勃兴空发一番感慨实在无多禆益。下文从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大众的文学接受模式入手，剖析它与纯文学创作内在的冲突，指明它与纯文学衰微间的某些关联，以期对现今文学困境有更为深入透辟的理解，并开辟一条途径。
二、儿女情、英雄梦、明君贤相锄奸佞——当代大众的文学接受模式管窥
所谓大众的文学接受模式，并不是某种单一的意向、嗜好，而是包容了诸多因素的复合体：一段时期内社会公众欣赏文学作品时的审美期待；评判作品优劣高下的价值尺度；皈依的价值体系和信奉的社会、人生理想；偏嗜的题材、形式体裁和美学风格等。要详细阐述大众的文学接受模式，无疑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下面先简要勾勒大众喜好的几个题材部类作品的特性，以此或许能窥见这一接受模式的某些真实面貌。
1．言情类作品
对从一个或几个相近模子脱胎而来的甜甜蜜蜜卿卿我我痴痴傻傻的言情作品感到腻烦的读者恐怕难以想象：这类堕入俗套的才子佳人故事在其发轫之初是多么富于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样板。在《西厢记》、《牡丹亭》问世的年代，张生与崔莺莺、杜丽娘与柳梦梅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对封建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性爱婚姻模式不啻是叛逆气息十足的冲击。直到今天，相当大一部分读者在言情作品中寻觅期待的还是这么一个世界：仿佛是天造地设，那里麇集了众多的情痴情种。纵然有种种艰险障碍，有痛彻心肺的煎熬与期盼，他们中的幸运者仍皆大欢喜，终成眷属；不幸者以身殉情，捍卫了爱的纯洁和荣耀，经过高度纯化的两性间的情感成了主宰一切的上帝。
但这一故事框架毕竟太古老了，也太粗陋贫乏了。
2．武侠类作品
与言情作品一唱三叹、低回婉转、极尽缠绵之能事恰成鲜明的对照，这里的世界充满了刀光剑影：尽管也有那几分挥之不去的柔情，但占据主导画面的却是英雄豪杰的刚毅、勇敢和智慧，是他们技艺的博弈、争斗。论拳术有少林拳、八卦拳、形意拳、太极拳、内家拳、五祖拳、五行连环拳，谈剑术有青萍剑、武当剑、三才剑、达摩剑、七星剑、奇门十三剑，说功法有拈花功、神行功、吸壁功、轻身功、石柱功、铁布衫功。这些以锄强扶弱、见义勇为、重诺轻生的英雄为中心内容的侠义作品完全属于一个逝去了的年代，完全是作者编织的空中楼阁。茅盾在《封建的小市民的文艺》中将武侠小说斥为“对于动摇中的小市民给的一碗迷魂汤”。这一说法固然痛快，但无助于理解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它们在今天广受欢迎的奥秘恐怕还在于它们表述的“复仇”、“报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伦理准则，那弥漫、渗透在整部作品中玄虚空灵、无我无敌的武艺的至高境界，那顺应天道、人事与天道合一的哲学观念，与广大读者心中潜藏的传统文化因子两相契合。
3．史传演义类作品
尽管兀立在这片黄土地上的文明并没有像爱琴海畔的伊奥尼亚人、恒河流域的雅利安人那样创造出恢宏壮美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罗摩衍那》，但它对历史记述的专注和热情一直盛而不衰。在中国，历史是一座巍峨崇峻的精神殿堂：人们在现实中遭遇的种种艰窘、烦扰、危机在先辈历历可数的兴败得失中得到佐证、参照，辨析出可加以仿效的楷模；同时前人光彩照人的伟绩又加固了他们对自身价值的信念。风云际会的历史生活场景，一直是中国通俗小说的一个主要题材。尽管这些作品撷取的史实各不相同，但其视角却惊人地一脉相承，那便是伦理道德化了的历史观。以实现清明政治理想为己任的明君贤相与只图一己私利的昏君、奸臣间的较量、角逐成了历史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一将世界描绘成黑白两色对立的思维模式使人们在阅读史传作品时总希望找到善与恶、忠义与奸佞的争斗场景，并为正义最终压倒邪恶获取了一丝精神上微妙的平衡。在单一、凝固的视点中，对历史、世界作其他解释的可能性被抽去，人们对人性的洞察永远滞留在善恶对峙的伦理化层面上。
上面概述了大众文学几个主要作品部类和读者接受的既成心理图式。它也就是德国美学家尧斯所说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它构成了今日市民大众文学接受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细细辨察，这种接受模式从总体上看仍匍匐在传统文化庞大的阴影下，绝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和近现代其他西方文化的渗透。最大范围内为它接受的依旧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大序》）等封建文化气息甚浓的作品。大众文学接受模式的诸多因子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积累，已成为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其保守性和封闭性自不待言。人们时常谈论的市民文艺欣赏的庸俗化倾向，大都渊源于此。一些接受美学研究者经常强调读者期待视界在独创性作品感染下的可变易性，尧斯曾说：“假如人们把既定期待视界与新作品出现之间的不一致描绘成审美距离，那么新作品的接受就可以通过对熟悉经验的否定或通过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层次，造成‘视界的变化’。”（《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但这种“视界的变化”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尤其是在传统阅读心理定势十分强固的市民大众那儿。20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勃兴的中国新文学，正是由于与传统的大众接受模式存在着巨大的沟堑，因而与后者长期处于公开或隐蔽的冲突中。到了80年代，这种差异成了导致纯文学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新生精灵儿的浪游——新文学的理论、实践对大众文学接受模式的疏离与颠覆(https://www.daowen.com)
1．新文学对大众文学期待视界的疏离
要想在与传统的文学体系实行最大限度决裂的中国现代新文学（至少它的许多先驱者是这样认为的）和沉淀着大量传统文学遗传因子的大众文学的期待视界间找到大面积的吻合区，实在是一件困难而荒诞的举动。尽管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阐述的文学革命的纲领性宣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标的所指主要是业已僵死的文言文作品，但由于新文学的脱胎诞生采取了这样一种激烈的方式，从而使它在总体上与旧的文学母体（包括大众通俗文学）形成了一种紧张的疏离乃至对立的关系。这一特点不能不反映到它与社会大众文学阅读期待视界的关系上来。
就创作宗旨来说，与通俗作品大都为了满足普通读者阶层娱乐、消遣的需求相反，周作人、茅盾等人倡导的是“为人生的文学”，即“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迹，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这种文学观与市民大众的期待视界相距甚远。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猛烈抨击迎合大众趣味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认为它们“抛弃了真正的人生”，技术上只是“记账式的叙述”。其他文学观念尽管与周作人、茅盾不一，但也无法找到它们与市民期待视界的契合点。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作家早期尊崇的是浪漫派的文学观，将“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梁实秋、胡秋原、苏汶等自由主义作家一方面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胡秋原：《阿狗文艺论》），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梁实秋：《文学与革命》），另一方面也注重文艺与人生的关系，主张“文学里面是要有思想的骨干，然后才能有意义，要有道德性的描写，然后才有力量”（梁实秋：《文学与科学》）。激进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更是将文学的功利主义观念推向极端，要文学作“阶级的武器”，“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左联“理论纲领”）。这与渴望在消闲逗趣的作品中找到心灵避风港的小市民更是格格不入。
创作上，与有着数千年文化积累的雍容华贵的旧文学相比，新文学在其匆匆走过的几十年中呈献的实绩显得稚嫩、粗糙，没有产生多少具有纪念碑意义的经典之作。它没有旧文学的那份典雅精致、圆熟清润，然而就在它混沌模糊残缺不全的躯壳中包孕了一个旧文学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来的世界。那里的人物形象、主观情感、思想观念和社会场景是拘束在旧文学体系中的人不能也不敢想象的。这里有在新时代的召唤下，勇敢投入现实政治运动的知识青年、革命者（丁玲：《韦护》、《田家冲》，叶紫：《星》，胡也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茅盾：《虹》）；有因政治风云变幻而遭受极大挫折，心理上陷入极度颓唐的迷惘者（茅盾：《蚀》，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有极力压抑自己个性、丧失反抗意志、对既定生活秩序无条件屈从的小人物（巴金：《激流三部曲》、《寒夜》）。弥漫在各类作品中的有洋溢着新生的热忱，摧毁一切桎梏束缚的浩浩荡荡的浪漫主义颂歌（郭沫若：《女神》）；有满怀生存的苦痛，在黑暗社会中挣扎踟蹰的哀歌（鲁迅：《孤独者》，郁达夫：《沉沦》）；有以冷峻的目光对黑暗王国群丑图尖辣嘲讽和戏谑（钱锺书：《围城》，师陀：《结婚》，陈白尘：《升官图》）。另外由于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政治、社会发展近乎孪生的同步性，各种政治思潮、思想观念多多少少、深浅不一地容纳在作品中：从个性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法西斯主义——新文学成了现代思想史一份珍贵的记录。而对各种社会场景的描摹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说都超越了旧文学：从血流成河的战场到凡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从上层社会的淫靡到下层社会的贫困艰窘，从都市的繁乱喧嚣到乡村田园的古朴祥和，从革命斗争的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到古老生活方式的凝滞、僵化，一一摄人笔端。就表现对象的宏阔壮观、丰富生动而言，深为市民大众激赏的才子佳人、清官侠客、帝王将相、奸臣佞人，无不显示出苍白、单薄以至虚假。同时这也加固了新文学与大众文学期待视界之间的鸿沟。市民大众在阅读文艺作品时孜孜以求的是那一方幻想的小巢。在虚幻的氤氲中，他们的神经被麻醉、催眠。也许是因为在生活的沉淖里陷得太深，他们不需要真实的人生画面来打扰他们。那浮雕式的人物群像、沸腾燃烧的想象、驳杂矛盾的思想观念、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超出了他们的接受能力，对他们的心灵造成威压，他们从中找不到乐趣和慰藉。
很多纯文学作家迄今仍十分怀恋1980年前后那段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时新文学与大众接受模式间的差距似乎消泯了，他们的作品接连不断地激起广大读者的喝彩和共鸣。但那毕竟只是短暂的一瞬，是特定历史境况下文学与接受者间的契合，对梦魇般政治灾难的控诉和反思，对遍布各个领域社会弊端的展示，既是那一时期作家创作的中心内容，也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另外当时文学创作中风行的许多故事模式（男女主人公在动乱年代的悲欢离合，具有高度责任心的干部雷厉风行地推进改革、矫正社会弊端等）与才子佳人、清官侠士等传统文学模式有着某些原型上的暗合，因而特别容易为读者接受。一旦文学从大规模的社会性反思转向对人性、历史、文化的反思和开掘，转向对自然美的观照，转向对人内心深处精神世界的探寻，一旦文学摆脱纯粹功利性的社会教化作用，转向自身的审美潜力，转向对语言形式的试验探索和文体的更新，读者与纯文学间短暂的蜜月就结束了，它们的疏离更为尖锐。在纯文学与大众接受模式的种种冲突中，语言实验造成的震荡最为剧烈。当莫言、残雪、洪峰、孙甘露、余华、格非等人倾心于对语言自身艺术可能性的发掘和表达对陌生化艺术效果的追求时，语言不再是普通的信息载体，它本身便成了艺术创造的对象。语言结构上的伸缩、词语组合的多序排列、语链的自由切分，使一般对语言缺乏敏锐感觉的读者如坠五里雾中。前面说过，大众接受模式具有极大的惰性，而语言方式的惰性恐怕又是各种惰性中最为根深蒂固的。语言方式构成了一个人日常的经验方式，与个体的生存休戚相关。与思想、价值观念相比，语言方式变动所遭遇的抗拒恐怕更为强大。
2．新文学对大众接受模式潜在的颠覆效应
“疏离”、“对立”等词语恐怕并不能囊括新文学与大众文学接受模式间关系的全部内容。处于不断流变中的新文学对传统意味甚浓的大众文学接受模式还具有冲击、震荡、解构等潜在的颠覆效应。新文学所颠覆的不仅仅是作为审美形态的大众接受模式，而且直指它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内容。
通俗文学之所以能在最广大范围内与大众的斯待视界和谐共振，除了在艺术形式上为人喜闻乐见外，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它吻合了大众接受模式隐含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内容。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与传统的伦理精神价值、准则不存在―丝一毫的勃谿、龃龉。相反从表层上看，这些作品在许多方面触犯了传统文化的清规戒律。谁能说《西厢记》、《牡丹亭》中才子佳人缱绻缠绵、生死不渝的爱对神圣的两性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不是一种或多或少的亵渎和忤逆呢？这些作品中对青春、美、爱的渴求与在礼教枷锁下憋闷得近乎窒息的心灵息息相通，否则娄江女子俞二娘读《牡丹亭》后断肠而死、杭州女伶商小玲演《牡丹亭》时伤心而亡等轶闻便会成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无论是施耐庵笔下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名英雄好汉，还是梁羽生、金庸、古龙笔下以高强不凡的武艺、拯人于水火之中的豪气为人钦慕的侠客义士，对正统封建等级秩序来说都不能不是一种挑战和威胁，尽管他们可打着“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肯定性的伦理大纛，但这些裂缝、差异并不能使通俗文学变为消解、颠覆正统意识形态与文艺观念的利刃。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作品没有能提供一种足以瓦解原有文化价值体系的异质因素。它渴慕与企求的只是在原有价值体系框架内进行一番修葺改良，剔除危害整个文化伦理准则生存的毒素。因而梁山泊的英雄可以与官军一次次厮杀、搏斗，可以一次次扫荡洗劫豪强恶霸，但他们仍不能摆脱忠义节孝观念，他们的宗旨仍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他们提不出颠覆封建政治秩序的有效替代物。同样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深恶痛绝的是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冷酷无情的处世哲学和屠戮平民的暴行，但他借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称颂的仍是亲亲仁仁的王朝正统秩序。在前不久轰动一时的室内剧《渴望》中，编导者着意谴责的仍是王子涛、王沪生等人的自私自利行径，但这种谴责并没构成对旧有伦理文化观念的否定。正是由于通俗文学的这种特性，导致了它最终以某种迂曲的方式复归旧有的价值本体——这也是这类作品的必然归宿。《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的相爱相恋无论有多么离经叛道，作品并不是要否定正统的婚姻关系，他所做的只不过使这种关系具有更大限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灌注进更多的人情味。张生中状元与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使他俩与封建婚姻关系的冲突消弭了，因而在深层次上这种婚姻价值观念和秩序得到了维护。再来看《渴望》，尽管集东方美德于一身的刘慧芳肌体瘫痪，个人陷入了悲剧的境地，但宗法的血亲关系为此免遭了一场浩劫。以这种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伦理文化观念不仅没有因为它培育、催生的种种罪恶、痛苦而被摧毁，相反在凯旋式的皆大欢喜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与现代中国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历史进程紧衔密联的新文学与此迥然有别。现代中国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个以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颠覆旧有的封建思想文化观念的过程。新文学从这一总体的时代潮流中汲取营养，在思想内容的表现上形成了其特有的超前性和先锋性——这赋予了它颠覆旧有文学接受模式的威力。郭沫若《女神》中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涅槃故事，可作为新文学的一个生动写照。新文学不正是在埋葬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熊熊大火中引入了新的文化视角和价值准则，从而获得了新生吗？它已不屑于去撑持一个风雨飘摇的旧文化大厦，它要的是“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郭沫若：《女神之再生》）。新文学这种摧毁、重估原有一切价值的特性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古时的落魄文人在穷愁潦倒之际，会感喟“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尽管满是愤懑、绝望，但在精神深处仍无力否定封建的伦理价值观念。到了鲁迅这儿，情形有了决定性的转折。在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烛照下，封建制度的全部罪恶与丑陋纤毫毕现，它不过是可怕的“人肉的筵席”。封建正统秩序的神圣性和历史合法性转瞬间烟消云散。由于引入了一整套新的价值观，渴慕幸福爱情的女子再也不用像杜丽娘那样在春日的庭院中长吁短叹，顾影自怜，“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可怜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子君大胆率真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喻示着她们在自主、热烈、尽情地作自己的追求了，尽管结局未必有传统婚姻模式下那种表面上的美满。闯荡江湖剪除社会弊害的侠客豪杰在新文学中几乎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则是投身人民革命运动的叱咤风云的斗士，他们昂扬的激情、坚强的意志、饱满的乐观主义憧憬成了文学的一大主题：“我们的意志如烟囱般高挺，／我们的团结如皮带般坚韧，／我们转动着地球，／我们抚育着人类的运命”（殷夫：《我们》）；“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中，已经复活了”，“在它温热的胸腔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的血液”（艾青：《复活的土地》）。1976年后涌现的许多文学作品（《伤痕》、《于无声处》、《大墙下的红玉兰》、《天云山传奇》、《布礼》）以人性、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对“文革”前后盛行一时的漠视人性的极“左”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的摧毁性的打击。从人物形象、主观情感、思想意识观念、社会场景到美学风格，新文学创造的是一个虽不成熟完满但又崭新的世界，引入了一整套隐含在形象、风格、结构背后的新的价值语汇。面对这一新奇而庞杂的存在，大众旧有的文学接受模式根本无法招架。如要应付这一新的文学潮流的挑战，它必须对原有的期待视界、价值准则、美学风范进行大规模调整，建立一整套新的接受模式。
但这种顛覆效应毕竟只是潜在的，只具备理论上的可能性。它能否现实化还依赖于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大众文学接受模式的变革，往往以整个社会大文化背景、格局的变革为前提。没有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动，希冀于几支贴着“先锋派”标签的文学轻骑兵去撼动大众文学接受模式的基石，只能是幻想。相反，由于具有先锋倾向的文学蕴含的颠覆力量太大，超出了大众承受力，以致被视为异端怪物，弃之一边而不顾。“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数次扮演了这种悲剧性的角色，陷入衰微的厄运中。
四、结言：永恒的间离
历史的发展常常使好心人善良的意愿落空。多少人想弥合纯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间的裂缝，想以“雅俗共赏”的美学风格来消解两者间的对立。但“雅俗共赏”只是极少一部分作品所能达到的境地，而从更广大的范围看，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对立，是毋庸置疑的存在。它们似乎处于永恒的间离中，遥相对峙。这种距离无法以政治、经济或文化的手段予以消除。上面长篇大论地描述了纯文学对大众文学接受模式的颠覆效应（尽管只是潜在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阿多诺称为“文化工业”一部分的大众文艺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力量泛滥开去，纯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被颠覆的现实危险——这与世界范围内大众文化同化、销蚀精英文化的总趋势相吻合。人们或许会悲哀地看到，文学由一个不合群、郁郁寡欢的逆子叛臣被改塑为满口甜言蜜语、精于谄媚奉承的宠臣。本来，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以对人生真谛的狂热探寻、对人生现实的超越与背离为己任：正由于这样，它才有可能为人们提供变革的精神力量和冲动。一旦纯文学为大众文学同化，它这种超越的灵光便会消失，文学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文化或许会进入一个新的停滞时期。也许不必这么悲观，也许两者间的共生共存是最好的局面，但这也将是一种脆弱和困难的平衡。商品化的浪潮在何处会为自己划定界线，裹足不前呢？纯文学又凭恃什么岿然屹立呢？
（原载《上海文论》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