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害者到虚无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反叛者的形象
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包括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艾里奇·奥尔巴赫曾经作过如下简要、然而又是极富洞察力的评论：“反映在俄罗斯现实主义中的内在节律的最基本的特征在于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经验的浩瀚、广阔和激情澎湃。”[1]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特征在反叛者的形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四处蔓延的非正义与痛苦的压力下，对那些桀骜不驯者来说，反叛成了一项无可避免的举动——它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他为数众多的著作中可找到一长串反叛者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十年间，反叛者形象本身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它的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最初，反叛者以被侮辱被损害者的面目出现；随后，他依照非同寻常的哲学推理进行了有预谋的凶杀；最终，作为一个疯狂的虚无主义者，他企图以恐怖和暴力毁灭整个现存的世界。本文将依次对这几个阶段加以剖析说明。
一、作为受害者／暴君的反叛者
首先，有必要阐明一下什么是反叛者。在阿尔伯特·加缪看来，反叛者是同时说“不”和“是”的人。一方面他拒绝对他权利的侵害，同时又坚守着某些崇高的价值，那便是“在每一个反叛的举动中，反叛者厌恶着对他权利的侵害；同时，对他自身的某些方面，他体验到一种彻底、出自内心的忠诚”[2]。
从这一视角出发，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倾向于成为反叛者便很可以理解了。他们感到他们的权利遭到了某些人或是当权者的侵犯，他们要保持自身的尊严和荣誉——没有这些，他们便无法生存下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被蹂躏、受屈辱的人物，如《孪生兄弟》中的大戈里亚德金。然而，正是在《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叙述者（地下室人）所扮演的受害者／暴君的双重角色中，反叛者的形象达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显而易见的是，地下室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作品（《穷人》、《白夜》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那些受害者有着不少共同的特征：这些遭人鄙视、软弱无力的主人公们在生活中一蹶不振；他们虫豸一般地在淤泥中挣扎，屈辱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就地下室人而言，他曾在台球桌边被一个傲慢自大的军官羞辱。他感到在那一刻他像是被当作一只苍蝇，一件家具。如果地下室人在蒙受侮辱后不进行任何反抗，他便仅仅是一个受屈辱的人而已。然而，他说了“不”。从他说“不”的那一瞬间起，他变成了一个反叛者：他力图拒绝接受压迫他的不义之物。事实上，他就此踏上了反叛之路。
无疑，地下室人的反叛可追溯到这部作品的开头部分。在他的声调中有一种反抗挑战的意味，其间充斥着仇恨、焦虑和痛楚：“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凶狠的人。的确，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我相信我的肝里面有病。然而，我对自己的肝一无所知；另外我也不知道身上到底哪儿真正有病。”[3]作为一个异化的个体，他对鄙俗、无情的社会现实展开了一场吵吵嚷嚷的反叛。
现在要问，什么是地下室人的“是”？即什么是他所珍视的价值？他个人的尊严、荣誉和行动时进行选择的意愿。与风行一时的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人性观相反，地下室人将人的自由意志和狂放不羁的欲望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看来，“人所需要的只是绝对的自由选择，不论那种自由将使他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也不管它会将他引向何方”[4]。
不幸的是，地下室人的反抗以惨败而告终。他的愤怒和痛苦仅仅在想象的天地（地下室人以一个英雄的面目出现）中才得以尽情地宣泄而出。在现实世界里，他无数次地试图鼓足勇气对那个曾侮辱过他的军官进行报复；然而到了关键时刻，他总是临阵退缩，盛气凌人的反叛者一下变成了十足的胆小鬼。他还傻头傻脑地挤进老同学的告别聚会，将它搅成了一场地地道道的闹剧。原先他是想报复他们对他的轻蔑与鄙视，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他所受的屈辱进一步加深。
如今，地下室人一步步走近他反叛的顶点：对无辜的妓女丽莎加以羞辱。这一可怕的事件可以看做是施虐狂的一次大发作。在他们第一次相遇时，他对丽莎说了一大通感人肺腑的话，它深深地打动了丽莎的心。过后当丽莎上门来看他时，他尽其所能地嘲笑她，将心中的怨愤全发泄在她头上。确实他陷入了狂乱的施虐的快乐中。从那一刻起，他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而且成了一个虐待者，一个施虐狂。他羞辱他人的缘由在于他的软弱无力，在于他反抗的彻底失败。为了保持尊严和荣誉，地下室人变成了暴君，变成了屈辱的施行者。他的逻辑清楚明白地体现在他的话语中：“我被羞辱了，所以我也要羞辱别人；他们将我打得稀巴烂，我也要显示一下我的力量。”[5]似乎只有在那些反常的行为方式中，他那遭受侮辱的自尊才能得到恢复。
事实上，地下室人的这一番所作所为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在他少年时期，这一病态可怖的心理倾向便已初次抬头。一方面，他不得不忍受同伴们的仇视、嘲笑和憎恶；另一方面，他曾对一个亲近的朋友施行羞辱。从那时起，这一受害者／暴君的两重性便开始植根于他的心灵，并指引着他的行为。
就这样，地下室人交替地充当着困窘与痛苦的承受者和制造者。反叛者不再是社会的无辜牺牲品，而是一个暴君，一个非正义的施行者。在这一反叛者／暴君的双重角色中，他使反叛沦为一种没有任何价值目标的自我放纵[6]。然而，在地下室人那儿，虚无主义者的形象还处于胚芽状态。只有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几部主要作品中，它才发育成形。
二、作为谋杀者的反叛者
在《罪与罚》中，反叛者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停留于言语的领地，而是步入了行动之域：以一个谋杀者出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反叛也由原先内在的反抗和施虐一跃而成为血腥的毁灭。加缪曾详尽地论述谋杀与反叛之间的关系——它对理解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他否定一切，僭占着生杀大权……他追求着彻头彻尾的自由，追求着淋漓尽致地展现人类的骄傲。出于同样盲目的狂怒，虚无主义将创造者和被创造物混淆了起来。在将所有希望的本能压制下去的同时，它拒绝了任何限度的思想；在盲目的愤怒中（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缘由），它最终得出结论：当受害者已被判处死刑时，它便是一个对杀戮漠然处之的问题。[7]
主人公拉斯科里涅可夫在风行一时的虚无主义的影响下，提出了一种可怕的有关犯罪的理论。依照他粗略的假设，人可被划分为如下两大类：普通人和杰出的人。和驯顺、守法的普通人相比，那些杰出的人为了实现他们崇高的目标，有着充分的权力践踏法律，消除通向成功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即便越过血泊也在所不惜。他的理论在下列段落中得到了集中概括的反映：
在我看来，作为某种组合的结果，如果开普勒和牛顿的发现，除非牺牲一个、十个、一百个或者更多的阻碍他们的发现或像障碍物那样挺立在道路上的人的生命，就无法让人知道，那么牛顿便有权力，甚至这可说是他的责任……为了让全人类知道他的发现，除掉那十个或一百个人……不妨说，人类的立法者和领袖……全是罪人……他们即便流血也不会退缩，如果鲜血有益于他们的话。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这些恩人和领袖中的大多数都是极为可怕的杀戮者。[8]
显而易见，拉思科里涅可夫僭占了最为极端的自由，即杀戮的自由：它允许占优势者越过禁忌的界线，如侦探波费利所说的，“你最终从良心上允许了流血”[9]。正因为拥有杀戮和违反法律的自由，那些天才人物被尊奉为神祇，正如加缪所说，“如果人想要成为神，他便会僭取对他人的生杀大权”[10]。无疑，拉思科里涅可夫自信地置身于那些拿破仑式人物的行列中，享有着他们的特权。在这个意义上，他变成了神。对他来说，变成神就是接受犯罪。神犯下的罪行可以被抹去，谋杀就这样被合法化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卡拉马佐夫也是这样。由于察觉到造物主身上存在着不可宽恕的罪恶，伊凡拒绝接受神的恩典。出于心灵深处蛰伏着的反叛的精神，伊凡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可以被允许。正是基于这一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他听任其父亲被谋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11]。尽管这样，伊凡还只是一个理论家／反叛者。在拉思科里涅可夫身上，一种重大的差异凸显了出来：是拉思科里涅可夫本人实施了谋杀，跨越了血泊。当他将理论付诸实践时，这一先前的理论家／反叛者一跃而为谋杀犯／反叛者。
就这样，忽忽欲狂的拉思科里涅可夫开始了他在圣彼得堡都市迷宫中狂暴的冒险。最初，他以为谋杀那个贪婪的女典当主会使他有机会检验他超人的勇气和能力——在他的事业进程中这是关键性的一步。然而，风云变幻的事态碾碎了他的期望。一切似乎都超出了他的想象。先前所有的谋划都落了空；而且多半是机遇成全了他，拯救了他。总之，他的越轨行为完完全全地失败了。当拉思科里涅可夫超越了社会的法律之后，他陷入了内心的自我分裂，并与周围的一切相疏远。和其他人一样，恐惧和良知重重地折磨着他。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结果表明他不是一个超人，不是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而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给了他的自信心以致命的一击。在与他的傲慢自大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最终他不得不坦白了他的罪行。但他并不真正悔罪。在他刚到西伯利亚服刑时，他依旧在想：“在那种情形下，甚至人类的许多恩人（他们并没有继承权力，是他们自己将权力抓到手的）在他们迈出最初的几步时本该被处决了。但那些人忍受了他们自己所走出的几步，因而他们是对的；而我忍受不下去，因而我没有权利允许自己走出那一步。”[12]
在这个浸渍着罪恶的世界上，对拉思科里涅可夫这样的罪人来说，圣爱是唯一的拯救之路。在作品中，拉撒路的复活作为圣爱的中心意象抵御着无处不在的邪恶；而天使般的索尼亚则成了那种爱的化身。然而，出于傲慢和敌意，作为谋杀者的反叛者拒不接受圣爱。在那时这是他无法涉足的领地。正因为他不信奉上帝，这才直接导致了他的越轨行为。只有在索尼亚的爱和忠诚的感化下，这个倔强的反叛者才开始充分意识到他所犯下的罪行，并逐渐走上了一条新生之路。的确，对他们俩而言，这是高峰体验的一刻，“他们俩既苍白，又瘦削，然而在这些苍白而又病恹恹的脸庞上闪烁着更新的未来和完完全全复活了的新生活的曙光。因为爱他们复活了”[13]。这个先前的谋杀犯沐浴在神的光辉中，走上了获得拯救的道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作品安上了一个乐观的结局，但整部作品还是笼罩在一片浓郁的阴郁与黑暗的氛围中。
三、作为革命恐怖主义者的反叛者
如果说作为谋杀者的反叛者进行的仅仅是个人的反抗，《群魔》中作为革命恐怖主义者的反叛者则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毁灭性的反抗。在这一阶段，诸如彼得·斯捷帕诺维奇·韦尔霍文斯基之类的反叛者不满足于有限度的反抗；他们所要的是依照他们理性化的设计重新塑造、重新组织整个社会。未来社会的这一蓝图在受到韦尔霍文斯基赞许的希加廖夫的计划中得到了透彻的展现：
作为对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他建议将人类划分为互不平等的两类。十分之一的人被赋予个体的自由，对余下的十分之九的人拥有无限的权利。这些人必须失去个性，变成像牧群一样的东西；他们在无限的顺从中，通过一系列的新生，获得原始的天真无邪，像在原始的乐园中一样。[14]
显而易见的是，就将人类划分为互不平等的两大类而言，这一蓝图回响着拉思科里涅可夫有关超人与普通人的理论。为了证明他是一个超人，拉思科里涅可夫杀了两个人；但作为革命恐怖主义者的反叛者，希加廖夫构想了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在那儿专制和奴役将占据支配地位：
他迫使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互相监视，并且互相告密。个体归属于整体，整体也归属于个体。他们全是奴隶，在被奴役这一点上完全平等……最为首要的是平等。第一，教育、科学和天才的水准必须降低。高水准的科学和天才只有才智卓越的人才能接近……并不缺少才智卓越的人！才智卓越的人永远掌握着权力……奴隶们则必须是平等的；永远不会有摆脱了专制的自由或平等，但在牧群之内必须有平等。[15](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一漫画式的乌托邦社会中，在人类永恒的幸福和安康的名义下，自由被扼杀了，暴力的统治和精神的奴役通行无阻。就这样，对自由的渴望终结于绝对的专制，解放退化为大规模的谋杀。可以这样说，为了寻求所谓的至善，反叛者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对韦尔霍文斯基这样似乎是从地下窜出来的恶魔而言，他唯一的抱负便是夺取权力，置身于上述“十分之一”精英的行列中。然而，只有在恐怖主义活动的进程中，他的野心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一系列的谋杀、丑闻和破坏行为接二连三地发生：欢庆会上的丑闻，列比亚德金兄妹的被暗杀，沙托夫之死，以及骇人的火灾……这一切的实施出于如下的理由：“为了彻底地动摇根基，为了使社会和它的原则从根本上遭到腐蚀；为了使每个人灰心丧气，对一切实行亵渎，这样社会便会失去凝聚力，变得病恹恹，了无生气，悲观怀疑，不信宗教。”[16]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向往的总体的革命才有可能爆发。
作为革命恐怖主义者的反叛者的凶残与不义在谋杀沙托夫（地下“五人小组”先前的成员）一案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反映。由于不满韦尔霍文斯基对小组的独裁统治，加上自己政治态度的变化，沙托夫脱离了“五人小组”。因此，他成了韦尔霍文斯基计划的攻击目标。据称沙托夫有可能变成一个告密者，但实际上这种危险并不存在。这一拙劣、鲁莽的谋杀的真实理由乃是一种政治的需要，或者说是政治上的策略，正如斯塔夫罗金所说的那样：“你是想用这堆烂泥把你这一伙人粘在一起。”[17]由于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参与了这一疯狂的共谋，敌人的鲜血可将他们牢牢地黏合在一起。沙托夫的命运就此注定了。
一旦谋杀被提升为一种原则，反叛者也由此走到了他路途的终点：这儿除了普遍的毁灭和恐怖已别无他物，即便是在乌托邦的乐园中。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反叛起因于人对不公正和压迫的抗议；最后，它竟专注于杀戮和鲜血，远远地偏离了反叛的初衷和反叛的基本价值——它致力于扫除压迫，获得正义和自由。
上面粗略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反叛者的形象。他生动逼真的描写和犀利的洞察力催生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反叛者形象，这对理解人类隐秘的本性和它潜在的创造性和毁灭性都不无禆益。
（原载拙著《快乐的随涂随抹》，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1]艾里奇·奥尔巴赫：《模仿：西方文学中现实的表现》，威拉德·R·特拉斯克英译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522—523页。
[2]阿尔伯特·加缪：《反叛者》，安东尼·鲍恩英译本，纽约Alfred A．公司1957年版，第13—14页。
[3]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大卫·玛加谢克英译，见《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作品精选》，纽约harper＆Row公司1968年版，第263页。
[4]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大卫·玛加谢克英译，见《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作品精选》，纽约harper＆Row公司1968年版，第284页。
[5]《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作品精选》，第369页。
[6]参看罗杰·B·安德森：《陀思妥耶夫斯基：两重性的神话》，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47页。
[7]加缪：《反叛者》，第282—283页。
[8]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理查德·彼维亚和拉里沙·伏龙克洪斯基英译，纽约Alfred A．Knopf公司1992年版，第259—260页。
[9]《罪与罚》，第263页。
[10]《反叛者》，第246页。
[11]有关情节可参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失兄弟》，伊格纳特·阿维赛英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404页。
[12]《罪与罚》，第544页。
[13]《罪与罚》，第549页。
[14]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理查德·彼维亚和拉里沙·伏龙克洪斯基英译，纽约Alfred A．Knopf公司1992年版，第403—404页。
[15]《群魔》，第417页。
[16]同上书，第670页。
[17]《群魔》，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