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手与猎物间的权力游戏——耶利内克《钢琴教师》及其他
一、惊世骇俗的外观
奥地利女作家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出人意料地摘取了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在她不无晦涩、向人们的智力和精神提出极大挑战的众多作品中，《钢琴教师》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部。2001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并在当年戛纳电影节上荣膺多个奖项。尽管这部作品无法包容耶利内克作品的全部内涵，但她作品中的一些基本主题和风格特征在其间已展露无遗。
乍看之下，《钢琴教师》会诱使人们产生温情脉脉的联想：黑白琴弦上荡漾着曼妙动人的旋律，无数的柔情蜜意从中迸溅而出，从阳光明媚的正午一直陪伴着人们到月色溶溶的子夜。然而，只要把耶利内克的这部小说稍稍翻读几页，上述期盼便会被击得粉碎。它不仅没有投合人们流行的趣味，而且以异常冷峻尖刻的笔墨展示了生活中（尤其是性爱中）许多不为人察觉的黑暗的畛域。用美国退休哲学教授鲍勃·科贝特的话来说，“没人能像她那样将人类的爱表现得如此无望、如此令人作呕”[1]。正是这一特性，赋予了耶利内克的许多作品（包括《钢琴教师》）以某种骇人的外观。
人们不禁要问，《钢琴教师》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首先，这是一部关于师生间畸恋的故事，但它却一反年长的男教师与年轻的女学生为主角的俗套，凸显在读者眼前的是年近不惑的老姑娘埃里卡与比她年轻20岁的少年克雷默尔之间反洛丽塔式的恋情。其次，这不是普通的恋情，而是一幕触目惊心的施虐与受虐交织相缠的性战争；不能说其间没有恋情中不可或缺的种种元素，诸如渴望、思恋、纠葛，但更多的是不可理喻的偏执，从幽暗的潜意识世界中喷薄而出的受虐冲动及自残冲动，以及一方因受挫而滋生出来的复仇欲念。此外，在这一对非同寻常的恋人背后，埃里卡那乖戾、自私、暴虐的母亲形象为这原本已灰暗的画面平添了几分狰狞的色调。母亲在女儿埃里卡的成长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母亲长年累月持之以恒的高压、禁闭手段直接塑造了埃里卡不幸的命运。因此，母女间的爱恨恩仇与这对情侣间的冲突在作品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后者隐含的许多关键性因素也只有借助于前者才能得到有效的说明。关于耶利内克作品中呈现的这怪异幽秘的世界，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说得非常中肯：“她有一种如同红外线般的委婉声波，对于文明的隐蔽之处加以描述和阐明。在我们以前看到正常社会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锁进牢房的系统，其中有男人和女人，暴行和屈从，猎人和猎物等。”[2]
在奥地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的传媒话语中，耶利内克的形象之所以显得如此惊世骇俗，除了她在社会批评中百无顾忌、直言不讳地就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作品中俯拾即是的“色情”描写。它们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而且一点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和她的政论文字一样，都是那么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直逼事物的内核。举其荦荦大者，有埃里卡在性商店的窥视孔前与那些欲火中烧的男人一样赏玩着女人的裸体，在电影院中入迷地看三级片，在公园中津津有味地窥视外籍工人与妓女的野合，当这一切都不再过瘾时便用刀片割伤自己的下体求取满足；还有在全书情节推进过程中起引爆作用的埃里卡和克雷默尔在厕所中粗俗的挑逗与触摸，以及克雷默尔对她的施暴——它们犹如憧憧的鬼影，原先在黑暗幽冥中游走，而耶利内克将它们一齐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产生了某种令人眩晕的震惊效果。
而作为叙事载体的语言，耶利内克也呈现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面貌。有论者认为，她的“语言风格强劲有力，五彩缤纷，时而粗俗，时而文雅，充满了反常而闪亮的语言技巧”，各式文本纷至沓来，酿成了某种“语言雪崩”的效果[3]。这种写作风格对普通读者的阅读惯性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字里行间你无法顺着扣人心弦的情节脉络一气读完，无法享受轻松的愉悦。而情节在耶利内克的作品中并不占据显要的位置，它常常只是一个背景，一个模糊的框架，甚至只是一个可供她挥洒汪洋恣肆文笔、建构其独特艺术世界的出发点。在阅读她作品的过程中，我常常不自觉地将她与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克洛德·西蒙作对比。在淡化情节、突破叙述时间的线性限制、开拓小说表现容量以及注重语言创新等方面，两者不无相似之处。但细细品味之下，它们之间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西蒙的文本尽管表面芜杂，但它由众多零星的画面拼缀而成，字里行间仍可清晰地感受到法国古典散文精巧凝练的脉息；而耶利内克的文笔则更加狂放不羁，有着江河滔滔泥沙俱下的壮观气象，这除了她成长其间的德语文化独特的氛围之外，她早年研习音乐的经历对她文学风格的形成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如果说在西蒙的作品中，绘画感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耶利内克的文本中源源不断、如雷贯耳的声音成了最引人注目的元素。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这样来评价她的语言风格：“作者随处都在，又无处可寻，从来不躲藏在她的语词背后，也不退居在她文学形象之中，以便容纳她那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幻象。没有别的，只是一些充足饱满的语句流，好像是在高压之下焊接在一起，连一丝喘息的余地也不留给读者。”[4]
下面，笔者试图透过耶利内克文本骇目的外观，对她作品中（主要是《钢琴教师》）呈现出的性爱的特性，作一番解析。
二、从自然的情欲到意志化的情欲
让我们先把眼光放回到19世纪，从法国作家福楼拜那部曾引起诉讼风波的杰作《包法利夫人》谈起。
熟悉《包法利夫人》的读者会记得，它有一个副标题“外省风俗”。正是在那细腻精确翔实的风俗画面中，福楼拜对耽于幻想的女主人公爱玛的通奸经历作了横断面式的剖析与展示。原本只是出身农家的小家碧玉，爱玛却是心比天高，深深地沉溺于当时风行的浪漫文学的情愫中。而在现实生活中，她的丈夫查理医生却是极度的平庸乏味：这与爱玛心中的期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她情不自禁地向往上流社会的生活，但在两次婚外恋中她遇到的都是负心的男人，而且由于花销无度，财政上陷于破产的境地。但她不愿在丈夫面前失去尊严，最后选择了服毒自杀的绝路。她弥留之际所听到的瞎眼乞丐沙哑的歌声可说是概括了她一生的命运：“火红的太阳暖烘烘，／小姑娘正做爱情的梦。”[5]确实，爱玛生活在梦幻的世界中，当她清醒过来，脚下已委实无路可走。
不管人们对爱玛的行为如何评价，有一点可以肯定，驱使她一再出轨的动因乃是人的自然情欲。这一自然情欲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人的生命存在与繁衍的动因，另一方面它活跃不安分的本性又会对既存社会秩序构成潜在的巨大挑战。而从古至今，承载着各种意义的精神性观念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压抑、驯化这自然情欲，不让它对社会生活造成威胁。
到了20世纪初的劳伦斯那儿，这一自然的情欲获得了正面、近乎颂歌式的赞美。在许多作品中，他将人的自然情欲与具有所谓精神内涵的元素相对峙，而人从强制性的精神意义的重负下的逃离被描述成一种解放，它逃离的是“一个恐怖的、为魔法迷惑的城堡，这个城堡的墙壁由潮湿的情感和沉重的感情链条砌成，中间充满了鬼神之气”[6]。而在英美等国遭禁达三十余年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便集中体现了这一倾向。乍看之下，《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处理的是与《包法利夫人》相类似的通奸主题，但它在对康妮与梅勒斯的恋情的处理中，寄寓了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和对人类未来前途的探索，这是《包法利夫人》里付之阙如的：
所有的人都一样，人们的血气没有了。仅存的一点，也都被汽车、电影院和飞机给吸光了。
可以肯定地说，人哪，是一代不如一代，现在的人，食道是橡胶管子，腿和脸是马口铁的。马口铁人民！金钱！金钱！金钱！所有的现代人都在全力以赴地把人类古老的人性连根拔掉，彻底打碎我们的老祖宗。
当他的精液在她里面播射时，他的灵魂也在这种远远高于生殖行为的创造性行为中向她播射着。[7]
在此，种种社会成规习俗加以约束的自然情欲，成了人通向拯救之途的必由之路。将爱玛置于死地的情欲，在此罩上了神圣的面纱，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而对人的生殖力量和生殖器的讴歌为劳伦斯赢得了阳物崇拜者的称号。到了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里，文本中有关生殖器的描绘与劳伦斯相比，并不逊色。埃里卡用刀片刺割下体这一场景自不待言，男性的生殖器在作品中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主题，反复出现着，暗中主宰着埃里卡的命运。她第一次接触的男人的生殖器是她表弟的，“这是个无人能抵御得住的诱惑。她只把自己的面颊贴靠在它的上面，待了一会儿”[8]。而在厕所里克雷默尔心急火燎地向她发起进攻时，男性的阳具成为一件强有力的武器。但作为自然情欲象征的阳物，其内涵已悄然发生了转换。
细细审视埃里卡和克雷默尔俩诡谲复杂的关系，不难发现，克雷默尔的心理动因从起始到结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起先，这个喜爱音乐的工科学生，暗恋上了他的钢琴女老师，由爱慕而生欲念，随后便发起了凌厉的攻势。那时，自然的情欲表现得非常鲜明。然而，始料未及的障碍接二连三地出现：她母亲蛮横的干涉，而埃里卡由于长年的心理扭曲、缺乏性经验而在他面前反复无常：她既渴望爱，又竭力躲闪、回避。受挫使克雷默尔的自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无法占有埃里卡及其后的阳痿让他陷于屈辱，他对她的感情一点点退潮，余下的只是男性固执的占有欲：“他，克雷默尔不太想占有埃里卡，不想把这个用颜色和材料编排组合、精心打扮的这包骨骼和皮肉最终打开”；“因为他希望这个女人把保留下来的最后原始性从包裹中倒出来，他要占有一切！然而他并不真正希望得到她”[9]。而埃里卡在信中表露的受虐倾向根本无法得到克雷默尔的理解，最后他以施暴的方式占有了她。
“他要占有一切”点出了克雷默尔施暴的动因。这儿，不是爱情，不是自然的情欲，而是一种复仇的欲念，一种凭意志控制的冲力，驱使克雷默尔闯到埃里卡家，也正是在这种意志的推动下，他如陌生人一般强奸了她，“克雷默尔切断与埃里卡·科胡特深情紧连的纽带，把带子连接到新的东西上……他希望没有任何没有了的事”[10]。这里我们可以将克雷默尔的欲望命名为意志化的情欲。男性的阳物在此已不再是允诺希望与幸福的神灵的替身，它摇身一变成了性压迫性奴役的利刃。劳伦斯笔下以自然情欲作为拯救之途的乌托邦图景在此轰然坍塌，人们生存的严峻图景被不加遮掩地展示了出来。
三、捕猎者的性祭礼
我们还是再一次回到《钢琴教师》临近结尾时克雷默尔对埃里卡施暴的那幕场景。这真可谓是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之所以说它惊心动魄，在于它超越了人们的生活常态，在于它极度的不合情理，正如有论者所说的，“本来应该给男女双方带来愉悦的性爱变成了征服和被征服，施虐与受虐的仪式”[11]。(https://www.daowen.com)
这幕让人不寒而栗的祭礼之所以会发生，很大限度上缘于克雷默尔和埃里卡两人间的心理错位。如上所述，在厕所里求爱不成后，克雷默尔已感到了深深的屈辱，而清扫间里的阳痿更使他怒火中烧。在克雷默尔的心目中，埃里卡早已不是他倾心相恋的对象，而只是他作为猎手捕获的猎物。他的所作所为打上了猎手的烙印，“他只有出于自我欺骗，才能如此长久地用爱掩盖着奇怪的仇恨。他一直喜欢这件爱情外衣，现在脱下来了”[12]。所以他来到埃里卡家后，便凶相毕露，抬手给她几个耳光，并把她的母亲推回屋中。而埃里卡在开门前还梦想着甜美的爱，梦想着缱绻的柔情，在克雷默尔狰狞的面目下，这一切已荡然无存。猎手只服从残酷的吞噬与毁灭的法则，没有其他的多余之物可以容纳。这是耶利内克作品中的一个基本主题，《情欲》中厂长与妻子格蒂，大学生米夏埃尔与格蒂，《贪婪》中的警察库尔特·雅尼什和那些天真无辜的情人之间，浮现的都是这种猎手与猎物间的关系。
这里，猎手与猎物间进行的是一场权力的角逐。作为个体的人，克雷默尔并不是妖魔，但一旦置身于男性文化的逻辑之中，他便成了一个无情的猎手，对他曾爱恋过的埃里卡施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由于埃里卡有着受虐的倾向，因而克雷默尔在施暴时声称他是按照对方的意愿行事的。正是在这儿，这幕性祭礼中最残酷的元素豁露了出来：追猎者最终似乎是按照猎物的意愿设计了它的路线图，这也成了这幕权力游戏中最幽暗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猎手与猎物间强权与压抑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埃里卡和她母亲间的关系也体现出了这一惊怖的权力关系。在埃里卡的眼里，这个“在国家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和下枪决命令者于一身”的母亲，成了她生活中不折不扣的狱卒。她们间天然的母女之情蜕变成了由虚荣心主导的望女成凤的强烈渴望，女儿成了她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投资，她的所有爱好、活动都被母亲严格地监管着，唯恐偏离预先设定的航道。在母亲的压制下，埃里卡年近四十，但情感、人格的发展长期滞后。如果说克雷默尔只是埃里卡生活中偶然闯入的猎手，母亲则是她与生俱来的猎手，克雷默尔捕获的是埃里卡作为女人的初恋，母亲捕获的是她整个的青春乃至生命。在这场祭礼中，克雷默尔是登上前台的猎手，而母亲则是蛰伏在幕后的隐形猎手。如果没有母亲，埃里卡的命运轨迹将脱胎换骨地改写。
显而易见，作品对这幕猎者与猎物间的性祭礼的描述是从鲜明的女性视角出发的。尽管耶利内克并没有昭示鲜明的女权主义立场，但在对克雷默尔暴行的描绘中随处掺杂了嘲讽揶揄和讽刺。以这种方式，她在男人色彩甚浓的话语中，打乱了其内在的秩序，“炸毁它、扭转它、抓住它、变它为己有，包容它、吃掉它，用她自己的牙齿去咬那条舌头，从而为她自己创出一种嵌进去的语言”[13]。
（原载《长江学术》2006年第2期）
【注释】
[1]参阅祝旻：《谁谁谁》，《译文》2005年第1期，第56页。
[2]参阅钱定平《“钢琴教师”耶利内克》一书中收录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我们时代最为真实的代表》，钱定平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钱定平：《“钢琴教师”耶利内克》，第45—46页。
[4]参阅钱定平：《“钢琴教师”耶利内克》，第3页。
[5]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参看《福楼拜小说全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6]参看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20—730页。
[7]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赵苏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351页。
[8]耶利内克：《钢琴教师》，宁瑛、郑华汉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9]同上书，第172、173页。
[10]同上书，第219页。
[11]参看宁瑛：《两性战争下的极端诗学》，《上海文学》2005年第4期，第78页。
[12]耶利内克：《钢琴教师》，第225页。
[13]参看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黄晓虹译，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