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的悲哀：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哲学
一、“单是活着就是桩大事”：俗世中的欲望运作方式
在那篇洋洋洒洒、以外国读者为对象的散文《中国人的宗教》中，张爱玲从中国文学中弥漫着的悲哀和虚无情绪入手，精要地描述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以及它与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所禀有的人生态度间的巨大差异。在她看来，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1]。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却不是这样：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在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为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2]
这堪称一种世故练达的人生态度，早已褪尽了蛮野鲜活的气息。的确，由于彼岸世界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因而能够求得“快乐”，获得“享受”，“活得好一点”等，自然而然成了中国人此岸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要顺利达成这一目标，关键是要有分寸感，不能让感性欲望肆意妄为，必须使它的运作方式受到规训，使其内在化，让他们明白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臻于自我约束的境地。
此外，张爱玲创作的鼎盛期正逢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乱世，战争、革命使古老中国文明体系彻底趋于瓦解、崩溃。这给人们的生活平添了险峻的压力和幽黑的背景。张爱玲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3]乍看之下，人们或许只会将它作为一个年轻女子不无撒娇意味的作秀，一种急于出人头地的大胆袒露，但它背后潜藏着更为深远的思虑。她接着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4]整个大地都将撼动，生存的根基将被连根拔起，因而未来不但是云遮雾绕，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凶兆频现。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捏拿得住的当下的生存才是最可靠的，千万不要轻易放弃。惊惶不安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因此，张爱玲在创作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便是试图为身陷乱世中的人们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一种欲望得以迂曲满足的方式，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对现代都市人艰窘的生存境遇的精细描摹达成的。除了50年代初期离开大陆后所写的《秧歌》、《赤地之恋》之外，张爱玲在40年代的创作几乎毫无例外地以上海和香港的都市生活为背景[5]。她自幼生长在都市的环境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都市人，对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熟稔于心。她曾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6]这句话可让整日里对乡村田园生活艳羡、怀恋不已的人士听了大跌眼镜。张爱玲全身心地沉浸在都市的氤氲中，她的心与都市喧嚣而极富刺激性的旋律息息相通。她倾心关注着这儿的芸芸众生，将他们的喜怒哀乐诉诸笔端。有关她对现代都市文学的贡献，陈思和先生认为，张爱玲“把虚拟的都市民间场景：衰败的旧家族、没落的贵族女人、小奸小坏的小市民日常生活，与新文学传统中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时代变动中道德精神的准确把握，成功地结合起来，再现出都市民间文化精神……她不是直接描写都市市民的生活细节而是抓住了社会大变动给一部分市民阶层带来的精神惶恐，提升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乱世”[7]。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主人公振保的情爱经历典型地体现出张爱玲笔下人物为人处世的主导方式。振保早年留学英国，学成回国时他在情感世界上却还是一片空白。不久，一个偶然的机遇他与朋友王士洪的妻子王娇蕊双双坠入了情网。娇蕊在伦敦就学时便是个交际花，但这次她对振保动了真感情，并下决心和远在新加坡经商的丈夫离婚。在这一关键时刻，振保退却了。表面上看，振保没有家累，应该说没有什么无法逾越的障碍，但他最终还是却步了。张爱玲描写了他那时的心境：“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救的阶段。他一向以为自己是有分寸的，知道适可而止，然而事情自管自往前进行了。跟她辩论也无益。”[8]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振保甘愿割舍这一段真情呢？依照作品的交代，他主要是不想让母亲伤心，不想触犯保守的社会氛围。如果振保率性与娇蕊成婚，在众人的目光中他便失掉了为人处世应有的“分寸”和“约束”。此外，从更深一层分析，振保在潜意识中从来没有打算娶娇蕊。依照中国传统的伦理准则，娇蕊无疑是个轻浮妖冶的女人，这在振保和她第一次相遇的场面中便描写得淋漓尽致。娇蕊这样的女人虽然不适宜做妻子，但作为一个情人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小说开篇的几句话便将男人心目中的这两种类型的女人点染得分外鲜明：“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是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9]“圣洁的妻子”和“热烈的情妇”间的差异体现了中国社会里公共生活与个人私生活间不可弥合的巨大鸿沟。与娇蕊的关系对振保而言至多是一场艳遇，一场不太沉重的情感游戏。当娇蕊告诉他她已将他们的私情告诉了丈夫后，振保的反应映现出他感情上的卑怯：
像现在，他就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她爱的是悌米孙，却故意的把湿布衫套在他头上，只说为了他和她丈夫闹离婚，如果社会不答应，毁的是他的前程。[10]
振保真正顾忌的是他与娇蕊的关系会损害他日后的前程。世俗利益的算计浇灭了爱的火焰，他开始循规蹈矩地结婚、生养子女。富于反讽意味的是，正因为有了先前那浓烈的情爱经历的衬托，振保的婚姻生活显得极为苍白，灰暗，乏味。为了排遣心头的郁闷，他开始在外面嫖妓，而妻子的不忠行为更使他恼上加恼，索性成天在外鬼混，活脱脱成了一个浪子。难道此刻他真的脱胎换骨，奉行着张爱玲所说的欧洲人在丧失对上帝信仰后那种“闹得天翻地覆”的生活方式？难道他真的偏离了中国人生活的常规，在异常的生活形态中觅得了新奇的体验？
没有。这只是短时间的偏离，他根本没有那么巨大的心理能量。最后，振保还是乖乖地回到了原有的生活轨道上。他总得考虑到周围人的目光，那是他生活的主要场域。张爱玲在小说结尾只用一句话便交代了这一预料之中的逆转：“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11]这句话貌似平实，但将振保的人生转折写得颇为惊心动魄。浪子是回头了，继续做“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12]，但他日后的生命再也不会有新的火花（不管是健康还是邪恶）迸发出来了，一切都将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直到死亡的降临。
振保这类人物，尽管个人生活中不乏种种曲折的“传奇”，但最终都毫无例外地显露出世俗的本相。学者李今将他归于“城市俗人群”中的一员，认为他们的特性表现在“具有较多的人性，讲求实效和世俗的算计，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性的目的而奋斗”[13]。《留情》中的敦凤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她和米晶尧是一对年龄相差23岁的夫妇，由于她是再嫁，因而不存什么奢望，“现在很快乐，但也不过分，因为总是经过了那一番的了”[14]。但两人的关系也潜藏着危机，主要原因是米晶尧原配妻子还活着，而敦凤从名分上说只是个姨太太，这使她不时满腔幽怨。她向亲戚杨老太太表白，她之所以嫁给米晶尧，“完全为了生活”[15]。但怨是怨，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况且丈夫在很多时候对她体贴入微。但两人从内心深处无法沟通，各自蜷缩在封闭的躯壳中。对于米晶尧的心事，“他的忧虑，她不懂得，也不要懂得”；而他则挂念着病危中的原配妻子，觉得“他一生的大部分也跟着死了。他和她生活里的悲伤气恼，都不算了……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怜惜”[16]。
这是一个极富包孕意味的瞬间，这是两人关系的临界点，危机似乎一触即发。张爱玲对敦凤与亲戚告别时的眼神作了如下描写：“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17]他们俩像两条缠绞在一起的蛇，怀着隐隐的敌意，将对方卑微的念头看得一清两楚。可以想象得到，许多追求情感至上、完美的人们会在这一刻奋起挣脱婚姻这一沉重的桎梏。
然而，敦凤和米昌尧还是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张爱玲用如下的话概括了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18]。这里你找不到完整、率真、酣畅的情感联系，一切都像是盆景中经过了精心修剪的虬枝，曲曲折折，歪歪扭扭，遮遮掩掩，吞吞吐吐。民国时期名噪一时的“性博士”张竞生认为：“人类本性，爱之，必爱到其极点；恨之，必恨到其尽头。这些才是真爱与真恨。爱之而有所不尽，恨之而有所忌惮，这些不透彻的爱与恨乃是社会人的普遍性，而不是人类的本性。”[19]这便是俗世中都市人欲望的运作方式。正因为它如此曲折、迂回，张爱玲在早年便发出了如下警句式的喟叹：“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20]欲望遭受如此的阻遏，它使原本流光溢彩的生活变得灰暗无趣，也使人们难以品尝到生命的大悲大喜。
从上面对振保、敦凤等人欲望满足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张爱玲为读者提供的就是这样一幅灰暗的人生图景：对她笔下那些人物而言，生存由第一需要成了唯一、绝对的需求，它遮掩、屏蔽了其他的向度，包括精神价值的追求。为了生存，他们的欲望不得不屈从于社会秩序和伦理法则，不得不妥协，退却，忍让，割舍。她在记述自己亲身经历的香港战事的散文《烬余录》的结尾对这种荒原般生存状态作了鲜明的展示：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21]
二、“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对理想主义和超验价值的拒斥
在战争的非常状态下，人们在和平时期包裹着的层层叠叠的文明的伪装被卸除下来，袒露出底里的粗陋、寒碜，野性的气息在四周盘桓。亲身经历了香港战事的浩劫，张爱玲敏锐地察觉到，人们在战争的惊惶中“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22]。这是热衷于守护神圣的精神价值的人们最不乐意想到、见到的，他们会想出各种理由、找出各种证据反辩，但张爱玲觉得这才是生活不加掩饰的真相。
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在俗世中成功地生存的人才配得到最高的褒奖。从这种逻辑出发，“适者生存”自然而然地登上了价值序列的最高秩阶，张爱玲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23]。
在那个时代，在那个高扬革命、民族解放、个性自由的年代，这句话似乎上不了台面。但张爱玲并没有这种顾忌。在她的眼里，俗人并不是杀气腾腾的恶棍，只不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以现世的生存为最高鹄的。她论及的“上海人”是现代世界中俗人的楷模，他们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24]。而这一“奇异的智慧”正是俗人的标签，它使他们在俗世中最大限度地求得欲望的满足，尽管从审美角度着眼，它显得相当猥琐，卑微，染带着病态的细巧。
自然，俗人也有他们的感情，但不会是那种动天地、泣鬼神的无条件的爱。张爱玲冷眼观察这种不计后果、不计成本、全身心投入的爱，“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25]。她脍炙人口的《倾城之恋》便对理想中的男女之爱作了无情的颠覆与嘲谑。
单从这篇作品的标题中的“倾城”来看，它似乎喻示着将描述一个男子追求绝色女子的传奇式经历。从汉语语源学考察，“倾城”与“倾国”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成语，指绝色的女人，她能使男人（尤指君王）如痴如醉，为了得到她，男人心甘情愿地将其他的一切（包括国家）置之度外，因而绝色的女人常使一个国家倾覆。这一现象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而言成了古代君王放纵情欲、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典型例证，但从审美的角度上看，它达到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极致状态，让人在作道德上非议的同时也心生几分艳羡。然而，这种对女性无条件的爱在张爱玲的笔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范柳原和白流苏两人，“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26]，他们之间在香港浅水湾所作的只是一连串的高级调情，将两人黏合在一起是特殊、具体的生存境遇，并没有炽热燃烧的情欲。他们在那堵“灰砖碟成的墙壁”前的那番谈话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这一点。范柳原说，在文明的末日，他们如果还能在此相遇，那时候“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27]。
正如李欧梵先生指出的那样，这些话是极富反讽意味的表述：“真正的爱只有在世界末日才有可能，在那个时间终端，时间本身便不再重要。”而从这番话中可顺理成章推出如下结论，“在现代世界里，爱是没有最终结局的，因此也就根本无所谓什么‘永恒的爱’。”[28]海誓山盟的爱的表述尽管只是深陷于情爱狂热中的男女的谵语，但它祈愿式的语句再清楚不过地传达了当事人在那一瞬间的心愿，渴望刹那间的爱成为永恒。而范柳原上述的表白接连用了两个“也许”，这种犹疑不定的假设语气足以使一切狂热、无条件的爱欲趋于瓦解，趋于消亡。最终使范柳原和白流苏结成夫妇的只是香港战事导致的机缘，一种现实生活中事先没有预料到、但又合情合理的现实选择：“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也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29]在此，无条件的“倾城之恋”被彻底改写，那炫目的光晕消散了，余下的只是俗人在特定状况下的无奈选择，谈不上任何诗意。
为了刻意强调人们无法规避的世俗根性，张爱玲似乎营造了一个封闭性的艺术世界，其间很少有异类，也没有反抗者出现。学者余斌在分析张爱玲小说世界时，将它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作品相比照，对它所具有封闭的特性作了如下颇有见地的论述：“小说中没有一个像《家》中的觉慧、《雷雨》中的周冲那样代表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内视点，甚至也没有像觉新、曾文清（《北京人》）那样虽无力挣脱旧文化影响，却能够反省旧的生活方式的人物，《传奇》的世界更显示出它无望和封闭的性质。”[30]《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算是一个另类人物，她对三叔季泽怀有强烈的情欲。当她怀疑他觊觎财产时，便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扇子朝他头上掷去。对财富近乎贪婪的爱、对生存前景的恐惧淹没了那曾经沸腾喧嚣的情欲，那情欲使七巧多年来经受了莫大的煎熬，“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绷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31]
张爱玲不仅在其所构筑的艺术世界里精细地描摹了人们难以根除的俗人本性，展示了这种俗人习性如何使人们本真的情欲扭曲变形，只能以迂回的方式得以满足，而且在其散文作品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直截了当的论述。但张爱玲并不是以哲学家抽象的概念和推理来阐明这一切的，在她的散文集《流言》中，人们所见到的首先“是一个对人生的一切表示了强烈的好奇，强烈的爱好而又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的张爱玲”[32]。她谈论的问题几乎完全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尤其是女人的日常生活。她全身心地沉醉于日常生活的情趣之中，从被文人雅士所鄙弃的上菜场、逛街购物、打扮等琐事中捕捉到生命实实在在的欢乐[33]。她从来不刻意标榜清高，就连她的名字“爱玲”也是一个极俗的字眼；她并不为此感到丝毫别扭，相反却充满了一种自豪：“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34]
但这儿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张爱玲是不是展现了日常的生活经验，而在于她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谈论、描述这一切的，她是否带着“问题”意识来看待这一切，并进而洞悉其背后深层的动因。恰好在这里，人们发现，张爱玲实际上是采取了与日常生活认同的姿态，通过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规避，默认了现实世界的既定秩序和法则——这不能不被视为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精神倾向。
日常生活就其表象而言繁富多彩，但它并不是纯然的表象，它不可避免地包蕴了某种支撑其运作的体制、结构。张爱玲几乎从来没有从正面谈论过政治问题，但从她对日常生活的迷恋与陶醉实际上（不管她是否清醒地意识到）隐含着这样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与倾向，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所描述过的那样：它“倾向于把在偶然的具体形式下出现的整体环境接受下来，好像这就是世界的适当秩序，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毫无问题的”[35]。
由于取消了批判性的问题意识，张爱玲在谈论人的俗世生活时，回避了社会、政治等敏感而尖锐的问题，转而从普泛性的人性与人的生存状态入手。在那篇回应傅雷批评文章而写的《自己的文章》中，她将“人生飞扬的一面”和“人生安稳的一面”作了鲜明的比照：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带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36]
显而易见，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人生有许多动荡、不同寻常的时刻，有多少逸出日常生活轨道的时刻，但她着意强调的还是人生安稳的一面。在她眼里，当时出现的许多作品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它们一味弘扬“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了作为前者底子的“人生安稳的一面”：“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37]而作为“这底子”的正是人恒常的世俗性。
此外，张爱玲不仅凸现世俗性的优先地位，而且还赋予了它一种神性的光晕，一种大地母亲的造物主的地位：“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将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基上。”[38]实际上，这已不仅仅是对世俗人性的感慨，而且已经衍化成了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点的人生哲学观念。
从这一对人性与世界的蓝图出发，可以顺理成章地引申出一种政治上的无为主义态度：既然人性是恒定的，任何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变革实际上都是不必要的；至多它增添了一点自欺欺人的亢奋。在这一观照世界的方式中，依照曼海姆的看法，“现实，即‘此时此地’，不再是被体验为‘邪恶’的现实，而是被体验为最高价值和含义的体现”[39]。既然现实中蕴含着最高的价值，那变革还有什么必要和意义呢？
张爱玲的这种倾向，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加以分析，从最直接的层面说，这是一种传统主义的行为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为人类所固有，“其最初的形式与神秘意识有关，‘原始’人固守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这与对带来变化的神秘的邪恶的恐惧密切相关”。[40]相形之下，保守主义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反应，而是“具有意义取向的行为，它总是以包含着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总是变化不居的不同客观内容的意义复合体为取向”，是“一种与孤立个体的‘主观性’相对立的客观的精神结构复合体”[41]。
在考察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哲学中的保守主义特性时，先要对她在《中国的日夜》和《烬余录》这两篇散文中所描绘的生动而具体的都市日常生活经验作一番考察[42]。在《中国的日夜》里，张爱玲描摹的是她去菜场买菜途中的所见所闻：穿着肮脏棉袍的孩童，卖橘子的小贩，街头化缘的道士，出入菜场的女仆，肉店老板娘和学徒，店面袅袅传来的收音机中播放的戏曲唱段，红墙内的小学……这一切织缀成了一幅都市生活的风俗画卷。那么平和的日子，平常的生活，竟然使张爱玲感到了莫名的欣喜：
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步都是年青有气力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43]
对于沉醉在这活生生细腻感受之中的张爱玲，说出下面这番话一点都不让人奇怪：“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44]这儿所谓的“清坚决绝的宇宙观”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人们所倡导的理想主义和超越于尘世生活之上的神圣价值。它是一种宏大的叙事话语，竭力将零散的日常生活捏合为一个整体，为人们提供未来的目标，赋予一种意义。尽管它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从总体构架来看，它具有超验的性质，无法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推导而出。而张爱玲观察世界的方式正好与此截然相反，她认为：“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45]即便在战争这样的非常状态下，张爱玲依然沉浸于那亘古长驻的世俗性之中。她并不关心战争的是非曲直，并不关心时局的演变，在详尽记录香港战事体验的《烬余录》中充斥的依然是与《中国的日夜》中相类似的日常生活琐事。战争只是作为一个总体的背景而存在，映入张爱玲眼帘的还是那些俗人真切的小悲小欢，当然其中有和平时期所没有的鲜血，恐惧，但这些俗人对战事的态度，“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46]。没有人是英雄，而被误杀的佛朗士教授也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枪下的冤鬼。
突如其来的战争打乱了日常生活的恒定节奏，但它并不能取消日常生活本身；相反，紊乱的生活景象却更为浓缩、集中地体现出日常生活底部无从改变的根性。下面是一次空袭后的情景，张爱玲将它描绘得极为生动：
门洞子里挤满了人，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47]
“原始的荒凉”一语道尽了世俗生活的真谛。这里张爱玲采取了一种将历史事件自然化的态度，社会历史中由特殊境遇引发的灾祸在这幅画面中被抽空了其丰富复杂的社会、政治内涵，留下的是它超社会、超历史的自然化的形式。在这一观照世界的方式中，人间的灾难的缘由不是语焉不详，便是被一笔带过，它们被纳入了那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的生活之流，它在每一个个体面前显得那么恣肆狂放，诡谲莫测，个体从中得不到任何慰藉，孤独与死亡是他们人生途中最终的路标。张爱玲强调看重“人生安稳的一面”，她的日常生活哲学拒斥亢奋的理想主义、革命和超验的神圣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世俗生活持倾心赞美的态度。在她的笔下，世俗世界是人生活的全部，是人无法逃避的舞台，无法超越的畛域，而她所描绘的那些普通人，“没有脱俗的理想，没有过人的理性，没有超人的毅力，没有超凡的美德，他们只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按照自己的常识处世行事，好与坏都被性格的平庸限制着，干不出惊人的事件，只配领略平淡无奇的生活”[48]。对这些人，张爱玲认定他们一辈子深陷在世俗的泥沼中，在连续不断的扰攘中度过一生，不可能期盼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也不可能期望他们在道德上飞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污浊，混乱是其根本的特性，这一点张爱玲认识得再清楚不过，“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49]。
尽管张爱玲一再声称她与俗世的人们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她毕竟比他笔下的人物高出一截，因而她常常采用的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揶揄和慈悲同在的双重观点”[50]，这使她的作品酿造出了一种浮世的悲哀的情调。然而，张爱玲并不喜欢俗人，更无意于用理想主义和神圣价值去感化他们，改变他们。她对那些俗人更多的是持一种敬而远之的姿态，她本人待人接物的方式也颇能说明这一点：
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见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需有接触，也是斤斤较量，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51]
综上所述，张爱玲对都市生活体验的描绘及其特有的感受方式与曼海姆所论述的保守主义的某些特征不谋而合：“它对质的东西的检验，它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经验方式，它在本然而不是在应然的基础上对事物的经验，它与对历史发展的直线性经验相对的对想象空间关系的经验……它对‘有机’联合体高于‘阶级’的偏爱，以及其他。”[52]尽管张爱玲对政治、社会问题一直避而不谈，也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主观上也未必有心想站在某一特定的思想倾向或主义那儿，但她的作品所流露出的感受方式产生的客观效果不能不说是保守主义的。
张爱玲完全沉浸于这个经验的世界中，而这个由日常生活经验所构成的世界并不是开放的，它具有一种强烈的封闭性，对一切超验的、神圣的东西拒之不纳，这在张爱玲谈自己创作的文章也说得非常明确，“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53]在这里，革命和战争一样，无由无头，成了一种从天而降的灾祸，人们只能被迫承受它，在里面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主体性创造因素。就这样，在张爱玲的经验世界中，革命也被自然化了，陌生，狰狞，隐隐地威胁着日常生活。
正是这一保守主义的倾向，使张爱玲的作品的许多作品像她所谈论的中国宗教一样，只关心眼皮底下的俗世，对超验的因素阖上了大门：“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所说：‘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蹋。’”[54]
浮世的悲哀的旋律再一次响起。
三、“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异乎寻常的震惊体验
的确，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从头到脚都浸渍在世俗生活的氤氲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超凡入圣的意志、卓越的才干和令人钦佩的品德；他们充其量只是一群在人生的旅途中驮着沉重的负荷疲惫地跋涉前行的普通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历程会一成不变，会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会没有几回突发性的异想天开。而正是他们那些逸出了日常生活轨道的举止言语，他们的心血来潮，使我们在震惊之余有机会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体悟到他们人性最深处的奥秘。
《封锁》便是向人们提供了这一震惊体验的典范性文本。那是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场景：一辆行驶中的电车因遇空袭而停在路中，陷于前不着店后不着地的尴尬境地。于是，电车这一日常的交通工具成了孤悬一方的封闭空间，被无边无际、罕有的寂静包围着，“街上渐渐地也安静下来，并不是绝对的寂静，但是人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窸窣。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55]正是在这一特殊环境里，人们的行为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异。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一个白日梦此起彼伏的时刻。真正令人诧异的是，张爱玲所塑造的那些平日里精于算计的人物竟会在封锁的短暂时段里，演绎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感剧。吕宗桢和吴翠远两人，一个是银行的会计师，一个是大学的英语教师，他们在才智上都远高于常人，但就其性格、意志而言，他们依旧是张爱玲笔下那些不脱世俗根性的普通人。两人在电车厢里萍水相逢，但一见如故。先是一番半真半假的调情，两人的话题一下突进到隐秘的个人领域，最后竟不知不觉地谈论起婚嫁大事来。他们俩并不是天生的情种，不是勇敢无畏的人，但就在那一刻，仿佛是高浓度的酒神麻醉了高度戒备着的理智的神经，而平日里被压抑、蜷缩在暗角里的欲望一下苏醒，变得异乎寻常地兴奋。他们俩好像一下置身于世外桃源，禁忌松弛了，不可能变为可能，奇迹活生生地挺立在眼前，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他们好像一下飞翔起来，目光变得澄澈无比，一下看清了自己往昔生活的乏味、卑微。
但那仅仅只是稍纵即逝的白日梦，吕宗桢顷刻从亢奋的高处坠落下来，一下回复如初，就像这篇小说结尾处吕宗桢瞧见的那只乌壳虫。如果说乌壳虫在地上乐此不疲地爬行是它生活的常态，那吕宗桢开灯的那一刻对它而言不啻是一种非常状态，带来了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惊体验。对习惯于幽暗空间的乌壳虫来说，电灯的光亮自然会带来难言的刺激，但这毕竟不是它能长时间忍受的，于是它趁着灯灭的间歇又匆匆爬回它的窠中去了。吕宗桢的日常生活与封锁期间电车中的奇遇恰好与乌壳虫上述的生存状态形成了奇特的对应。封锁开放的铃声惊破了吕、吴两人的白日梦，吕宗桢回到了车上原来的座位，在吴翠远的眼里，这意味着“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56]。
此刻已是梦醒时分，残酷，无情无义，却又真实无比。那白日梦中经历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一切都已随风飘去，你还要期待什么更好的结局？让吕宗桢硬充当一回英雄，将妻子儿女弃置不顾，与吴翠远重结新好？或是吕宗桢在传统与现代的婚姻礼法间打擦边球，将吴翠远当小妾娶进家门？或是他们索性就不要什么夫妻的名分，尽情地享受男女情爱的快乐？吕宗桢的胆小犹疑使吴翠远在心中着实可怜他，“呵，这个人，这么笨！这么笨！她只要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谁也不稀罕的一部分。他白糟蹋了他自己的幸福。那么愚蠢的浪费！”[57]也许，这只是她一刹那的意愿，吴翠远并没有这么果敢的决心，超俗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那只是她的一种自我欺骗，一种精巧的掩饰自我欲望的外衣。
但封锁期间的奇遇毕竟成了飘浮在大面积延展的灰色的日常生活上的艳丽的花朵，这种都市人的奇特经验，在法国19世纪诗人夏尔·波德莱尔的一首十四行诗《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大街在我的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嚷。
走过一位穿重孝、显出严峻的哀愁、
瘦长苗条的妇女，用一只美丽的手
摇摇地撩起她那饰着花边的裙裳；
轻捷而高贵，露出宛如雕像的小腿。
从她那像孕育着风暴的铅色天空
一样的眼中，我像狂妄者浑身颤动，
畅饮销魂的欢乐和那迷人的优美。
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
突然使我如获重生的、消逝的丽人，
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
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
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
尽管你已经知道我对你钟情！[58]
这一震惊性体验集中体现在全诗的第三节中，那陌生的女人使诗人恍如面对一个“重生的、消逝的丽人”。和张爱玲笔下那电车厢一样，波德莱尔所刻意抒写的与那女人相遇的一刻也是一个从日常生活之流中截取出来的封闭的瞬间，这异乎寻常的时刻使日常生活中冬眠的意念奔涌而出。它是一道炫目的强光，使人恍如重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但这种启示性的体验又如此短暂，只留存于两人目光相触的一刹那。本雅明在评述这首诗时曾说：“不如说它是一种震惊，在承受这种震惊的时候，一种急切的欲望便突然间征服了一个孤独的人。”[59]
张爱玲在《封锁》中描述的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相似的震惊体验。它是在上海所打的那个盹里发生的，那个盹孵化出了“不近情理的梦”。正因为不近情理，才称得上梦；也正因为不近情理，才会给人些许震惊。尽管它稍纵即逝，但它显露出日常生活中不为人关注的暗角，一个隐伏着的裂口。张爱玲的作品从整体而言无疑描绘的是俗世中人们的生活常态，她曾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60]。这似乎是一种借口，为她在作品中摒弃那些非常态的生活，拒斥理想主义和超验价值寻找充足的理由。然而，从她这句话的语气和陈述方式来看，张爱玲并不是斩钉截铁，完全不容置疑的；相反，她留下了一定的余地，在有意无意间安置了一个缺口：那些非常态的人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们并不是悬浮在太空的虚无缥缈的幽灵，而是和常人一样有着血肉之躯。正是通过这一震惊体验，另一个幽秘的世界的大门悄然敞开。
张新颖先生在谈到张爱玲作品中不时浮现的那些怪异的意象时认为：“这一类因素的介入，在文本的层面上，破坏了上下文之间联系的紧密性，造成了叙述的停顿或中断；在文本所指涉的现实层面上，以给予读者‘震惊体验’的方式，质疑和动摇了日常生活的逻辑、规则和秩序，乃至最后造成日常生活本身的断裂。”[61]日常生活秩序的中断使另一个世界的凸现成为可能：它是人的自然欲望汹涌恣肆的世界，貌似坚固的理智的堤坝在欲望潮水日夜的冲撞下轰然坍塌，神志昏乱的人们犹如脱缰狂奔的烈马，漫无目标地蹦蹿，投向虚无的深渊。尽管鲁莽，尽管踏入万劫不复的黑洞，但却烙上了人意志的印记，在美学上富有一种悲壮的情调。这种超俗的境界正是张爱玲笔下有着清明世俗理性的人物不愿接受的，也万分畏惧的。
张爱玲自己说，在她早年所写的小说中除了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62]。但《茉莉香片》中人物的活动天地也远远超出了常人的畛域，激发起某种震惊体验。《茉莉香片》中阴郁、病态的生活氛围直接孕育出了聂传庆这个怪物。他一无所长，意志薄弱，憎恶自己的家，自己周围的一切，但又无力从中挣脱，无法寻找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如果张爱玲让他郁郁不欢，抱恨而终，那便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结局，根本不会给人带来多大震动。然而，聂传庆的形象远没有这样简单。行动上的怯懦、瘫痪无能使他内心充满了强烈的焦躁与不安。他希望在言子夜教授的身上寻觅到理想中的父亲形象，这一尝试的失败导致了他精神上的崩溃。(https://www.daowen.com)
对于聂传庆来说，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寻找父亲。他自己有生身父亲，但自己有些耳聋这一事实无情地提醒着父亲的残忍、凶暴。他于是在言教授身上寻求完美的父亲形象的替代品。父亲形象成了他人生意义的源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言教授的倾慕滑到了变态的境地。由于听说多年以前言教授一家曾和他母亲议过亲，那夭折了的亲事在二十多年后竟激发起了聂传庆巨大的想象力。他幻想如果母亲当初和言教授结了婚，他的生活一定比现在要好得多：“如果他是子夜与碧落的孩子，他比起现在的丹朱，一定较为深沉，有思想。同时，一个有爱情的家庭里的孩子，不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仍旧是富于自信心与同情——积极，进取，勇敢。”[63]
但这一白日梦由于言教授女儿丹珠的存在而遭受重挫。丹珠的出现不停地提醒着他自己的无能与失败，这种自卑转化为病态的仇恨与敌意。刘小枫先生依据德国社会学家舍勒对怨恨心态的分析，认为从现象学生存论上说，怨恨意味着“比较者在生存性价值比较时自惭形秽，又无能力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去获取被比较者的价值，被比较者的存在对他形成一种生存性压抑。”在聂传庆眼里，丹珠就是这样一个“被比较者”[64]。在课堂上遭到言教授叱责后，他理想的父亲形象化为泡影。他对丹珠的怨恨一点点上扬。他恨她，但无力报复，便想通过爱来达到日后虐待她的目的。当这一意图受挫时，他的敌意达到了沸点，于是就有了对她施暴那惊怖的一幕。在那一瞬间，聂传庆仿佛超越了常人的世界，暴力使他获得了非凡的力量，将他抬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和《封锁》中一样，这一狂放的白日梦为时难以持久。小说最后一句“他跑不了”再清楚不过地点明了这一点[65]。不但聂传庆跑不了，谁都跑不了，吕宗桢和吴翠远也跑不了，他们都将从那个短暂的盹中醒过来，走回世俗。经过一个飞扬再回复的过程，张爱玲描绘的人的无法摆脱的世俗根性得到了强化，加固。一切骚乱与不宁所掀起的波澜最后都归于宁静，被世俗的日常生活恒久的河流吞噬，一切如初。真实，又令人哀伤。
（原载《复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
【注释】
[1]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2]同上书，第144页。
[3]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张爱玲散文全编》，第186页。
[4]同上。
[5]张爱玲的《秧歌》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赤地之恋》后半部分以上海为背景，但它带有很浓郁的政治气息。有关对这两部作品的评价，见郜元宝、袁凌：《张爱玲的被腰斩与鲁迅传统之失落》，《书屋》1999年第3期；余斌：《张爱玲传》下编“赤地之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319页。
[6]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散文全编》，第28页。
[7]陈思和：《关于张爱玲现象》，《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8]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
[9]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10]同上书，第149页。
[11]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12]同上书，第125页。
[13]参看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第五章第二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
[14]《留情》，《张爱玲文集》第一卷，第194页。
[15]同上书，第205页。
[16]同上书，第206、211页。
[17]《留情》，《张爱玲文集》第一卷，第211页。
[18]同上书，第212页。
[19]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张竞生文集》（上卷），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转引自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第246—247页。
[20]张爱玲：《天才梦》，《张爱玲散文全编》，第3页。
[21]张爱玲：《烬余录》，第60—61页。
[22]同上书，第59页。
[23]张爱玲：《必也正名乎》，《张爱玲散文全编》，第46页。
[24]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张爱玲散文全编》，第6页。
[25]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同上书，第8页。
[26]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82页。
[27]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65页。
[28]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29]张爱玲：《倾城之恋》，第82页。
[30]余斌：《张爱玲传》，第122页。
[31]张爱玲：《金锁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105页。
[32]余斌：《张爱玲传》，第180页。
[33]见余斌《张爱玲传》对其散文集《流言》的论述，第171—197页。
[34]张爱玲：《必也正名乎》，《张爱玲散文全编》，第46—47页。
[35]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四章第三节《乌托邦思想结构的变化：在现代各阶段》中有关论述，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35页。
[36]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全编》，第112页。
[37]同上书，第113页。
[38]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散文全编》，第69页。
[39]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238页。
[40]见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第二部分《保守主义：概念和本质》对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两者是联系与区别的论述，李朝晖、牟建君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41]同上书，第58、60页。
[42]这是一篇散文，但张爱玲将它收入了1946年11月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小说集《传奇》的增订本。
[43]张爱玲：《中国的日夜》，《张爱玲散文全编》，第299页。
[44]张爱玲：《烬余录》，第48—49页。
[45]同上书，第48页。
[46]张爱玲：《烬余录》，第50页。
[47]同上书，第51页。
[48]余斌：《张爱玲传》，第131页。
[49]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14页。
[50]参阅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第262页。
[51]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散文全编》，第259页。
[52]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第98—99页。
[53]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全编》，第115页。
[54]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同上书，第163页。
[55]张爱玲：《封锁》，《张爱玲文集》第一卷，第97页。
[56]张爱玲：《封锁》，《张爱玲文集》第一卷，第107页。
[57]同上书，第106页。
[58]波德莱尔：《恶之花》，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页。
[59]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4页。
[60]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全编》，第114页。
[61]见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第六章“日常生活的‘不对’和‘乱世’文明的毁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6页。
[62]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全编》，第114页。
[63]张爱玲：《茉莉香片》，《张爱玲文集》第一卷，第57页。
[64]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3—364页。
[65]张爱玲：《茉莉香片》，《张爱玲文集》第一卷，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