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重视来自印度的经验
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交流频繁。单从称呼就可以看出端倪：印度得名于印度河，河名出自梵文“信度”，意为“月亮河”。中国对印度的称呼几经改变——西汉译为“羌独”，东汉称它为“天竺”，唐代玄奘则仔细探讨了天竺的名称，放弃了天竺、身毒、贤豆这些名称，根据当地发音，称作印度，这一称谓沿用至今。
然而，对于印度的经验，我们却处于一种沉默状态。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急剧社会变革，已经使一些中国人不能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各个独立的个体。胡舒立在进行“龙象比较”时说：目前，每提及印度，国人心理上仍暗存优越感；虽也有少数识者大谈中印比较，疾言印度优势，却很少引起广泛、真切的共鸣。实际上，这不仅是“目前”才存在的现象，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并将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存在下去。同时，很多中国人也许愿意相信这样的谶言：印度很容易成为另外一个巴西——自20世纪60年代就一直传出巴西将成为下一个大国的说法，每隔几年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但它从来没有实现。
然而与此同时，自19世纪以来，从黑格尔到福山，都把非西方世界描绘成技术落后、精神萎靡、社会停滞的部落。一百多年来，这种态度鲜有改变，西方总是依据自身的历史经验与价值观，以现代性之尺码“测量”非西方世界。
具体到中国，虽然西方已经不把中国视为“不文明”国家或是“反抗西方”的国家，但仍把中国视为“他者”的一员，以有别于西方的“我者”。在实践中，中国也被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和行为规则边缘化，西方习惯于从“中央王国”和“百年国耻”心理来分析中国崛起的行为，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基于此，中国始终不为西方社会所接受：所谓的世界经济“老二”的标签，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来是“另类国家中的老大”。反映在媒体上这种心态则表现为，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和解释太过主观想象和政治化，西方媒体倾向于摆出世界主义的框架来批评中国的民族主义。
依此而言，中国其实面临着后脚已经抬起、前脚却无处落足的悬空状态。这无疑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所导致的。现实中的国家品行与社会属性，既受区域气候、山岭起伏和陆地结构等硬性基础的影响，更受文化传统、周边环境、历史包袱等软性因素的牵引。可以说，它既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选择。对此，历经国祚迁变、九鼎移易的中国，更应有一种成熟的心态。
其一，国家间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众生平等，一时一事的得失不应该影响彼此对望的眼神。
自2012年5月5日晚上开始，一条微博蔓延了整个网络。网友在微博中写道：“麦当劳门口，一个外国人买了两包薯条，分给乞讨的老奶奶一包，两人席地而坐，开心地吃着、聊着，好温暖。”并附有照片。这个外国人的中文名字叫“陆杰森”，是一位美国在华留学生。他在接受采访时很“诧异、害羞”。因为，这在他看来是很平常的事。
出现此新版的“友邦惊诧”论，只能说明中国人在骨子里把处于社会不同地位的人群以优劣化分，并形成了向强者献媚、对弱者鄙视的习惯。这些无处不在的错位认识，还包括那些违背常规和罔顾法律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如何看待中国。跟耗资数亿、由国家新闻单位制作并在全世界播出的节目相比，这些行为对中国的软实力有着更大的影响。
其二，印度的模式与体制，也许更能够可持续发展，我们本应抱着学习的态度看待印度对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了解印度，可以自明。
印度脱胎于英属南亚次大陆殖民地，没有经过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便直接继承了英国殖民地政治遗产，迎来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主制度。战后几十年来，尽管文盲众多，但印度历经艰辛，已经成功地建立并维持、发展了民主政治框架，较早支付了制度创建代价。相形之下，作为印度“双胞胎”式的国家，巴基斯坦自1947年独立之初的多党制，到1970年首次大选造成次年东巴基斯坦独立，再到阿里·布托时期的一党独大，以及后来谢里夫和贝·布托的两党轮替，这些所谓的民主进程都没能交出令巴基斯坦人民满意的答卷：军人执政尚能使本国经济增长率高于5%；而民选政府在巴基斯坦则命运多舛，时不时出现政局不稳、经济混乱、社会动荡的局面。
而中国目前正在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尚未达到印度制度的成熟度。在保持政治制度稳定的基础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经济已经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自由市场体制渐次勃兴，私营经济一日千里——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经超过GDP的60%，其整体成长与中国相较，各擅胜场。(https://www.daowen.com)
中印两国有太多的不同，两国在改革领域、领导人风格、民族政策、户口制度、改革的社会影响等层面有着千差万别的姿态。然而，现在来看，尽管印度的开放比中国晚十几年，但融入全球化的速度极快。到了班加罗尔和孟买等城市，不管是城市景观、生活方式还是思维方式，感觉就像是欧美的城市。印度已经在崛起的途中，中国不可盲目自大。
其三，印度人追求个人完善的情怀，更适应人类未来发展的需要，值得关注，甚至是学习。
印度的民族传统中充满了神秘的宗教哲学，这个民族对于个人在身心方面的自我修炼有着非常执着的追求，印度文化在结交朋友和赢得仰慕者方面有独特的能力。被丘吉尔称为“半裸的托钵僧”的甘地，完全是传统的印度教中的圣贤，他永远在要求自己、身边的人、听他话的人民，首先进行自我完善。而非暴力原则要求人们消除仇恨，用爱的力量来承受暴力的打击。实际上，正如甘地所认为的那样，非暴力是强者而非弱者的武器，因为非暴力是原则而非策略：不采用暴力不是出于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暴力违背了他所信奉的价值准则。
这样的信念与情怀，对于因人类贪欲与斗争不断走向毁灭边缘的地球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汲取传统、元典文化的养料，解构与批判式接受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就能够有针对性地对现代性给当代社会带来的各种消极因素进行排废、排污和排毒处理，从而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一条行得通的路径。
因此，尽管印度能否开发潜能、实现实质性飞跃这一前景并不明朗，但对于这样一个有可能翻盘，甚至引领世界前进的国家，无视或蔑视都是短视且要命的。同时，就中印关系而言，如果只从竞争角度进行研判，就会把全球性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事实并非如此。为了21世纪的和谐邻里关系，像重视欧美那样，中国急需壮大自己的印度学研究，对两国间的战略互疑作出解析和应对，从而使双方相知共舞。毕竟，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2013年10月底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对此是很好的注解：中印达到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也并非难事。
自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印度传媒得到了奇迹般的增长，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深入。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必须把国家利益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相融合，同时保持国家身份与主权。国家媒体为普通民众描绘了一张世界地图，解释全球化与他们生活的关系。因此，审视国际纷争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国家媒体的棱镜，观察国家是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
中国崛起受到敌视与印度崛起的“民心所向”这种强烈对比，使这种观察有了现实迫切性。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中国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非我所愿的恶化。相较之下，印度的国际环境相当优渥，印度走向世界的决心与行动得到了西方的正面回应。西方政治力量和社会舆论把印度当成了自家人，奉其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后来居上的软实力超级大国”。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印度在外交和经济等方面收获了许多实际利益，印度这个在硬实力上差强人意的国家，凭借软实力的保驾护航，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大于自己实力的影响。可以预计，如果它要在现有秩序中崛起，遭遇的阻力将是微乎其微的。
新闻媒介拥有大量受众，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日趋重要。有人称新闻媒介为“国王制造者”，在监督政府、影响舆论、制造政治形象和确定政府决策议程方面有巨大影响。研究印度大众传媒的最新动态，也就抓住了印度国家发展的风向标。
当然，从整体框架而言，本书并不力图提供印度大众传媒的全景式历史观察，那样容易沦为中药铺子，从而显得过时且没有风趣——尽管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思·福山的研究范式已经从构建理论模型和预言未来转向一种历史的路径，即追根溯源，经由发掘各种政治秩序和思想在全球范围的最初起源和历史演进，寻求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探究印度传媒融入全球化以来的变革和趋势，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是本书的目标所在。由于信息的碎片化和过程的瞬息万变，对快速变化世界的监控和分析，很难有效整合所有方面的情况，因此本书探讨的过程与结论可能只是部分真实。同时，由于资金和形势所限，作者无法进行“在现场”式的观察与分析，因此，某些材料和观点的发挥必然受限，但这种缺陷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完善起来，因为，作为一个有志于长期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些缺点，给未来的研究提供了精神空间与活动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