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先天不足
至2013年，印度改革已有22年，但是始终先天不足，经济发展中存在重大障碍，同时为消除这些障碍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存在根本缺陷。1991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因为解决问题导向所限，断尾求生式的政策的注意力中心几乎完全落在开放印度经济和拓宽市场上，没能够洗心革面，同过去决裂。
在2008年的各国经商容易度列表中，印度位列第120名，落后于中国内地（第83名）、巴基斯坦（第86名）和尼日利亚（第108名）。2012年上半年，印度经济增长5．3%，是9年来的最低值。外资热钱撤出后，标普公司将印度前景调为负向，两年内可能调为垃圾债等级，主要因为印度的结构有双赤字危机，财政赤字为金砖国中最重的且外贸是逆差。印度石油80%依赖进口且有能源补贴政策和冻涨政策，2000年后油价涨幅最高达188%而同期印度国内油价只上涨33%，就是由补贴政策造成的。
2012年后国际经济不佳，40%的外资撤出。没有外销产业又内需贫弱的印度，卢比贬值，进口石油变贵，能源补贴政策的赤字随之扩大，官方被迫调涨油价10%，却造成政治动荡和五月大罢工，在选举制的环境下只好取消涨价，形成双赤字困境。继续能源补贴的巨大赤字让政府没有余钱做投资和建设，暂停补贴的高油价和通胀又会拖垮以内需为主的印度经济。
（一）争议不断
无疑，印度改革长期过分管制的经济是非常有价值的。然而，由于市场错误判断某种商品短缺的严重程度而造成痛苦，甚至是混乱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在1974年孟加拉的饥荒中，当时商人的误导性投机造成粮食价格飙升，随后又急剧下降到上升前的价格。
因此可以说，无条件地“赞同市场”并不比“赞同国家”少出问题——1992年索马里饥荒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市场机制崩溃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政府管理衰竭的结果。缺乏对社会政策，包括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任何动议都是个大缺陷，它对提高生活水平甚至对顺利进行市场改革的前景本身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2]
毕竟，人类基本能力的扩大，例如活得更长、直接通过阅读与写作来提升自己、免于疾病、无性别之分地在外工作、参与政治合作和竞争等，不但影响了印度人能享有的基本生活条件，而且影响到他们在经济扩展中应该共享的现实机会。
更有甚者，大多数的改革只能“悄悄进行”。改革的推动者曼莫汉·辛格曾多次表示，推行改革的秘诀是：只做不说，避免让公众了解，更避免到国会上去讨论。
2012年底时，据时任印度国大党议员的马尼·尚卡尔·艾亚尔讲，改革在印度是个敏感话题，因为经常有不同的声音。达成共识最大的障碍是民主——印度有很多语言、文化、宗教以及等级制度，甚至不能得出一个对国家利益的共识——印度的政治治理过程是建立共识的过程。[3]甚至，不同的利益集团很难就政府管理中的“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的政策倾向达成共识。从政治哲学角度来讲，“消极自由”被看成不禁止做某事；“积极自由”是真正帮助个人完成他想做的事。就政府责任而言，消极职责包括防止恶性走向——如宣布垄断行为是非法的。而积极责任关心的是建设性地支持公民自助努力，如公共教育、重新分配土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等行为。印度中央政府和新政策支持者们推崇自由化和取消管制，而从政府消极责任中受益的人则反对此类改革。目前，印度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充斥着这种争论。
尤其偏离主题的是，政府政策的局限不仅与政府决策有关，而且与公众参与社会公开讨论的状况有关，尤其是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批评可能性。很多精力和争吵都花在攻击或维护自由化和取消管制上，公共政策中对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极度忽视在这类争论中令人诧异地未引起注意。事实上，有时政治辩论中某些常规的争议话题似乎更优先于那些与全体印度民众的福利和自由直接相关的话题。对诸如跨国公司的税收减免、印度人是否应该喝可口可乐、是否允许私营部门从事市内公交服务等琐碎问题的辩论“挤占”了用来讨论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与人民的福利和自由紧密相关的其他问题的时间。
的确，在实行多党制民主的国家里，可以通过程序性反对来影响政府的议程，但有必要把审查公众批评的优先次序和政府自身相对关注的重点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除去民主制度的弱点，印度国内发展的多样性也使印度的政策在国内争议不断。如前所述，印度的特征之一是不同邦和地区间的经验和成就极为不同，差异引人注目。因此，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注意到国内不同地区面临的不同挑战，否则，将面临无休止的争议。
（二）动力不足
在印度，改革的共识始终微弱，缺乏动力。据印度经济学者P．D．考史克博士介绍，印度政府没有长期的改革计划。无论哪个党上台，他们很可能既不推进改革，也不反对此前的改革政策。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之所以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因为印度当时正处于通胀等经济危机中。此后，时来运转，印度没有遇到危机，难以进行此前那样规模的改革。2012年，尤其是下半年，在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再现的背景下，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开放外国直接投资零售业、调整能源价格等。但是，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还需要力度更大、层面更多的改革。(https://www.daowen.com)
而且，2012年底，据时任印度国大党议员的马尼·尚卡尔·艾亚尔讲，尽管公共部门把50%到75%的钱都花在扶贫上，但效率不高。至少在过去20年中，GDP增长率高达8%，但贫困的缓解指数才0．8%，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这会影响印度的民主，还会为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当然，改革仍不全面。
在金融领域，银行业仍有严格限制。尽管国有银行效率不高，但依然规定国有银行必须占银行总数的51%以上。同时，一些领域的立法也过于严苛。比如，在制造业有一条法律是，雇工超过百人的企业，裁员或停产前必须获得政府许可。这打击了雇主的积极性，限制了雇主扩大生产的欲望。在制造业，另外一条法律规定即使产品没有卖出去，雇主依然要继续支付工资。无疑，这些法律的精神是保护劳动者，但实际上给就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同时，就改革意志而言，政客们不愿做不得人心的决策——但改革总是让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在2012年，印度经济增长从9%降至5．5%，之所以全球经济一放缓印度就受影响，是因为它在能源定价、劳动法、基础建设、金融等方面没有进行持续的改革。
更有甚者，印度实行多党制。每当政府准备实行一些改革措施，反对党就会说这些措施不好，给穷人带来负面影响等，让改革变得艰难。
（三）缺乏基础
成功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证实，除了开放市场外，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做：如推广教育、合理的医疗保健、广泛的土地改革、政府坚决带头促进经济增长等——简单地把东亚的成功事迹看成自由化和开放市场的结果是相当幼稚可笑的。
然而，在基础领域，印度做得不够。于是，20多年过去了，印度改革的节奏总是时进时停。若无根本改革措施，印度可能会变得像巴西那样存在大量社会不平等、经济分裂式增长，而不是像经济增长更公平的国家，比如韩国一样。
以班加罗尔为例，该市虽然成了许多高等科技公司的基地，但基础设施建设尚未跟上，交通拥挤，经常停电，许多公司要求市政尽快改进设施建设，修建地铁等以缓解交通拥挤现状。
当然，即使印度占领全球计算机软件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也跟那些贫穷的、未受教育的大众没有多大关系。无疑，设计计算机程序比制造简单的刀具和闹钟更有魅力，附加值也高，然而后者为中国的穷人提供收入来源，前者却无法直接为印度人民提供工资支持。
同时，尽管某些特定的高技术产业发达繁荣，但印度的整体经济和工业部门的增长率仍相当低。
（四）管理落后
更易引起争议的是印度政府的管理能力。印度近期的经济增速放缓表明，它可能已经达到了在黑暗中增长的极限。曾经，印度是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它成功渡过了金融危机，增长迅速，就业岗位增加，数百万人脱贫。在印度，创新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开始登上全球舞台。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1991年开始的自由市场改革。从那以后，政府持续缓步推行改革，使印度成为全球增长第二快的经济体。
印度经济欲调整发展，高盛公司曾经概述了10件它必须要做的事：1．改善政府治理；2．提高教育成果；3．提高大学的质量和数量；4．控制通货膨胀；5．发展可靠的财政政策；6．金融市场自由化；7．增加与邻近国家的贸易；8．提高农业生产力；9．改善基础设施；10．改善环境质量。
不过，也有论者指出，高盛为私人金融机构，该公司为印度抹金，是为配合金砖四国的投资炒作提供材料。这10件事，即使做了，效果也很难判断。例如，金融自由化并不是繁荣的必备要素，反而造成金融海啸，而大学和教育提高并不能解释诸多欧美大学年轻人低就和失业的现象，同样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却因不同科系、家世而有相差甚大的就业结果。同时，印度语言、宗教、政治过于多元，使得政策无法强力推动，外资对此诟病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