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为阮瑀之子。他早年曾为大官僚蒋济、曹爽所辟举，但都不久即称病辞去。后来司马氏父子兄弟相继执政期间，他常在低微的僚佐职位。他为了爱好东平的风土，而去做了十天的东平相。又为羡慕步兵营厨中有美酒而一度做过步兵校尉，所以后世常依他做过的官职称他为阮步兵。
《晋书·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曾登上广武山观看楚汉战场，而叹息着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的《咏怀诗》第三十九首写道：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从这些可以看出，阮籍原是怀有事业宏愿的，但因看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危险，便把自己的抱负隐藏起来，而以酣饮来应付一切。司马昭向他求亲，钟会阴谋从他的谈论中找寻陷害他的借口，都被他以沉醉挡回去。他从不在口头上批评人物的是非，使司马昭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谨慎。
他虽然在口头上极力隐讳，不给仇视者以可乘之隙，但却在行为上以看来似乎消极的颓堕方式，给统治者所提倡的虚伪礼教以有力的冲击。他在母亲死时仍旧饮酒食肉，嫂嫂要归宁了他赶去送别，这些行为都是与封建礼教绝不相容的。有人讥诮他不合礼，他说：“礼岂为我辈设！”他常以白眼对待一班礼俗之士，以致为礼法之辈的何曾所仇视，主张把他“流之海外，以正风教”。由此可见他的这种行为在统治集团中所得到的反应效果。究竟阮籍果真要推翻儒家所主张的封建秩序吗？从他在其《乐论》中所说“先王之为乐也，将以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声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声，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争，而忠义成”，可知他所反对的，乃是当时统治者作为幌子的虚伪礼教，而不是真正儒家所主张的教化原则。所以尽管他自己行为上那样放荡，当他的儿子阮浑也要仿效他时，他说：“仲容（阮籍的侄儿阮咸字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后来戴逵的《放达论》说：“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确是理解阮籍等人放纵的意义的。
但是，阮籍对于当时世俗的愤嫉情绪，终未含默不言，他在《大人先生传》中，假托老庄之意，对封建制度的虚伪和罪恶，作了彻底的揭露和尽情的鞭挞：
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夭，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在这段文章里，他对于原始社会那种淳朴风格之向往，现在看来是历史所不许可的开倒车的空想。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既不满于现实，而又找不着合理的前进道路，于是思想很自然地回到传说中的上古之世。这虽然是一种空想，但却表现了作者向往淳朴社会的愿望。在这里作者所揭露的，封建统治者以彻底的虚伪性制造一套封建礼制的目的及产生的后果，是非常深刻尽致的。他们为了自私目的而制造出的一套礼法，就是祸害天下的乱源。这虽是庄子的旧谈，作者却于此作了透辟的阐发和入微的心理刻画，从而表示他对于礼法的深恶痛绝，也为我们揭示了封建礼法的阶级本质。从阮籍在这里表现出的思想精神，即可证明他的放纵行为的意义。他之崇尚老庄，正发挥了老庄思想精神的积极的一面，即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批判和反抗，不同于后来许多庸俗辈之以老庄为腐化生活的粉饰，而是“有疾而为颦”的。
阮籍的诗作，五言诗八十二首总题为《咏怀》，另外尚有四言的《咏怀诗》三首及《大人先生传》中的《采薪者歌》（杂言）、《大人先生歌》（楚辞体）各一首。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咏怀》八十二首。这八十二首诗是阮籍整个人生思想感情的总汇。它们并非一时的作品，而是作者随感的辑录。整个《咏怀》诗的思想感情，大多是对于人生的忧虑及对时世的讽刺，而这一切乃是通过各类的生活内容多方面地表达出来，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现象，使读者感到难于捉摸，正如钟嵘《诗品》所说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但如结合当时的政局和他的处境仔细探索，是可以意识到他所寓托的思想感情的。而他寓托在许多诗篇中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又往往是互相联系着的。
《咏怀》诗的第一首是整个八十二首的序曲：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在这首诗中，诗人给我们显示了他自己孤独无偶而万感交集的忧郁形象。他大量的咏怀诗篇，即他的深刻忧郁情绪的婉转曲折的吐露，如下面许多首所描写的：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https://www.daowen.com)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贯注在这些诗篇里的中心情绪，乃是对于人世祸患的忧惧。由于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使他感到人生道途之多危机而难于自处，于是对于人世荣华采取坚决的否定态度；而一班犯冒危祸以追求宠禄者，在他看来是极可悲悯的，倒不如布衣之可安然无患。这些诗篇里，即交织着他的这样复杂深切的思想情绪。但他对于现实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有时也思有所作为，可是感到孤掌难鸣，只有默然自甘憔悴，如下诗所抒写的：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何焯认为这首诗反映的是嘉平六年的政局，这年九月司马师废掉了皇帝曹芳，这是曹魏王朝极端严重的事件。诗中“绿水扬洪波”四句，以比兴的手法，形象地烘染出当时急剧紧张的政治气氛。诗人以忠于曹魏王朝的心情，面对这样严重的政治局势，深感自己无能为力，只能消极隐忍，但又终不甘心，于是“咏言著斯章”，以表白自己当时的政治态度。诗人身处当时那样的政局下，既不甘心，又无能为力，在这种矛盾心情下，常常只想高举远行以自超脱。尽管他的思想感情如此浪漫，但他仍是生活在他所畏惧的现实中，而人生祸患常是笼罩着他，使他常陷于进退维谷而无以自解的矛盾中：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在这首诗中，就是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反复零乱地交织着，深感无处自处的。这一切的思想感情，虽是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中产生的，也是从历史上许多人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它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有其普遍意义，因而具有激动读者心情的巨大力量。我们在这里必须明白，阮籍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之所以产生，即由于他抱有不甘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不然，一切问题都可不存在了。他的这种政治态度，在其某些诗篇中隐约地露出过一些，而在对势利之徒及虚伪礼教的讥刺中，则表现得鲜明强烈：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在这首诗中，诗人把封建统治者那种内一套而外一套的虚伪丑态，描绘得可谓淋漓尽致了。司马氏的贵族统治集团，正是以那样严肃正经的举止，掩饰他们腐朽透顶的荒淫生活的。这就是他的诗歌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所在。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阮籍和嵇康对司马氏的斗争，仍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它的深刻的意义，只限于对司马氏所标举的封建礼制的虚伪性的攻击，并未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制度。虽然有时看来他们似乎要否定一切现存制度，但那些只是策略性的过激之论，不能看作他们的本意。因此，他们的斗争，与人民反封建的斗争就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斗争的方式，虽也有积极地对司马氏政权的攻击和揭露，但更突出的是以放纵不羁的言论和行为，表示对司马氏政权的轻蔑及不合作。这类言论和行为，在当时虽有其一定的斗争意义，但在其后常被统治阶级作为生活上纵情腐化堕落的借口，对于政治及社会风俗有着巨大而深远的不良影响。
在阮籍的《咏怀》诗中，我们可看到与建安时代显著不同的艺术特点。这种特点首先表现在道家思想在诗中占主导地位。但他并非如东晋许多诗人所作的那样，而是以道家眼光看待一切现实生活，是抒情而非说理。其次是在于他的思想感情乃是以壮丽的辞藻，曲折隐蔽地表达出来，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非如建安时代之显露的抒发。再就是运用典故较多，这一方面是为了便于隐蔽自己的思想感情，因为把一切寄托于古代人事，比之直接抒写可以避免触犯祸患；再则因为他的思想感情也是从无数古人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也就必然要牵涉到古代许多人的生活事实。由于思想感情的表达之曲折隐蔽，使用典故之较多，所以使得他的诗较难为人所理解。他的这几个艺术特点，完全是由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所决定的。到了晋代，我们可看到阮籍诗歌的各种艺术特点，在不同时期和个别作家中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阮籍的诗，在魏晋之间诗风的转变趋势上是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的。而在唐代，从陈子昂的《感遇》到李白的《古风》诗中，我们可察觉出它们和《咏怀》诗的传承关系，尽管它们仍各自具有不同的风格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