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嵇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县（今河南省夏邑附近）人。他与魏的宗室有婚姻关系，曾为魏的中散大夫。他不仅有渊博的学问，而且有卓越的音乐天才。他的政治态度和阮籍一致，而比阮籍表现得更为显露分明。阮籍还在表面上与司马氏相周旋，而嵇康竟公开宣告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当毋丘俭在淮南起兵讨司马师时，他曾企图起义响应。他的朋友孙登曾规诫他说：“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后来他在司马昭的亲信吕巽与其弟吕安的家庭纠纷中，为吕安作正义的辩护，与吕安同被拘捕。而吕安“亦至烈，有济世才力”。于是曾受嵇康轻蔑的司马昭的另一亲信钟会，劝司马昭借此机会杀掉了他们。嵇康被杀时，曾有三千太学生请求以他为师，由此可见他当时在学术界的名望。他既有如此崇高的名望，而又显然与司马氏政权为敌，这就使得司马氏非杀害他不可了。嵇康被杀的理由，只是因为吕巽奸淫了吕安的妻子而反诬吕安以不孝的罪名，而嵇康为吕安辩护即与不孝人为党，都违反了名教。就是这种虚伪名教的罪名，仍只是个幌子，实乃是由于他们二人的桀骜不驯，会于司马氏的政权有所不利。由嵇康等的被杀，充分显示了司马氏集团的卑鄙狠毒，而另一方面也充分显示了嵇康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的高贵品质。
嵇康是极力崇尚自然以反对虚伪的礼俗的。他在许多论文中，以精练名理的精神，阐发自然的意义，驳斥世俗一些虚伪的说教。他在《释私论》中阐释公和私的区别就是真和伪的区别，如果为善而有隐情仍不能不谓之为私，有不善之情而显于外仍不能谓之为不公。只有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非不容于心，而行不违乎大道，才可称为君子。他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认为好学乃是统治者以荣利引诱的结果，人们习惯于以学为得到利禄的手段，久之好似自然的了。而所学的六经的作用，只是在人的性情中抑制其某些部分而引导出某些部分，使之便于接受统治，这乃是不合于人性之自然的。这些都是在理论根本上对统治者所标举的虚伪礼教给予的致命摧击。
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更是公开地宣告和司马氏政权的决裂。山涛荐举他做官，他认为是对他的深仇重恨。他把禄位看作腐臭的死鼠，借以表示对当时政权的对立的态度。这种态度更痛快淋漓地显示在他对自己性情的表白上。他尽致地表白了他喜爱什么和憎恶什么。他所喜爱的乃是自由放纵的生活。他在对自己自由放纵生活的描述中，极端显示了他对当时世俗的傲慢轻蔑。他对当时世俗的憎恶，更充分地表现在“七不堪”和“二不可”中。在“七不堪”中，他以放任自然的情调，对照地描绘出官场生活之龌龊而不可忍耐，这实际上是对司马氏政权的嘲讽奚落。而“二不可”则是对司马氏政权无情的正面攻击。司马昭之恼恨他“非汤武，薄周孔”，而终于采纳钟会的阴谋杀害他，即由于他尖锐地刺中了司马氏虚伪礼教的要害。在他的爱好和憎恶中，充分显示了他的鲜明强烈的个性。而贯注在整个书信中的乃是他崇尚自然的精神，他即以这种精神对他所痛恶的现实进行坚强不屈的反抗攻击。这里我们也须注意，他的这种精神及所由产生的行为，和阮籍一样，乃是人生的一种病态，这虽然是从其当时现实的病情发出，所谓“有疾而为颦”的，但也只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所特有的，也就是他们阶级局限性的表现。后来两晋统治贵族那种放纵颓堕的生活作风，固然乃其腐化的阶级生活中所必有的，但他们却从嵇、阮身上借得掩饰的冠冕，觍然以清高相尚，也确是嵇、阮流风的严重恶劣的影响。
嵇康现存的诗歌不过五十多首，多半是四言，五言仅有十首，其中还有杂言十一首。他的诗歌，感情基本上和阮籍一样，也是在当时恐怖政局下的曲折复杂感情的反映。他的一首四言体的《幽愤诗》，是他的这种感情的最强烈的体现。这首诗乃因吕安事件被牵连诬网而被拘捕狱中时所作。所谓“幽愤”，即被幽囚而发的愤慨。他在这首诗中所表现的情绪，主要的是追咎自己不善于处世，以致遭受幽囚的摧辱，而叹慕人生自由生活之难重得。从诗中可看出他生活中的这许多矛盾：他爱好自然的个性使他极力想超脱现实，但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又激着他不能不明辨是非——“爰及冠带，冯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因此，他虽力图避免人世祸患，而仍不能不招怨上身——“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也就因此，使得一个爱好自由的人，终于陷身囹圄而遭受重大的精神摧辱——“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免，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而诗的后面所说：“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乃是他的痛苦的人生经验的总结。他之所以招致咎悔，即因享有高名而不能“奉时恭默”。因此，从这首诗中所反映的他的性格和现实生活的矛盾，表明了他的人生命运的悲剧性质。他的悲剧性的人生命运，正显示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生活在黑暗的封建社会中的正直的人，其人生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嵇康的悲剧性的人生命运，则更典型地反映了这一规律。
嵇康还有较重要的诗作为《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这十八首都是四言，各本并五言一首合为一组共十九首，题名略有歧异，当从鲁迅校《嵇康集》，将五言一首分开为宜。嵇康之兄名喜，字公穆，被荐举入司马氏的军幕，嵇康写了这十八首诗送嵇喜。诗的内容，多用比兴手法，大致先叙写兄弟相偕优游之乐，和别后独游时对其兄的怀念，以及独自放任于大自然界的畅适情调。嵇康以其与司马氏对立的态度，是不满于其兄之投身入司马氏集团的。他在诗中曾说：
所亲安在？舍我远迈，弃此荪芷，袭彼萧艾。
这显然认为嵇喜是弃芳洁而取污臭了。他在别后思念其兄时，想象嵇喜在军中的得意神气：(https://www.daowen.com)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而他自己的生活呢，则是：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在这首诗中，使人充分感到他那种纵心自然的悠扬高远情调，这种生活情调，与其兄的得意神气正是迥然对立的。从这两相对照的描写中，显示了他对这两种生活的评价，亦即表明了他对现实的态度，就是他以对清美的自然界生活的爱赏，寓托了他对司马氏当道的现实的蔑弃。另一首内容一致的五言诗，鲁迅的《嵇康集》校本题作《五言古意》，于题下注云“各本皆为赠公穆诗”，当是于十八首四言外重赠的，语意尤为警切。如云：
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心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
对于置身于当时政治旋涡中的危机，是警惕至深的。嵇康的四言诗，从表现手法到运用语言，都是从《诗经》的“风”、“雅”中吸取融炼出来，而于其中贯注着他自己的生活实感和高远情调，读来感到和谐流畅，不似汉初文人四言诗之给人以呆板滞涩奄奄一息之感。尤其是《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借大量自然景物以抒发其真挚情感和旷适襟怀，使其篇章焕发出清美新鲜的色彩。
四言诗在汉代以后，由于句式短促，很难被用来表现后代较繁复的生活，汉初文人在这种文体的创作中，缺乏动人的激情，徒事形式的摹仿，所以很少有成功的作品，但曹操、嵇康和其后的陶渊明却都在这方面有较好的成就。钟嵘在《诗品序》中曾指出四言诗的特点是“文约意广”，就是文字简约而涵意广阔。但这种特点应是所有各种形式的诗歌所必具的，不过四言诗由于句子的字少而特别重要。还有一点，四言句式由于字少而且是偶数，运用起来很容易陷于呆滞，必须以充沛的感情驱动它。曹操等人所以有较好的四言诗，即在于他们能把握住这一形式的特点，而注以充沛的感情。由此可见，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固然在选择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并非绝对的，只要作者具有充分真实的思想感情，而能准确地把握所运用的艺术形式的特点，那种艺术形式仍可充分发挥其对内容的表现作用。不过，由于五言句式灵活，在它盛行之后，作者更多地喜爱运用它，而渐少去注意四言了，但绝不能由此就认为四言的形式已经僵化，不能再被利用，嵇康等人在四言诗上的成就即可破除这种说法的谬误。当然，由于社会生活不断演进，新的文学艺术形式不断产生，对于社会生活，新的形式具有更优越的表现力，它就必然要取代旧形式原来的地位。魏晋以后的诗歌，五言之代替四言，成为普遍运用的诗歌体式，即明白体现了文学形式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