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世独立的艺术风貌
就诗歌的艺术风貌言，陶渊明的作品，在我国中古诗坛上，可说是独耀清辉的。一个作者的创作风貌，是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完整体现，而这首先取决于其所表达的内容，再则是作者适应其内容所采取的表现形式。
我们读陶渊明的诗，首先感到非常亲切，就由于作为他的诗歌内容的都是人生现实的日常生活事物及感情，而他以真率的态度及适合其生活感情色调的语言，将其恰当地表现出来。尤其重要的，他在对日常生活事物的叙写中，自然地流露其旷达的胸怀和情调，展示出他的高远的精神世界。因此，他的诗中表达的情意，能使人既易接受，又觉意味丰厚。在他的诗中，没有华丽或艰涩的词句，所有的语言都非常自然而平易近人。如：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之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之二）
以平常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出农村中淳朴真率的生活情态。这类诗句，在他的诗集中随处都是，如《乞食》诗开始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令人极明彻地可以想见他出门时的踌躇之状，及对人有求时难于开口的神情。又如《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说：“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情致多么深永！由上诸例，可见其平易近人的语言中，所包含的感情是非常深厚而耐人寻味的，这就是苏轼所说“癯而实腴”的。钟嵘曾称道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高古，辞兴婉惬。”所谓“辞兴婉惬”，正是指其语言风格与生活情调之和谐一致。而“文体省净”也是陶诗语言艺术的一个特点，如说：“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以极省净的语言表现出多么闲静的情境。又《拟古》说“日暮天无云”，这种造语简直与其所写的自然景象同样明净而毫无渣滓，即可以此形容其诗的明净风格。在这类句子里，真是如钟嵘所说“殆无长语”了。
陶渊明对大自然景物卓越的艺术描写，如前所已谈到的，其形象之鲜明真切，与张协、谢灵运同等精妙，但在色调上不似谢灵运之迹象浓丽，而别具浑朴素淡之美，这点与张协大致类似，而又较张协为自然，不似其显现工巧的痕迹。(https://www.daowen.com)
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陶在张、谢之外又有其特殊的内容及艺术风貌，乃是对于农村景物的描写，也如前所已论到的，在那些自然景物中，都融注着诗人无限喜悦的主观感情，它们都在人境之内，与人的生活融成一片，诗人的性格和感情也是借助于那些自然景物衬映出来的。通过这些农村自然景物的画面，及诗人自己在其中活动的描写，整个构成诗人作品中所特有的田园风趣。
陶渊明诗作之善于描绘农村生活景物及其语言之朴素明净，都是与其生活及情趣密切相关的。我们试读他的《闲情赋》，即可明白他并不是没有绮丽的才华，他之采用朴素明净的语言，乃是为了使他质实的生活和淡远的情趣获得适宜的表现。而这种朴素明净的语言风格本身，也就是诗人淡远情趣的自然体现。他的语言之明净也是构成他的语言之朴素的因素，因能明净则简而不繁。但归根结蒂，乃是由于他对生活感受的深刻真实，因此，他才能从生活的特征上精要地反映出生活的面貌，而以与其情调相适合的语言恰当地表达出来，故使人感到既真实而又自然，语虽平易而意至深长。更须着重指出的，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文学形式美的倾向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当时作者都着意追求形式的美，举世推重的颜延年、谢灵运的创作，即足以代表这种倾向。而陶渊明却能不为那种氛围所笼罩，卓然标立朴素淡远的风格，尤为难能可贵。而这种卓越的诗的风格，与其超乎流俗的情调是有机地联系着的。
陶渊明的诗风对于后世影响之巨大，在中古诗人中是无可与之比拟的。
从文学的教育意义言，陶渊明从其诗篇中显示出的他的精神面貌，对后世文人有相当强的感染作用。由于他的诗篇的艺术力量，使后世许多读者对其产生衷心的崇敬和向往，同时对自己所不满的黑暗社会深致憎恶。早在其后不久的梁代，萧统在其《陶渊明集序》中即指出这一意义：“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旁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后世评论者，很多都曾不断地在这点上备加阐扬。
从诗歌创作言，他以其艺术地描写农村生活的优美诗篇，在诗歌领域中揭示出一种鲜美的创作典范，建立起以田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优秀传统。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等，都是他的这一传统的直接继承者。他们每人依其个性及生活条件，对陶诗各有所得。清人沈德潜在其《说诗晬语》中即曾指出这点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就是在李白的诗中，也可感触到陶的影子，如其《月下独酌四首》之“花间一壶酒”一首，简直是陶诗的风貌。白居易在退居渭上时曾作《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辛弃疾在投闲置散时即常在词中以渊明自况。而苏轼晚年在其政敌的沉重打击下谪居海南岛时，由于对陶诗感受之深，甚至于把陶诗绝大部分按原韵和作了。从上面约略举出的几桩，即足以见其对后代诗人影响之大了。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在陶渊明身上，还严重地存在着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因而使其诗歌的思想内容有着消极不健康的一面。他虽不满于当时黑暗的现实，竟毅然与之决裂而归到田园，但他内心的矛盾依然存在，有时甚至激扬起来。因为黑暗的现实，仍在他面前客观地存在着，他不可能逃避开。尽管他不满当时统治阶级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但他仍是地主阶级的一员，与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况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在背叛本阶级的前提下，找到变革现实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借道家的委顺随化思想暂时求得精神的解脱。这种委顺随化思想被用作开脱精神的药方，只是一种无可奈何之计，对现实毫无积极的但有消极的作用，充其量只能作到独善其身，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这种仅能麻醉一下自己而无益于现实的药方，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现实面前感到无力而惯于采用的，就是曾经一度显示异常强烈的战斗精神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也未能避免。这正是他们为时代及阶级所局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