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目一新的刘宋诗坛
宋武帝刘裕于420年夺取东晋政权而建立刘宋王朝。从439年（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起，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中国，建立少数民族在北中国的统一政权，与偏安江南的汉族政权对峙着。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隋灭陈时才告结束，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
由于永嘉之乱后具有高度文化的汉族士大夫和人民大量南移，以及侵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对汉族人民的残酷屠杀及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在整整一个半世纪的南北朝时代，南朝一直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这时仍继续在江南延展着。所以，在这一时期，显示着整个中国诗歌发展趋势的，乃是南朝诗人的创作。
在南朝初期的刘宋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这时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向新的方面有所开拓，呈现出一番新的气象，把东晋以来衰颓的风气重新振作起来，并向前有所发展。
这时诗歌面貌的一个显著的特异之点，乃是自然界的山水景物大量进入诗篇，使人为之耳目一新。作为自然界客观存在方面的山和水，是人们生活中必然要接触到的。前曾谈到的曹操的《观沧海》，主要是在描写海水的同时，也写到海中的山林。后来晋初陆机的《赴洛道中作》和左思的《招隐诗》，也都写到山林泉石的清美声貌。直到晋宋之际，被称为“大变太元之气”（《宋书·谢灵运传论》）的谢混，在其《游西池》中曾有这样清美的好句：
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
这些间或闪现在诗人作品中的山水踪影，都不过是偶然瞥见到的一点点。只有在谢灵运的诗集中，才看到大量的山水状貌。这类大量呈现山水状貌的作品，占他现存作品的极大部分。他这样把笔力集中于山水，以其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使他的诗篇表现出独创的特色，不仅使当时的诗坛面貌一新，而且在我国的诗歌史上，也是独开生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和谢灵运同时的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钟嵘《诗品》评颜延之条），意思是形容谢诗的自然鲜美。当玄言诗长期统治东晋诗坛，一般诗作令人感觉“淡乎寡味”的时候，幽秀的山水状貌在诗中大量涌现出来，确使读者感到非常新鲜。尤其是他以光辉的山水范本，启示了后代诗人，开辟了新的诗歌领域，使陈列在广大自然界里的山山水水，成为后来诗人取用不尽的素材，各以其特殊的姿貌在无数诗人的创造下展现出来，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艺术宝库，这一创始之功是应充分给予肯定的。
比谢灵运年岁稍晚的鲍照，他的一篇有名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可说是具有首创性的内容丰富的描写山水的记叙文。在他的诗歌中，如《登庐山二首》、《登香炉峰》、《从庾中郎游园山石室》等篇，都很详尽具体地描写了奇险的山涧岩壑的状貌，也涤除了谢灵运诗中残存的玄言渣滓，山水形象比较完整。其中如“千岩盛阻积，万壑势回萦”，“洞涧窥地脉，耸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壑下纵横”，“冈涧纷萦抱，林障沓重密，昏昏磴路深，活活梁水疾”，都使人感到俨如面临高深丛密的山林涧壑。后来杜甫的自秦州入蜀道中诸篇，如《铁堂峡》、《青阳峡》、《龙门阁》等篇，在写法上及所呈现的山水风貌，都和鲍照的上举诸作颇为近似。
鲍照继谢灵运之后，使刘宋诗坛更为壮观。鲍照的卓越贡献，一方面在于赋予其诗歌以较广阔深刻的社会内容，使从建安经历阮籍、左思以来久已消沉的现实主义精神，重新发出强烈的光辉。另一方面，鲍照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把在建安时期仅仅萌芽的七言体诗，从内容到形式加以创造发展，开创了七言体诗发展的新局面。
就鲍照诗的社会意义言，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遭遇，强有力地表达了寒士被压抑的义愤，控诉了高门世族垄断政权的不合理制度。建立宋王朝的刘裕虽是起自平民，但他仍不能不把政权建立在高门大族的社会基础上。当时朝廷大臣，除了少数是他从京口起事时的得力助手如刘穆之、徐羡之出身寒微，其余仍都是东晋以来的世族。如无特殊的关系或遭遇，一般孤贫之士的进身是很难的，如《宋书·江智渊传》所载：智渊“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悦，固辞不肯拜”。即此已可见一斑。而鲍照在《宋书》中竟未列传，他的生平仅附见于临川王刘义庆传中，也很简略。钟嵘也曾“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诗品》卷中）。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更不见鲍照的名字。《时序》篇曾历举从宋代颜谢以至齐梁的沈约、何逊等人，好像根本没有鲍照这个人似的。由此可以推想到鲍照的亲身遭遇了。鲍照当时也曾表白自己是“负锸下农，执羁末皂”（《谢秣陵令表》），“北州衰沦，身地孤贱”（《拜侍郎上疏》）。因此，作为抒情手段的诗歌，使他生平蓄积的满腔复杂的不平情绪，得以放肆地宣泄。在他的诗歌中，无论是诗人的直接自我抒情，或者是借诗篇的主人公之口，倾吐的无非是各种被压抑在社会底层人物的心声。那些各种不平的心声，通过诗人丰富的艺术方法及精当语言表达出来，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感人力量，有力地控诉了魏晋以来一直推行的封建门阀制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标志着这一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高度成就。(https://www.daowen.com)
至于七言体诗，自从建安时期曹丕写下了二首《燕歌行》后，继续见到的七言诗，只有陆机的《燕歌行》一首，和民歌中的《并州歌》、《陇上歌》及三首《白纻舞歌》，都是句句用韵，还未脱离这一诗体的原始状态。只有鲍照的《行路难》十八首出现，才展开七言诗发展的新局面。他在这些诗篇里，恣意地抒发了他的人生实感，揭露了社会种种不平现象，把诗歌内容伸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诗的气势雄健奔放，章法、句式、韵律也变化多端，起到震撼读者心弦，使人发皇耳目的艺术效果，显示出这一体式的巨大艺术作用。鲍照的这一创新，在当时曾引起许多坚持正统保守观念的人的不满。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由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这些对他的诽谤轻蔑，正好说明了他的创作的艺术特色和动人效果。崇尚五言诗的钟嵘也攻击他“险俗”，这“险俗”二字虽是对鲍照五言诗的批评，也概括综合了他对鲍诗从内容到形式的看法，即鲍照运用了从民歌学习而加以创造的新形式，抒发了对人生和社会的不平之感，这些正是鲍诗的卓越可贵的成就所在。鲍照的这些成就，对李白的影响很大，李白的《行路难》三首，整个艺术风貌，和鲍照的原作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就是李白的其他七言歌行，也都承受了鲍照影响。杜甫曾以“俊逸鲍参军”评价李白，正是从这些方面着眼的。
如上所述，当南朝初期的刘宋时代，诗歌的创作精神和反映内容以及艺术形式各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整个诗歌发展进程中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留下了深刻鲜明的痕迹。而作为这时代表作家的“鲍谢”，后来成为唐代诗人心目中的光辉榜样。
就是这时诗坛上的一般情况，也是令人感到可喜的。刘宋统治者不似晋司马氏那样鄙陋无文，刘裕虽是崛起武夫，晚年也“颇慕风流”（《宋书·郑鲜之传》）。宋文帝刘义隆在文学上的贡献就很大，他很爱好文学，现存的《登景阳楼》及《北伐》两诗，也还可观。其《北伐》一首尤其值得一提：
季文鉴祸先，辛生识机始，崇替非无征，兴废要有以。自昔沦中畿，倏焉盈百祀，不睹南云阴，但见胡尘起。乱极治方形，涂泰由积否，方欲除遗氛，矧乃秽边鄙。眷言悼斯民，纳隍良在己，逝将振宏纲，一麾同文轨。
自从永嘉之乱以后，只有刘琨据其亲身的遭历，留下几首痛怀丧乱的诗篇，后来谢灵运在《述祖德》诗中，为了歌颂其祖父谢玄的功勋，约略提到一点，再就是陶渊明在《赠羊长史》诗里稍稍触到一下。百余年间，沦陷了的北中国，很难得到诗人们的偶一顾念。刘义隆作为宋王朝的统治者，能不忘北伐收复中原，后来虽然不幸北伐失败，但在南朝统治者中总算是有志气的。他在这首《北伐》诗中，以沉痛的心情，追伤中原的百年沦陷，及边地人民长期遭受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残酷蹂躏，企图一举统一中国。整个诗篇，如实地表达了他的感情和志气，文辞也很典雅，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一致，乃是一篇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的作品。还有值得一述的，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就是在他的命令下作出的。裴松之的儿子裴骃也注了《史记》，范晔的《后汉书》也成于元嘉年间。文帝刘义隆的儿子孝武帝刘骏更是“英采云构”（《文心雕龙·时序》），他现存的诗有二十多篇，数量既可观，文辞也还清雅。如其《丁督护歌》六首中的第四第五两首，就有很浓厚的民歌气质：
闻欢去北征，相送直渎浦，只有泪可出，无复情可吐。
督护上征去，侬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
当时的许多王子也很能文，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也是脍炙人口的著作。当时臣僚中有名的诗人不少，除了大家熟知的鲍、谢、颜以外，还有谢庄、谢瞻、谢惠连、汤惠休等人，也是超出流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