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的意义与研究趋势
“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即研究明清小说戏曲中的插图及其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包括传播、接受、批评等。这里的“明清小说戏曲插图”主要指小说戏曲插图本中的插图，其除了传统的增饰美化与广告功能外，还能反映出特定时期某些群体的文本接受，甚至是文学批评。笔者据《古本小说集成》《古本小说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善本戏曲丛刊》所统计出的小说戏曲插图本共427种，插图总量20余万幅；如此众多的插图理应成为明清小说戏曲研究的一部分，但这一领域处于文学与美术的边缘、交叉地带，并没有引起古代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即便是美术研究者也往往忽视这一领域。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意识到，插图对于文本的接受既有历时的规律，更有共时的特点；如建阳早期的小说戏曲插图反映了以绘工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对于文学文本的接受，而万历后苏州、杭州出现的小说戏曲，其插图则多体现了市民或文人阶层对于文本的接受；就文本与插图关系而论，插图可以“强化”文本，也可以对文本的某些细节进行“屏蔽”或“弱化”，甚至可以对文本进行“扭曲”或“改写”；不论插图如何绘制，都是对文本的一种接受；至于像赞，则可视为一种文学批评。但是，目前学界只重视从文字文献中研讨文学文本的接受，完全忽视了从插图文献中寻求文学文本的接受。
就理论意义而言，插图作为文学文本的“影像”，必然折射出绘工等对于文本的价值评判。插图可以“以图证史”，它不同于文字，而以美术的形式直观地再现了特定时期的文本接受状态。因此，由插图研讨明清小说戏曲的文本接受，可以另辟新径，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均有创新，开辟明清小说戏曲图像研究的新领域是本课题的最初设想。
就实际应用价值而言，本课题尝试将文学（小说戏曲文本）与美术（插图等）打通，可以深化文学插图与文本关系研究，对探讨古典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有启发，还可以推进古代美术学（版画）之研究；同时，由于插图的直观性、生动性，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本课题对于古典文学的普及与推广也会产生促进作用。
国内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鲁迅分析插图时称：“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那目的，大概在诱引未读书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1]郑振铎则在文学与插图研究的具体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他不仅对木刻插图加以精选、刊印，在其《郑振铎美术论文集》《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著述中，也不乏对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研讨。此后，阿英、王伯敏、傅惜华、周芜等学者，则着重从版画史角度考察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艺术成就及在版画史上的位置。80年代，李致忠的《中国古代书籍史》、王伯敏的《中国美术全集》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版画通史》[2]均肯定了文学插图的作用。1996年线装书局出版了《古本小说版画图录》，2000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古本戏曲版画图录》，2002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小说版画集成》、2003年首都图书馆编辑《古代戏曲版画图录》（修订增补共5册）以及周芜、周亮父子先后整理出版的《金陵古版画》（1993年）、《建安古版画》（1999年）、《苏州古版画》（2007年，6册）等等，均系统整理了明清小说、戏曲刊本中的插图。
21世纪始，渐有学者真正开始小说戏曲插图的理论研讨阶段。以在全文同一句中同时出现“插图”“接受”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共出现近200条相关信息；经过去粗存精处理后，结合笔者所搜集到的其他研究资料，考察论文作者的知识背景，大致分为四类：一类由版本目录学切入插图研究的学者，如周心慧（首都师大图书馆），其《中国版画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2年）对其所能见及的插图做了梳理与考析；一类由美术（版画）角度切入从事插图研究者，如董捷（中央美院）、周亮（江南大学）等，前者有《明刊本〈西厢记〉版画考析》（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后者曾主持国家艺术学科项目“苏州古版画研究”等，他们将插图看作古版画的组成部分，鲜见文学与插图的结合研究；一类为从艺术理论研究图文关系者，如赵宪章、周宪、金惠敏及龙迪勇、张玉勤等，侧重于艺术理论，涉及面虽广，然重点不在文学与插图之关系；还有一类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如暨南大学程国赋、中山大学毕业的博士元鹏飞、北师大李小龙副教授等，也论述到对明清小说戏曲与图像的关系。此四类学者均有专攻，且各有侧重，从不同角度拓深了文学的图像研究，但明清小说戏曲的插图学独不见专论，由图像考察文本的传播、接受与批评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除中国大陆以外，港台学者的研究颇值得一提。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萧丽玲的博士论文、马孟晶的关于《西厢记》与《隋炀帝艳史》图饰研究[3]，已涉及插图与文学文本之关系，如萧丽玲认为插画：“（不仅）起装饰作用，而且具有高度的自觉和意图性，与当时最重要的思想运动相辅相成……读者们不仅在插图中寻求美，也寻求启发、信息、批评，最重要的是，就像对待戏剧一样，也在‘插图中’寻求道德教育。”[4]很明显，萧意识到了插图的“批评”“道德教育”等接受功能，可惜的是，没有专论插图对于文本的接受。(https://www.daowen.com)
在国外，日人长泽规矩也编有《明代插图本图录》（日本书志学会1962年影印）以及《明清间绘入本图录》（东京汲古书院1980年）等，对日本所藏汉文小说戏曲作品的插图做了汇编整理；而美国学者何谷理的《阅读中华帝国晚期插图本小说》[5]、英国学者柯律格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译本）等，在探讨明清小说与插图之间关系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诚如萧丽玲所批评的那样：“何谷理将插图和文本视为在学术上和美学上相对独立的成分，以及柯律格在方法上将插图从文本中抽离出来分析的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本的内容。”[6]问题是，萧丽玲本人花了大量篇幅论述“表演插图”的概念（performance illustration），却对插图的“批评”功能轻轻带过。也就是说，港台与英美汉学者虽涉及戏曲小说插图，但是未见插图对于文本接受的专门论述。
纵观既有研究，可以看出：1．插图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得到了学界公认，近年来对于图像与文字关系的理论研讨也已相当完善，诚如赵宪章所总结的那样，图文理论很难再有大的突破，今后的研究：“应更注重中国传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注个案分析与小中见大。”[7]本课题探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与文本之关系，便是“个案研究与小中见大”的具体体现，通过插图解读特定时代的小说戏曲之文本接受，是对既往研究的深化，也可以开辟图文关系研究的新领域。
2．明清小说戏曲中的插图作为中国美术的一部分，诚如复旦大学葛兆光所言：“图像资料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辅助’文字文献，也不仅仅局限于被用作‘图说历史’的插图，当然更不仅仅是艺术史的课题，而是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8]这其中，文学插图之于文本的接受与批评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文学插图的文本接受、文学插图的文化学研究是一个亟待开辟的新领域。
3．更为重要的是，“文史研究需要引经据典、以图证史，插图史研究可为文史研究打开一个新视界。”[9]插图可以称得上是特定时期文本接受的活化石，通过读图来解析插图的文本态度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条参考途径；近年来既有文学插图本与图录得到了系统、全面整理，这也奠定了明清小说戏曲插图学构建之可能，使插图的文本接受、插图的批评功能、插图的文化学研究成为可能。
总之，文学插图以美术的方式阐释文学作品，渗透着特定群体对作品的理解。国内外的既有研究虽间或有探讨插图与文本关系者，但就整体而言，专门研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文本接受的论文极为罕见（除笔者外），更缺乏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厚实的研究专著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