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的产生和流传状况
第一章 实用主义的产生和流传状况
实用主义是现代西方流传最广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之一。它于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露头，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式形成为一个受到美国资产阶级格外青睐和竭力扶持的哲学流派。在美国各派资产阶级哲学中，实用主义很快取得了主导地位，这种地位一直延续了约半个世纪。后来，它在哲学论坛和讲台上的地位虽有所下降，但它的实际影响并未衰退。它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实用主义也受到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赏识，为他们所广泛宣扬。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也竭力在本国推销实用主义。在旧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就曾受到实用主义的严重侵蚀。在当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哲学斗争中，实用主义一直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武器。工人运动的叛徒们以及各种形式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在修正、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往往效法实用主义。许多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或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较多的人，包括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人，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也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实用主义的原则。总之，在当代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中，实用主义的实际影响最大、流毒最广。
实用主义是一个哲学流派的总称。在它演化的不同阶段以及它的各个代表人物之间都存在着某些差异。于是它就获得了其他一些名称，例如实效主义（pragmaticism，又译实用化主义）、人本主义（humanism）、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但是，它们的基本思想倾向则又是一致的。当代美国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胡克供认：“满可以把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这三个名词当作同义语。”[1]
一、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两种主要思潮
实用主义作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流传同整个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演化的总潮流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了便于了解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及其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形成和演化情况。
1.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转折
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中，19世纪中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以前，西方资产阶级总的说来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的阶级，他们在哲学上也总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维护封建秩序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唯物主义或者辩证法。例如在17世纪的英国，出现过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在18世纪的法国，出现过拉·美特里、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的唯物主义；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出现过康德、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然而，从19世纪中期起，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这种进步传统越来越趋向终结。自此以后，资产阶级哲学总的说来越来越转到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面。资产阶级哲学发展中的这个重大转折，是随着当时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日益转化为反动阶级，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
19世纪中期的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尚处于上升时期。但是，英法等国资产阶级已经取得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们的反封建的革命性业已消失。后进的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本来就不强，他们害怕无产阶级更甚于封建贵族，企图在封建贵族的庇护下求得自己的发展。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更加与容克贵族妥协，到了19世纪70年代，由于同封建贵族分享了政权而最终完全失去了革命性。总之，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联合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去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而是竭力联合封建残余势力去镇压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以及一切剥削和压迫制度的斗争。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越来越明显了。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大大加强了。他们已从一个不成熟的、不发展的“自在阶级”成长为一个为着本阶级以及一切劳动群众的解放而斗争的“自为阶级”。他们不仅要求实现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也越来越把斗争的重点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尚在19世纪上半期，英法两国已分别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起义；1848年德法等国的革命就带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性质。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发动了起义，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它标志着无产阶级进入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新时期。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产生并在工人运动中迅速传播。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成就，批判地吸取了以往哲学的优秀遗产，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发展中最伟大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大大地推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的斗争愈来愈有组织，愈来愈有明确的纲领，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又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愈来愈为群众所掌握，愈来愈显示出它是无产阶级摧毁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唯一有效的、不可战胜的思想武器。
正是由于上述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促使资产阶级哲学转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是因为，当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成了反动阶级的时候，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麻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为了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按照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他们往往不敢正视客观现实，需要否定和抹杀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性，需要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去歪曲现实。因此，他们往往摒弃同现实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学说，鼓吹和利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在英法两国，由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年代较早，无产阶级形成为与资产阶级对抗的独立的阶级力量较早，资产阶级在哲学上的腐朽和蜕化也就开始得较早。在英国，早在18世纪就出现了臭名昭著的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这种哲学倾向后来曾长期支配着英国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在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百科全书派的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被抛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德·麦斯特尔（Joseph Marie de Mestre 1753—1821）等人公开的天主教哲学，孟·德·比朗（Maine de Biran 1766—1824）为首的唯灵论，维克多·库然（Victor Cousin 1792—1867）为代表的折中主义，以及影响更大、流毒更广的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的实证主义。马克思在讲到19世纪30年代英法两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状况时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方便还是不方便，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2]事实上，从19世纪30年代以后，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在哲学上就已经抛弃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倒向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资产阶级掌权较迟的德国，资产阶级在哲学上的蜕化也较晚。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分享了政权以后，他们在哲学上也走上了英法资产阶级同样的道路。恩格斯描绘1848年以后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的状况时说：“1848年在德国什么都没有完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引起了完全的变革。……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后来甚至是哈特曼的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大学里有各式各样的折中主义互相竞争，它们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它们都只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而且全都同样是形而上学的。从古典哲学的残余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一种新康德主义，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高成就是那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即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3]
尽管西方各国资产阶级哲学开始腐朽和蜕化的时期有先后的不同，但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都越来越转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面。
当然，也不能笼统地认为19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是清一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全都是腐朽和反动的。首先，在资产阶级内部是划分为阶层的，即使在资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的时代，甚至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内部也往往存在某些要求进步和改革的阶层或力量，他们在哲学上与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必有所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漫长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时期和某些国家，资产阶级仍可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对推动社会生产和历史的发展仍能起某些积极作用，他们在哲学上也必有某种积极的表现。其次，像任何时代的哲学一样，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除了社会阶级根源外，还有认识论根源。现代资产阶级作为腐朽和反动阶级，必然要歪曲违背他们阶级利益的客观规律，但他们毕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在他们的哲学里，也必然包含着对现实的认识的内容，不过这些认识往往被他们歪曲了，片面化了。正如列宁指出的，“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4]。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唯心主义也是如此。它们如同一切唯心主义一样“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哲学流派的产生与发展，甚至往往与自然科学某一部门的发展直接相关，它们企图给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总结，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其中往往包括某些积极的、合理的因素。
总之，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从整体上说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针锋相对的，是腐朽反动的。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或者从某一局部来说，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仍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容，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因此，对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我们既要坚持哲学中的阶级性和党性的原则，又不能简单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否定，而要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2.实用主义以前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演化
从19世纪中期以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用主义产生以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不少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马赫主义以及生命哲学，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来源。
实证主义是这一时期最早形成和流传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之一。它在19世纪30到40年代即已在法、英两国同时出现。法国的孔德被公认为实证主义的创始人，英国的约翰·穆勒（John Mill 1806—1873）是英国实证主义的最早代表。从19世纪50年代起，实证主义在英法两国已经流传很广。后来，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为实证主义创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即他所谓综合哲学体系，企图把实证主义理论应用到关于社会和自然的知识的几乎一切方面。
从思想渊源来说，实证主义是直接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演化而来的。不过，实证主义者在宣扬唯心主义时采取了比较狡猾隐晦的手法。他们不像贝克莱那样公开把世界的一切归结为人的感觉经验、公开宣称“存在就是被感知”。他们认为哲学不应当去研究世界万物的始因、基础、本质是什么这类“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说不要去回答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人的认识能力所无法解决的。他们打着当时已有较大发展的实证科学的招牌，认为哲学所应当研究的正是实证科学所研究的那些事实、现象，而哲学无非就是关于这些事实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学问。所以，真正的哲学应当是实证哲学。孔德说，实证主义的“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这个词中”[6]，接着他把“实证”一词解释为“实在”“有用”“确定”“精确”“有机”“相对”等意义。因此，他宣布实证主义就是向人们提供关于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的哲学，它摒弃了一切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满足并且调和了唯物主义和唯灵主义的敌对主张中的一切站得住脚的东西，而它在这样做时，就把二者均废弃了”[7]。斯宾塞对实证主义也作了类似的论证。不过，他较多地利用了生物学的材料。总之，实证主义者都企图在尊重“事实”“证据”，追求“有用”“精确”等烟幕下，把实证主义伪装为一种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范围的“新哲学”。其实，由于他们不承认客观世界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而存在的，他们所谓的“事实”“证据”等，就仍然不过是由人的感觉经验所构成的。在他们之中，有的人（例如穆勒、斯宾塞）更直接把一切事物均归结为感觉经验（或感觉的恒久可能性）。这种感觉经验不是客观对象的主观映象，而它本身就是“实在”“事实”。因此，他们归根到底没有越出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的范围。
实证主义也是一种鼓吹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但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揭示了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法，特别是由于19世纪40年代唯物辩证法的形成，使旧的形而上学观点遭到了破产，于是实证主义者在宣扬形而上学观点时，也采取了不同于17—18世纪形而上学者的手法。他们打着当时在自然科学中已有重大影响的生物进化论的旗号，表面上也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但否定了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性质。例如，否认运动变化的动力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把事物的运动变化归结为量的渐进而否认质的飞跃，把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变成了庸俗进化论。同时，他们往往把这种庸俗进化论当作自己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根据，标榜进步和改革，却又反对革命。毛泽东指出，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产生以后，“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8]。实证主义者正是这样的庸俗进化论者。
实证主义（特别是穆勒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对实用主义的形成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它们许多观点、特别是它的经验论和庸俗进化论，成了美国实用主义的有关理论的直接来源。唯意志主义是与实证主义大体上同时出现和流行的一个重要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它以德国为中心。它的主要代表人德国的叔本华（Au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的哲学理论早在19世纪20年代即已提出了，但直到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才盛行起来。1871年，德国实现了统一，走上了军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这时，另一个德国反动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把唯意志主义“改造”，为适合于垄断资产阶级需要的哲学。在英法和北欧等国唯意志主义也颇有影响。例如，英国的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45—1881）法国的居约（Jean-Marie Guyau 1854—1888）丹麦的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等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宣扬唯意志主义。
唯意志主义者标榜他们根本改变了西方哲学研究的方向。他们不仅反对主张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也不同意传统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唯心主义者分别把世界归结为感觉经验和理性概念的观点。他们认为，无论是感觉经验或理性概念都是某种被接受的东西，都以主体和对象的分裂和对立为前提，都会把人引向外在的东西，受外在的东西制约，使人看不到自己的内在的本质，从而也使人不能进一步看到世界万物的真正本质。他们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应当从人的内心深处去寻找，在此人们所发现的是情感意志和下意识的心理本能冲动。它们不是作为实体而存在，而是作为倾向、活动而存在。他们认为只有这种情感意志的活动才是真正属于人自己的、作为人的本质的东西。不同的唯意志主义者对这种内在的东西的解释有所不同。叔本华认为是生命意志，尼采认为是权力意志，但他们都企图从这种情感意志出发来解释整个世界。
在认识论上，唯意志主义者不仅攻击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也不同意传统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唯心主义者把感觉经验或理性思维绝对化，当作是唯一可靠的知识的论点。他们认为，为了认识实在，即认识作为真正内在的、本质的东西的情感意志，只有依靠内心的直觉。感觉、概念等都是外在的、僵固的东西，只有使用的价值，没有任何实在的价值。它们只能作为意志的工具，都要服从于直觉并以直觉为出发点。这是一种典型的反理性主义，因而唯意志主义往往又被称为反理性主义。
唯意志主义者是辩证法的反对者。他们表面上也承认甚至强调世界的运动变化，但他们把运动和静止、质变和量变等完全割裂开来。只讲运动，不承认静止，只强调质变，却否定量变。这样，他们就否定和抹杀了运动变化的辩证规律，把运动变化当作纯粹偶然的、相对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因此，在反对唯物辩证法上，他们与鼓吹庸俗进化论的实证主义者能够殊途同归。
在社会政治观方面，唯意志主义者大都抛弃实证主义者惯于披上的主张进步、自由之类的虚伪面纱，公开站在保守、反动势力一方。他们公开敌视人民群众、敌视一切社会改革，公开为反动阶级对人民的最野蛮的掠夺、压迫进行辩护。尼采就被公认为法西斯的思想先驱。
唯意志主义对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后来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产生过颇大影响。由唯意志主义者所系统论证的反理性主义以及作为情感意志的主体的创造作用的观点，是实用主义者这方面的观点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恩格斯曾经谈到的1848年革命后在德国出现的新康德主义，是一个与实证主义很接近的唯心主义流派。新康德主义正式出笼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主要代表是朗格（Friederick Albert Lange 1828—1875）和李普曼（Otto Liebman 1840—1912）。其中朗格的影响较大。他的特点是歪曲感官生理学的成就用以论证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70年代以后新康德主义又演变出许多支派。其中，主要有以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为首的马堡学派和以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为首的弗莱堡学派（又叫巴登学派或西南学派），前者主要是通过歪曲物理学、数学的成就来谈论认识论问题；后者着重于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各派新康德主义具有如下的共同特征：在“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下，抛弃康德对自在之物客观存在的承认，竭力宣扬康德关于自在之物不可知的理论以及康德的信仰主义伦理学，把康德置于贝克莱和休谟之下，从而鼓吹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以至信仰主义。
在具体阐述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时，新康德主义者把对世界的本质和基础的认识和研究斥之为“形而上学”“令人厌烦的中世纪的遗物”，认为它们属于不可知的领域。他们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制定科学认识的逻辑和方法论，而这是在思维范围之内进行的。在他们看来，认识的主体与对象，思维与存在的区别只是思维内部的区别，一切都是出于纯粹思维的“自由创造”。正像实证主义者把感觉经验的主体当作世界的创造者一样，新康德主义者也把思维的主体当作世界的创造者。新康德主义关于作为纯粹思维的主体创造自己的对象的观点，后来成了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他们有的人供认自己的理论正是从新康德主义的这一理论出发的。
新康德主义者把康德信仰主义伦理学当作解释一切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依据，把社会历史问题当作是纯粹的道德价值问题，把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归结为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的道德估价，以致完全否定了社会历史的规律性。他们还由此提出了所谓伦理学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当作是在现实世界中永远达不到的道德理想。
与新康德主义在德国兴起的同时，在复兴黑格尔的旗帜下，英美等国出现了新黑格尔主义运动。1865年，苏格兰人斯特林（J.H.Stirling 1820—1909）的《黑格尔的秘密》的出版，是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发轫的标志。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格林（T.H.Green 1836—1882），布拉德雷（F.H.Bradley 1846—1924）和鲍桑奎（B.Bosanguet 1848—1923）等人对他的理论作了发挥，使之一度在英国哲学界占居了统治地位。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了以哈利斯（W.T.Harris 1835—1909）为代表的复活黑格尔哲学的思潮——圣路易学派。到19世纪末，又出现了以罗伊斯（J.Royce 1855—1916）为主要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英美新黑格尔主义又叫绝对唯心主义，它往往成了实用主义的对立面。许多实用主义者（例如杜威）最早曾信奉新黑格尔主义，后来通过否定新黑格尔主义而走向实用主义。在德、意、法等国，新黑格尔主义也曾流行，不过那主要是在实用主义业已形成以后的事。
新黑格尔主义并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哲学流派。不同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哲学观点和政治立场，均有不少的差异，但他们毕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这首先是指，他们都是公开的唯心主义者。他们利用黑格尔以绝对观念为基础的唯心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同时也反对伪装中立的实证主义以及传统的经验主义。但他们往往又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置于康德以至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下。
在认识论方面，新黑格尔主义者大都转向反理性主义。他们认为理性不能认识实在，运用理性思维所获得的科学知识没有实在性，不是客观真理；为了达到实在，获得真理，只有依靠非理性的本能和直觉。这使他们倒向了不可知论和信仰主义。
新黑格尔主义者大都自称为辩证法家。他们抓住了旧的形而上学观点的一些片面性，并作过一些批判。但总的说来，他们是从反理性主义方面发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并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彻底性，把辩证法变成了诡辩。在社会历史问题上，新黑格尔主义者抛弃了黑格尔国家和社会学说要求进步和改革的积极方面，而发挥了其反动方面，使之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
由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以及长期在瑞士任教的德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 1843—1896）所“首创”的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也是一个由康德倒退到贝克莱、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哲学流派，是实证主义的第二代。马赫供认，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是他的“一切批判思想的出发点”。但是，他没有停留于康德，而“很快就接近于贝克莱的见解”，并“达到了近似于休谟的观点”[9]。马赫主义者也同实证主义者一样，打着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号，竭力伪装自己，置身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之外。他们与老实证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不像孔德、斯宾塞等人那样把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的问题当作人的认识能力无法解决的问题，认为这样仍将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而是声称由于他们根据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提出了一种能够调和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的“要素论”或“中立一元论”，从而也就取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然而，马赫主义者所谓“要素”指的是颜色、声音、味道等感觉。他们说世界万物由要素构成，也就是说世界是由感觉所构成，这正是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翻版。
马赫主义者在宣扬其唯心主义时，歪曲地利用了19世纪后期以来自然科学的革命成果。当时，物理学的新发现推翻了古典物理学关于物质结构的概念，这说明这些概念并不是永恒真理、终极真理，而带有相对的性质。马赫等唯心主义者抓住并歪曲这一事实，他们由科学概念的相对性而否认它们具有客观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进而否定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宣称“物质消灭了”，剩下的只有运动。马赫主义这种歪曲地利用自然科学来宣扬唯心主义的倾向，正是许多现代资产阶级准心主义流派的共同倾向。
欧洲的马赫主义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思想联系。二者的一些主要观点是一致的。詹姆士等美国实用主义者也往往径直援引马赫主义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用主义是被移植到美国的马赫主义。不过，实用主义具有比马赫主义明显得多的唯意志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倾向。
19世纪末产生并在西欧各国广泛流行的所谓生命哲学思潮，是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继续。从某种意义上说，唯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这两个名称有时是同义的、可以把叔本华、尼采等唯意志主义者叫做生命哲学家，而生命哲学家也可以归属于唯意志主义者行列。狭义的生命哲学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Dilthey 1833—1911）、齐美尔（G.Simmel 1858—1918）以及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为主要代表的哲学。其中柏格森的哲学在生命哲学中最有代表性，对实用主义的影响也最大。
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柏格森认为第一性的东西是某种创造意志、非理性的心理体验、生命冲动（生命之流），有时他也称这些东西为绵延、真正的时间、超意识。不过，柏格森特别强调不能把这种第一性的东西当作传统哲学所了解的精神实体，而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倾向、活动性。这种观点同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柏格森哲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他对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特别是反理性的直觉主义进一步作了发挥。
柏格森表面上十分强调运动变化，反对机械论，但却又否认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他把物质和运动完全割裂开来，认为物质本身根本不可能运动，而运动则根本排斥物质。在他看来，在运动着——这就够了。运动就是一切，运动本身就是最高的实在。这同马赫主义者所鼓吹的物质消灭了、剩下只有运动的观点完全一致。不过，柏格森比马赫主义者更加具体地从诡辩和相对主义的立场，来歪曲运动的本质。他否认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是矛盾，是矛盾的统一；认为运动排斥空间而等同于时间，只有连续性而没有间断性。他否认运动和静止是对立的统一，认为运动就只是运动，运动中不可能有相对静止。他否认运动变化的过程是量变和质变的对立统一过程，只承认质变，而不承认量变。(https://www.daowen.com)
柏格森采用相对主义和诡辩的手法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以至对一切肯定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理论，都露骨地加以攻击。他认为，一切理智的认识形式（感觉、概念、判断）和理智的认识方法（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都是绝对僵固的、静止不变的，而实在（即生命之流）则是没有任何相对静止的运动本身，不可能设想用绝对不动的东西来认识绝对运动的东西。他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认识实在来说，理性是无能的，一切理性的知识都是不可靠的，不能够反映实在，而仅只是一些人为的符号，没有实在的意义，只能是人们作为自己行为的工具而任意构造出来的。为了认识实在，只能依靠直觉。所谓直觉，他指的是一种既排斥感性经验，又排斥理性思维，更排斥实践的认识，是超出于现实的主体和现实的对象之外的认识，是“超越于人类条件的努力”[10]。这显然只能是一种神秘而又神秘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它“只能借助于天才之力”[11]。于是，柏格森由神秘主义的直觉主义直接导致了反动的天才论。
柏格森与美国实用主义的真正奠基人詹姆士大体上是在同一时期活动的，他的反理性主义对詹姆士发生了强烈的影响。詹姆士著名的“意识流”（即“纯粹经验”“主观生活之流”）学说在一定意义上导源于柏格森关于生命之流（“生命冲动”）的学说。实用主义之受唯意志主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柏格森为中介的。
通过对以上几个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简单介绍，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从19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演化中存在着两种主要思潮。一种是由实证主义所开创、而由马赫主义所发挥的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倾向。它标榜经验、事实，但对经验、事实作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它标榜科学，却又否定了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它标榜自己反对“形而上学”，超出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创立了哲学上的“中立”的路线，实际上仍然是站在唯心主义方面来反对唯物主义。因此，它是一种隐蔽的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这种倾向的哲学家往往也伪装进步。实际上以改良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种思潮是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路线在现代条件下的继续。从主要方面说，新康德主义也属于这种思潮。另一种主要思潮是由唯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所代表的反理性主义。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在宣扬唯心主义时往往比较露骨，他们在认识论上也公开否定理性，否定科学，否定一切关于自然和社会规律性的知识，公开鼓吹神秘的直觉主义。在社会历史问题上，他们也往往公开站在腐朽反动势力一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黑格尔主义比较接近于这种思潮。当然，上述这两种思潮的划分，只有相对的意义，它们在许多问题上是彼此渗透的。例如，新康德主义在不少方面同反理性主义思潮就很接近。
当实用主义者制定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上述这两种思潮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被他们所承袭。
二、实用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理论特征
实用主义是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总的潮流中的一个流派，它的产生和流传的社会历史根源与这一时期其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基本上是一致的。它所反映的同样是成了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特别是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是实用主义的产生和流传也有其特殊性。它比这一时期其他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流派更为突出、更为集中、更为直接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的阶级本性以及被当作现金买卖关系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从来都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阶级，从来都是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作座右铭。为了追逐个人私利，满足个人贪欲，资产阶级可以使用各种最卑鄙的伎俩、施展各种狡诈的阴谋，不惜背弃一切信义，出卖任何原则，敢于践踏任何法规，甘冒任何风险。资产阶级所担心的只是没有利润，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资产阶级的这种世界观早已由他们的思想家用哲学理论作了论证。功用、效果、利益，这些正是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家所鼓吹和倡导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一切私利和贪欲，集中地表现为对金钱、财富的贪欲，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被认为是万能的。
在历史上，当资产阶级尚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阶级的时候，他们在哲学上总的说来是倾向于唯物主义。当他们说人的知识和行动要以是否能取得实际效果、功用、利益为标准时，往往也同时肯定它们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性。例如培根就大声疾呼哲学、科学以及人的一切认识都必须面向自然，面向实际，掌握自然的规律。他们一般是站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立场来反对天启论之类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当资产阶级取得了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在政治上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他们在哲学上便转向了唯心主义。这时，他们在讲人们的认识和行动要以功用、效果等为标准时，便不再问及这种认识和行动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了。只要对他们有利、有用，即使它完全违背客观实际，他们也要宣称它是真理、是“善”。例如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奠基人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提出“效用”是一切社会生活和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人类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是满足个人欲望，为个人谋幸福（趋乐避苦）。在他看来，是否增进个人幸福，使个人得到成功，就是评价人们的行为的标准。诚然，他们还需要利用自然科学，但也只是承认自然科学的作业价值，而不承认它们是客观真理的表现。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贪欲、争夺世界的野心，都空前膨胀起来了。而为了满足这种贪欲和野心（这也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功利），他们更加不择手段，他们在认识和行动中更是不顾起码的客观准则了。因此，在这个时期，必然出现以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来论证资产阶级所要求的反动利益、效用的哲学。事实上，许多唯心主义哲学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这种论证。例如，唯意志主义者尼采、生命哲学家柏格森都认为科学知识并不反映客观实在，而是人们的意志、情感的工具，它们的标准只在于是否符合主体的需要。马赫主义者更是明确提出科学定理、学说不过是一些实用的处方，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任意制造出来的工具。边沁的功利主义被帝国主义时代的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了。它已不只是作为一种伦理学说，而被当作是一种普通的哲学原则。当然，最为系统地论证这种原则、并把它当作哲学体系的基础和核心的，则是实用主义。
从思想理论特征来说，实用主义与19世纪中期以后产生和流传的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在上面曾指出，在实用主义产生以前出现的许多哲学流派，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对实用主义发生了影响。实用主义者把经验当作世界的基础，并企图借助玩弄经验概念来回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然而，他们又把经验归结为主体的创造，从而实际上倒向了主观唯心主义。他们表面上尊重科学，反对盲从和迷信，主张认识为实践服务，甚至大谈“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则是否定客观真理，鼓吹认识和真理问题上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并由此而鼓吹不可知论和信仰主义。他们吹嘘自己提倡社会的进步和改革，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来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用主义的这些特点，同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极为相似。詹姆士一再承认自己的理论来自英国实证主义。他在《实用主义》一书中给英国实证主义者约翰·穆勒的“献词”中说：“我是从他那里，最早懂得实用主义的思想的开朗性；要是他现在还在世的话，我极愿把他当作我们的领导者。”[12]杜威则宣称他与新康德主义有着师承关系。他说：“我自己以及和我共同提出工具主义的人是从作为新康德派开始的。”[13]列宁指出，实用主义同马赫主义只是大同小异。他说：“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就象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和极不重要的。”[14]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属于实证主义思潮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是实证主义的一个变种。
实用主义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另一种主要思潮——反理性主义思潮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经验概念作了反理性主义的解释，把一切下意识的神秘的情感、体验均当作是经验。在认识论上，他们否认理性思维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而认为它们不过是意志的工具，理性服从情感、意志。他们的这种观点正是承袭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的衣钵。实用主义的一些主要代表也公开承认他们对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师承关系。例如詹姆士对柏格森的反理性主义就赞扬备至，说“阅读他的著作使我有了勇气”[15]。
总之，实用主义承袭并集中了它以前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许多观点。美国实用主义的奠基人詹姆士承认实用主义是“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实用主义把不同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观点糅合在一起，像变色虫一样根据不同的环境变换自己的颜色。实用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一个最典型的折中主义哲学流派。
但是，与上述其他唯心主义哲学相比，实用主义在思想理论上也有某些“独特的风格”。这主要表现在它强调要立足于现实生活，把确定信念当作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目的。实用主义者特别强调实践、行动在他们的哲学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美国实用主义者莫利斯说：“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人类行为肯定是他们所关注的核心论题。”[16]实用主义者甚至标榜自己的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行动哲学”。“实用主义”的英文原名为pragmatism，源出希腊文pragma，原意就是行为、行动。但是，实用主义者所谓现实生活不是指客观实际，而是指资产阶级的直接的实际利益和要求。所谓信念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所制订的计划、目标，而是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谓行动、实践，不是指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社会实践，而是个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所谓效果就是个人所追求的利益、功效。总之，实用主义者对生活、行动、实践、信念、效果等往往是从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市侩主义出发来作出种种解释的。有的实用主义者甚至直接把资产阶级的处世原则（例如，以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取得个人最大限度的利益和成功）当作普遍的认识和行为准则，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统统都归结为个人利害关系，用利益、报酬、兑现价值、信用、作业价值等资本主义商场和交易所的行话，来补充甚至取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范畴。这使他们的实用主义往往表现为投机商、交易所经纪人的哲学，表现为不讲原则、只讲实利的市侩哲学，表现为冒险家、阴谋家、野心家的哲学。
实用主义者在鼓吹他们这种市侩哲学时并不都是直截了当的，同实证主义的其他一些变种一样，他们往往企图给自己的这种理论作出似乎合乎科学的论证，涂上科学的色彩，宣称它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因而是一种科学哲学。例如莫利斯认为实用主义的理论来源有四个，即：“1.科学方法在19世纪所享有的威望；2.当代哲学中经验主义的力量相应的上升；3.生物进化论的流行；4.美国民主制理想的流行。”[17]这里第1、2、3三个来源都是有关自然科学的。他认为，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就是将科学方法推广于哲学。其他实用主义者也推崇科学方法，因此，莫利斯宣称：“对科学方法的高度评价是所有美国主要实用主义者的基本思想的一部分。”[18]至于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进化论，更被实用主义者用来当作自己的主要的科学根据。他还说：“主要的实用主义者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人是作为处于长期进化过程中的一种生物而产生的。实用主义无疑是达尔文主义以后的哲学。它的经验主义是朝生物学方向演变的经验主义。”[19]“怎样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人心、人的认识、人的自我、人的道德，这是实用主义者的最重要的问题。”[20]莫利斯的这种论述代表了几乎所有实用主义者的观点。在分析实用主义的思想特征时，显然不应当忽视它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实用主义者援引自然科学，一方面表现了现代资产阶级企图歪曲自然科学，利用被歪曲了的自然科学来宣扬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仍需要利用自然科学发展生产，因而也需要对自然科学给予哲学的解释，为自然科学提供方法论。
三、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
实用主义作为一个有极大影响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发源于美国，它的活动中心也一直在美国。1908年，当实用主义刚刚出笼不久，列宁就指出：“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了……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是实用主义了。”[21]自实用主义形成后，几十年来它一直被当作美国资产阶级思想方式的象征，实质上被当作美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在美国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化的特点所决定的。
当北美大陆被欧洲殖民者发现后，欧洲移民纷至沓来。他们中不少人是受封建的天主教迫害的加尔文教徒和清教徒，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者。他们的到来，一方面是为了逃避欧洲封建统治者的迫害，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攫取物质财富，特别是黄金，以增殖资本。他们用火和剑对印第安人等美洲土著民族进行了种族灭绝的屠杀，却又把在欧洲已形成的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到了这个落后的新大陆。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资本主义是在未遇到强大的封建势力阻挠的情况下较为顺利地发展起来的。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进一步扫除了。美国资产阶级似乎是在毫无约束地、毫无顾忌地从事资本主义的商业和产业竞争，扩张自己的地盘。正像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米德所描绘的：“美国的开辟者在精神上毫无束缚地从事于一个大陆的物质征服和一个民主社会的形成。”[22]米德所谓“物质的征服”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在美国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谓“民主社会”指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建立得最纯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之类政治制度也建立得最完备，从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也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露骨、更为突出。他们不必考虑受国家、君主、教皇以及一切超乎个人之上的力量的限制和旧的传统的束缚，可以自由放任地去争取个人的发展，追逐个人的“成功”“利益”。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交往都看作是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关系以至人对上帝的关系，都看作是利害和买卖关系。米德供认：美国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是这样一种个人主义，它使灵魂面对着‘创造主’，开辟者面对着社会，经纪人面对着市场，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契约的”[23]。上述这种情况使美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在反映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世界观上较欧洲资产阶级哲学更为直接和露骨。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两点上。
首先，在美国，强调个人服从社会、国家和某种绝对权威的哲学（它们往往表现为客观唯心主义）没有得到多大发展，而把个人放在突出地位的主观唯心主义则相当盛行。甚至直接同宗教融合在一起的唯心主义也要用某种方式强调“个性”，才能顺利地找到市场。在实用主义出笼以前就曾占据美国资产阶级哲学重要阵地的人格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其思想来源起自欧洲，开始时也有较强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然而当它们在美国生了根，成了道地的美国哲学以后，就越来越倾向主观唯心主义了。它们所鼓吹的“绝对”“上帝”与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个人合而为一了。
其次，在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和整个思想文化中，虽然也有不少高谈天国幸福、脱离现实生活、玩弄抽象概念的正统的天主教教义和经院哲学之类的东西，但是更多的则是强调尘世生活，强调直接的、现实的利益的东西。美国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如何在商业投机、产业竞争中获得成功、取得实利，从而美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所注意的不是去创造什么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去为美国资产阶级的直接的、实际的利益作论证，换言之，去论证能使资产阶级获得成功的手段和方法。他们的哲学很像恩格斯所指出的1848年以后的德国资产阶级那样，是“不动脑筋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24]。
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上述两个特点，在实用主义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实用主义所以能产生于美国，并在美国各派哲学中占有特殊地位，正与它能够适应这两个特点密切相关。
实用主义是美国资产阶级各个阶层都能普遍接受的哲学。毫无疑问，它也完全适合于美国中小资产阶级的胃口。因为他们的理想就是在企业、事业、商业投机中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其他事业中获得“成功”，取得尽可能多的“报酬”“利益”。然而，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小资产阶级经不起垄断资产阶级的打击，在竞争中总是失败，以致越来越走向破产。这样一来，他们就很难把实用主义当作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了。
实用主义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联系则与此大不相同。从19世纪末叶起，美国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转化，尽管它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要晚得多、但它不仅很快赶上，而且大大超过了这些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成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更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几十年内，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无论在国内增殖资本，或是在国外从事扩张，都可谓是得心应手，为所欲为。他们的许多信念、计划、行动，往往获得了“成功”，取得了“效果”。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很中，他们的一切有“报酬”“效果”的活动，都是完全符合实用主义的理论原则的。正是实用主义哲学教他们如何去取得“成功”。因而，实用主义自然就被崇奉为最好的哲学了。
四、实用主义的历史演化和流传概况
美国实用主义发轫于1871—1874年间在哈佛大学所建立的以皮尔士为首的“形而上学俱乐部”。俱乐部的主要参加者有后来成了实用主义的最主要代表之一的詹姆士，以及哲学家、心理学家赖特（C.Wright 1830—1875），律师霍尔姆斯（O.W.Holmes 1841—1935）、历史学家费斯克（J.Fiske 1842—1901），法官华尔纳（J.Warner），法学家格林（N.J.Green）等人。他们各在自己的专攻领域表述过实用主义的思想。例如，赖特在其1878年出版的书信集中提出了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
在“形而上学俱乐部”的成员中，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才能的学者。他在数学、逻辑学、化学、科学史等方面均有较高造诣。他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往往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他对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论述也有不少合理之处。但在论述哲学问题时，则陷入了唯心主义。1872年，皮尔士在“形而上学俱乐部”作了一个“学术”报告。1877年，他把这个报告整理成为《信念的确定》和《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两文，分载于《通俗科学月刊》（1877年11月号和1878年1月号）。这两篇文章是皮尔士实用主义的代表作，也是美国实用主义最早的纲领性著作。
皮尔士哲学是适应着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化时期资产阶级的需要而提出的。他虽然阐述了实用主义的根本原则，却没有来得及把它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皮尔士主要是一个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声名也并不显赫，他的个人生活甚至不怎么得意。他在《通俗科学月刊》上发表的那两篇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一直到20年后的19世纪末，也就是当美国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以后，通过受到当时已负盛名的詹姆士的赞赏，才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皮尔士的著作大都是在他死后发表的。1931—1935年，出版了六卷本的《皮尔士文集》，到1958年《文集》又增加了两卷，共八卷。自此以后，他的声名却大大显赫起来了。他不仅被当作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也被当作是继实用主义之后，在美国流传的其他一些哲学流派（例如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哲学、现象学）的先驱。有关论述皮尔士哲学的论著，也越来越多起来了。
美国实用主义之所以能获得较系统、完整的理论形式，正式形成为一个哲学流派，并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哲学、以至整个精神文化中发生几乎是占统治地位的影响，主要仰赖于实用主义的奠基者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詹姆士和杜威。
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思想理论界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祖父由爱尔兰移居纽约州，经商致富。父继祖业，并热中于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是一个宗教神秘主义教派斯威登堡派的信徒。本人虽无甚名望，但与当时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卡莱尔、美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爱默生（R.W.Emersen 1803—1882）交往甚密。他的家成了当时一些著名的美国唯心主义思想家的集会场所。因此，詹姆士从小就受到了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熏陶。为了求知，詹姆士除了在美国转读许多学校外，还到过欧洲的许多地方（巴黎、波恩、维也纳、日内瓦等），学习了多种学科。这使他不仅熟悉美国，也熟悉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状况。在哲学上，他热衷于当时欧洲和美国流行的唯心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雷诺维叶（C.Renovier 1815—1903）的唯意志主义、赫尔姆霍茨（H.L.F.Helmhotz 1821—1894）的不可知论以及休谟、康德等资产阶级早期唯心主义思想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也颇得学术界的赏识，他甚至一度打算使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后来，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化学和生理学，继而改攻医学，186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自1872年起，他在哈佛大学任教，起初教生理学和心理学，后来教哲学，1897年起任专职哲学教授，直至1907年退休。
詹姆士在实用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就在于他把皮尔士还只是抽象地论述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系统的实用主义理论体系，并用它来分析各种具体问题。杜威在比较詹姆士和皮尔士的特点时说：“导致詹姆士赋予实用主义方法以一种新的色彩的主要理由，是他全神贯注于应用这个方法来确定哲学上的各种问题的意义，尤其是他要把神学或宗教性质的哲学概念提出来加以检验。他希望建立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使人们能够决定一个特定的哲学问题是真正重要的；还是相反地，是微不足道的，纯粹是口头上的。”[25]杜威的意思是说，詹姆士企图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解决一切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方法，从而也是一种系统的哲学理论。
詹姆士从事哲学活动的年代，正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得心应手地、顺利地进行扩张的年代，他们在国内外都没有碰到特别大的威胁，这使他们目空一切、横行无忌。作为他们这种心理的反映，詹姆士在论述其哲学观点时，也往往具有直言不讳的特点。例如他公开用实用主义来论证宗教神学。詹姆士早期主要著作是他积九年之功精心写作的《心理学原理》（1890），其中不仅论述了心理学，也论述了哲学。由于他打着科学的旗号，引用了大量自然科学材料，加上詹姆士的流畅的文笔，使这部书在学界和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大量读者，从而使詹姆士一下子声名显赫。例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l 1872—1970）称这部书“优秀无比”[26]，美国著名哲学家桑塔亚那（G.Santayana 1863—1952）称这部书是詹姆士的“最大成就”[27]。詹姆士在1897年出版的《信仰意志和通俗哲学论文集》，收集了到1896年为止的他早期的一些哲学讲演，也是一部较集中地阐述他的实用主义理论的主要著作。1898年，他作了一篇题为《哲学概念与实际的结果》的演说，杜威称这篇演说“开创了实用主义的运动”[28]。1907年，他出版了《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它是对《信仰意志》一书的补充。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是整个实用主义流派的一部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它使詹姆士在美国资产阶级学术界中的声望达到了顶点。詹姆士的其他主要著作有：《多元的宇宙》（1909）、《宗教经验的类型》（1902）、《真理的意义》（1909）以及在他死后出版的由1905年以后的部分论文编成的《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1912）。
在论证和传播实用主义方面，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所起的作用更甚于詹姆士。杜威出生于佛蒙特州布灵顿一个杂货店商人家庭。1875年入佛蒙特大学，1882年转入霍普金斯大学，1884年写成《康德的心理学》学位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在这个时期，他接触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并深受英国新黑格尔派的影响。1884—1894年，杜威任教于密歇根大学，这时，他主要倾向于新黑格尔主义。1894—1904年，他任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系主任。这时，他已越来越转向实用主义。1903年他和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一些同道者合著的《逻辑理论研究》的出版，是他明确地抛弃原来信奉的唯心主义而完全转到实用主义方面的标志。他的一些著作受到詹姆士的赏识，他很快就成了美国资产阶级哲学界中的一个风云人物。他和自己的一些同道一起组成了实用主义中的所谓芝加哥学派。1905年起杜威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直至1929年以名誉教授身份退休为止。在这期间他曾到中国讲学两年（1919.5—1921.7）。退休以后仍留在纽约继续从事哲学和政治活动。
与詹姆士相比，杜威的特点是竭力使实用主义更具有科学的色彩，企图使它与科学对自然界的研究以及科学的方法论相一致，于是，他把实用主义称为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他还把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推广到政治、教育、宗教、道德等各个领域。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政论家。他通过大学讲坛和许多论著，竭力宣扬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民主、自由，宣扬改良主义，反对革命，并多方为美国统治集团的内外政策出谋献策。他还建立了一套教育理论，是最有影响的帝国主义教育家。由于杜威的学说非常适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能需要，因此赢得了他们的赏识。他被捧为使“‘西方文明’摆脱‘无神论、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上的拯救者和保卫者”，“美国人民的意向、导师和良心”，“美国哲学界中最杰出的人物”。在他生前，美国学术界就已发表或出版了大量关于他的纪念文章或文集。例如，他七十诞辰时出版了《约翰·杜威纪念文集》（1929），八十诞辰时出版了《人类的哲学家》论文集（1940），九十诞辰时出版了《约翰·杜威的哲学》论文集（1949）。在他死后，美国许多报刊发表了大量赞扬他的文章，有的还出版了专号。直到现在，杜威仍被美国学术界尊崇为美国20世纪头号哲学家。
杜威一生写了三十多本著作，近千篇论文。其中最能体现他的哲学观点的是《我们怎样思维》（1910）、《实验逻辑论文集》（1916）、《哲学的光复》（1917）、《哲学的改造》（1920）、《经验与自然》（1929）、《人性和行为》（1929）、《确定性的寻求》（1929）、《逻辑：探索的理论》（1933）、论文集《人的问题》（1946）以及同本特雷（A.Bentley）合著的《认知与所知》（1949）等书。
皮尔士、詹姆士、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最主要人物。在他们周围和在他们影响下，还有不少实用主义者，他们各从不同的方面对实用主义作了发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米德、刘易斯。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早年在哈佛大学学习哲学和心理学，是著名新黑格尔主义者罗伊斯和人格主义的创始人鲍恩（B.P.Bowne 1847—1910）的学生。1888—1891年到柏林留学，研究生理学和心理学。回国后，在密歇根大学教哲学和心理学，是杜威的密友。杜威任芝加哥大学哲学系主任后，米德不久也到该校任教，1907年升任教授。他是杜威所领导的实用主义运动中所谓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着重用心理学来论证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把这种原则运用于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米德提出的所谓社会行为主义，被资产阶级哲学家当作是他对实用主义理论的贡献。这种理论认为作为心理意识的心灵和自我不是物质的产物，而是社会行为的产物，而社会行为又被他归结为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理论外表上承认自我、个性的活动要受社会环境的约束，并强调个人的行为要包含于广泛的社会行为之中，而社会行为则超出个人行为的界限。其实，由于他对个人和社会的解释并未脱离实用主义范围，因此，他所谓个人服从社会并未使他避免主观唯心主义。他的主要著作有《当代哲学》（1932）、《心灵、自我和社会》（1934）、《行动哲学》（1938），这些都是在他死后由别人根据他的学生笔记和速记稿编辑、整理出版的。
刘易斯（Clarence Irving Lewis 1883—1964）1910年毕业于实用主义的诞生地哈佛大学，自1920年起在该校任教。他是美国著名的逻辑学家，他的《符号逻辑概论》（1918）是美国最早出版的关于符号逻辑史的著作。他的哲学的特点是，把实用主义同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观点糅合在一起，提出了所谓“概念的实用主义”（他自称为“异端的实用主义”）。他抹杀逻辑的客观基础，否认逻辑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认为逻辑无非是“经济而方便”地组织理智经验的方法或工具。这实际上是把马赫主义的思维经济原则与杜威的工具主义混杂起来。刘易斯还接受了康德的先验论，把逻辑系统当作是先验的系统，认为逻辑的真理是纯粹由概念分析而来。正像康德认为后天的经验要经过先天的范畴整理一样，刘易斯认为人们的实际经验要经过这种逻辑系统的概念来进行分析，才有明确的意义。但是，与康德承认经验由自在之物作用引起不同，刘易斯对经验作了纯粹唯心主义的解释，而他所谓先天的逻辑系统也要以其对经验的效用为标准。换言之，用什么样的概念系统来分析经验，要以它们对经验分析的功用、效果为根据。因此概念系统是工具性的。这实际上就是将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置于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之下。刘易斯还接受了康德的信仰主义的伦理学（特别是康德关于绝对命令、善良意志的理论），将它同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凑杂在一起，提出了一套伦理道德理论。刘易斯的重要著作还有《知识中的实用主义因素》（1926）、《对知识和价值的分析》（1946）、《心灵和世界秩序》（1956）《我们的社会遗产》（1957）、《价值和命令》（1968）等。
在美国实用主义的演化中，还出现了直接用实用主义来修正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当代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Sidney Hook 1902—1989）就是这种倾向的最大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杜威死后，美国实用主义在外表上有被一些发源于欧洲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挤到后台的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欧洲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移居美国或在美国长期讲学。他们在美国获得了大量的信奉者，把持了不少哲学刊物，占据了不少哲学讲坛。相比之下，在杜威死后，美国实用主义倒没有出现过什么显赫人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用主义在美国已经衰落了，而只是意味着它在理论上的发展已趋终结。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已被美国资产阶级及他们的各种代表人物当作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理所当然的准则。至于上述后起的新的哲学流派，它们的影响主要限于学术界，即使是像在法国素有“街头哲学”之称的存在主义，在美国主要也只是在“有教养”的阶层中流行。因此，从实际的影响说，它们远非实用主义可比。而且，这些流派与实用主义在理论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用不同方式、从不同方面论证实用主义曾经论证过的问题。当代美国实用主义者莫利斯说，逻辑实证主义、英国语言分析派、现象学、存在主义同实用主义“在性质上是协同一致的”，前四种哲学“每一种所强调的，实际上是实用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范围之内的中心问题之一”。“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特别是皮尔士）共同一致地强调形式逻辑以及科学上有意义的概念和假设的经验标准。英国分析哲学中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在意义和行动的结合问题上与实用主义大体一致。至于现象学，在皮尔士和詹姆士那里就已具有明确的地位。米德的许多著作（例如《当代哲学》）在性质上是现象学的。存在主义者以非常不同的形式所关注的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问题，也是所有实用主义者、特别是詹姆士和杜威的基本问题。所以，这四种运动各自表现的关注，实用主义者都分担了。”[29]莫利斯的这番议论并非夸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流行的许多“新”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同实用主义的确是一丘之貉。
作为实用主义和其他“时髦”哲学流派合流的一个例证，我们在此简单提一下存在主义者怎样和实用主义攀亲认戚。当代美国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之一蒂利希（P.J.Tillich 1886—1965）说，在把实在归结为主观的经验、以及否定理性主义上，存在主义同实用主义是一致的。他认为，在真理观上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原则”与存在主义“极相吻合”[30]。另一个当代美国存在主义的代表巴雷特（W.Barrett 1913—）甚至认为实用主义的奠基人詹姆士与其说是实用主义者，还不如说是存在主义者。他说：“在所有的非欧洲哲学家中，威廉·詹姆士也许最配贴上存在主义者的标签。……更确切地说，与其称詹姆士为实用主义者莫如称他为存在主义者。”[31]“把詹姆士列入存在主义者之列，这不只是语气问题，而且是原则问题。”[32]巴雷特认为实用主义的另一主要代表杜威（特别是其后期）也接近于存在主义。他说：“杜威坚持现代哲学家必须与一切传统思想决裂，而这就是向现代哲学的存在主义的总方向运动。”[33]
实用主义的流传不限于美国。它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有流传。例如在英国，尽管新黑格尔主义、新实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流派先后占据了大学的哲学讲坛，在20世纪初，仍出现了以席勒（F.C.S.Schiller 1864—1937）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席勒是詹姆士的崇拜者，1913年，他正式宣布信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他的理论与詹姆士几乎完全一致。据他自己说，当他第一次会见詹姆士时，“仅仅五分钟之后，我就发觉自己好像是和我终生所了解的人一样在和他说话了”，“他是正合我的心意的人”[34]。但是席勒嫌“实用主义”这个名称对个人强调不够，因此，他建议改名为《人本主义》（Humanism）。另外，詹姆士把实用主义说成是一种方法论和真理论，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范围之外；席勒则宣扬更为公开的主观唯心主义。例如他承袭并发挥了古希腊智者派普罗塔哥拉的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公式，认为人不仅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他宣称，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是经验，这种经验不是由经验以外的其他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么，经验是什么呢？席勒公开说，它是主体的各种体验的总和，其中包括了幻梦、错觉、幻想，而这些东西具有与其他东西同样的现实性。他公开支持唯我论说：“对经验作唯我论的解释不是不可能的，在理论上也不是不真实的。”[35]
在意大利，20世纪初也出现了喧嚣一时的实用主义思潮，其中又分为两个支派。一派是以卓瓦尼·瓦拉蒂（Giovanni Vailati 1863—1909）、马里奥·卡德诺尼（Mario Calderoni 1879—1914）为代表的所谓“学院派”实用主义。他们比较注意逻辑和方法论以及语言的应用问题，强调语言和词的分析的意义。他们与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的观点较为接近。另一派以卓瓦尼·帕比尼（Giovanni Papinni 1886—1956）为代表。他们的观点并未脱离美英实用主义、特别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的窠臼，詹姆士称帕比尼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幽默的和机智的作家”，帕比尼则称詹姆士为实用主义的“大师”，并全盘承袭了詹姆士的信仰意志论。但是，帕比尼等人则打着“更新”意大利文化并使之“现代化”以及创立“新的”“行动”哲学之类虚伪的口号。
在法、德、奥等国，实用主义也给自己找到了市场。仅仅由于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已存在着一些与实用主义极为接近的哲学流派（例如德、奥流行的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法国流行的柏格森主义等），它们贩卖与实用主义基本一致的哲学思想，而它们与本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用主义那种粗鄙庸俗的外表，因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感到利用这些流派比公开的实用主义更为“方便”、更为“有效”。所以在这些国家，外表上没有产生引人注目的实用主义运动。
实用主义在一些受帝国主义，特别是受美帝国主义奴役和控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也有流传。这些国家一般都有一个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在思想上、哲学上也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实用主义则是他们贩卖得最多的哲学流派。例如在旧中国，后来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的胡适，就是实用主义的忠实门徒。他几乎毕生以实用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