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
第四章 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
实用主义作为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必然是与作为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针锋相对的。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早期的实用主义者主要是通过建立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著作中，直接驳斥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并不多。至于当代的实用主义者，则往往把宣扬实用主义同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杜威的门徒胡克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不仅用公开的、直接的语言说出了他的前辈还没有说出或只是隐晦地说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系统地用实用主义来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妄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者究竟是怎样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呢？胡克就是一面镜子。因此，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来剖析胡克的哲学。
一、胡克思想的发展过程及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手法
胡克用实用主义来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他1923年在纽约大学毕业后即到杜威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1927年他出版了《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取得博士学位。这时，他主要是阐述杜威的工具主义。他在这部书开头的“致谢”中承认他的主要论点深得杜威的帮助，杜威个人给了他以“莫大的鼓励”。杜威也特意为这部书写了一篇序言，赞赏胡克对工具主义运动有“深刻的理解”，其“论述远远超出在考虑实用主义时所常常出现的争论的水平”。1928—1929年，胡克得到古根海姆学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出国研究，曾在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短期到莫斯科马恩列学院见习。当时，他甚至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他一开始就是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1934年起，胡克任纽约大学哲学系主任，1939年升为教授。一直到1970年以荣誉教授退休，他的大部分活动是在纽约大学进行的。在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对马克思的理解》（1933）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这是他以实用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在40年代，他出版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历史中的英雄》（1943）等著作。这时，他同一批资产阶级的反共专家以及30年代被美共清除的叛徒一道，大肆攻击列宁特别是攻击斯大林，为托洛茨基等人辩护，并拼凑所谓“非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50—70年代，胡克抛出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1956）《政治权力和个人自由》（1959）《“有”的寻求》（1961）《自由与矛盾情况》（1962）《自由社会中的宗教》（1967）《革命、改革和社会正义》（1975）等著作，继续以马克思学说的“专家”身份攻击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他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遥相呼应，抓住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把它们当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当苏联成了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争夺的超级大国后，胡克代表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有所揭露，但他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不相容的霸权主义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物，实际上矛头仍然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
胡克思想发展的这几个阶段不是截然割裂的，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在这几个阶段中，他都反复玩弄着这样一个手法：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他所谓“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割裂起来，把马克思歪曲为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者、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继承者、人道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一句话，歪曲为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者。把恩格斯、列宁歪曲为费尔巴哈的简单继承者、机械论者、布朗基主义者、极权主义者。从而认为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与恩格斯、列宁等所发挥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他认为，真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学说的，不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杜威及他自己。他甚至吹捧杜威及他自己比马克思本人更懂得马克思主义。因为据他说，马克思本人的学说是含糊不清的。马克思的“全部主要思想以及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任何地方也没有一种有系统的说明”[159]。马克思的思想“是真实的、含糊的和虚假的东西的混合物”[160]。而杜威和他胡克则廓清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含糊不清的地方。他宣称：“在今天的世界上，马克思思想中最优秀因素在其中得到表现的最杰出的人物便是约翰·杜威。这些因素都为他独立地作了发展，而且是超出了在马克思著作中所发现的任何东西之外系统地对它们作了精心研究。”[161]
胡克究竟怎样用实用主义来歪曲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呢？下面从几个主要方面加以评述。
二、用经验自然主义冒充辩证唯物主义
胡克用实用主义来歪曲、顶替马克思主义，首先表现在他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歪曲为实用主义的经验自然主义。
胡克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由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阐述的，作为共产党人制定其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的学说，对此他竭力攻击和否定。另一种是作为一种自然主义哲学的体系，对此他竭力赞同和鼓吹。他所孜孜以求的就是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为一种自然主义哲学。他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进化的自然主义”[162]，企图在“赞同”马克思的名义下用这种自然主义来取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自然主义，这是不少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经常使用的一个哲学概念。不少人宣布自己是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宣称世界既不是统一于物质，也不是统一于精神，而是统一于将物质和精神都包含在内的自然。然而，什么是自然呢？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哲学立场出发，对它作出各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因此，在“自然”这个概念下，也像在“经验”概念下一样，隐藏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杜威、胡克等实用主义者自命为自然主义者，是为了把实用主义标榜为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之外的哲学。我们在上面已经揭露，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当胡克把辩证唯物主义者当作是自然主义者时，他的目的在于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为实用主义类型的唯心主义。
胡克究竟怎样把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自然主义，从而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为实用主义的呢？在他的《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作为自然主义哲学的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的教义已由西方某些形式的进化的自然主义约略勾出了轮廓，这些自然主义企图建立起比在专门科学中所能发现的任何普遍性更广泛的某些关于世界的结论。这些结论之一是：无论在何处发现的价值，都与人的利益、意识或愿望有关。从这个结论得出了分析性的后果：关于作为人类活动场所的物质世界的真理，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辩证唯物主义与信仰无论什么社会哲学——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在逻辑上都是可以相容的。”[163]
胡克的这段话中包含了他用自然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所作歪曲的主要内容。其中有两点最为突出：
第一，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发展的，而是由“西方某些形式的进化的自然主义”所提出的。换言之，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进化的自然主义”的一种形式，马克思不过是附和这种进化的自然主义罢了。
其实，“进化的自然主义”，这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当代美国，就有着各种不同的“进化的自然主义”。胡克所讲的“西方某些形式的进化的自然主义”是指什么呢？请看他对自然主义是怎样讲的：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把物质当作自然科学研究的题材。”[164]物质不是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只是人的感觉经验所及的自然科学的题材，从而是感觉经验的东西。这是实用主义以及一切其他形式的实证主义的一个共同观点。
“常识和自然主义都认为任何不以某些观察效果为根据的东西，要断言其存在是没有根据的。”[165]效果、成功是衡量事物存在的尺度。这正是实用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
“如果我们想获得新知识，自然主义者说，我们必须遵循科学探索的基本模式——看问题所在，陈述假设，作出推论，执行实验并进行观察。”[166]“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是对这些程序的系统思考和加工的结果。”[167]这正是杜威早就提出过的“探索方法”（思想五步说），即实用主义的实践和认识方法。
由此可见，胡克所主张的自然主义，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过是杜威实用主义，即所谓经验自然主义的同义词。前面缀以“进化的”美名，也并未改变其实质。事实上，实用主义者一直标榜他们的哲学是一种“进化的”“生长的”哲学。胡克把这种“进化的自然主义”当作是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把实用主义当作辩证唯物主义，把杜威及他本人标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第二，胡克认为“价值”的东西，即政治、道德等社会历史和思想领域内的东西只与“人的利益、意识或愿望有关”，而与作为自然主义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无关。因此，“信仰辩证唯物主义与信仰无论什么社会哲学——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在逻辑上是可以相容的”。换言之，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是不相干的。这一点正是胡克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法，他在许多著作中一再重复这种论调。例如他在《人与自然》一文中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论断（所谓辩证的规律），就其有意义的范围来说，逻辑上既可以承认共产主义，也可以反对共产主义，二者是可以并存的……关于决定一个社会制度是否比另一个更值得向往这个问题的见解可以和决定什么是存在的本性的见解完全无关。反之亦然。”[168]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列宁指出：“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169]
因此，如果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就会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否定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学说的理论基础，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篡改为同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可以相容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总是竭力把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科学社会主义割裂开来，他们企图使人相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只不过是自然主义和非自然主义之争。至于社会历史以及政治等问题，根本不属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争论的范围。关于社会历史、政治的理论是一些“价值”命题，即一些以伦理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命题。某一种社会政治学说的正确与否，完全决定于人们从“价值”观点对它所作的评价，而与一般的自然规律无关。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就是没有根据的了。人们可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但同时又完全可以拒绝甚至驳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这方面，胡克等实用主义者算是最突出的了。他们一再鼓吹这种割裂的论调。
实用主义者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竭力掩盖他们的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似乎实用主义是对无论属于什么阶级、抱什么政治立场的人都适合的哲学。用詹姆士所欣赏的意大利实用主义者帕比尼所举的例子来说，实用主义好比旅馆里的一条公共走廊，它可通向住着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房间。当胡克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理论割裂开来时，他们也正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像实用主义那样的“走廊”。这也就是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
三、用工具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
胡克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另一表现是，用实用主义的工具主义来歪曲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在这一方面，他所使用的主要手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能动作用的理论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割裂和对立起来，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作家割裂和对立起来。在胡克的笔下，似乎马克思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强调人的实践和认识的能动性，而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恩格斯、列宁则只强调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而忽视了实践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实践和认识的能动性。他由此把马克思歪曲为实用主义一类唯心主义者，把恩格斯、列宁歪曲为机械论者。下面我们来看看他究竟是怎样进行歪曲的。先看他如何歪曲马克思。
胡克一再引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来作为根据，硬说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只是强调了人的认识和行动的能动性，而排斥唯物主义反映论。他的如下一段话就表现了这种企图：“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忠于他的黑格尔的传统，对把感觉和思维看作是环境作用于动物机体的被动的结果的一切机械唯物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他宣布以往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总的来说是不能解释意识的活动，特别是不能解释文化的选择。费尔巴哈的爱的政见在政治上的消极被动，是他相信感觉不过是客观世界的原原本本的影像、知识、复写的根源之一。在马克思看来，感觉是实践的感性的活动的形式。它们不是知识，而是对在行动中完成的知识的刺激。它们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东西……一切社会的行为和变化都以存在于人心之中的观念为中介。因此观念不可能是被动的影像，它们必是行动的工具。”[170]胡克的这段话，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肆无忌惮的篡改。
第一，他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同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对唯物主义的批判混为一谈。的确，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批判过旧唯物主义的直观的认识论，即消极、被动的反映论，但他们的出发点不同。黑格尔批判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目的是抓住其直观性的弱点来否定其唯物主义，而他所主张的具有能动作用的实践是纯粹的精神活动。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因为它的直观性不能把唯物主义反映论贯彻到底。马克思只是批判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直观性，即消极被动性，而不是其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本身。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论的同时，又提出了能动的反映论。因此，胡克所谓马克思“忠于黑格尔的传统”的论调，包含了很大的歪曲。
第二，胡克认为费尔巴哈在政治上的消极被动，是他主张感觉是客观世界的影像、复写这种唯物主义反映论观点的根源。换言之，如果费尔巴哈在政治上是积极主动的，他就不会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因此，积极主动同唯物主义反映论是不相容的，而消极被动倒是必然导致反映论。或者说，强调主观能动性，就必然要取消唯物主义反映论，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就必然否定主观能动性。这种观点是胡克等实用主义者在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个主要观点，为他们所一再鼓吹。
这种观点当然是荒唐的。费尔巴哈在政治上消极被动，不懂得革命实践的意义，没有参加革命的实践活动，这是他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带有直观的、消极的性质的原因，而决不是他主张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因。在政治上以及其他方面发挥积极主动性，同唯物主义反映论不仅不抵触，反而是一致的。因为，要真正发挥积极主动性，必以正确地认识并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也就是以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前提。否则，所谓主动性、能动性就会成为唯心主义的主动性、能动性，就会是恣意胡为，鲁莽从事，必然碰壁，最后必然陷入消极被动的局面。实用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胡克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纯属是对马克思的捏造和污蔑。
第三，胡克说：“马克思认为感觉是实践的、感性的活动的形式。它们不是知识，而是对在行动中完成的知识的刺激”，观念是“行动的工具”。这完全是把实用主义对感觉、思维等工具主义的解释强加在马克思头上。马克思批判过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即没有看作是实践。但他从来没有否定过费尔巴哈认为感觉是客观世界的复写这个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从来也没有同意过感觉不是知识、而是对行为的刺激以及观念是行为的工具这种违反反映论的错误观点。恰恰相反，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对感觉、思维等的解释同包括实用主义者在内的一切唯心主义者的解释是根本对立的。
在胡克的许多著作中，都充斥着对马克思实践论的上述这种实用主义的歪曲。例如他在《对马克思的理解》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中，都引证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第十一条。他硬说马克思在此“同黑格尔一道反对传统的真理定义……这个定义是：真观念是反映外部环境或同外部环境一致的观念”[171]。就是说，马克思在此反对唯物主义反映论。他认为，马克思所强调的只是行动，马克思把感觉、观念、概念看作仅仅是“行为规则”。“观念和原则被当作工具，力量借工具而取胜或失败，也仅仅如此。”[172]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仅仅是一种“行为规则”，“行为方法”，而不是什么科学的理论。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不是神话，而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实在主义的方法。”[173]马克思的实践论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行动主义”[174]我们知道，实用主义者企图把他们的理论说成是超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一种关于行为的方法论。当胡克把马克思的理论说成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实在主义的方法”时，他正是企图把马克思说成是实用主义的同道者。所谓“自然主义的行动主义”，无非是实用主义的同义词。胡克甚至露骨地声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讲的话，“对于近代的读者来说”，“暗示着实用主义”[175]。
胡克在把马克思歪曲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后，便来歪曲和攻击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恩格斯的观点，胡克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企图维护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没有充分强调马克思认识论中的这种能动的实践因素的地位和重要性。他接受了费尔巴哈的粗陋的公式（按照这种公式，感觉是外部世界的影像和复写），而没有解释如果它们仅仅是反映，就怎么能够促使事物发生转化或革命化。他不把感觉看作是认识的物质线索，而把认识与感觉同一起来，并把真理确定为感觉与外部世界的一致。人们怎样摆脱他们的感觉的不可思议的圆圈？他们怎样确定他们的感觉是否符合外部世界？他们事实上怎样知道存在一个外部世界？按照这种假设，就会是神秘的。”[176]
“诚然，恩格斯试图诉诸试验和实践来解决这种神秘。但是，既然恩格斯把试验看作是终之于感觉，而感觉又被看作是直接知识，那他就没有比休谟的近代的追随者们更接近于非感觉主义的真理和存在的标准，而他却用‘试验证据’来反对他们。”[177]
从上面这些话可以看出，胡克认为恩格斯在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而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论，恩格斯停留在感觉的领域，无法用他的反映论说明人对世界的改造，无法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恩格斯的实验、实践以感觉为终点，不能使他超出感觉的范围，从而恩格斯陷入了休谟的怀疑论等。
凡是读过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重要哲学著作的人，都可以看出胡克是在信口雌黄。因为在认识论上，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所坚持的是同马克思完全一致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
例如在《终结》中，恩格斯批判地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同样适用于解决实践和认识的相互关系问题），批判了庸俗唯物主义，批判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三个局限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对于费尔巴哈，恩格斯不仅肯定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而且指出了他没有克服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三个局限性。恩格斯在这本书中一再明确指出了他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恩格斯也丝毫没有让自己停留于感觉的范围，更没有陷入休谟的怀疑论。恰恰相反，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人们通过实践（实验和工业）可以驳倒一切怀疑论，可以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一再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劳动，即人的实践，一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他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178]“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么，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179]恩格斯在此所讲的人“使自然界改变”“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支配自然界”，人对自然界的作用是“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都是极明确地肯定了人的实践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反杜林论》以及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著作中，恩格斯也一再明确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
总之，在认识和实践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正像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恩格斯和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列宁，胡克是这样议论的：
非常明显，列宁忽视了他在政治上的行动主义及作为其基础的关于相互作用的动力哲学，同机械适应的认识论之间的不相容。前者是在《做什么？》中表述的，后者是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竭力维护的。在后一本书中，他逐字逐句地追随恩格斯，认为“感觉是事物的复写、摄影、形象和镜像”，人心在认识中不是能动的。……为着当作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利益，列宁必须承认知识是一种能动的事情，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在其中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承认感觉不是知识，而是知识借以工作的那些材料的一部分……谁要是相信感觉不过是外界的复写，以为它们本身能提供知识，谁就不能避免宿命论和机械论。[180]
胡克在此对列宁的歪曲同他对恩格斯的歪曲是一致的，即认为列宁在认识论上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一个机械论者、宿命论者。其实，列宁是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导师。列宁不只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使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变成了革命的现实。全盘否定列宁，胡说他忽视了人的实践和主观能动性，这与活生生的大量事实相违背，实在难以使人相信。于是，胡克就玩弄了一个新的花样，说列宁在哲学上和他在社会政治问题上、革命行动上存在着对立。似乎列宁的理论脱离实践。他在实践上是主张能动作用的革命家，而在理论上则是“逐字逐句追随恩格斯”的机械论者、宿命论者。胡克说：“列宁的哲学本身是不一贯的，和他自己的行为也是不符合的。据他看来，思想是事物的‘映象’，而他自己的思想并不是过去或现在存在的事物的映象，而只是大胆的行动计划或对于未来的展望。”[181]胡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列宁在行动上并未遵循反映论，而是遵循实用主义。因为把人的思想看作“只是大胆的行动计划或对未来的展望”，这正是实用主义的工具主义的重要特点。
显而易见，胡克在此对列宁作了无耻的歪曲。因为列宁的革命活动同他的哲学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所发展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以及他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活动，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作为认识基础的，而列宁的反映论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也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对这点作了明确的论述。例如他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182]“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83]列宁还对看不到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形而上学的、直观的认识论作了尖锐的批判，明确指出应当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例如他说：“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184]
由此可见，无论是对马克思的学说或者是对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胡克都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虚构。他把实用主义的实践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混为一谈，用前者来代替后者，正是以这种歪曲和虚构为前提的。
四、用实用主义的行为方法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用实用主义的行为方法来取代辩证法，是胡克等人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内容之一。胡克在此所玩弄的伎俩，首先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歪曲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残余，并进一步把它歪曲为实用主义的行为方法；然后对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发挥的辩证法原理大肆讨伐，否定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抹杀自然界的辩证法，并由反对自然辩证法而反对一切客观的辩证法。为了攻击唯物辩证法，他用人的思维结构中的矛盾来混淆客观现实的矛盾，用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来混淆作为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他还歪曲研究一切物质运动形式的普遍规律的辩证法同研究特殊的运动形式的专门科学的关系，抹杀辩证法对专门科学的指导作用等。
1.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歪曲
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一书中，胡克借用一个所谓“聪明的法国人”的话说，马克思主义像基督教一样有其神秘之处，“辩证法就是其中主要之一”，“没有一个马克思的批评家不把辩证法的原则当作宗教神秘主义的一部分或者当作一种深思熟虑的神秘的东西”，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往往表现为一种魔术式的符号，而不是明确的概念”[185]。马克思辩证法的这种“神秘主义”和“魔术”性质从何而来呢？胡克说主要是来源于黑格尔的术语，因为马克思“出于对黑格尔缅怀的崇敬，使用了这种术语”[186]。总之，在胡克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含糊不明的、神秘主义的东西，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的残余。他在后来的不少著作中，仍然一再重复类似的观点。例如他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中说：“马克思所用的专门术语往往反映了他得自黑格尔的遗产。他的全部基本公式，看来几乎都是不明确的。”[187]
马克思的辩证法果真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残余，因而是含糊不明的、神秘主义的吗？根本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必须对它作一番透彻的批判。当马克思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时，他首先正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作了透彻的批判，把被黑格尔用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颠倒了的客观世界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使辩证法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本人早就指出了这种根本区别。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188]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说：“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189]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也一再指出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不同。对马克思本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话，胡克并非是闻所未闻，毫无了解的。然而，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一切事物的存在和一切理论的真假均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为标准。为了把马克思辩证法说成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残余，他们可以随意把马克思本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著名论述当作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可以置之不顾。胡克正是这样做的。
胡克并不满足于把马克思歪曲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还企图把马克思装扮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宣布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区别”。[190]这种区别在于“马克思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应付每一种境遇中不变的和可变的东西的方法。它是一种运动、力量、生长和行动的逻辑”[191]。所谓经验主义者，就是“经验自然主义者”，即实用主义者；所谓“应付每一种境遇的方法”，就是实用主义者所鼓吹的应付环境的方法；所谓“运动、力量、生长和行动的逻辑”。就是杜威之流的“探索的逻辑”，即实用主义的按主体的情感意志行动的逻辑，胡克有时称之为“行为的意志”[192]。总之，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实用主义的行为方法。实用主义的行为方法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和唯意志主义、相对主义和诡辩的方法。这种方法当然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有着“深刻的区别”。胡克强调这种“深刻的区别”的目的是：通过实用主义的方法来取代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外壳中所阐述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来否定一切辩证法，把马克思伪造为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唯意志主义者、相对主义者、诡辩论者。
2.否定自然界的辩证法
胡克既然把马克思辩证法歪曲成了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主义的方法，那在他的眼中，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解释为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当然是“歪曲”“修正”马克思了。他特别对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将辩证法应用于研究自然科学的主张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认为恩格斯等人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因为据他说马克思根本没有谈及自然辩证法，而自然界也并不按辩证法的规律发展。请看他的如下一段话：
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的企图必须当作是同自然主义的出发点不相容而加排斥。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过自然辩证法，尽管他完全意识到了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单位中量的渐变会引起质变。但是，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以及他死后出版的《辩证法与自然界》（指《自然辩证法》——引者）中，公开把辩证法扩及于自然现象。然而，他给辩证法下的定义，表明他没有意识到辩证法同物理学的“变化”概念和生物学的“发展”概念相对立的独特性。他写道：“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坚持上面所讲的对辩证法的独特的内涵，并且相信不以人为转移的自然界是它的例证。伽利略的运动定律和昆虫的生命史同辩证法毫不相干，除非假定整个自然界都是精神的东西。恩格斯在此，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对黑格尔的生吞活剥超过了他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原有的消化能力。[193]
胡克这段话中的主要论点是：第一，马克思从未讲到过自然辩证法；第二，恩格斯把辩证法扩及自然界是唯心主义，是生吞活剥黑格尔。
胡克的这种论点有真实的根据吗？一点也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自然界的辩证法的人，的确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但这只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有所分工，而不表明马克思否定了自然界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自然界的辩证法，也像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在指出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根本对立时，也强调指出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194]马克思所肯定的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对自然界当然是适用的。在《神圣家族》一书第五章（这一章由马克思执笔）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只有表现了对象本身的实际发展时，才有意义，而马克思在此所举的对象的例证是苹果、梨等自然事物。马克思在1867年6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规律时说：“你从我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由于单纯的量变——资本家的第三章结尾部分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195]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地、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自然界的辩证法，而《反杜林论》是在马克思的直接支持和参加下完成的，它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共同观点。所有这些都说明，马克思像对待社会和思维的辩证法一样，也明确肯定了自然界的辩证法。
把辩证法规律扩及自然界是否是生吞活剥黑格尔、是否就是唯心主义呢？当然不是。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者，他认为自然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自然界本身并不能按辩证法的规律发展，自然界的辩证发展是由绝对精神所推动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此相反，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辩证法的发展规律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人们只能发现自然界的辩证法，而不是把辩证法规律注入自然界。
自然界本身是否按照辩证法规律发展呢？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恩格斯说：“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196]又说：“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197]就以胡克用来驳斥自然界按辩证法发展的例证来说，它们其实不是驳斥了自然辩证法，而是证实了自然辩证法。例如伽利略的运动定律同牛顿的运动定律一样是机械运动定律，但机械运动正像一切高级形式的运动一样，也是服从辩证法的规律的。即使简单的机械的位置移动也是意味着物体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因而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胡克所谓昆虫的生命史与自然界的辩证法不相干，也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昆虫的生命史正如一切有机物的生命史一样，不是推翻，而是证实了自然界的辩证法。昆虫同一切有机物一样由细胞构成，它们的生长、发育、死亡都服从细胞的分裂规律。它们的生命都处于同化和异化的矛盾过程中，它们在同一瞬间既是一物，又是另一物，它们的生命史是细胞的不断分裂史，是同化和异化的对立统一史。
由此可见，恩格斯把辩证法扩及于自然界，并不是像胡克所讲的那样从外部把辩证法的规律注入自然界，而是揭示和发现了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辩证法的规律。恩格斯自己明确指出：“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198]胡克所谓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是唯心主义之说，纯粹是一种无端的捏造。
3.用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来取代对立统一规律
为了否定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性质，胡克没有提出，实际上也不可能提出任何严肃的、科学的论据，他只好玩弄诡辩术来歪曲辩证法的本来性质。以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来顶替客观事物和人的思维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便是他的主要手法之一。
胡克说：“……‘矛盾’这个名词通常和唯一能首尾一贯的用法，是如亚里士多德所早已指出的那样属于论断或陈述的特性。”[199]“矛盾的东西是命题、判断或陈述，而不是事物或事件。”[200]在此，胡克把现实事物的矛盾归结为形式逻辑所讲的思维的形式结构的矛盾。在胡克看来，只有在人们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结构中才存在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说明人们的思维中发生了错误，具有假的特性。而不矛盾则是人的思维正确的特性。至于在现实事物中，即他所谓“事物或事件”中，则不存在矛盾。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真或假的特性，不会有错误和正确之分。因此，胡克认为矛盾的规律“既不是事物的规律，也不是思维的规律”[201]。这样一来，他就否定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运动本身所固有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这种观点出发，胡克指责辩证唯物主义者承认客观对象本身存在着矛盾，是非法的；把形式逻辑的矛盾注入物理世界，把逻辑学变成为物理学的分支，而在他看来，这是很荒唐的。
用形式逻辑的矛盾来混淆客观事物的矛盾并以此来否定客观事物的矛盾，这并不是胡克的什么独创。杜林早就玩弄过这种花招。恩格斯揭露说，在杜林看来，“矛盾=背理，因而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202]。许多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在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学说时也经常使用这种伎俩。
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当然不会被这些“批评家”们所驳倒。唯物辩证法既肯定作为辩证法的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又承认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是人的正确思维必须遵守的规律，二者是完全相容的。但唯物辩证法是把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同现实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严格区别开来的。逻辑的矛盾律只管思维的形式结构，要求人们在议论中对同一对象的思想不能既予肯定，又予否定，即不自相矛盾。不自相矛盾，这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列宁说：“‘逻辑矛盾’——当然在正确的逻辑思维的条件下——无论在经济分析中或在政治分析中都是不应当有的。”[203]因此，在人们的日常议论和科学研究工作中，都应当避免逻辑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对象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它肯定了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都是包含着内部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和事物的发展。因此，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中，不能回避、更不能抹杀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矛盾，而要揭示和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促进这些矛盾朝着有利于人们的方向转化。否则，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就会违背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就会走到主观主义的邪路上去。
胡克等实用主义者用形式逻辑的规律来混淆和取代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他们尊重形式逻辑的规律呢？不是。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和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把它们混为一谈，就是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这本身就违反形式逻辑的要求。实用主义者是“有用”“效果”至上主义者。只要对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用”“有效果”，他们不惜闭眼不看最明显的事实，也不惜违背最起码的逻辑要求，把严肃的科学论证变成纯粹的诡辩。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仅否定对立统一等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也否定人的正确思维应遵守的普遍的逻辑规律。
4.抹杀辩证法对专门科学的指导作用
下面我们揭露胡克怎样用诡辩手法来歪曲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同各门特殊科学的方法的关系，并以此来否定唯物辩证法对各门特殊科学的指导意义。
先请看胡克本人是怎样说的：
辩证法规律没有给任何特殊判断或实践提供指南。人们固然有时援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指责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或心理学中的某些理论，但决没有任何分析表明，辩证法规律同它所指责的命题实际上是不相容的。……如果明天共产党人放弃所有对辩证法规律的信念，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会改变，除了科学家和其他学者不再需要声称拥护他们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表明为什么事情应当是另一个样子。[204]
……不管在自然中观察到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他们（暗指胡克心目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引者）都会毫不费劲地把它说成是与所谓的辩证法的规律一致，就像虔诚的信徒会把任何发生的事件都认为是符合他对事件的发生都靠神意或完成神的宇宙安排的信念一样。[205]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门哲学不能证明它是一种有成效的、有启发性的科学发现的方法。谁也不知道科学发现的原因。可以想见，这就像有些文人发现烟草和酒精有助于他们的创造劳动一样……科学家也可能是沉溺于某种个人的过分信仰，如费希纳之相信有一个世界灵魂或刻不勒之认为天使帮助推动行星，而走上了获得新知识的途径。……因此单谈一般的科学方法是没有道理的，只有各种各样的科学方法。[206]
胡克的这些话表明：第一，他认为辩证法同专门科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辩证法并不能影响特殊科学，不能判断对立的科学理论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反过来说，特殊科学的存在并不依赖辩证法。第二，辩证唯物主义者把科学中的一切发现都归结为同辩证法的规律一致，这是把辩证法变成宗教教条。第三，科学方法只能是特殊的，没有一般的科学方法，因此，唯物辩证法不能成为有效地指导科学研究的方法。
胡克在论证他的这些观点时，表面上振振有词，实际上他混淆了含义不同的概念和论题，歪曲了唯物辩证法和各门专门科学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上。
第一，胡克把科学家个人公开的政治、哲学立场和他们在专门科学领域内的研究的关系，同专门科学本身和哲学的关系混为一谈。
在资本主义国家，许多科学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没有明确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然而许多人在专门科学上却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有些人由此得出结论，说专门科学的研究与哲学立场不相干，自然科学的规律同辩证法的规律也不相干。当胡克说辩证法的规律同它所指责的理论可以相容以及放弃对唯物辩证法的信念不会影响自然科学的状况时，他也正是这样得出结论的。
然而，这种结论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把科学家的公开的哲学立场同他们在本门科学范围内的态度混为一谈。恩格斯指出：“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他们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207]这是因为，由于阶级偏见或其他原因，有些科学家在哲学上不公开接受，甚至反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然而，在他们自己所从事的专门科学领域内，他们能够按照他们所研究的客观对象的本来面貌来解释这些对象，从而能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或者辩证法方面。恩格斯说：“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一样。”[208]尽管许多自然科学家并未接受甚至反对唯物辩证法，但他们却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自发地运用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正是这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使他们能够在专门科学领域内作出贡献。如果一个物理学家在物理学领域内也坚持分子、原子、电子等不过是他自己的感觉的复合，把原子、电子等的运动当作是他自己头脑中的运动，他还能进行科学实验、取得科学研究的成果吗？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就说明，专门科学的研究，归根到底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这是因为，专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特殊的运动形式。物质及其运动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存在和发展的。只有坚持唯物主义并遵照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才能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取得应有的成绩。恩格斯指出：“……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209]如果自然科学家们按照胡克所主张的那样，在他们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内也拒绝和违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就会成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俘虏，势必不能正确地揭示和解释他们所研究的专门领域的自然规律，从而在科学研究中遭到失败。
第二，胡克把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专门科学的研究，歪曲为用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来代替专门科学研究，再以唯物辩证法不能代替专门科学为理由来否定唯物辩证法对专门科学的指导作用。
在斯大林领导苏联的时代，苏联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对于专门科学的指导作用，这大大促进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它在科学工作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例如把西方的某些自然科学理论（如生物学中的基因理论、物理学中的相对论以及数理逻辑理论等）当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而予以否定，这是一种对自然科学理论不作具体研究而用一般哲学和政治理论去下结论的简单化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当然会对这些科学的发展产生有害的影响。胡克抓住了这种情况并由此得出结论，胡说什么共产党人所讲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专门科学研究，就是用唯物辩证法来干涉和代替专门科学研究，把唯物辩证法当作宗教教条，并据此给专门科学下结论，判断它们的是非。因此，强调唯物辩证法对专门科学的指导，必然损害科学的发展。
但是，胡克的这种指责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苏联共产党在领导科学工作中出现的这种简单化的毛病，并不是由于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专门科学的指导作用，而是由于没有正确地根据唯物辩证法与专门科学的本来的关系来确定和发挥唯物辩证法对专门科学的指导作用。
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是关于一切运动形式的最普遍的规律，各门专门科学的规律是特殊的运动形式规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人们的认识总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因此，正确地认识世界，必须将具有一般意义的唯物辩证法同具有特殊意义的专门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忽视了作为一般的认识方法的辩证法在认识中的作用，就会忽视各种特殊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就不能有正确的理论思维，就会陷入狭隘的经验主义，并由此而可能落入唯心主义哲学的圈套。恩格斯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便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210]反之，如果在专门科学中用辩证法的一般规律代替了用专门科学的特殊方法所作的具体的、特殊的研究，那就不能认识专门科学所研究的那些特殊规律，就会以空洞、抽象的臆想去代替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就会使专门科学的研究停滞不前以至取消专门科学。由此可见，无论是将辩证法同专门科学的方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忽视辩证法的作用，或者将二者混为一谈，用辩证法的一般规律代替专门科学的特殊规律，抹杀专门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的作用，都是错误的，都会给科学研究工作带来损害。要正确地发挥辩证法对专门科学的指导作用，便必须克服这两种片面的倾向。
如果胡克只是反对用辩证的一般方法代替专门科学的方法、反对用辩证法的一般原理来判断专门科学理论的是非，那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胡克的目的不是为了正确地理解辩证法与专门科学的方法的关系，正确发挥辩证法的指导作用，而是以此否定辩证法的指导作用，取消辩证法。胡克等实用主义者是诡辩论者、相对主义者，他们对于一般与特殊、绝对与相对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辩证法与专门科学方法的关系，也都采取同样的态度。按照他们的逻辑，要么是把辩证法的一般原则当作可以取代任何特殊科学方法的绝对而又绝对的东西，即把它们变成教条，像基督徒相信圣经那样相信它；要么就完全取消辩证法，甚至也取消在某一专门科学领域内带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而把科学研究的方法归结为科学家个人的喜爱、信念以及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的特殊机遇。这就是他们所谓多元的方法论。当胡克说抽烟、喝酒、信仰上帝和天使也可以促进科学研究时，他所鼓吹的也正是这种方法论，他也正是企图用这种相对主义和诡辩的方法论来取代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
五、以历史多元论反对历史唯物论
用实用主义的历史多元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胡克的理论活动的又一突出的特征。他公开污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所有各种含糊性、不严谨的公式和困难所困扰着”[211]。下面我们来看看他究竟是怎样歪曲和攻击的。
1.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
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然后斥之为机械决定论、历史宿命论而予以否定，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宣扬历史唯心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手法。杜威在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宣扬他的所谓历史多元论时曾经使用过这种手法。胡克更是继承杜威的衣钵，一再施展这种拙劣的伎俩。
我们首先来看胡克怎样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的。
胡克声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断言“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变化是独立的变项，所有其他的文化变化都是这些变项的函项”，“历史唯物主义有时候也被看作是经济史观”[212]。“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恩格斯——常常说生产力决定历史，马克思本人偶尔也陷入这种说法。不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凡是断言人的工具和技术是历史的最后决定因素的人，显然是错误的。”[213]“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生产方式代替了黑格尔的发展着的概念或者具体的共相，而成了历史变化的基本原因。人类由观念所推动，但这些观念是附带现象（上层建筑），观念既没有自主，也没有独立的力量。严格地说，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并没有思想史这种东西，而只有生产方式的历史，生产方式的需要造成了在道德、宗教和哲学体系中反映出其本身的利益。”[214]
胡克的这些话表明，他在竭力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根本理论，即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学说。他力图使人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只讲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即认为单纯的“人的工具和技术”可以最后决定历史。他还力图使人相信，当历史唯物主义讲到“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的经济结构”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时，它也把它同上层建筑割裂并来，否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似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绝对的主动者，而上层建筑是绝对的被动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不是对立统一关系，而是单纯的函数关系。经济基础是“变项”，上层建筑是“函项”，正像数学上函项取决于变项一样，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上层建筑也是单纯地取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只是社会的“附带现象”，“没有自主”，“没有独立的力量”。总之，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历史领域除了看到生产方式以外，其他什么也看不到了，思想观念等失去其存在的地位了。经他这么胡诌一通，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立统一的学说，变成了工具和技术决定论即生产力决定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学说就成了经济决定论、“经济宿命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与胡克所讲的这种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是毫不相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虽然总的说来，在历史发展的长流中，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决定作用不是作用者与被作用者、决定者与被决定者的单纯的机械决定作用，而是在肯定对方可以发生反作用甚至双方的地位可以转化的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不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15]胡克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时，他显然是在胡诌这类空话。
胡克在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工具、技术决定论，特别是歪曲为经济决定论以后，就在反对“经济决定论”一类的幌子下来直接攻击历史唯物主义。
“大致说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似乎至多可以说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19世纪工业社会的一般特征，说明文化的都市化，文化的商业化，科学对社会的许多影响。”“可是，不管怎样宽宏大量地加以解释，它也不能说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封建社会曾经存在于许多时期和世界许多地区，但只是在欧洲，在世界的一个小角落兴起了资本主义。它不是靠封建社会关系发展的任何内在规律，而是靠征服或改革（例如日本）才扩展到其他地方去。甚至更少证据能够证明，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是普遍现象，证明凡是在出现这种过渡的地方，它都符合马克思的图式。他的那些主要从刘易士·摩尔根那里得来的关于原始社会的论点，已被现代人类学的发现所彻底推翻。”“即使就资本主义时期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的大部分常用的公式也是不适用的。它企图用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解释一切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变迁。如果没有统计数字作为基础，没有经过对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现象作一点一滴的调查，这样一个概括一切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的如下论断：在资本主义之后，一定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社会形式。”[216]
胡克的这些话说明，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原始社会以及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转化的论点已被“彻底推翻”，用历史唯物主义说明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没有“证据”。这样一来，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就全部被他排除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能作的只是说明19世纪的某些特定的社会现象。因此，它至多不过是用来说明某种特定社会现象的理论，而不能是用来揭示人类全部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的理论。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就全部被他否定了。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真的像胡克所讲的那样不能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呢？根本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时，不是像唯心主义哲学家那样，仅仅从自己的头脑中构造出各种概念和理论体系，而是以社会历史的实际材料作为根据。他们研究、分析了各个社会形态运动的特殊规律，特别是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材料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由于欧洲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早、最完备的地区，欧洲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也有典型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研究和分析了欧洲的历史材料，但他们没有以欧洲的材料为限，例如他们还分析、研究了美洲和澳洲原始社会的材料，古代东方各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材料。总之，他们分析研究了整个人类的全部历史的最重要的材料，从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分析整个人类社会历史，都是完全适用的。而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的材料也都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的证据。在此，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列举具体的历史材料了。因为这种材料俯拾即是。胡克用来驳斥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意义的论据，倒是没有一个是能够成立的。
为了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并由此而否定整个历史唯物主义，胡克甚至跟在语义哲学家之后玩弄起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语义分析来。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讲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制度及各种思想学说等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关系同盖房子的基础和房基上的房子的关系相提并论。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比作基础，把政治、法律等制度以及各种思想理论比作上层建筑是“容易使人误解的”。因为，“基础并不能完全决定在它上面是否要盖房子，盖几层，什么式样、职能和用途。基础也不能发展。它们有目的地建立起来，并且有时被有目的地破坏；它们往往可以被替代而并不影响上层建筑”[217]。胡克的意思是说，就盖房子而论，它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并无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一个基础上可以盖出不同式样的房子（上层建筑），而某一种式样的房子也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究竟用什么房基来建什么房子，完全要看人本身的目的。关于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同种经济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而同一种政治、法律制度也可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究竟采用什么经济制度，建立什么样的政治、法律秩序，最后取决于人的“决心”和“选择”。显然，这是一种纯粹的历史唯心主义。胡克用反对经济决定论为幌子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为了鼓吹这种历史唯心主义。
2.否认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鼓吹历史多元论
胡克歪曲和否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必然要歪曲和否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把歪曲和否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当作他歪曲、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主要内容。他赤裸裸地咒骂说：“社会制度的性质，其产生、成长和衰亡是为内在的社会规律所支配的，而这些社会规律又决定了生产力的出现、扩张、收缩和运用。这样一种概念是最极端的神秘主义。”[218]
社会历史的发展既然不是由以社会的基本矛盾为主要内容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那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胡克同他的老师杜威一样，认为是由多种多样的因素决定的。其中什么是主要因素呢？胡克时而说是传统，时而说是文化，时而说是道德价值，时而说是政治，时而说是宗教，时而说是心理要求，时而说是科学技术。总之，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一切由偶然的机遇和人的选择而定。在各种社会因素中，不存在这个因素必然比那个因素重要的问题，即没有什么必然性、规律性的问题，而只有此时此刻哪一个因素起作用大的问题。胡克认为，这好比人们不能说心脏一定比肾脏、肠胃、大脑重要一样。哪一个器官重要，完全要看人的机遇和选择。按照这种观点，人们完全可以抓到什么因素，就可把这个因素当作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十分清楚，这种所谓多元历史观实际上就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一元史观。
作为一个例证，我们谈一下胡克怎样歪曲科学技术的作用并把它当作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论据的。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核能的释放）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面貌。胡克抓住了这一点一再鼓吹，说它推翻了社会历史按照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发展的理论。他说：“与经济生产方式根本没有丝毫关联的、科学中的独立的发展，例如导致核能的释放的相对论，却对我们时代的政治，其实也对经济生产方式本身，有着比后者的内在规律大得多的影响。”[219]为什么科学技术与“经济生产方式”“根本没有丝毫关联”呢？胡克说，那是因为科学技术是观念的东西，而“经济生产方式”是物质的东西，二者是联系不起来的。例如，导致核能释放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无论在最后或在最初都不能随便被归结为经济生产方式”[220]。
胡克关于科学技术的性质及其作用的观点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因为它歪曲了科学技术的真正性质和作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确曾以科学家头脑中的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也的确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强大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条件无关，仅仅是观念的东西，仅仅是科学家头脑主观的产物，也不意味着观念能够决定社会的发展。任何科学技术的观念（理论）之所以能够促进社会生产，是因为它们反映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具有物质、现实的内容，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这些科学技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也是由于人们的生产实践的需要所决定的。无论是爱因斯坦的特殊相对论还是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等现代重大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归根到底都来源于当代社会的生产实践等现实的需要，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是像胡克所讲的那样推翻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代社会基本矛盾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理论，而是再一次证实了这种理论。
3.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鼓吹英雄史观
歪曲和夸大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进而否定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鼓吹社会历史由个别英雄人物所创造，这是詹姆士、杜威等实用主义者的社会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胡克承袭这种思想，但他把理论的重点放在直接歪曲和攻击唯物史观上。他的《历史中的英雄》一书就是一本用实用主义的英雄史观来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否定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的代表作。
胡克从承认社会历史规律性与肯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个前提出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强调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就无权再承认个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能发生重大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却在强调历史规律时承认个人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陷入自相矛盾。胡克说，当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业绩给予适当的注意时（例如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人物如马克思、列宁等）他们的历史一元论就宣告破产了。当他们把亚历山大、凯撒、克伦威尔、大彼得、拿破仑等等人物的历史活动解释为‘社会历史的聚合点’的表现，或仅仅作为阶级利益‘工具’时，他们便往往放弃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而代之以神秘的先验主义了”[221]。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是按照它本身的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它不以任何英雄、伟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伟大人物都不能逆历史的规律而动，否则他们必然遭到失败。但是，如果人们能够按照或者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去解决社会历史中的各种问题，人们的行动就有了自由，就能做社会历史的主人，驾驭历史，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英雄之所以能成为伟大人物、英雄，就在于他们自己并通过他们而使他们所属的阶级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需要。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确是他们所属阶级的利益的工具。由此可见，当马克思主义者肯定历史上伟大人物的业绩时，他们不仅没有同他们的历史一元论相抵触，反而是正确地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历史一元论。
在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社会历史规律性的关系问题上，胡克也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对立起来。他力图使人相信，马克思并未强调社会历史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的决定论是由恩格斯等“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发展起来的”，而他们并不“忠实于马克思本人的意旨”[222]。
其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是根本不存在这种对立的。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23]后来由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所发挥的也正是这种观点。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人们自已创造着自已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224]恩格斯的这段话和上引马克思的话甚至在词句上也是极为相近的。然而，胡克却故意避开马克思的许多著名论断，制造马克思和思格斯的对立，他竭力攻击恩格斯，企图通过驳倒恩格斯来推翻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原理。
胡克驳斥恩格斯的主要手法是把恩格斯歪曲为一个只讲社会历史规律性、必然性而排斥偶然性的“神秘的先验主义者”，然后提出一个又一个在他看来是恩格斯无法回答的问题，似乎这样一来恩格斯的论点就被驳倒了。
恩格斯在上述那封著名的信中谈到伟大人物的出现与社会历史规律性的关系时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一个人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225]
恩格斯的这段话极为明确而深刻地揭示了英雄人物出现在社会历史上的必然性与由某个具体的人充当这种人物的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社会的需要决定了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出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这个人物是拿破仑而不是另一个人则是偶然的，拿破仑的某些个人特点也是偶然的。如果没有拿破仑，会有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尽管其个人特点可能不同于拿破仑）来代替。反之，在偶然性中具有必然的内容，因为无论是出现拿破仑或另外一个人，他们的出现是由于社会的需要。如果没有社会的需要，即使有一百个具备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的特殊条件的人，也不会有一人能够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史规律的关系也正是这样。历史的规律性决定了个人（包括伟大人物）行动的范围和方向，而这种规律性（必然性）正是通过这些个人的行动（偶然性）表现出来的。个人的活动可以多种多样，但它们归根到底不能超出历史所规定的范围。
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引述了恩格斯这段著名的话，然而他完全歪曲了恩格斯的意思。他以为恩格斯在此把伟大人物的出现以致他们的个人特点、性格都完全归结为历史必然性，排斥了任何偶然的东西的作用，似乎恩格斯认为“社会需要不仅是伟大人物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充分条件”[226]。在作了这种歪曲后，胡克宣布恩格斯的论点“显然有种种困难”。有什么困难呢？胡克所提出的主要是如下三点。第一，既然伟大人物的出现是适应社会对他们的需要，那只要有社会需要，就应当可以找到他的存在。可是，在他们出现以前，“他们在哪里呢？”[227]第二，“某个伟大人物所具有的种种特性，使他适时地成其为伟大人物，然而究竟是什么特殊的因果联系引导（他父母的）精虫和卵子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这个人物产生出来呢？”[228]“历史的必然性又是怎样把它自己转化成为生物学领域内的必然性呢？”[229]第三，在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出现有时正好同社会需要相反。例如群众“也许是需要和平与社会主义”，而英雄人物“给他们的却是战争与独裁”。群众需要的也许是长寿和幸福，而英雄人物却反而毁灭了他们所需要的这一切。
胡克所提出的这些困难其实并不是由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所推导、产生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困难，而是胡克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所臆造出来的困难。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伟大人物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斗争中形成的，他们的出现不是由社会需要简单地决定的，因此不可能现成地摆在那里等候着历史的需要，一找就到。认为可以离开现实的历史过程，就能现成地找到社会所需要的人物，那就会把这种人物看作是神明预先安排好的，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批判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不用历史必然性去说明伟大人物的个人特性，更不用历史必然性去说明人的生物学特性（诸如某一人物怎样由其父母生出）。把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归结为生物学的规律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并不把作为历史必然性的社会需要笼统地归结为“群众”的需要，更不归结为群众的某种主观愿望。社会历史的必然性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离开社会基本矛盾去谈这种或那种社会需要，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批判的实用主义的历史多元论一类历史唯心主义谬论。
按照胡克的观点，伟大人物的出现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用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去解释，那么，这些人物的出现，自然就只能是天生的、由上帝预先安排好了的，或者是纯粹偶然的了；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英雄之所以能对历史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并不是因为他们适应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他们本身的生物学特点以及其他特性决定了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和改变历史。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胡克鼓吹的这一套，纯粹是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胡克如此不择手段地割裂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攻击恩格斯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为鼓吹实用主义的英雄史观开辟道路。
4.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胡克对这一学说也竭力加以歪曲和攻击。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点上。
第一，歪曲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对它作了实用主义的解释。
马克思早就指出，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即产生了人对人的剥削以后的产物，阶级的存在是与社会上一部分人靠另一部分人的劳动为生相联系的。例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说：“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阶级。”[230]
然而胡克把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歪曲得面目全非。他说：“‘阶级’一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被用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而它们并不是严格地互相引申得来的。有时，它的具有定义性的特征是一个集团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是他们的共同生活方式，包括文化和各种传统在内，有时是他们收入的来源或他们收入的水平；有时又是他们的职业或者——对于失业者来说——缺乏一切。”[231]在此，胡克把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说成是一种没有确定含义的、可以随便解释的东西。这种对阶级概念的解释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解释。阶级的概念既是可以随便解释的，那阶级斗争的概念当然也可以随便解释，不仅生产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不同职业、文化，甚至风俗习惯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是阶级斗争。究竟什么是阶级斗争，完全可以按各人的需要去解释。用这样的“阶级斗争”观点去解释历史，就是按照人们自己的意志愿望去解释历史，这显然是一种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胡克等实用主义者正是企图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
第二，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社会划分为对抗的阶级以来，直到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消灭，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以前，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为了正确认识阶级社会的各种社会现象，就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胡克否定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他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不仅存在着阶级斗争，也存在着阶级合作。如果由于存在着阶级斗争便说历史是阶级斗争史；那由于存在着阶级合作，也同样可以把历史当作是阶级合作史。[232]
为什么社会历史是阶级合作史呢？胡克解释说：“当各阶级把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去应付共同的危险或者团结在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作的努力中时，对抗往往就会始终处于潜在状态。马克思主义者非难‘阶级合作’之频繁和激烈，也正好雄辩地证明，即使在人们所能以为发生利益的公开冲突的地方，这种合作也多么普遍。它证明，‘阶级斗争的规律’或者因为它有太多的例外而不是一个规律，或者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233]既然胡克取消了阶级斗争的规律，否定了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史，那当然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阶级社会的一切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断。
胡克的这种论证是站不住脚的。
的确，在社会历史上存在着“阶级合作”的事实。在法国革命中，第三等级是由资产阶级、农民和作为近代无产阶级前身的手工业工人等城市贫民等不同阶级所组成的。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这是一个胡克经常援引的例证，然而，这个例证恰好说明历史是阶级斗争史。因为，在当时的法国，封建阶级（第一、二等级）是腐朽反动的统治阶级，是其他一切阶级的共同敌人。代表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是反封建的领导力量。由于包括了不同的阶级，第三等级内部是不统一的。然而，他们在反封建这一点上暂时能够结成联盟。这个反封建的联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组织形式，它正体现了当时社会主要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正体现了当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诸如此类的“阶级合作”的享实，在历史上可以举出许多，但它们都并不排斥阶级斗争，而往往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社会阶级力量组合的一种形式。
其实，在社会历史上，不仅存在着“阶级合作”的事实，也存在着性质上不属于或主要不属于阶级斗争的事实。当马克思主义者要求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历史问题时，只是认为一切社会历史问题都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阶级斗争的影响，而不是认为一切社会历史现象本身都仅仅是阶级斗争的现象，也不是认为一切有关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论都只有阶级斗争的意义。社会历史现象是多方面的，既有本身是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也有本身不是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有关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论既有阶级根源，也有认识根源。这些都要求我们不要把阶级斗争的观点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要对不同的社会历史事实作出具体的分析。但是，不能像胡克那样由此作出结论，说阶级社会的历史不是阶级斗争史，说阶级斗争的观点对于分析阶级社会没有普遍意义。
第三，否定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的阶级性。
胡克为了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竭力把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说成是超乎阶级和阶级斗争之外的东西。下面我们以他对国家本质的歪曲为例来说明。
胡克说：“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是一种危险的过于简单化的理论。民主国家中的实际情况证明国家不是占支配地位的经济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而是成功地赢得选民信任的一个阶级或者几个阶级的联合的工具。掌握政权的有时是大企业，有时是农民，有时是工人，或者是其中二者的联合。”[234]胡克在此所谓“民主国家”指的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这些国家的政府的确是经选民选举出来的。然而，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决定了被选人只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即使有个别出身工人农民的人当选，他们也无法真正代表工农的利益，更不能改变整个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的本质。
第四，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胡克从各个方面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行了歪曲和攻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阉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革命内容，把它歪曲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概念。他声称，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是“一个为马克思所偶尔应用的、作为与工人的民主同义的术语”[235]，“在马克思著作的大全中，‘无产阶级专政’在最初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非常清楚，至少在理论上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和社会内容，就也是同一个或者几个政党的存在，以及同从专政一直到民主的政治结构相容的”[236]。在此，胡克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歪曲成了一种为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东西。
胡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敌视还表现在他对列宁、斯大林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大肆加以污蔑和攻击。他大骂列宁、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大骂列宁、斯大林抛弃了马克思的民主遗产。他说：“正如每个人所知道的，列宁和斯大林所解释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社会集团的专政。这（种做法）表现了对马克思给予这个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应用的名词的意义的根本背离。”[237]其实，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来实现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同剥削阶级所实行的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是根本不同的。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它当然要组织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但决不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宜言》中就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38]在通过无产阶级政党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上，列宁、斯大林一点也没有背离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实现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六、用“民主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
胡克同他的老师杜威等人一样，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也往往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他同样竭力歪曲和攻击。胡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和攻击，同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歪曲和攻击密切相关。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既然胡克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攻击，我们再作如下补充。
第一，胡克认为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才能剥夺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镇压他们可能发动的叛乱，消灭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胡克正是企图通过从社会主义中排除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内容，来取消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表明它本身是同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同存在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强迫的任何种类的阶级社会相对立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却承认每一种专政……都是一种压迫形式。”[239]胡克在此使用的伎俩是把社会主义消灭一切人对人的压迫、剥削同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混同起来，似乎要实行社会主义就必须取消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压迫），而如果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了专政（压迫），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其实，社会主义之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指的是消灭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而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压迫，则是无产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手段。然而胡克却把二者混为一谈。
第二，胡克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并不能指导共产党人的行动。
上面我们讲到，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使之付诸实践。同样，列宁也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使之付诸实践。如果把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对立起来，必然会歪曲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胡克正是企图作这样的歪曲。他说：“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健全可靠，这种社会主义都没有指导而且从来没有指导过共产党人的行动。……与正式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同，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实际指导学说，是一种当今的乌托邦主义，是一种社会工程学。”[240]在此，胡克把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都完全割裂开来了，把社会主义当作“当今的乌托邦主义”“社会工程学”，就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其理论基础，失去了其客观根据。事实上，胡克也一再露骨地说他的这种社会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毫不相干的。
第三，胡克认为，社会主义剥削和压迫工人比资本主义更加惨重。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在这里，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第一次成了自己的主人，他们享受了在过去的剥削制度下所无法想象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然而胡克却胡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存在剥削和压迫，而且比资本主义更为惨重。他说：“剥削可以产自代表国家的官僚、经理、党支部所作的决议，就像可以产自私人企业主的决定一样。的确，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不享有自由职工联盟的权利的话，那么他在一个混合福利经济或一个民主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受的剥削，要远远小在社会主义里所受的剥削，因为在私有制下，工人为自由工联所保护，并且有罢工的权利。”“在有一党专政，特别是少数人的政党专政的地方，社会主义民主，或任何其他的民主是不可能存在的。”[241]在此，胡克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同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歪曲为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阶级对立关系，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歪曲为扼杀工人的自由的制度。
在攻击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胡克把他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有时他又称为“没有教条的共产主义”）吹得天花乱坠。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呢？简单说来就是国际社会党人所鼓吹的社会主义。胡克也公开把国际社会党人所通过的决议作为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据。概括地说，民主社会主义有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民主社会主义用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根据。
胡克说：“今日的一切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完全不同于共产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的方针，社会主义运动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伦理性质的。……它们认为，虽然‘个人’和‘社会’不能分割，但人的人格驾于物质财富和价值的积累之上。”[242]在此，胡克打着尊重“个人”“人格”的幌子，否定了社会主义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根据，这种“基本上是伦理性质”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新康德主义者等唯心主义者早已提出过的伦理学社会主义的翻版。
第二，民主社会主义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
胡克说：“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倡为充分就业、足够的住房、社会保险和公共福利的其他措施制订有计划的纲题。一般说来，他们似乎不再把财产所有权的任何特殊形式看作是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主要之点。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权威的发言人说，他们所要求于任何财产所有权形式的，只是它要允许人的能力得到解放，不使人们的生活的性质依靠专断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相信民主的必要性被确认为所有社会主义者所承当的首要义务，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史的现代时期，社会主义者再也不认为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关键，而认为政治决定的方式是关键。”[243]在此，充分就业、公共福利、“民主”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决定性的要素，而“财产所有权”（确切地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生产方式”的变更被当作是可有可无的了。换言之，实现社会主义根本用不着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必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种不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当然只能是假社会主义。
第三，民主社会宣布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可以是社会主义政党。
胡克说：“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的党派或者运动，在民主政体内同其他民主党派区别开来的地方，只在于它用来解决特殊问题的特殊纲领。这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种类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坚持说，只要我们不咬文嚼字，那么现在比过去能更正确地说，‘现在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去掉口号和标语，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差别并不能归结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多点少点的问题。”[244]
胡克的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也不触动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为，它不仅允许而且主张各个资产阶级政党都去宣扬并力求实现自己的社会纲领。换言之，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宣布为社会主义的，把维护资本主义的政党宣布为社会主义政党，从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再有什么根本区别。
总之，无论从其理论基础来说，还是从其经济、政治和思想纲领来说，胡克的民主社会主义都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而同那些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所维护的资本主义并无实质差别。
以上我们概要地评述了胡克从实用主义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歪曲和攻击。应当补充的是：用实用主义来歪曲和取代马克思主义，这不是胡克个人别出心裁的制作，而是当代实用主义者中的一种颇为普遍的倾向。例如在美国，拉蒙特（C.Lamont）、马塞克（J.Macek）、柯尔克（J.Kork）、兰德尔（J.Randall）等人都把杜威当作马克思思想的继承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窃改为实用主义，因此，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实用主义，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十分重要的。
注解：
[1] 胡克：参见《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引论，1927年芝加哥英文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页。
[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15页。
[5]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15页。
[6] 孔德：《实证主义概论》，J.H.布里奇斯1865年伦敦英译本，第62页。
[7] 同上书，第56页。
[8]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75页。
[9] 马赫：《感觉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3页。
[10]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页。
[11] 同上书，第33页。
[12]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页。
[13]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引自伦斯编：《二十世纪的哲学》，1941年纽约英文版，第464页。
[14]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1页。
[15] 詹姆士：《多元的宇宙》，1912年纽约英文版，第214页。
[16] Charles Morris，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 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70，p.10.
[17] Charles Morris，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1970，p.5.
[18] Ibid.，p.6.
[19] Ibid.，p.7.
[20] Charles Morris，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p.8.
[21]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1页。
[22] 米德：《从美国的背景中来看罗伊斯、詹姆士和杜威的哲学》，引自《哲学资料》编辑部：《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5页。
[23] 同上书，第75页。
[24]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
[25]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引自伦斯编：《二十世纪的哲学》，第456—457页。
[26]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68页。
[27] 桑塔亚那：《美国的人物和意见》，第3章。
[28]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引自伦斯编：《二十世纪的哲学》，第455页。
[29] Charles Morris，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 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70，p.148-149.
[30] 参见蒂利希：《系统神学》第1卷，1959年芝加哥英文版，第88页。
[31]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1961年伦敦英文版，第16页。
[32] 同上书，第17页。
[33] 同上。
[34] 席勒：《威廉·詹姆士与实用主义的创立》。
[35] 席勒：《人本主义研究》，1912年纽约英文版，第473页。
[36] 柯尔克：《杜威：科学与自由的哲学家》，1950年纽约英文版，第340页。
[37] 罗素：《杜威的新逻辑》，引自石尔普编：《约翰·杜威的哲学》，1951年纽约英文版，第143页。
[38]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1947年普林斯顿英文版，第84页。
[39] 佛朗克：《现代科学及其哲学》，1949年英文版，第203页。
[40] 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8页。
[41] 杜威、本特雷：《认知与所知》，1949年英文版，第79页。
[42] 同上书，第84页。
[43] 胡克：《杜威在现代思想界的地位》，引自法伯编：《法国和美国的哲学思想》，1968年纽约英文版，第493页。
[44] 杜威、本特雷：《认知与所知》，1949年英文版，第99页。
[45] 参看胡适：《实验主义》。
[46]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引自伦斯编：《二十世纪的哲学》，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467页。
[47] 杜威、本特雷：《认知与所知》，1949年英文版，第84页。
[48] 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8页。(https://www.daowen.com)
[49]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1929年英文版，第9章。
[50] 杜威：《实验逻辑论文集》，1916年芝加哥英文版，第30页。
[51] 同上书，第93页。
[52] 同上书，第331页。
[53] 同上。
[54] 杜威、本特雷：《认知与所知》，1949年英文版，第308—309页。
[55] C.E.M.约德：《哲学手册》，1946年纽约英文版，第502页。
[56] 杜威：《哲学光复的必要》，引自《创造的智慧》，1947年英文版，第9页。
[57] 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6页。
[58] 同上书，第51页。
[59]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引自伦斯编：《二十世纪的哲学》，第462—463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61] 同上书，第24页。
[6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17年版，第159页。
[63]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2页。
[64] 胡克：《杜威在现代思想界的地位》，引自法伯编：《法国和美国的哲学思想》第491页。
[65] 杜威：《实验逻辑论文集》，1916年芝加哥英文版，第334页。
[66] 参见美国《新共和》杂志，1959年11月第2期。
[67] 杜威、本特雷：《认知与所知》，1949年英文版，第293页。
[68] 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页。
[69] 胡克：《杜威在现代思想界的地位》，引自法伯编：《法国和美国的哲学思想》，第488页。
[70] 布兹勒编：《皮尔士的哲学》，1950年英文版，第224页。
[71] 转引自哈利·威尔斯：《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葛力等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9页。
[72]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页。
[73] 同上书，第9—10页。
[74]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页。
[75]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31页。
[76] 杜威：《逻辑：探索的理论》，1938年英文版，第14页。
[77] 关于杜威本人对这五个步骤的论述，详见杜威：《我们怎样思维》，1910年英文版，第72—78页。
[78]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二集，卷3，第99页。
[79] 胡适：《介绍我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645页。
[80] 胡克：《自然主义与第一原理》，载《“有”的寻求》。
[81]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1页。
[82] 杜威：《经验、知识和价值》，引自石尔普编：《约翰·杜威的哲学》，1951年英文版，第572页。
[83] 杜威：《实骏逻辑论文集》，1916年英文版，第347页。
[84]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78页。
[85]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6页。
[86] 霍尔姆斯：《习惯法》，1881年英文版，第2页。
[87] 乔治·雷蒙德·盖格尔：《杜威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引自石尔普编：《约翰·杜威的哲学》，1951年英文版，第345页。
[88] 同上书，第342页。
[89]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01页。
[90] 同上。
[91] 同上。
[92]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02页。
[93] 盖格尔：《杜威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引自石尔普编：《约翰·杜威的哲学》，第358页。
[94]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04页。
[95]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07—108页。
[96] 《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43页。
[97] 盖格尔：《杜威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引自石尔普编：《约翰·杜威的哲学》，第357—358页。
[98]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11页。
[99] 《杜威五大讲演》，第41页。
[100] 杜威：《教育者和阶级斗争》，引自拉特纳编：《当代世界的智慧：杜威的哲学》，1959年英文版，第702页。
[101] 杜威：《自由与文化》，1939年英文版，第75页。
[102] 同上书，第12页。
[103] 同上书，第14页。
[104] 杜威：《自由与文化》，第75页。
[105] 同上书，第23页。
[106] 《杜威五大讲演》，第110页。
[107] 杜威：《自由主义与社会活动》，引自拉特纳编：《当代世界的智慧：杜威的哲学》，第441页。
[108] 杜威：《自由主义和社会活动》，1935年纽约英文版，第38页。
[109]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636页。
[110] 杜威：《自由与文化》，1939年英文版，第45页。
[111]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第2卷，1890年纽约英文版，第633页。
[112]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9页。
[113]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第282页。
[114] 同上书，第3页。
[115]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第21页。
[116] 杜威：《人性与行为》，1922年纽约英文版，第92页。
[117] 杜威：《自由与文化》，1939年英文版，第13页。
[118] 杜威：《人的问题》，1946年纽约英文版，第185页。
[119] 杜威：《人的问题》，1946年纽约英文版，第184页。
[120] 同上书，第185页。
[121] 杜威：《人的问题》，1946年纽约英文版，第189页。
[122] 同上书，第185页。
[123] 同上书，第186—187页。
[124] 詹姆士：《信仰意志》，1917年纽约英文版，第232页。
[125] 詹姆士：《信仰意志》，第229—230页。
[126] 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 1822—1885）美国共和党人。南北战争时期任联邦军总司令，后任陆军部长。1868—1875年任美国总统。
[127] 詹姆士：《信仰意志》，第218页。
[128] 同上书，第230页。
[129] 詹姆士：《信仰意志》，第225—226页。
[130] 詹姆士：《信仰意志》，第223页。
[131] 同上书，第224页。
[132] 同上。
[13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84页。
[134]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7页。
[135] 詹姆士：《信仰意志》，第245页。
[136] 詹姆士：《信仰意志》，第244页。
[137] 同上书，第261—262页。
[138] 克莱武（Robert Clive 1725—1774）：原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后积极参与和策划侵略印度的战争。担任过印度马德拉斯邦和孟加拉邦的邦长。
[139] 阿伽西茨（Louis Agassiz 1807—1873）：美国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原籍瑞士，1846年移居美国。1848年获哈佛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博士学位。
[140] 詹姆士：《信仰意志》，第226—227页。
[141] 同上书，第227—228页。
[142] 同上书，第245页。
[143] 詹姆士：《信仰意志》，第228页。
[144] 同上书，第229页。
[145] 詹姆士：《信仰意志》，第229页。
[146] 同上书，第247—248。
[147] 詹姆士：《信仰意志》，第216页。
[148] 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载《杜威五大讲演》。
[149] 《胡适文存》卷四，第164页。
[150] 杜威：《人性与行为》，1922年纽约英文版，第282页。
[151] 同上。
[152] 《胡适文存》卷二，第151页。
[153] 《胡适文存》卷二，第149—150页。
[154] 《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63—64页。
[155] 参看《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442页。
[156] 杜威：《新社会的经济基础》，见拉特纳编：《当代世界的智慧：杜威哲学》，第416—419页。
[157] 杜威：《新社会的经济基础》，见拉特纳编：《当代世界的智慧：杜威哲学》，第420—422页。
[158]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5页。
[159]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一部分第1章。
[160] 同上书，第2章。
[161] 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7章第10节。
[162] 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年英文版，第73页。
[163] 胡克：《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载《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
[164] 胡克：《自然主义与第一原理》，载《“有”的寻求》。
[165] 同上书。
[166] 同上书。
[167] 同上书。
[168] 胡克：《人与自然》，载美国《哲学周刊》，1959年第56卷第9期。
[169]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4页。
[170] 胡克：《对马克思的理解》，1933年伦敦英文版，第37页。
[171] 胡克：《对马克思的理解》，1933年伦敦英文版，第95页。
[172] 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第12页。
[173] 胡克：《对马克思的理解》，1933年伦敦英文版，第104页。
[174] 同上书，第37页。
[175] 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年伦敦英文版，第281页。
[176] 胡克：《对马克思的理解》，1933年伦敦英文版，第37—38页。
[177] 同上。
[17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8页。
[179] 同上书，第157页。
[180] 胡克：《对马克思的理解》，1933年伦敦英文版，第61—62页。
[181]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5章第3节。
[182]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2页。
[183]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8页。
[184]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99页。
[185] 胡克：《对马克思的理解》，1933年伦敦英文版，第71页。
[186] 同上。
[187]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1章第3节。
[1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页。
[1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26页。
[190] 胡克：《对马克思的理解》，1933年伦敦英文版，第71页。
[191] 胡克：《对马克思的理解》，1933年伦敦英文版，第72页。
[192] 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年伦敦英文版，第285页。
[193] 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年伦敦英文版，第75页。
[1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页。
[1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2页。
[19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页。
[197]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0页。
[198]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0页。
[199] 胡克：《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载《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
[200] 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9章第3节。
[201] 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9章第3节。
[202]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17页。
[203]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页。
[204] 胡克：《哲学和人类行为》，载《“有”的寻求》。
[205] 胡克：《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载《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
[206] 同上。
[20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7页。
[208]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40页。
[20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8页。
[210]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44页。
[211] 胡克：《历史决定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政治命令》，载《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
[212]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1章。
[213] 同上。
[214] 胡克：《哲学和人类行为》，载《“有”的寻求》。
[2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0页。
[216] 均见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2章。
[217]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2章。
[218] 胡克：《人与自然》，载美国《哲学周刊》1959年第56卷第9期。
[219]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2章。
[220] 胡克：《人与自然》，载美国《哲学周刊》1959年第56卷第9期。
[221] 胡克：《历史中的英雄》，1982年纽约英文版，第77页。
[222] 同上书，第75页。
[223]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224] 恩格斯：《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
[225] 同上书，第506—507页。
[226] 胡克：《历史中的英雄》，1982年纽约英文版，第79页。
[227] 同上。
[228] 同上书，第80页。
[229] 同上。
[230]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59页。
[231]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2章。
[232] 参见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2章。
[233] 同上。
[234]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2章。
[235] 胡克：《历史决定论和苏联共产主义中的政治命令》，载《政治权力与个人》。
[236] 胡克：《社会主义和解放的展望》，载《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
[237] 同上。
[238]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4页。
[239] 胡克：《社会主义和解放的展望》，载《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
[240]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9章。
[241] 胡克：《人与自然》，载美国《哲学周刊》1959年第56卷，第9期。
[242]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9章。
[243]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第9章。
[244]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