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芜湖和太原会议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又相继在西安和庐山举行过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专家都很是踊跃。这说明当时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哲学界已引起广泛注意。如果说芜湖和太原会议主要只是为恢复学科研究制造舆论，西安和庐山会议已经开始关注西方哲学的个案问题。记得萨特的存在主义就成了当时讨论的焦点之一。实用主义虽然未成为会议主题，但这时把实用主义当作“四人帮”的哲学基础而大加鞭挞的现象至少不引人注目了。现代西方哲学学科在我国大致可以说开始进入了一个循序渐进、相对求实地进行研究的时期。

说“循序渐进”“相对求实”，意思是说来自“左”的方面的意识形态的干预还时有发生，学科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评价问题的解决不能操之过急，旧的批判模式还不能立即完全摆脱。但改革开放毕竟已是国策，这些干预如果显得过分，大家还是可以据实作出说明，甚至作出一定抵制。大步跨越虽然困难，小步前进还是可行的。记得那次庐山会议就受到了地方当局个别领导人的某些干预：先是要求不让一位对萨特作过肯定评价的专家出席，后来虽同意他与会却要求不让他在大会发言。这些无理的干预都被学会抵制了，但学会也一再要求与会者发言谨慎，不要让地方机构感到为难。(https://www.daowen.com)

其实，我个人这时也碰到过类似麻烦。我的《现代西方哲学》（1981）由于是国内本学科的第一部系统的教材，其实也是第一部系统的论著，出版后正好切合当时的需要而受到广泛欢迎，被大量印刷。但是有的地方机构对此很是反感，他们认为这类书不应允许出版，即使出版也只能内部发行；让其公开出版甚至成为“畅销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被称为“第二冲击波”）。他们于1983年将这种意见上报到有关中央领导部门、后者将这些意见转发到全国。教育部和上海市委等部门都立即组织专家对本书进行审查。这对作者和出版者都造成了很大压力。但我们在本书出版前就曾考虑到可能会受到持传统观点的人士的非难，在行文中特别关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在介绍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时不忽视对它们的批判，不与传统的评价模式直接发生冲突。结果专家们审查后都认为本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无撒播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后来也改变了态度，并明确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读一些西方哲学的书籍具有积极意义。这样这场风波反而有助于广大读者明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读现代西方哲学论著的合理性，有助于学科的发展。

庐山会议以后，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经历了1983年那场风波以后，本学科研究的合理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传统的批判模式的片面性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诟病。许多同行专家都感到已有较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批判模式的制约，从事较为求实的研究。我个人在这方面的感受更为强烈。这是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出版后一直热销，但该书大体上是按旧的批判模式写的。如果说在编写时这是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正因为有这种选择而较为顺利地经受了1983年的风波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如果仍是默守旧的批判模式，就不仅显得落后，而且会造成对读者的误导。因此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对本书加以修订。这种修订当然包括对书中所涉及的哲学流派的具体内容作出更为准确的阐释，更重要的是尽可能排除旧的批判模式的片面性，因为这种片面性势必对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具体内容造成扭曲。为了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较好的修订，需要有较长时间从各方面作准备。考虑到旧的批判模式的片面性在对实用主义的评价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了解和误解也以实用主义为最，我自己对实用主义的研究也比对其他哲学流派的研究较多，因此就想通过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着手来重新评价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写的《实用主义述评》中我就已企图这样做。但《述评》在整体上毕竟未摆脱旧的批判模式，因此在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时，必须比《述评》多少有些进步。当时正好有人要编一套《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邀请我编写经典实用主义的几位代表。我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在《述评》中按问题综述的几位哲学家的理论改为按人物更具体地重新写了一遍。尽管这次编写从整体上说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评价方式的束缚，但由于需要引述更多的具体材料，这对“循序渐进”“相对求实”地进行研究多少有些促进。

正是为了这次编写（1985年左右完成），我重新认真阅读了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的一些代表作，对他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有了更多的了解，较易发现以往被当作权威的那些关于实用主义的论断的片面性，也较有把握地对实用主义的有关理论作出新的评价。在从材料和理论上经过多年的准备后，我在1986年终于写出了上面“序言”中提到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尽管由于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是对长期以来流行、并被当作权威定论的观点的公开挑战，对是否立即发表我有过顾忌。但发表后并未遇到什么麻烦，反而引起了同行专家的广泛共鸣。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还趁势于1988年在成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实用主义讨论会，对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必须重新评价成了大家的共识。我国的实用主义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求实评价的新时期。

本书第二篇选用了关于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米德的评传。考虑到《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以及成都实用主义讨论会在我国实用主义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意义，我把本文以及为编辑和出版成都会议的文集《重新研究实用主义》先后写的两篇序作为一组文章也收入在内。

另外，《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得到同行专家的赞许很是增进了我加速修订《现代西方哲学》、尽快出版修订本的信心。经教育部批准，1987年我们在广西桂林举行了本书修订本的审稿会。在会上除了听取同行专家对书稿的意见外，我们还就如何进一步通过具体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来以改革开放的精神推进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研究交换了意见。当时陕西师范大学的杨文极教授建议由我带头组织一些同行专家用新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实用主义。我因修订《现代西方哲学》工作量较大，不宜承担另外的课题，就建议由杨文极带头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我愿意尽可能支持。文极积极性很高，就在那次审稿会上就和几位专家说好再找几位同行专家一起立即启动，于是就有了他们的《实用主义新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文极把我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几乎全部引进了他们的书稿。我也写了一篇《实用主义研究的六十年轮回》作为他们的书稿的代序。他们的《新论》比起我在1981年写成的《实用主义述评》无论从材料的丰富度和观点的开放度上都有很大的进步。我把《实用主义研究的六十年轮回》也收入到了现在这部书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