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研究的六十年轮回

第十一章　实用主义研究的六十年轮回

1987年夏在桂林举行《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审稿会期间，杨文极同志曾多次同我讨论如何进一步重新研究实用主义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重新研究和评价实用主义，对于促进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开展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促进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建议建立一个实用主义研究课题小组，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进行研究。我很赞成他的想法。虽然由于我其他工作较多，无法具体参加课题组的工作，但我很愿意同课题组合作。就在这次会后不久，在罗志野、石倬英、汪永康、邓遇芳、余怀彦等同志的参与下，这个课题组正式成立，并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两年来，他们全力以赴，通力合作，完成了他们的第一部著作——《实用主义新论》。就我所知，在迄今为止我国学者撰写的实用主义论著中，本书是内容最为丰富的。文极早就嘱我为本书作序，我不敢违命。但真到提起笔来时就不知从何写起。我并不是研究实用主义的专家，又尚未仔细阅读《新论》全稿，当然不能在此妄断本书的是非成败，我相信读者们自会作出公正和客观的评价。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占用本书几页篇幅，再次讲一下我对我国实用主义研究的一些想法。

大概两个多月前，香港法住学院院长霍韬晦先生来复旦大学访问时曾约我写一篇介绍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状况的文章。我写了一篇《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六十年怪圈”》交差。在西方哲学中，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实用主义，因为“六十年怪圈”（或者说“六十年轮回”）现象在实用主义研究中最为明显。不过既是谈整个西方哲学研究，就不好多谈实用主义。由此我想到，在这里，我似乎可以专门谈谈实用主义研究的“六十年轮回”。

首先要说明，“六十年轮回”这种现象并非我的发现。近两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在研究和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已有不少人把从1919—1979年这60年间的曲折发展比喻为一个“花甲轮回”“六十年怪圈”。我大致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就对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的研究来说，似乎也存在着这么一种轮回。揭示这种轮回，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是有意义的。

实用主义早在20世纪初即已开始传入中国，1906年，张东荪和蓝公武等人在东京创办的《教育》杂志，即发表了一些介绍实用主义观点的文章。但是，实用主义之成为在中国发生强大影响的西方思潮则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1917年胡适留美归来后，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宣扬实用主义思想的文章，成为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主将。陶行知、蒋梦麟、傅斯年等在美国接受了杜威思想的学者回国后也提倡实用主义。1919—1921年杜威本人来华讲学，对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流传更起了重大作用。在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不少较为开明和进步之士，对实用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抱有好感。陈独秀早年也接受了实用主义的某些观点，对杜威来华的讲学曾表示称赞。可以说，实用主义是投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知识分子所较为普遍接受的一种思潮。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除了实用主义以外，还有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以及马赫主义等流派。来中国访问的著名西方哲学家除杜威外，还有罗素、杜里舒等人，然而其在中国的影响远在实用主义之下。

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之所以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流派，根本原因在于它较能适应新文化运动的要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革命发端的，但很快发展成为一场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革命。投入这一运动的人们的社会阶级地位和思想倾向以及政治要求都各有不同。但他们在要求重新估价中国的旧传统和旧文化，重新创建具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新文化这一点上存在着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国内封建和军阀势力对人民大众的禁锢、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及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一致的。因此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能结成较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当时所谈论的文化都越出了单纯的文学或狭义的文化范围，而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因为以科学和民主为特征的新文化的创建以及由此出发对旧文化的重估都包含了政治、道德等有关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内容。民主当然是一个政治范畴，而当时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作为一种能取代传统的玄学世界观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科学和民主在当时代表了对新社会的理想以及为达到这种理想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

面对着“重估”，特别是“重建”的历史使命，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纷纷从西方输入各种思想学说，使“五四”时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一些最进步的人士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广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由于他们的革命要求不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因此只能是从当代西方的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中去寻找适应其科学和民主要求的理论。对于他们许多人来说，具有科学和民主特色，主张社会的不断革新和进步，提倡人的个胜解放的实用主义，是最易接受的。

对于什么叫做实用主义，人们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但都有根据的回答。因为实用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概念，美国实用主义的三个最主要代表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的理论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很难给实用主义下一个简单而又确切的定义。但从整体上说，实用主义大致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第一，它继承了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传统，反对唯物主义和传统的理性派唯心主义在经验之外寻求绝对的物质或精神实体以及客观的或先天的必然性、绝对原则等企图，认为哲学的范围以人的生活和经验所及的世界为限。第二，援引达尔文进化论，认为经验不是指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不是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的意识状态，而是作为有机体的人与其面对的环境的相互作用；不是现成已有的、静止的，而是正在发展的，积极能动的，是一个不断进步和进化的过程。人之必须适应环境意味着人必须永远奋斗和进取，永远不断向前。第三，反对包括唯物主义反映论在内的传统认识论的符合论，认为一切思想、理论、学说都不应是脱离实际的、绝对的、神圣的教条，而是人的行为的工具，任何一个被认为是真理的观念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反映实在，而在于它可能引起的实际效果。思想、理论、学说的真理性的标准在于其对人的行动、实践是否有用、有效，即是否具有实际价值。第四，认为人的思想、理论之所以成为行动工具，使人的行动取得成功，必须具有科学根据。人的行动、生活、实践不同于动物的单纯的本能活动。人是有理智的，其行动、实践总是在追求某种目的，并运用反省思维作为导向。而人怎样运用理智来作为导向的问题就是科学方法论问题。第五，认为行动、实践着的人总是每一个个人。个人为了生存必须依靠自己奋斗，既不依赖他人，也不受他人或任何绝对权威的约束。应当解放人的个性，尊重每一个人自由行动和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因此应当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实行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制度。但也应反对过分的任性和极端利己主义，人不应以个人自由来损害他人自由，个人自由应受社会调节。

实用主义的上述特征彼此相关，它们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实用主义者在概括他们的思想时往往由于角度不同而有不同说法，例如说它是一种新的经验主义科学方法论，工具主义、实践哲学、人本主义等。从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来说，他们往往把它说成是一种具有科学和民主特性的哲学。

当“五四”时期实用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它正是以其上述特点，特别是其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而受到许多要求改革和进步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欢迎的。他们当时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军阀统治，要求批判束缚人们思想的旧的封建的文化和道德，提倡人的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他们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反对因循守旧提倡进步和改革。“五四”运动中游行学生所高举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旗帜，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提出的“打到孔家店”“欢迎德赛二先生”的口号，正是他们的这种思想倾向的集中表现。而实用主义正好与这种思想倾向相符合。瞿秋白在谈到这点时指出：“中国五四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哲学，则刚好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171]

应当承认，“五四”时期实用主义的传入，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当时中国的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把实用主义这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当作去弊利政、破旧立新的思想工具来看待和接受的。年轻的胡适在五四时期之声誉鹊起，杜威来华讲学之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甚至包括许多左派的知识分子）的欢迎，原因也在于他们所宣扬的实用主义适应了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潮流。

但是，“五四”时期实用主义的传入也有严重的缺点。这主要表现在：对实用主义的缺陷和消极方面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实用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缺乏认真的研究。

实用主义几乎被公认为是一种体现了美国民族精神的哲学。美国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使美国文化及其所体现的美国的民族精神具有如下特色：鄙弃先天和彼岸世界，关注现实的经验世界；轻视思辨的抽象的理论，崇尚实际的、具体的行动；卑视因循守旧，力主革新创造；藐视绝对的权威，颂扬个人奋斗和个性自由；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反对盲从和迷信，提倡理智和科学；等等。实用主义哲学大体上体现了这些特性。这种哲学对推动美国人民几乎是从平地上建成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促进美国科学文化的繁荣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完善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对于谋求社会和文化的革新与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五四”时期胡适等人之所以宣扬或接受实用主义正是由于他们把实用主义理想化，认为只要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中国文化的重估和重建问题以至中国社会革新和进步的种种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但是，实用主义并不是一种完善的哲学，更不是一种对中国也同样适用的哲学。

就实用主义的理论体系来说，它固然有值得肯定的积极内容，但也有严重的片面性。第一，它在反对形而上学的借口下，把思辨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与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又把机械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相提并论，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它们都加以否定，这势必使其理论失去客观基础。因此，尽管实用主义并不是纯粹的唯心主义，有时甚至还反对唯心主义，但归根到底仍然倒向了主观唯心主义。第二，它在强调人的认识和实践的能动性时忽视了它们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性，它所主张的进步和进化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第三，它在反对独断论、绝对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权威崇拜，反对理论脱离实际时，否定了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存在，把真理的实践检验与真理对人的价值混为一谈，从而把真理当作以人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的东西。第四，由于排斥了认识和实践的客观性；实用主义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也失去了客观性，往往与主观的虚构、诡辩划不清界线。第五，实用主义所提倡的发扬人的个性以及他们所鼓吹的民主自由均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带有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世界观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往往处于对立地位。等等。

实用主义的诸如此类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即使在西方国家，包括实用主义的发源地美国，也为不少哲学家所指责。詹姆士、杜威的同代人，英国哲学家布拉德雷、罗素，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洛夫乔伊等人都曾对实用主义理论的矛盾、含混以及各种片面性提出了批评。例如，罗素就不同意詹姆士关于只要一个信念的效果是好的，它便是真理的观点，认为这个观点从理智上讲有“重要困难”。因为依这个观点，连哥伦布1492年横渡了大西洋这种简单的事情也无法确定。为什么说是1492年而不说是1491年或1493年呢？信念的“效果”并不能回答，因此，罗素认为詹姆士的哲学“不过是近代大部分哲学家所持有的主观主义病狂的一种罢了”[172]。对杜威，罗素也作了类似的批评。

正因为实用主义有这些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即使在它的发源地美国，它起到的重要的作用也是有前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在美国已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原则。而这种制度和原则并非仅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根据。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独立宣言》的理论根据的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主义学说。因此，尽管实用主义声称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建立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但它恰恰是在肯定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原则的那些理性主义体系的前提下来发生作用的。

从外表上看，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人只强调行动，不重视理想，只追求现实利益，不关心理性原则。其实，美国人是在遵循了资本主义的理想和原则的前提下来关心其行动和现实利益的。实用主义在美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是在前辈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原则、制度和价值体系被美国人普遍接受的过程中发生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实用主义在美国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了，也不可能成为美国人普遍接受的哲学。因此，不能认为美国社会的特殊性可以否定思想、理论的客观性，可以排斥具有普遍和绝对意义的原理、原则的重要性；不能把美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归结为实用主义，更不能把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完全归功于实用主义。(https://www.daowen.com)

实用主义在其发源地美国，由于具有上述必要条件，因而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也往往由此被人忽视。然而，当它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尽管对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一开始就受到了很大限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不像美国那样具备使实用主义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社会和思想文化条件。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封建的社会制度成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封建的文化成了束缚中国人民的思想的沉重的精神枷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不少变化，沦落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五四”时期，中国正处于急剧的动荡中，旧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已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但尚未完全崩溃。新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尚处于朦胧状态。当时的中国既有像胡适等人所大串提出的种种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更需要确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原则。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也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当时的中国所最需要的是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道路的革命理论，是扬弃而不是全盘抛弃中国旧的文化传统的新的文化。虽然实用主义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及其所提出的科学方法论等其他一些思想在某些方面适应了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鼓舞了他们破旧立新的热情，但它并未正确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方向，不能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一条自觉的、确定的斗争道路。而且，当时许多实用主义的宣扬者是全盘西化论者。他们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往往只是简单地否定，没有深刻研究中西文化的关系及如何使西方文化适应中国的土壤的问题。因此，实用主义不是一种能适应中国特定条件下的要求的哲学。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并与青年学生及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汇流在一起的时候，胡适等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主将逐渐退出了向旧制度、旧传统进攻的战场，有的甚至站到了革命力量的对立方面。而不少原来欢迎过实用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而越来越认识到了实用主义的弊端，抛弃了实用主义，有的人越来越接近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实用主义在中国已失去了作为进步和革命哲学的意义。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这样一种情况：当“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输入和宣传实用主义时，也正像他们输入和宣传其他西方思潮一样，没有将它们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区分开来。从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中寻找对当下适用方策的功利倾向占了支配地位，而对其学理往往没有深入研究。换言之，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的知识系统和其价值系统的联系，甚至把二者混同起来，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即知识系统对政治需要等价值取向的相对独立性。他们在接受和提倡实用主义时，主要并不是基于对其理论系统的真理性的认识，而是对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可能存在的功效，即价值的信念。“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实用主义主要是杜威的学说，而杜威的学说的重点是论述社会政治、道德、教育等具体的问题。无论是杜威本人在华所作讲演，还是胡适等人所作的介绍，所偏重的都是对现实的具体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对实用主义的深层的理论结构的阐释。胡适在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主要正是从解决当时中国的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角度，即从符合为他们当时所作的政治和道德选择来提倡实用主义的。然而，当着“五四”运动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政治和道德选择发生了变化时，他们中一些人对实用主义也就越来越不信任以致完全否定了。

“五四”时期既已存在的单纯由政治和价值取向来决定哲学取向的倾向在“五四”以后被进一步发展了。“五四”时期，中国旧的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动摇，新的一统的政治格局尚未形成。由军阀混战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造成的多元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为多元的意识形态格局提供了条件。当时人们的学术取向还较少受某种单一的政治结构所左右。由于实用主义具有明显的多元和调和折中特色，能为抱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因而得以特别时兴。“五四”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种对立的势力支配中国政治的格局形成以后，包括西方哲学研究在内的各种思想学术的研究总的说来也受这种格局所左右。实用主义的研究仍在继续，在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还有所加强。但总的说来，从学理上对实用主义进行深层研究的仍然极少。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理解也往往仍停留在其政治和价值的层次上。它在中国的命运实际上决定于上述两种政治势力对它的态度。

早期中国国民党的政治成分相当复杂。其中固然有封建守旧势力，也不乏为在中国实现民主革命并为中国的富强而奋斗的进步之士。但后来其内部分化愈演愈烈，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它也越来越被依附于帝国主义并为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的右派势力所支配。他们不仅抛弃了“五四”以来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对“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口号也越来越改变了原有的革命意义。例如，民主被蒋介石以及各地军阀的独裁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受到很大限制，甚至被视为非法，一般的西方哲学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反民主的独裁政治的强烈影响，在1935年左右所进行的民主和独裁的讨论中，五四时期曾经高歌民主的一些人士这时却在加强国家的凝聚力、迅速实现统一的借口下，主张实行“新式独裁”。实用主义的宣传、实用主义的影响虽然仍然存在，但已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挑战，它在理论上的各种片面性和局限性以及其在实践上的消极性，越来越被从不同立场出发加以揭露和批判。这使实用主义越来越失去其在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中的独占鳌头的地位。例如胡适等人在政治上所鼓吹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就受到了一些强调中国固有儒家文化的作用的人的非议。后者虽然在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上与胡适等人有一致之处，但他们反对照搬西方，而主张立足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他们之间的这场被称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争论，在国民党退居台湾地区以后仍在继续，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儒家的争论即是这种争论的集中表现。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在“五四”时期虽已存在着原则分歧。但在拥护科学和民主这个共同要求上尚能结成统一战线。即使在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代表马克思主义一方的李大钊对胡适的实用主义主张并未全盘否定。他甚至指出自己的观点和胡适有的“完全相同，有的稍有差异”[173]。

“五四”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尖锐，原有的统一战线受到破坏，因而彼此对对方也越来越采取否定的态度。这种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可谓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斯大林的“左”倾路线已在苏联形成。由于杜威等人对斯大林时代所发生的对托洛茨基等人的审判公开抱批判和怀疑态度，甚至组织托案调查委员会，宣布托洛茨基无罪。这样就与苏联当局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杜威由此从原来所称颂的卓越、进步和民主的学者转而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家”“苏联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与杜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实用主义哲学被宣称为腐朽、反动的帝国主义哲学。苏联对待实用主义的态度的这种变化不久就影响到中国。以往那种对实用主义尚有所肯定的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评判基本上没有了，起而代之的是对其政治倾向以及思想理论的全盘否定。

这种纯粹由政治取向决定对思想理论的评价的左的倾向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上而下发动的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发展了。当时发表了大量批判实用主义的论著。它们都是服从特定的政治需要，并非出于对实用主义的学理的深刻研究。不少作者很少研读，甚至没有研读实用主义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的立论的根据是权威人物早已确定了的结论。这场批判运动在政治上可以说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它大树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大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于在全国造成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思想统一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这种忽视学理上的深刻研究而单凭政治决定取舍的批判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后果。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划清是非对错的界限。在批判实用主义时批判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也可接受的积极的东西，而对实用主义所的确存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反而没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这种批判显然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忽视了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批判原则。遗憾的是，这种偏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左”的倾向未能及时克服，反而随着政治上的“左”倾的加强而愈演愈烈，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以致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批判模式，即对它们都采取简单全盘否定的态度。

对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方思潮的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表面上似乎是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封闭的、静止的教条，而是一种开放性的学说。它可以而且应当汲取其他一切哲学的优秀成果，它可以而且应当根据对自然和社会的最新认识成果而使自己不断丰富和发展，抛弃那些与实际不再符合和过时的内容。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理论中的确有不少片面性和局限性甚至有种种谬误，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应当与之划清界限。但其中也大都包含了反映对现代社会和自然的最新认识成果的积极内容，对之应当批判地加以汲取。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笼统加以否定，拒斥那些本来是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汲取的积极内容，使马克思主义不能随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那就会使马克思主义贫困化、停滞化、僵化，实质上这意味着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

上述这种状况在“文革”十年中可谓达到了极点。林彪、“四人帮”表面上标榜“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批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思潮，实际上却奉行排斥了科学和民主精神的那种最坏类型实用主义，以及连实用主义也批判的那些与封建专制主义相吻合的绝对主义、独断主义。他们在政治上的独断独行，对广大群众的民主权利的扼杀，在思想理论上对科学的肆意践踏，对个人迷信的竭力颂扬，这些不仅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与实用主义等西方资产阶级关于科学和民主的学说也大不相同。他们仿佛又把人们带回到了“五四”以前的旧中国那种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时代的境况之中。

1976年初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著名的“四五运动”，它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在“文革”中横行暴戾的“四人帮”的极度憎恨和摆脱所受政治和思想禁锢的强烈愿望。这一年冬天，“四人帮”终于被推翻，“文革”结束，中国社会重新走上革新与发展的道路。1979年“凡是派”失势，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新的政治和思想路线。人们开始重新研究被歪曲和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重新研究实用主义等各种西方哲学思潮。

这一新的开端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正好相距60年，好似一个花甲轮回。这60年来，中国社会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因此不能认为这个花甲轮回是简单地回复。但是，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大的类似。例如，都处于经济贫困落后、政治缺乏民主、科学不发达、思想僵化的国情之下，都企图输入新的学理来促进中国的改革，为中国的富强寻找方策。“五四”运动是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口号的，从1979年开始，人们在重新呼唤科学与民主。人们把“五四”运动当作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把1979年以后的思想和观念更新的潮流称为新启蒙运动。

为什么1919年所开始的争取科学和民主的运动在经过了大约60年后会回到与原来大致相似的起点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中国旧的封建政治和经济势力以及封建传统文化影响的强大，帝国主义入侵等外来影响的干扰，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崎岖以及所发生的种种失误，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中国近代社会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的顺利发展。从我们上面对60年来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状况的分析来看，未能处理好思想理论的知识系统与价值系统的关系，或者说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出现反复的重要原因之一。把思想学说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混为一谈，单纯以其眼前的功利价值，特别是政治上的功利价值来判定其是非，至少必然产生两种消极后果：一是妨碍了对其知识系统的深入探索并进而达到真正认识其是非功过；二是妨碍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行动，使行动取得成功，从而也妨碍理论发挥其功利（包括政治上的）价值。60年来中国实用主义研究上的主要教训，似乎也正在此。

正如上面谈到的，由于赞成和反对实用主义的人都以实用主义当下可能发生的功利价值为评判准绳，因此他们都未能对实用主义的理论本身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尽管实用主义传入中国远远超过了60年，然而至今尚无一本全面、客观地介绍实用主义的论著。人们在谈论实用主义时指鹿为马的现象随处可见。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实用主义的理论内容称不得是最艰深的。然而，由于它与政治的关系较为密切，更易受漂浮不定的政治需要所左右，因而人们对它本身的真正含义反而更为模糊。甚至在哲学界，不少人对什么是实用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始终没有一个较真实和确定的认识，以致出现理论上极度混乱的局面。对于同一种符合实用主义理论的思想（例如关于凡使人获得成功的思想、观念就是真理的思想）用某些话表示出来，人们把它批判为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市侩生意经的突出表现；在丝毫不损原意的情况下用另一些话表示出来（特别是借用政治领导人的话），有人则把它论证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50—60年代大批修正主义时，曾把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归结为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而大肆讨伐。近十年来不提批修了，原来被讨伐的东西转而被当作符合马克思主义了。于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也越来越使人模糊了。

理论上的混乱导致行动上的混乱。在中国并非没有理论。一些人一再宣布他们最为遵循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然而，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僵化、教条化了，与实践往往脱节，当然无法用来指导实践。那么实践如何进行呢，只有依靠注意观察其可能发生的效果，依靠经验，即看一步走一步。然而，这种仅仅依靠日常经验及其效果来指导行动的方法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倒是接近于实用主义的狭隘经验主义。当实践所要解决的问题较为简单和纯粹时，这种经验方法未尝不可奏效，当问题较为复杂时这种方法显然无能为力。坚持用这种方法往往导致行动的失误和失败。

对思想、学说的评判的单纯政治功利主义导致对理论研究的简单化、粗糙化和庸俗化，并进一步导致认识和理论上的混乱，而后者又导致实践和行动上的混乱和失误。这种混乱和失误使人重新去研究理论，而如果仍仅仅以短视的政治功利主义为准绳，势必造成另一个循环。从1919—1979年这个60年大循环中，包括了无数的小循环，至于对实用主义的研究的“六十年轮回”则仍然只是大循环中的一个小环节罢了。

从1979年开始的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过去十年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在这十年中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五四”以后的十年无法比拟的。但是，就对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的研究来说，似乎仍然存在一些与“五四”以来类似的偏向，其中最为突出的仍是短视的政治功利主义。有的同志仍然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来判定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的是非。他们往往把在中国研究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应当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与对这些思潮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对立起来，后者往往被认为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个别同志甚至把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西方哲学的著作也当作是传播精神污染，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此相反，另一些人把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理想化，不加批判地接受。似乎只要把它们“引进”来，便可当作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有效方策。例如个别政治学家近年来提出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本上是从杜威那里搬来的，只是未提实用主义和杜威的名字。这是新的全盘西化论。它同历史上的全盘西化论一样，忽视了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传统，更忽视了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条件。它是另一种形式的短视的政治功利主义，在实践中必然碰壁。

上述两种倾向表面上是相反的，实际上可谓“相辅相成”。简单地用马克思的政治来判定西方哲学的是非会使西方哲学的研究简单化、粗糙化，而这必然损害马克思主义本身，使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不实事求是，没有科学态度，从而可能导致他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相信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客观上为全盘西化论创造了条件。反过来说，全盘西化论由于的确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而使人对西方哲学产生误解，以致把西方哲学研究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相提并论。这两种倾向如果不能克服，将不仅损害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将损害马克思的丰富和发展，损害四项基本原则，归根到底将损害中国的社会和思想文化的进步，甚至导致发生另一次“轮回”。

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应当怎样进行呢？这是一个需要从各方面来加以研究的题目。从“五四”以来对实用主义的研究的经验教训来看，我认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正确处理好实用主义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的关系，在注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同时，不要忽视对其理论体系的深入的、全面的、客观的研究，既不要像过去那样对它简单否定，也不要因过去的偏向而对它简单肯定。

我们既要敢于肯定实用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积极内容，又要注意揭露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划清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这种研究不仅不会损害马克思主义，不会损害四项基本原则，反而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利于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我觉得杨文极等同志正是这样做的，我相信，他们的工作将会产生积极的成果。

（杨文极主编：《实用主义新论》一书代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