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研究实用主义》引言和序

第十章　《重新研究实用主义》引言和序

一、引言

1988年5月25—3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四川省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四川师范大学政教系等单位发起的。全国各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六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三十余人向大会提交了论文。此书就是在会议的讨论以及部分论文的基础上组织编写的。

在20世纪传入我国的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中，影响领域最广、程度最深、时间最长的，当首推实用主义，而受到最激烈的批判和非议的哲学流派，同样也首推实用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各次思想批判运动，几乎毫无例外地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我国出版的成百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也几乎没有一本不把实用主义当作头号批判对象。这些批判对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促进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加强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起过较大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中有些批判具有明显的简单化、僵化的倾向，没有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被批判者作出具体分析，没有把它们之中可能包含的积极的合理的内容与消极、荒谬的内容区别开来，而是对之全盘否定，把马克思主义也应当进行研究的一些问题以及可以批判地吸取的某些思想材料，都简单地否定了。结果在某些方面反而损害了马克思主义。

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哲学上的僵化闭塞局面逐渐有所改变，人们对现代西方各派哲学比以往有了较多、较具体和较深入的了解。大部分人改变了以往那种对它们全盘否定的态度，着手从事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大都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而往往是更好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并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很好地贯彻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但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更不可怕，完全可以通过学术讨论的方式获得解决。

不过，近十年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当前西方较为流行的哲学流派、对实用主义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当然与实用主义目前在西方哲学界的地位并不突出这种情况相关。但是重要的原因在于实用主义在中国已长期被当作是最浅薄、最荒谬的哲学的代名词。在广大群众中，由于长期受到片面的评价的影响，实用主义使他们想到的也往往只是一种鼓吹追求个人私利、满足个人贪欲、不讲原则、只讲实惠的哲学。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重新研究和评价实用主义比提出重新研究和评价其他各种西方哲学，遇到的阻力和风险要更大一些。

然而，对实用主义研究的这种相对被忽视的情况毕竟是不合理的。相反，在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中，我们首先应当加强对实用主义的研究。

第一，实用主义的理论内容比我国过去的批判中所提到的那些要广泛得多，其中除了不少的确荒谬、浅薄甚至反动的内容外，也还有不少积极的、合理的内容。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中，实用主义可说是一个具有较多积极内容的流派。美国在20世纪上半期之所以迅速成长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的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以实用主义作为其重要思想工具的。我们固然不能盲目接受实用主义，但实用主义中毕竟有不少内容值得我们研究。

第二，实用主义在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中也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流派。它在美国哲学中长期占主导地位，渗透于美国全部社会、政治、文化以致科学等多个领域，甚至可说具有美国民族精神的“国家哲学”的意义。尽管20世纪40年代以后它的主导地位曾被一些其他更新的哲学流派所取代，但这只是在专业哲学领域是如此。从对现实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来说，它仍一直占主导地位，远非任何其他西方流派可比。任何其他西方哲学流派（哪怕是与实用主义相对立的流派）要想在美国立足，几乎都得向实用主义靠拢。例如，逻辑经验主义、英国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发源于欧洲的哲学流派，在传入美国以后，几乎都与实用主义合流。而且，近几十年来，实用主义有了不少新的发展，在美国哲学中出现了越来越明显地回到实用主义的趋势。（当然，这不是简单地复归，而是在吸取其他哲学流派、特别是分析哲学的成果的基础上的重建。）为了更好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而为了了解美国，就必须全面深刻地了解作为精神支柱的实用主义。

第三，在中国，从“五四”以来，实用主义曾经产生过比任何其他西方哲学流派都更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远远超出哲学的范围，也超出了思想文化范围，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社会政治领域。如果不重视对实用主义的重新研究和评价，我们就很难顺利和全面地总结几十年来我们在哲学上甚至整个思想和政治领域内的许多经验教训。

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实用主义以及其他一切西方哲学的重新研究和评价都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的原则区别，绝不能把这些哲学理想化。我们的任务是克服“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倾向，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批判原则，对实用主义进行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过去对实用主义的批评中正确的东西我们仍然应当坚持，但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批评应当抛弃，更不应当由批判实用主义而回到实用主义所反对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东西上去。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1986年在贵阳召开了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以后，上述几个单位的一些学者发起举行实用主义的专题讨论会。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和准备，1988年5月这个会议终于在成都召开了。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题主要有两项：一是关于实用主义的重新研究和评价问题，二是实用主义的最新发展。会议所收到的论文大部分是关于第一项议题的，在会议过程中，这项议题也讨论得最多。与会学者对实用主义产生的背景、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影响，实用主义实践观、真理论、意义论、方法论以及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主要实用主义哲学家各方面的理论，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大家的见解不尽相同，但几乎都认为我国哲学界以往对实用主义所作的那些评价，都存在着较大的片面性，都认为实用主义同许多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一样具有两重性：既有许多错误和荒谬的内容，又有不少积极因素，因此有必要重新深入研究，作出较全面的评价。关于第二项议题的讨论未能深入。主要原因是我国哲学界对实用主义的最新发展大都尚缺乏研究，有几位在这方面较有研究的学者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毕竟也有几位在这方面有造诣的专家向会议作了有关实用主义最新发展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对推动大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启发。总的说来，尽管这次会议对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的讨论还不够全面、深入，但可以说它将会成为中国哲学工作者对实用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会议期间，许多与会者提出把会议的论文汇编成书出版。经过四川师范大学骆天银等同志的交涉，得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邓星盈等同志的支持，使本书能列入该社出版计划。我受大家的委托，具体负责主编工作。考虑到近几年来各类学术会议出版的文集受欢迎者不多，为了避免（至少减少）出版社可能的亏损，我们尽可能压缩本书的篇幅，并采取了将文集专著化的形式。即仍以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为基础，但按专著的形式编辑。具体办法有二：一是不收重复的文章，对主题和论文内容大致相同的论文，我们一般只选用一篇。例如，关于詹姆士真理论的论文有五篇，我们只选用了其中一篇。二是尽可能使全书成为一个连贯的体系。有些问题（例如实用主义关于宗教、道德、教育的理论）原来没有收到相应的文章，或者只是在其他内容较广的文章中有部分论及，我们便请有关学者或在会上作了有关发言的专家另外撰写。经这样调整，全书现在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实用主义的综论，第二部分为对实用主义三个最主要代表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的各论，第三部分介绍杜威以后实用主义的演变，第四部分为介绍实用主义在我国的研究情况的资料。我们主观上希望这种编辑办法能使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系统地反映我国现阶段对实用主义研究的状况，大体上相当于一本集体写作的专著。这种编辑方法当然也有缺陷，最主要的是不少同志为撰写给会议的论文费了不少精力，文章也有特色，而我们却未能选刊。这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另外，为了使文章能成为较系统的著作中的某一部分，我们不得不请好几位作者将他们的文章重写，在汇编过程中，又不得不对少数文章作了较多的删节或者修改，这种删改很可能有不当之处。只好请大家谅解了。

本书本来应当在1988年5月会议以后很快就编成。由于其中一些文章要改写或另写，一些同志未能及时将稿子寄来，致使编辑工作一拖再拖。直到现在，仍有几位作者未能将文章寄来。会议已开了将近一年，国内外一些读者又在催促本书的出版，我们实在不能再拖了，只好就此截稿。

我国哲学界对实用主义的重新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尚不深入、全面，这也使本书不能不有许多缺陷。但我们希望这部集体完成的著作能对我国哲学界以致整个思想文化界重新研究实用主义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实用主义发源地的美国，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对我们这次会议及将要出版的这部著作都给予了很大关切。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之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悉尼·胡克给会议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会后又两次给编者来信，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实用主义研究状况的关切。耶鲁大学教授约翰·斯密士和新墨西哥大学荣誉教授阿奇·巴姆等人也给编者来信，表示他们很希望能尽快读到本书。巴姆教授还希望本书能用英文出版。这些说明，重新深入和全面研究实用主义，对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为本书能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而感到高兴。

1989年4月

二、序：实用主义研究的歧路(https://www.daowen.com)

前几天四川师范大学骆天银教授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已从四川人民出版社把《实用主义论文集》的书稿取回，另行想法出版，嘱我写篇序言。对此我当然义不容辞。但究竟写点什么为好？这两天倒有些举棋不定。按说应当大致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容，以便让读者对它有一个总体了解。但编辑此书已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已记不起其具体内容，无法作这样的介绍。我想还是讲一下这部书稿的由来和它在出版上所走过的崎路吧！

这部书稿是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1988年在成都举行的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的主要成果之一。要说它的由来自然应当首先回顾一下那次会议的背景和会议的讨论情况。

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文革”以后恢复以来，道路一直不很平坦。改革开放的要求决定了本学科需要重建和发展，但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使本学科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学界的观点一直很不一致。

学会1978年在太原的成立大会与1979年的西安会议还处于学科初创期，大家关心的是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在如何评价上的分歧并未凸现出来，学科以外的人士对之也未见有何疑虑。在1981年的庐山会议上就开始出现风波了。有的同行由于会前说过一些超越特定时空界限许可的话差点未能与会，到会后又受到东道主中的个别人的怀疑和限制。往后一段时期情况有所缓和，甚至还出现过带有几分浮躁的泡沫性热潮，但不久随着国内对“西化”和“自由化”的批判的兴起，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又被某些人当作“化”源而受到限制。批判高潮过后，同行们结合自己对具体的西方哲学流派的深入研究，又重新对学科的性质和评价问题加以反思，大部分人觉得简单地把本学科研究当作“西化”和“自由化”的根源既不符合现代西方哲学的实际，又不符合当时中国出现的各种思潮的根源的实际，因而纷纷以各自以不同方式继续从事这方面的问题的探讨。1986年学会在贵阳又开过一次全国性讨论会，据说会议开得很是热烈。我因突然生病未能出席，但托人带去了一篇题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其中对我国以往关于实用主义的过“左”批判作了比较系统的否定。我曾经担心是否会受到持“正统”观点的人士的指责。但后来听说反响尚好，此文在《现代外国哲学》第10辑发表后，更听到过一些赞许声。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既是为了澄清以往对实用主义的偏见，更是企图以此为突破口，促进排除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偏见。这当然不是简单地为它们“翻案”，而是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来对之作出客观和具体的分析，既批判它们的确存在的种种谬误和片面性，又肯定它们可能具有的积极因素，由此使本学科研究更好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服务。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突破口，是因为实用主义在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中有较大代表性，体现了它们的不少共同特征；而且它早已传入中国，既最为中国学界所熟悉，又受到更多误解。如果能对实用主义采取一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那就不难由此及彼，对其他哲学流派也采取这样的态度。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就觉得最好能专门开一次全国性的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既然《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没有引起什么麻烦，开这样的会，由本学科同行一起来讨论也应当不会遇到什么麻烦。更重要的是：我个人对实用主义虽然也作过一些研究，毕竟局限性很大，同行中根基比我扎实的大有人在。由大家一道来商讨如何对实用主义如何重新作出评价，必将有更大的说服力，也必将更好地促进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重新作出正确的评价。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学会的负责人，他们告诉我在贵阳会议时就有人提出过开实用主义讨论会的设想，这样大家就想在一起了。学会由此与骆天银等四川的理事商量，决定在成都开这个会。骆天银同志为了安排这次会议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大量努力，使会议得以如期举行。

从我个人的回忆说，成都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的背景大致就是这样。

成都会议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已难以说清楚会议的某些细节，但对大致情况还有较深印象。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和提交的论文都相当多。一些在本学科中造诣很深、但由于种种原因极少参加学会活动的专家（例如北京大学的陈启伟教授），这次也例外地来了。由于骆天银同志的努力，四川省的有关领导人参加了会议的开幕式并作了颇有学术内涵的发言。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也引起了一些重要的国外人士的关注。美国当代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通过我向会议发来了贺信，信中表示如果不是因为生病，他原本希望来参加这次会议。另一位与我有较多交往的美国资深哲学家巴姆（Archie Bahm）也写信来对会议寄予厚望，后来还寄来了论文。

会议的讨论也相当热烈。刚开始时一些同行还显得小心谨慎，深恐犯什么错误。从提交给会议的论文看，相当多的人大体上还保持着传统的批判模式。然而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几乎都摆脱了旧有的思想框架，大胆提出了许多全新的看法。会议的讨论也没有局限于实用主义，而是由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认识走向到其他哲学流派的重新认识。记得当时就有几位同行发表了对当代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的许多新见解，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现在与会者在经过深入认真的讨论后，在主张抛弃过去的简单否定的批判模式、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来重新评价和对待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上，达到了很大的一致。它对我国哲学界进一步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开展对实用主义及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举办的历次学术讨论会中，本次会议无疑是最有成效者之一。

现在轮到要交待一下这部书稿的编辑以及在出版上所遭遇的意外麻烦了。

在会议以前，骆天银教授就告诉我，他已同四川人民出版社说好出版此次会议的文集。开会时出版社有两位同志曾到会并与我们学会的几位负责人商量过出书的事。我们当时都感到出版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就向与会的同行们作了通报。记得为了使论文集有较好质量、特别是能有整体感和系统感，我们还对收到的稿子作了初步筛选，将确定选用的稿子通知了作者，希望他们能及时作些修改。有个别专家会上发言很精彩，但没有成文，我们还要求他们会后能及时成文。为了落实具体工作，学会确定论文集由我负责编辑，骆天银负责与出版社联络出版。谁也没有想到论文集的出版后来这么为难。

先是由于一些作者会后没有及时修订稿子，有的作者的稿子虽经再三催促，仍是拖了很长时间才寄给我。待我大体收齐稿子并作了适当加工交给骆天银、再由他交给出版社时，已经早过了原定的交稿时间。20世纪90年代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使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再次受到冷落和怀疑，接着而来的经济大潮使学术类书籍的出版越来越难。骆天银告诉我四川人民出版社由此不再愿意出版此书，除非给予经济补贴。但鉴于事先有口头约定他们也未便正式退稿。这样出版的事就年复一年地拖下来了。据我所知，开头一些年，一些作者对此颇有怨言或微词，但当他们得知骆天银的难处，也都能体谅，再也不提此事。只是骆天银自己一直为此不安，每次见到我都要说到没有办好此事的遗憾。这次他索性把书稿从四川人民出版社取回自行安排出版，也是要付出很大经济代价的。我并不要求他这样做，但考虑到作者们的期待、特别是本书出版的价值，我也不反对。但愿作者和读者们了解骆天银教授为此作出的贡献。

我不想简单地高估这部书稿的学术价值。它毕竟是十多年以前的产物。其中究竟收集了哪些文章我已记不完全清楚。有些文章可能较为一般化，但我记得像涂纪亮、陈启伟等资深教授的文章是写得非常认真的。这些文章大体上可以反映我国实用主义研究在1988年左右所能达到的水平。考虑到经过那次会议的讨论，本学科同行在对实用主义的认识和评价上可以说有质的飞跃，这部文集作为当时的记录至少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当然，这些论文在一些方面已无法与十多年后的现在相比。这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对实用主义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步。有的学者曾到实用主义的产生地美国留学多年，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内容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等方面无疑比以往进步得多。然而对于没有经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雨的年轻读者来说，知道一些当时的情况，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自己的治学不无裨益。

关于这部论文集所论及的实用主义，我想顺便说几句话。

实用主义这个名称的本来意义几十年来（甚至可以说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误解和扭曲，有的人甚至将其当作一切丑恶的根源。例如，人们常把有些实用主义者的确讲过的“有用就是真理”简单地归结为一切能使个人获利、达到某种私利的东西都当作真理。其实皮尔士和杜威等人早就明确地否定了这种含义，指出他们所说的有用指的是能为人们提供行为的指导，也就是能指导人的实践。又如，人们常把实用主义强调个人主义简单地归结为主张自私自利、反对集体主义。其实杜威等人倡导的个人主义的含义主要是指发挥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非鼓吹自私自利。杜威伦理学的一条根本原则就是主张人们的私利要服从公益。诸如此类曲解原意的情况可以找出许多，不再一一列举。这种扭曲的情况不只是中国有，在美国同样有。那里有的人也常把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等同于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极端个人主义或者说利己主义真理观，实际上就是把实用主义粗俗化了。作为哲学理论的实用主义与这种粗俗的实用主义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差异。

我这么说一点也不是要美化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确有许多片面性，需要我们揭露批判，划清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但曲解它的本意并不能使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而可能更易陷入粗俗的实用主义。一些文化出版单位颠倒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轻重，对于出版明星秘史逸闻、剑侠警匪打斗之类市场看好的书刊往往趋之若鹜，而对无利可图的学术书籍则能推就推，有的固然有其难言之隐，但未尝没有受这种粗俗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如果谁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行动上遵循这种粗俗的实用主义、在理论上不屑于谈论主张私利服从公益的杜威等人的哲学上的实用主义，那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把实用主义简单地归结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人现在不会多了，但把实用主义粗俗化或者过分政治化的情况并不罕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对于美国科学技术之日新月异、经济之多年持续发展印象很是深刻，很少有人反对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向美国学习，但也很少有人会把美国的这一切与实用主义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疏忽。其实，美国的这一切都与美国人奉行的实用主义有着密切联系。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国家哲学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美国从来没有确定什么国家哲学，但说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人的民族精神，或者说它是美国人中最普遍的思维方式，则是有些道理的。为了较为深刻地了解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很有必要对其实用主义有较多和较准确的了解。

我说这些话不是针对任何具体的人和单位，而只是想说明，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来研究和对待实用主义是多么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我的这些话多少有些道理，那么骆天银教授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这部沉睡了十多年的书稿重新拿出来出版，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想作者们应当为自己的论文得以问世感谢他，读者们也应为有这么一部水平不见得很高、但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书而感到高兴。

2001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