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第九章　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我国哲学界过去对实用主义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反面理论。这是不客观的。下文从几个方面对实用主义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纳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纳为诡辩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重新全面地、客观地评价实用主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西方其他哲学流派作出公正的评价，而且对我国目前的改革也有某些启迪。

一、为什么要提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提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是认为过去对实用主义所作的评价有片面性，把实用主义当作了一种纯粹的反面理论。重评不是企图全盘肯定实用主义，更不是为了宣扬实用主义，而只是主张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地、客观地评价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原则的区别，实用主义的不少理论的确是片面的、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但是，实用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社会基础和作用上，都是很复杂的，其中不仅有合理的、积极的因素，甚至也包含可资我们借鉴的因素，因而将它们全盘简单否定显然是不妥当的。

提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对实用主义的评价必然影响到对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评价。实用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哲学流派，它与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不少哲学流派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代美国著名实用主义者莫利斯说，当代美国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即逻辑实用主义、英国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同实用主义“在性质上是协同一致的”，这四种哲学“每一种所强调的，实际上是实用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范围之内的中心问题之一……这四种运动各自表现的关注，实用主义者都分担了”[153]。这种说法是否有褒实用主义贬其他流派之意，暂可不论，但实用主义与这些流派在理论上相通这一点确是事实。因此，如果对实用主义采取简单地全盘否定的态度，又怎能谈得上对其他流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呢？值得指出的是，在现在西方哲学各流派中，实用主义还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流派，至少不是最保守的和反动的，如果对实用主义全盘否定，又怎能谈得上对其他哲学流派作出包含着某种肯定的评价呢？

实用主义早已不是现代西方的时髦哲学流派了。但它在西方各国的实际影响并未有多大衰退。至于在中国，在所有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影响的领域最广、程度最深，甚至时间最长的，当首推实用主义。如果说在专业队伍以及某些爱好者以外，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大部分流派所知甚少的话，那么，对于实用主义，大部分人（至少是思想理论界）并不陌生。人们往往按照对实用主义的评价来估量其他哲学流派。

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长期存在着“左”的倾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对待实用主义上的过左态度的影响显然是原因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当然也有积极成果，但由于基本上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对其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场运动在我国形成了一种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左”的模式，长期以来，这种模式在我国哲学界几乎起着支配作用，至少在评价实用主义上起着支配作用。从那时以来，我国哲学界发表和出版的评价实用主义的论著很多，但突破这种模式的论著少见。我自己近几年来在谈论实用主义时虽然已感到这种模式不实事求是，也企图能有所突破，但终因种种顾虑而未敢迈出大步。

对于我国哲学界在评价实用主义方面所存在的“左”的倾向，应当有历史的态度。实用主义在中国和在美国所发生的影响显然有着较大差异。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大体上是同时传入中国的，二者一开始就处于对立地位，而且这种对立与我国不同阶级在政治上的对立直接相关。从“五四”时期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开始，反对和批判实用主义，不仅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领域取得支配地位的重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势力取得政治上的胜利的重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在评价上出现一些“左”的偏向，也是不难理解的。而且，“五四”以来胡适等人对实用主义的介绍也并不全面，这也促使人们对实用主义难以有所肯定。在我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对实用主义作了大量批判，实用主义已不再成为威胁马克思主义的支配地位，更不成为威胁我国革命成败的力量以后，“左”的倾向仍未得到克服，有时在政治的干预下还有所发展，因而未能对实用主义作较全面的、客观的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全面地、客观地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极为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对思想文化领域以及政治体制等方面也提出了进行改革的迫切要求。改革需要“引进”，“引进”不仅是经济的、技术的，也包括思想文化的。哲学当然也包括在内。正是改革的客观需要促使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现在出现了难得的宽松、和谐、融洽的局面。这种局面为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条件。现在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全面的、客观的研究，引进值得我们借鉴的成果。也正是这种局面使我们可以提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在对实用主义的研究中能打破过去“左”的模式，那它将促使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

二、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

认为实用主义是适应帝国主义时代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需要的哲学，这在我国哲学界曾一度成为定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翻译出版过美国哲学家哈利·威尔斯一本批判实用主义的著作，书名就叫《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这种观点曾被普遍接受。在许多人心目中，实用主义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从实用主义盛行于帝国主义时代，从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实用主义以及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利用实用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种观点不是毫无道理。我们过去的失误在于往往把这种观点绝对化，不加具体分析，而必然导致与客观事实相背离。

就实用主义产生和形成的背景来说，不能简单地说它只是适应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需要的哲学。美国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发生在19世纪末，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詹姆士和杜威是在帝国主义时期活动的，他们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可说是适应了当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不少美国政治的上层人物，垄断集团的代表们公开承认他们信奉实用主义。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詹姆士、杜威的理论就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至于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他提出实用主义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当时美国并未进入帝国主义，就更不能说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就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的政治态度说，也并非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例如皮尔士主要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活动的，对政治过问不多。他之所以提出实用主义，主要是当作一种科学方法，即在科学实验中使概念清楚明确的方法，并无使之适应某一阶级私利的意图。杜威把实用主义运用于广泛的社会政治领域，其中有的言论的确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但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更体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呼声，例如他反对垄断制度和极权主义，强调民主自由。

美国实用主义产生和流行有着多方面的背景，它与美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密切相关，有人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要由欧洲移民构成的美国资产阶级的轻视传统，崇尚实际，鄙弃抽象的空论，强调有效的行动，反对守旧，鼓励开拓的精神。这种说法虽有些过头，但也不无根据。不管怎样，实用主义的产生和流行绝不能仅由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来解释。更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像任何其他哲学一样，除了阶级根源外，还有其他根源。当代美国实用主义者莫利斯在讲到美国实用主义的背景时指出了如下四点：“（1）科学方法在19世纪所享有的威望；（2）当代哲学中经验主义力量相应的上升；（3）生物进化论的流行；（4）美国民主制理想的流行。”[154]许多实用主义者以及其他西方哲学家经常把实用主义说成是体现了美国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哲学。这与莫利斯的说法大体一致。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后之所以曾被许多人接受并发生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不纯粹是消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和“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有相一致之处。

现代西方社会是存在着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哲学应该作阶级分析，但是，不能把阶级分析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哲学毕竟是一种离物质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远非仅由某一阶级或阶层、集团的需要所能充分解释。无论是对于实用主义或其他什么西方哲学流派，生硬地套上一顶阶级帽子都是不妥当的，需要我们作具体分析。就实用主义来说，它既有适应垄断资产阶级需要的内容，也有反映资产阶级自由派要求的内容，还有超出资产阶级狭隘的利害关系范围之外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认识和科学进步要求的内容。因而无论是把哪一点绝对化而忽视其他都是片面的。

实用主义是不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呢？当然是。因为实用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有的实用主义者（主要是当代的实用主义者）还有不少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是，如果像过去那样认为实用主义始终同马克思主义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似乎实用主义的攻击目标就是马克思主义，那就错了。从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提出其基本理论的思想背景来说，他们都主要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而是针对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为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唯心主义的，詹姆士和杜威都是从背叛他们原来所接受的理性派唯心主义的立场而走上实用主义道路的。他们在提出和论证自己的理论时，还与当时理性派的唯心主义的代表英美绝对唯心主义者进行了论战。詹姆士、杜威等人之所以用实用主义来反对和取代理性派唯心主义，主要不是像我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是为了更好地反对唯物主义，而是因为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不符合当时已取得重大成就的实证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精神。因此，也不能像我们过去那样认为他们仅仅是抛弃以往哲学的优良传统而走向反动方面，而毋宁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进步。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反对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上，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原则区别，但也未尝不存在某些共同之处。

在评价各种现代哲学思潮时，我们必须抛弃曾长期被采用的这么一个逻辑：不是属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便是属于反动资产阶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便是反马克思主义，不是进步就是反动。对于实用主义不能如此地评价，对其他流派也不能如此地评价。

三、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

实用主义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这在我国哲学界已是得到公认的说法。实用主义者像实证主义者、马赫主义者、新实证主义者一样，拒绝对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为第一性的问题作出明确回答，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不了了之的形而上学问题，他们的哲学则以经验所及范围为限，而经验超出心物、主客对立之外。因此他们宣称自己的哲学是超出唯物和唯心对立之外的中立的，或者说第三条路线的哲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这种所谓中立的、第三条路线的哲学当作是隐蔽的唯心主义，是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实用主义也正是由此而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曾把马赫主义当作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从直接的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显得牵强，甚至不尽符合客观事实。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实用主义者的哲学观点虽然归根到底可以归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范围，但从直接的意义说，他们都不是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还包含某些自发的或者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因素。

先看看皮尔士的观点。

皮尔士一生在哲学观点上变化较多。他早年不是实用主义者，晚年超出了实用主义的范围。就他在19世纪70—80年代提出和发挥实用主义的时期来说，他的观点也存在着不少矛盾。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作为一个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他从来就没有像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一样认为整个世界仅仅是个人的主观经验或者由主观经验派生，从来就没有否认在个人经验以外还有外在的世界存在。他同其他实用主义者一样接受了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传统，强调应当反对思辨形而上学（特别是笛卡儿从普遍怀疑出发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所构造出来的形而上学体系），认为应当把全部哲学建立在经验科学的基础上，依据经验研究和判断一切命题。只有可以用科学的观察方法（即经验方法）来证实的概念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概念。但是，他又明确指出他不同意一般实证主义笼统地反对形而上学的做法，而认为经过用科学方法加以改造以后，形而上学还是可以保留，他由此要求建立一种既与传统哲学不同，又与一般实证主义不同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其中包含了实在论。在皮尔士的实在论中，既有与把一般概念、共相当作实在相关的柏拉图主义因素，又有与把人的主观感觉（不仅包含色、声、味等经验性质，也包括人的各种主观感受）当作实在相关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但与此同时，他又肯定苹果、桌子等具体事物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且唯有这种具体事物才是现实的存在。他把实用主义当作是一种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的基本假设则是：“存在着现实事物，它们的特点完全不以我们对于它们的意见为转移。这些现实事物按照永恒的规律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我们能够通过讨论来确定事物实际上和真正是什么。每一个人只要有充分的经验和思考，就可得出同样真实的结论。”[155]尽管皮尔士在解释什么是现实事物的问题时存在着许多糊涂观念，例如他往往把事物使人产生感觉的实际效果当作是现实事物存在的证明，从而把人的感觉当作事物存在的标准，而这在一定条件下（或者说归根到底）可以导致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就直接的意义说并不如此，因为皮尔士在此不是把感觉当作纯主观的东西，而肯定它们是由外部世界刺激人的感官所引起的。

在实用主义者中，詹姆士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性质几乎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著名的意识流学说和彻底经验主义一直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其实，实际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先从他的意识流学说谈起。

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是作为一种心理学理论提出来的。但它同时具有明显的哲学意义。詹姆士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认为人的心理意识活动依赖人的机体的生理活动。他反对把意识活动神秘化，认为它们是人的大脑的功能，相应于大脑的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他具体地考察了大脑的多种状态怎样决定心灵的状态，并反对将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割裂开来的二元论。他在论及自我概念时，认为自我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它们都以人的生理活动为基础，他一再强调人的意识不能独立存在。例如他在《“意识”存在吗》一文中明确地说，“意识是一个无实体的空名，无权立于第一本源的行列中”[156]。尽管詹姆士对意识的解释有种种缺陷，但他显然是不赞成主张意识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的。他也正是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来提出和发挥他的意识流学说的。然而我们过去评价他的意识流学说时却恰恰撇开他再三强调的这个重要前提。

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是他在反对所谓构造主义心理学中所提出的。后者是洛克、休谟以来的心理联想主义传统的继续，其最大特点是用原子主义来看待意识活动，即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是彼此严格划分的原子性的“观念”或“知觉”的总和。各种心理现象和事实即是根据联想律由这些原子性的“观念”“知觉”构成。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是针对这种观点而发的，它肯定人的精神意识世界是不间断的，是一道不可分割的流。詹姆士在具体论述这一学说时，指出意识（思想）具有如下五个特征：（1）意识总是属于个人，既不属于这个人，又不属于那个人的纯粹意识是无法证明的；（2）意识永远是变化的，总是处于流动变化之中，永远不会静止于某一点；（3）意识总是连续的，没有间断，没有裂痕，没有分离状态，意识不是彼此衔接的链条，而是不断的流；（4）意识必有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对象，意识总是关于不以它为转移的对象的意识；（5）意识总是有选择性的，总是与人的利益、兴趣相关。詹姆士认为，人所面对着的外部世界本身是一个混沌的，没有区分的，绝对连续的世界。至于作为人的意识对象的东西则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注意采取世界这一部分、撇开其余部分而构成的。(https://www.daowen.com)

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当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例如，他往往把意识的选择性夸大了，以致认为意识的对象出于意识本身的创造（尽管不是凭空创造），这的确将引向主观唯心主义甚至唯意志论。他在强调意识的连续性（不间断性），流动性时忽视了其间断性和相对稳定性，这将陷入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往往通向主观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詹姆士是在首先肯定意识是人的大脑的功能，不是第一性的存在这个前提下来谈论意识流的，他并未企图把外部世界本身当作是出于意识的创造。他所说的意识的创造只是意识对象的创造，而意识对象是处于人的意识之中的对象，不是客观的对象本身。同样一个客观事物在不同的人的意识中，由于这些人的注意和兴趣不同，便成了不同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客观对象本身因此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不能从直接的意义上说詹姆士的意识流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和唯意志主义的。

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是由他的意识流学说演化而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意识流学说是他的彻底经验主义的科学根据，彻底经验主义是他的意识流学说的哲学论证。关于什么是彻底经验主义。我国的有关论著已作过不少具体介绍，不需要过多引述了。我们过去说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并带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以致唯意志主义色彩。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是可以的。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中所说的作为一切经验对象来源的纯粹经验指的正是意识流（他有时称为“感觉的一种原始混沌”，“主观生活之流”），它不是一种精神实体，不是本源性的存在，而是人的大脑的活动、功能。第二，彻底经验主义强调哲学和科学的对象均是经验对象，均以纯粹经验为素材，但这并不等于说外部世界本身是由纯粹经验构成的，关于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在此虽未明确肯定，但更没有否定。如果考虑到詹姆士肯定心理意识活动（意识流）受生理活动的支配，而生理活动是一种物质活动，那么他实际还是肯定了经验以外的世界的存在。不过是没有把这个世界当作哲学的直接的对象。作为哲学和科学的对象的总是人化了的世界，即经验世界。总之，不能把彻底经验主义简单地归为纯粹唯心主义。

与詹姆士相比，杜威在哲学上的客观性更明显一些。杜威也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自称其哲学为经验自然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他的经验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否定经验是客观对象的主观映象）。但也应看到，在杜威对经验的许多直接论述中，他往往企图避免主观唯心主义。例如，他在《哲学光复的必要》一文中反对把经验看作是纯粹主观的、心理的东西。而认为它是客观世界进入人的行为遭遇里通过人的反应所引起的变化。一句话，是客观和主观相互作用的结果。[157]他在《实验逻辑论文集》中甚至标榜自己与“实在主义”一致。因为他承认在人的经验和思维之外还存在着“无理性的存在”（brute existence），这种存在是由思维发现的，“但绝不是由思维或任何精神过程产生的”[158]。在《经验与自然》中，他固然强调经验与自然的连续性，即认为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离开经验去谈论自然，但他的意思主要是指在认识论范围内自然不能离开经验，人类认识所及的自然总是他们经验中的自然，离开经验，自然界就不能作为人的认识和行动的对象而存在。因而他认为正是人的经验为人创造认识对象。当然，离开自然界的第一性这个基本前提来谈论经验和自然的连续性是错误的，但这也并不等于说杜威认为经验成了造物主，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出于经验的创造。他只是认为作为认识和行动对象的东西才是经验的创造。至于在认识范围以外是否有自然界存在，他并未否定，有时甚至还承认自然界存在于经验之外，认为应当把经验同自然区分开。例如他说：“经验是关于自然的，也是发生在自然以内的。被经验到的并不是经验而是自然——岩石、树木、动物、疾病、健康、温度、电力等。”[159]当杜威谈到人类经验产生与环境、自然界的关系时，他有时甚至承认后者是在先的。他认为经验是指有机体（主体）与环境（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以预先存在着生物有机体以及生物有机体所依赖的环境为条件。他说：“没有一个忠实于科学的结论的人会否认经验作为一种存在，乃是只有在一种高度特殊化的条件下才发生的事情，例如它是发生于一个有高度组织的生物中，而这种生物又需要有一个特殊的环境。没有证据证明无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有经验。”[160]杜威的这些议论无疑具有客观的色彩，与贝克莱关于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以至于与关于精神创造物质的一般唯心主义观点都显然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某些自然科学和常识的唯物主义的因素。胡克就杜威的这种立场说：“照杜威看来，经验是一个生物和一个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作用总是以某种被作用的事物为条件的。因此经验的过程不是一种完全的创造活动，于是，贝克莱主教的上帝和创世纪的上帝一下子排除于真正的创造的过程之外。”[161]当然，我们不能凭杜威、胡克的这些议论否定杜威哲学的实质。但是这些议论毕竟告诉我们，对杜威的关于经验验的论述不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简单地斥之为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不妥当的。

总之，无论是皮尔士、詹姆士还是杜威，都把哲学局限于经验范围，他们对经验的解释都与唯物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都反对反映论），但也都没有把经验看作是纯粹主观自生的东西，更没有把整个客观世界都归结为主观经验世界。因此与本来意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还是有所不同。他们不接受唯物主义，也不赞成唯心主义。这种在经验的旗号下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企图固然不能成功，最后往往倒向主观唯心主义。但不能因此就把它们在最后倒向之前的全部哲学谈论都当作是唯心主义的胡说。事实上，在认识论范围内，实用主义者对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所作的不少论述，特别是他们对主体的能动作用的强调，是包含有积极因素的。实用主义之所以被当作崇尚行动，鼓励进取和开拓精神的哲学，而被那些崇尚行动和开拓的美国人所欢迎和利用，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它告诉了他们应当怎样去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一点也许是实用主义一类哲学的优点。这个优点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具备而且比实用主义高明得多。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同样承认主体的能动作用，而且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承认的。然而，事实上，由于我们往往过分强调了唯物唯心划分的问题，甚至把这种划分当作哲学研究的根本内容和目标，而忽视了不直接涉及这种划分的广泛领域，特别是忽视了对主体性（或者说主观能动性）问题的研究，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变得贫乏。我认为，为了丰富我们的哲学研究，并使这种研究更能促进我们的行动，很有必要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下研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家（包括实用主义者）在这方面的论述。

四、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

长期以来，实用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最为集中，最为突出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阶级本性的哲学，是一种只讲功效不讲原则、只讲私利不讲信义的庸人哲学，是把资产阶级的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生意经、处世诀上升到哲学理论高度的市侩哲学。实用主义也正因此而声名狼藉。应当认为，对实用主义的这种评价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实用主义的确具有这样的阶级基础，实用主义者（特别是詹姆士）的不少理论（主要是其真理论）的确具有这样的色彩（例如詹姆士把观念的有用性等同于其真理性），并因此而受到资产阶级庸人以及具有类似世界观、人生观的人的欢迎。这点不仅已为我国哲学界所公认，即使在西方，实用主义也受到这样的批评。在研究实用主义时，我们当然应当指出它的这种特性并进行严肃的批判。问题是，我们在这方面不要简单化和绝对化。因为，这不是实用主义的全部理论，甚至也不是实用主义的全部真理论。皮尔士和杜威甚至还竭力使自己的理论不具有上述特性。如果我们比较客观地考察实用主义的有关理论，便可以发现它除了上述消极方面外，还具有更广泛的内容。

还是先从皮尔士说起。

皮尔士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使科学概念的意义清楚明确的科学方法或者说逻辑。他明确地指出，他的实用主义“不试图确定事物的任何真理性。它只是一种发现实际的词和抽象概念的意义的方法”[162]。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个人或者集团能否获得利益、效果、成功，而主要是使人们的思想、概念清楚明确的逻辑技巧和方法。他不满意詹姆士在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个名称下把真理等同于有用的庸俗说法。为了与之划清界限，他甚至放弃使用实用主义这个概念而代之以“实效主义”（pragmaticism或译实用化主义）。皮尔士曾就此事的始末说：“在1871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的形而上学俱乐部，我把这一原则（指他的实用主义——引者）当作一种逻辑的真理……在交谈中我称它为‘实用主义’……但是在1897年，詹姆士教授把事情作了改变，使它成了一种哲学理论，其中有的部分我高度赞赏，而其他部分，也是更重要的部分，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违背健全的逻辑……我不得不得出结论，我的不幸的学说应当改用另一个名称。于是在1905年4月，我改称它为实效主义。”[163]据他说，这个名称丑陋不堪，不会再被人拐骗了。也就是说不会再被人歪曲了。单从这一点就可看出，不分清红皂白地把包括皮尔士理论在内的全部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是违背事实的。

正是由于皮尔士把实用主义当作是一种使名词和概念的意义清楚明确的方法，因此他把意义理论当作其实用主义的核心。什么是皮尔士的意义理论呢？这首先与他对符号学的研究密切相关，也就是概念和词的意义被当作一种符号关系（如符号与对象以及思维者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尽管皮尔士的符号学有不少缺陷，但在符号学的发展上，他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其次，皮尔士还企图提出一种关于词和概念以及命题、论断的意义的实际标准，这一标准就是它们所引起的实际效果。他说：“为了获得理论、概念的意义，人们就要考虑从这一概念的真理必将得出什么样的可以设想的实际效果，这些效果的总和将构成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164]一个名词、概念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由它所引起的感性后果来确定。例如，“硬”这个概念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可为许多其他东西所刺破，后者正是表示“硬”的感性的效果，或者说，是对“硬”的经验证实。

由概念可能引起的实际效果来确定概念的意义这个原则被称为“皮尔士原则”，是使皮尔士成为实用主义创始人的重要原则，而这也正是后来被詹姆士发挥为有用便是真理的实用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应当指出，皮尔士的这条原则与詹姆士的有用（有效）便是真理的原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皮尔士的原则可以逻辑地发展为詹姆士的原则。因而，不能认为我们过去对皮尔士的批判都不符合实际。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两人毕竟还有所区别。当皮尔士讲到实际效果时，他很少考虑到对个人或集团的利害得失关系，而主要只是考虑证实经验概念的意义的经验证据，而这种经验证据的范围比利害得失要广泛得多。例如，不可刺破之所以为硬的论证就是超出利害关系的。因此，皮尔士的理论并不直接带有市侩和庸人色彩。还应当指出的是，当皮尔士提出可感觉的效果是概念的意义的标准时，他特别强调对这种效果应当从行动、实验中去把握，感性效果就是引起行动、实验的效果。换言之，一个概念的意义可以从它所引起的行为习惯来衡量。他由此提出了为后来的操作主义者所发挥并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观点；一个概念或命题的意义在于一套与之相应的操作，获得关于某一对象的意义的过程是一系列相应的行为的过程，一套相应的操作的过程。在这方面，皮尔士既犯有后来操作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又包含有他们的理论所包含的那些积极因素。

在实用主义者的理论中，市侩和庸人习气最浓的莫过于詹姆士了。如果我们在把实用主义者当作一种市侩哲学、庸人哲学时单指詹姆士的理论，那可以说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即使对于他的真理论，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资产阶级生意经、处世诀的堆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能言之成理，詹姆士不能不作出各种论证。这些论证虽然从整体上说是错误的，但局部地说不是一无是处。下面简单举出几点。

第一，詹姆士反对唯物主义关于客观真理的理论，反对反映论。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他为此而对那些把真理等同于客观对象本身的观点提出指责，强调真理是观念的属性则不是没有道理的。客观事物本身的确无所谓真伪，真伪总是相对于人们关于事物的观念而言，也就只能是观念的属性。可是在我们的一些著名的哲学文献中，为了强调真理的客观性，有时把客观真理与客观实在等同起来，这至少应当说是概念不清。第二，詹姆士把真理等同于它们对人的功效（即把观念的有用性当作其真理性的唯一标志），这当然是错误的，但肯定真理具备有效、有用的属性则并不算错。人们在获得了正确的认识，即真理以后，就可以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使之取得成功，这正是真理的功用、效果。而且与那些把真理仅仅当作抽象思辨概念，不问其是否能给人们带来实际效果的倾向相比，詹姆士之所以强调真理必具有效用也许更积极些。因为我们追求真理、认识世界只能是为了达到我们某种预期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能是目的本身。第三，詹姆士把对真理的检验，证实归结为被当作真理的观念是否有满足人的需要、利益的实际功效，这当然是错的，但他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则显然有合理因素。第四，詹姆士反对绝对真理、普遍真理的存在，在真理问题上宣扬相对主义，但他对绝对主义者、抽象主义者的缺陷的揭露，他之所以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具体性，则包含积极的因素。

杜威在真理与认识问题上的观点（即他所谓工具主义）与詹姆士的真理论并无本质区别。但是，他也同皮尔士一样，企图把工具主义变成一种科学方法论，并尽量避免詹姆士理论所具有的那种市侩和庸人色彩。他在《哲学的改造》中针对实用主义在这方面受到的批评作了一段著名的辩解。他说，实用主义真理论之所以被人憎恶，部分原因是说明不当。“例如当真理被看作一种满足时，常被误认为是情绪的满足、私人的安适、纯个人需要的供应。但这里所谓满足却是观念和行动的目的和方法所由产生的问题的要求和条件的满足。这个满足包含公众的和客观的条件。它不为乍起的念头或个人的嗜好所左右。又当真理被理解作效用的时候，它常被认为对于纯个人目的的一种效用，或特殊的个人所着意的一种利益。把真理当作满足私人野心和权势的工具的概念是非常可厌的，可是批评家们竟将这样一个臆想归诸健全的人们，真是怪事。其实，所谓真理即效用，就是把思想或学说认为可行的拿来贡献于经验的改造那种效用。道路的用处不以便利于山贼劫掠的程度来测定。它的用处决定于它是否实际尽了道路的功能，是否做了公众运输和交通的便利而有效的手段。观念或假设的效用所以成为那观念或假设所含真理的尺度也是如此。”[165]杜威在他的许多其他著作中也有类似的申诉。例如他在《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一文中提到，人们常把实用主义当作是“使思想与理性活动从属于利益和赢利的一些特殊目的”，这是一种误会。而他则认为，“实用主义决不赞成那种被视为美国生活的特点的为行动而行动”，“不赞成把行动本身当作目的、把目的看得太狭窄、太实际的美国生活的某些方面”[166]。

杜威的这些话过去在我国的有关批判实用主义的论著中曾被广泛引述，但大多数被当作是杜威对实用主义所作的虚伪的粉饰而简单地予以否定。现在看来这样作有点片面性。尽管有不少实用主义的信奉者是从“私人安适”“纯个人需要的供应”“满足私人野心和权势”等意义上来接受和鼓吹实用主义的，但对杜威本人来说，主要不是抱着这样的目的。至少，他的工具主义比对这种目的的适应要广泛一些。他曾指出，已证实的真理，即使不符合人们的利益，仍不失为真理，仍具有工具的效能。

关于认识和真理的理论是实用主义理论的核心部分。实用主义理论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在此都表现得最为突出。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相比。实用主义的确可以说是最为集中和突出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阶级本性。“有用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有用”，这既是资产阶级的真理观的突出表现，也是对实用主义理论的一种概括。因此，一方面，不管皮尔士、杜威等人自己的主观目的如何，他们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客观上适应了资产阶级市侩和庸人的精神状态。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实用主义是一种市侩哲学和庸人的哲学。另一方面，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相比，实用主义是一种最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最为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主体性）、最为反对脱离实际的抽象思辨以及消极无为的机械论的哲学。因而不能说实用主义这些理论不包含任何积极因素。

五、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

在方法论上，实用主义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以诡辩来代替科学论证的反辩证法哲学。在实用主义者（特别是詹姆士）的著作中的确不乏玩弄诡辩的文字。詹姆士关于人是否绕着松鼠走以及他所推崇的意大利实用主义者帕比尼关于实用主义像旅馆中的走廊的著名比喻，被公认为是玩弄诡辩和搞调和折中（这本身就是诡辩）的典型例证。应当认为，对实用主义在方法论上的这种评价大体上符合实用主义的实际。问题是我们不能把整个实用主义的方法论都归结为玩弄诡辩。在实用主义方法论中也还有许多其他内容，其中不乏积极因素。至少皮尔士和杜威如此。

皮尔士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使名词和概念、命题的意义清楚明确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确定信念。他认为人们只要确定了坚定的信念，便可据之采取行动，并进一步达到人们所预期的效果。他由此把确定信念当作人的认识的根本任务。认识过程就是确立信念的过程，即通过探索（研究），使人由缺乏信念（即怀疑）而达到确立信念。这就是他的著名的由怀疑到信念的探索理论。这一理论已被广泛介绍，我们在此仅指出两点。第一，尽管由于皮尔士没有自觉地接受唯物辩证法而使他有某些糊涂观念，但总的说他强调确定信念不能是随心所欲，而必须有客观根据。在谈到确定信念的具体方法时，他不赞成所提及的固执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先验的方法，而提倡科学方法，后者的根本前提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第二，皮尔士这一理论是他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所作的一种总结和概括。尽管不甚完善，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研究的实际进程。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科学研究的过程是由怀疑（未知）到信念（知）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皮尔士的探索理论非常强调人的认识需要不断进步和发展，反对保守和停滞。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所提出的可误论（fallibillism）上。这一理论认为，用科学方法所得出的任何结论—信念都可能包含错误而被推翻，因而都处于不断修正的过程中。那些已确立了的真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改变。任何一种可以称为真理的假设都需要改进，任何信念的确定性都相对于其证据。随着新的证据的发现，这些信念也需要改变。任何经验命题都不是绝对可靠的。甚至数学和逻辑的推理也不能排除错误的可能性。他说：“存在着三种我们绝对不能达到的事物……即绝对的确定性、绝对的精确性、绝对的普遍性。”[167]皮尔士坚决反对科学研究中的固步自封，一再要求“不要阻塞探索的道路”。他鄙弃崇拜权威，主张自由讨论和自由研究。对某些形式的独断论和怀疑论他还作了不少批判，认为它们是科学研究的主要障碍。[168]皮尔士的这种理论显然是合理的。

杜威在方法论上基本上是继承和发挥皮尔士的思想。他自称他的观点是对皮尔士观点的一种自由的转述。[169]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所提出的著名的思想五步法上。对于他的这一理论（以及胡适对这一理论的概括和转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近年来已有一些同志撰文指出应当适当予以肯定，因为它大体上符合科学研究的程序。我们同意这种意见，在此就不多说了。

在方法论上，在实用主义者中，很少值得肯定的莫过于詹姆士了。他除了经常玩弄诡辩和折中主义以外，还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法一再公开进行攻击。但是，也不能因此把詹姆士的著作当作是诡辩伎俩的堆积。在方法论上，詹姆士一再声称他反对各种形式的独断主义、绝对主义，提倡求实和开放精神。他说，实用主义方法的胜利，意味着“极端理性主义的导师一定会受到排斥，正如朝臣式的官僚在共和国中被排斥那样，又如主张教皇有绝对权力的神父在基督教国家中会被排斥那样”[170]。当然，真正能克服各种独断主义、绝对主义，发扬求实和开放精神的方法只能是唯物辩证法，而不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方法。但詹姆士对独断主义和绝对主义所作的种种揭露中有些论述还是可供参考的。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反对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对唯物主义是有利的。詹姆士之反对和批判独断主义和绝对主义也可起这种作用。此外，实用主义提倡的反对抽象空谈、注重实际功效，对一切有助于达到实际目的理论、方法采取兼收并蓄，这种态度尽管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但它客观上适应美国资产阶级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来发展其事业的需要，也适应了使美国社会形成为一个开放社会的需要。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研究的。

当然实用主义者在方法论上的某些积极因素，是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提并论的。但我们仍应具体地加以研究，从正反方面吸取有益的东西。

实用主义的理论内容是多方面的。在社会政治、伦理宗教、教育等方面，实用主义者（特别是杜威）都作了不少阐述。过去我们同样对之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其实在这些领域中他们也有积极方面。例如，杜威的社会政治理论尽管带有明显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性质，但他之鼓吹实现普遍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他之要求官吏民选并始终对选民负责、接受选民监督，他之反对官吏的任何特权，要求他们的“私欲”服从“公德”，他之反对官吏的终身制、世袭制而主张任期制，这些都不是没有道理的，甚至还可以给我们的改革以某些启迪。关于这方面问题，这里就不说了。

（原载《现代外国哲学》第10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