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医医院: 首都国医院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某些收容贫病的病坊、广慧坊、安济坊等，但真正意义上的医院，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医东渐才开始建立起来的。1900年设立的山东官立中西医院、1906年开设的内城官医院及1908年创办的外城官医院，都分设中医、西医两部，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国立中医医院。中央国医馆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筹设、建立的首都国医院，才可以算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中医医院。

筹设首都国医院

1930年5月7日，焦易堂联合谭延闿、胡汉民、陈肇英、朱培德、邵元冲、陈立夫等党政要人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26次政治会议提出了设立中央国医馆的提案，其中就有“国医馆得附设国医医院”[1]的宏伟蓝图与远大规划。获得批准并经多方努力与筹备，中央国医馆最终于1931年3月l7日在南京正式成立。自此以后，馆长焦易堂就将建立国医医院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与目标。

1933年9月26日下午7时，在南京中央饭店召开首次首都国医院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焦易堂、杜同甲、张简斋、杨伯雅、随翰英、石瑛、陈果夫、陈立夫、赖琏、彭养光、傅焕光，陈果夫为主席。焦易堂首先报告说:“庐妃巷仁育堂原系仁育医院，嗣因办理不善，改组为施诊机关，兼收容病人住堂，实则一贫苦人之收容所而已。堂内只有医生二人，月各支薪给八元，其简陋可想。但该堂房屋有三十余间，倘加以修葺，大可用作医院院所。”时任南京市市长的石瑛同意“医院院所，暂时借用仁育堂房屋，俟将来经费充裕，可设法就政治区域内，划出基地二三十亩，以为建筑永久院所之用”。会议决定“容觅定相当房屋，再行举办”。

1933年10月1日下午7时，在中央国医馆会议厅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出席人员:随翰英、焦易堂、沈仲芳、赖琏、陈立夫、彭养光、傅焕光、张简斋、傅选青、杨伯雅、杜同甲、张宗成、朱子彝、程调之、施子良、周晋生;列席人员:陈逊斋、郭受天、张忍庵、同伯亭、李伯弓。主席焦易堂首先向与会人员报告，在中央饭店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时“推定筹备委员十八人、起草委员五人”，接着张忍庵就“国医院计划及章程拟定情形”做了说明。会议决定推举石瑛为董事长，焦易堂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应推举四人，南京、上海各二人。南京方面，即推杜同甲、傅选青为副主任;上海方面，先推沈仲芳为副主任，并请沈仲芳返沪后，召集会议，再推一人为副主任”[2]。

1933年10月，中央国医馆发出了《令南京市国医公会饬令联合绅商筹设国医院或先成立施诊所并将筹办情形呈核文》:“南京市地广人稠，以现在尚无国医院之组设，致笃信国医、觅院求诊之病家，极感不便。是筹设国医院一事，实不容缓。该公会集合同德，声气相孚，对于本市群众健康事业期臻完善，自为应有之责。应即联合绅商，积极筹设国医院，合力图维，俾早实现，或先成立施诊所，以便病家治疗。”[3]

1934年7月3日，焦易堂在中央国医馆与张忍庵、周柳亭、刘贻炘、郭受天谈话时指出，“首都国医虽多，尚乏中医医院，致治疗病人未能周备，拟附设国医医院。当租屋一所，以资筹备;或将馆内会客厅翻盖洋楼，为设备完善之病房，供便利病人之调养”[4]。此后，“一切事宜均在积极计划中”。原定于1934年9月1日成立，后因“院长人选及种种问题阻难，故已不能如期开幕”。主要是因为南京中医界“鉴于该院之组成对私人营业不免影响，爰起而反对”。嗣经焦易堂“详加解释，方始解决”。并初步决定聘请石瑛担任董事长，“各董事即由医界负责有声望者及发起人充任之，兹医院备案及院址等问题，亦正在起草及寻觅中，惟成立确期则尚未定”[5]。

“鉴于中医之自矜心得，各分派系，为集中研究，增进效能起见”，焦易堂与国民政府中一批热心中医的要员——于右任、陈立夫、何键、彭养光等人，在1935年12月再次发起了创设首都国医院的提议。认为首都国医院的建立，“不仅改良医术，树立民族健康基础，即对于农村经济之辅助，固有文化之宣扬，亦有莫大关系”[6]。经过积极斡旋与友好协商，组织成立了由国民党要员、社会名流和医学专家等组成的董事会:于右任、陈立夫、焦易堂、李宗仁、丁惟汾、居正、孙科、陈果夫、张继、马超俊、冯玉祥、朱庆澜、刘百闵、李宗黄、梁寒操、张群、谷正伦、吴开先、洪兰友、李德全、江定、洪陆东、陈郁、陈焯、王用宾、彭养光、覃振、王漱芳、冯炳南、张简斋、饶凤璜、黎剑虹、薛正清、张锡君。

1935年12月4日下午6时，“假最高法院，宴请中央各要人。到冯玉祥、李煜瀛、何成濬、柏文蔚、李福林、马超俊、王用宾、丁超五、邓家彦、薛笃弼、杨虎等百余人”。焦易堂“希望各位予以精神或物质之帮助”;“陈立夫、李煜瀛等先后演说，均认为国医院之设立，可以改善治疗，便利社会，实含有重大之意义”。嗣后，“何键首先倡导，认捐创办费一万元。同时柏文蔚、何成濬等十余人，均各认捐巨款，合计已达五六万元”[7]。

随后，建设首都国医院的各项准备事宜就在中央国医馆的运筹帷幄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36年3月7日，“首都国医院已觅定大光路基地多亩，刻在接洽购买中”[8]。3月15日，“首都国医院地基已勘定”[9]。5月6日，“首都国医院建筑基地征收竣事，刻已分函各方，促请将捐款提早寄京，以利建筑进行”[10]。最终签订的合约是:大光路建设地基的面积为50亩[11]。

为争取国民政府的支持与援助，由孙科、冯玉祥领衔，92位中央委员联名向1936年7月10～14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了“请中央补助首都国医院建筑筹备等费十五万元”的议案[12]，“经决议，送常会酌予补助”[13]。最终的结果是:国民政府给予首都国医院开办经费10万元[14]。

为取得全国中医药界的声援，1936年12月1日，焦易堂与中央国医馆推行主任张锡君到当时中医药翘楚云集的上海开展活动，“分访海上名流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屈文六，慈善团体陆伯鸿、王一亭，银行界贝淞荪、钱新之、徐新六、林康侯、闻阑亭暨名医丁仲英、丁济万、沈仲芳、朱鹤皋等，为国医药发起人或筹备员”，所有人士都欣然“赞同，进行颇见顺利”[15]。

首都国医院原计划于1936年年底兴工建筑，“但中央补助之建筑费及湘省主席何键之捐款，尚未拨下，其他各方认款多未缴到，开工须俟来年”[16]。“据该院发起人谈，医院房屋建筑，需费颇巨。湘省何主席和中央、各省市机关协助捐款，虽认捐有数万元，但尚未缴齐，已于上月分别函促提早缴款，须汇集的款十数万元，才能兴工。”[17]

1937年1月13日，焦易堂与张锡君等人到上海亲自募捐。1月19日下午3时，上海市国医分馆、国药界公会、参燕业公会、药材业公会、中华国医学会、神州医学会、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等五百余人联合在宁波同乡会大礼堂举行欢迎大会。杜月笙、沈仲芳致欢迎词说:“中央国医馆焦馆长平日维护吾国医药，不遗余力。去岁政府公布《中医条例》，俾吾国医药在法律上获有地位之根据。饮水思源，皆出焦馆长之赐。吾辈同志对于焦馆长，固不胜其感谢也。今者，焦馆长为欲使吾国医药于实际上有所表现，特在首都建筑国医院。其愿力至宏，其收效至大。惜限于经济，焦馆长特拨冗来申，与吾国医药两界，当面接洽。想吾国医药两界，对此盛举，必当极力捐助，俾此事克底于成，自在意中。”焦易堂致训词说:“我国医药事业，有悠久历史。中央为保存国粹，改进国医事业，有成立中央国医馆之举，并拟在各地设立分馆，并由立法院通过《中医条例》，使国医事业在法律上有所依据。夫医学一道，系为保障民族之健康。国医事业既为我大多数国民所信赖，且有其不可磨灭之优长，迩来虽时受西医界之攻击，但默察西医界，其来自欧美各国及日本者，亦各施其术，各是其说，其是否能代国医而起，殊属疑问。唯吾国医界固应平心静气，不以受人攻击而自懊丧。我人应以数千年相传之国医，予以彻底之研究。全国国医人数达二百余万，倘能团结一致，悉心研究，必有巨大之收获。现在国医界各地均有公会之组织，此即团结之表现，且有学校及国医馆之成立，亦所以表示我国医研究之精神。今后应以科学方法，改进国医事业，则国医前途定多光明。”[18]

1937年1月19日晚，焦易堂假座四川路新亚酒店，设宴答谢上海各界人士，计到海上名流二百余人。焦易堂致辞说:“中医学术，近在海外发展，而国人研究，不应落人之后。今后希望中医界同志，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医学术，俾数千年吾国固有国粹，不致坠绪。首都为中外人士观瞻所在，提倡学术之中心，亟宜创设国医院，推行国医成绩，普及民众信仰，宏毅致远，端在于是。唯国医院在吾国尚属创举，规模完备，颇费擘划，深望海内名流暨国医药界予以赞助，俾得早日实现，而宏国医药效。易堂明知兹事体大，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为。今以武训办学之苦衷，求同情之联合，为民众谋福利，耿耿此心，矢志不懈。”[19]

1937年2月2日的《中央日报》对此报道说:“分访海上医药界巨子暨各名流，并于新亚酒店招宴各界，发表劝募国医院经费意见，各界均表赞成。兹悉沪上医药两界，已由杜月笙、方椒伯、毛子坚、丁济万、沈仲芳、丁仲英、朱子堂、王仲奇、夏理彬、徐小圃、朱鹤皋、顾渭川、陈楚湘、高志文、岑志良、董伯伟、夏其振、孔祝三、叶春樵等负责进行。日前曾开会讨论，焦氏特派张锡君为代表，列席致辞，并分头接洽暨收款等事。闻沪医药界认定十万，现已募得五万以上。二月十日即可先汇数万至京，以便即日建筑。并悉平、津、南京、镇江、无锡、吴县、杭州、平湖等处，亦均同时进行。该院详图，业已拟就，不日即开始招标动工。”[20]

1937年3月22日，焦易堂再次在新亚酒店宴请上海银行、实业、慈善团体的代表，继续进行募捐。到会者计有王晓籁、许静仁、王一亭、张啸林、杜月笙、林康侯、郭顺、汪伯奇、吴蕴初、苏珮玿、杨啸天、潘公展、汪仲伟、吴之屏、陈炳谦(陈其浩代)、季云卿、冯炳南(冯振威代)等百数十余人。焦易堂致辞说:“首都国医院以推进国医国药效能，增进民众健康为宗旨。本年一月，宴请海上医药界，发表劝募国医院经费意见，今再继续发表，特请海上银行、实业、慈善各界予以指导赞襄，以期早观厥成。盖中医为我国先哲所遗留，近自政府颁布《中医条例》以来，中医得法律之保障，三中全会通过中医学校之办法，中央国医馆亦有训练班之开办，整理中医学术，循序渐进，自可计日而待。但无国医院之设立，不足以臻完美。故前与京中各中委，发起国医院。中央曾允拨十万元为建筑费，唯事属为民众谋幸福，一部分经费拟向各界劝募，以期各项设备力臻完善。如是，国医界有治病统计，作切实之研究，其发展更属易易。近者，西洋各国及南洋华侨有国医分馆十余处，足征中医学术，世界亦在研究之中。故本国国医院之设立，尤不容缓。深望海上银行、实业、慈善各界予以赞助，不胜盼幸!”王晓籁代表来宾演说:“中医学术历史悠久，鄙人患病，素服中药。去年患病，曾请中医王仲奇先生处方，从未一服西药，今已还我健康，可见中医药之神效。故首都中医院之筹设，鄙人极表同情，深望大家援助焦委员之善举，一以保存国粹，一以增进民众健康。”[21]

为尽快筹足首都国医院预定30万元的建设基金，焦易堂基于“这是社会事业，不能全靠政府，还要我们同胞自己的努力”的理念，经中央国医馆第二届第二十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通过后，发出了“为创办首都国医院募捐告全国同胞书”，呼吁社会各界慷慨解囊。并特意指出，捐款建立首都国医院，对广大医士和药商而言，“与本身前途利害关系尤切。更望于特别捐外，最低限度能够捐给一日所得，共成此建立国医院的创举。但是，捐款不拘多少，我们都极感谢。还将捐款人姓名，刻石存院，留作永久纪念”[22]。并同时致函各地国医公会及分馆积极协助办理:“查国医药之不振，实由于效力之不能充分表现。今在首都建设国医院，博施广济，普遍诊治，使社会人士咸知国医国药之效力宏大，将来国医药之发展，始克有长足之进步。唯创办伊始，工程既须壮观，用费亦自浩大，非群策群力，难以奏功。为此函请贵馆热心提倡，广为捐劵，以国医药界一日之所得为最低限度。此函到达之日，务请格外重注，并希将款汇缴本馆，以换取正式收据。事关国医药前途，谅全国同仁亦所乐于赞助者也。除分函外，相应录函函达，即希查照办理为荷。”[23]

财政部部长孔祥熙首先响应，“与全体工作人员，共捐国币一万元”[24]。中医界的人士，也不落人后，纷纷解囊赞助。前上海市国医分馆馆长冯炳南，于1936年12月24日为其第四子举行结婚庆典。本来因为“时事多艰，不欲铺张，亲友礼物，拟一律璧谢”。但闻听首都国医院正在募集建设款项的消息后，遂改变了主意，联合“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立法院委员彭养光，监察院委员姚雨平，司法院秘书长谢冠生，商业巨子虞洽卿、张啸林、杜月笙、秦润卿、穆藕初、闻兰亭、陈炳谦、唐海安及上海市国医分馆馆长丁仲英等数十人”，共同联名发出请柬，分送冯炳南的亲友，明确告知:“如欲致送冯氏礼物者，请一律折为现金，径送宁波路永大银行代收”，全部“捐助首都国医院，作为建筑之用”[25]。

全国各地中医药团体也积极响应，争相捐助。浙江省平湖县中医公会于1936年年底，“商得国药业同业公会，一致进行”工作，“将定期开始筹款，汇解中央”[26]。平湖县国医支馆也于1936年12月29日成立了由本馆馆员与当地热心公益人士组成的筹建首都国医院募款委员会[27]，“通电全县国医药界一致遵办”[28]，并与平湖县医药改进会向全国发出了捐款倡议书:“国医国药之兴衰，有关于国计民生，至深至巨。故国医院之建设，刻不容缓者也。但筹划伊始，规模既须壮观，费用亦自浩繁，非群策群力，不足以竟全功，而垂永久。诚望医药同仁热心人士广为捐募，共襄义举，所谓聚沙可以成塔、集腋可以成裘。将来大功告成，全国瞻仰，风行海外，普及乡村，此不仅为吾医药前途幸，抑亦全国人民之幸也。”[29]

江苏省太仓县中医公会“自接到中央国医馆理事会为筹建首都国医院倡议一日所得捐之公函后，于一月二十四日执监联席会议议决，通饬全体会员尽力捐助”，并“分函各会员知照，请予踊跃解囊，俾得集腋成裘，早观厥成”[30]。

1937年2月13日，无锡医药改进支会在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召开第二届全体会员大会，对首都国医院募捐倡议，“会员认捐踊跃，当即日汇解中央国医馆”[31]。

1937年3月10日，上海市国医学会、上海市国医分馆、中华国医学会、神州国医学会联合向全市国医界发出了将本年“三一七”国医纪念节一日业务所得，悉数捐助首都国医院的通知函[32]。

1937年3月17日下午6时，为纪念“国医节”，江苏省国医分馆召集省会中医药界领袖人物，在镇屏街天乐园举行聚餐，藉以庆祝，并讨论募集首都国医院基金事宜。“当经公决，分队募集，并推苏国医分馆为总队，王硕如、褚云波为队长;药业公会为第一队，尤九皋、张秉衡为队长;中医学术研究会为第二队，王彦彬、章寿之为队长;医学公会为第三队，吴子周、褚润庭为队长”[33]。

各中医刊物也利用其独有的宣传优势，充分发挥喉舌作用，鼓动读者、会员和团体积极捐款。《光华医药杂志》社发表了“国医院关系国计民生，中医界应踊跃捐助”的社论，将创办首都国医院有益于中医事业发展的种种好处总结为八个方面:“国医院设于首都，位置中心，可集优越之医家，收合作之效果，一也;可延世习之专才，试秘传之方术，二也;可采西医器械手术，俾测验备极精详，三也;可参西法制炼药品，俾奏效敏捷，四也;设完备病房，以合卫生，五也;选温良护士，以便调养，六也;可借此发明新颖治疗方法，七也;借此训练卫生行政人才，八也。”并热切呼吁“海内外各地医药团体，热心赞助，踊跃捐款，俾得早底于成，为我国医界吐气”[34]。

杨医亚在《国医砥柱月刊》也发出倡议:“全国模范之首都国医院，今尚未正式实现，诚属最大遗憾。虽经焦馆长不惜奔走呼号，在苏、沪等地，与地方医药界巨子、党政机关及银行、实业、慈善团体，竭诚讨论，几至舌弊唇焦。唯念此问题，与群众之幸福、民族之健康以及国医药之前途，在在均有密切关系。故当今之世，欲求中医光复，欲谋民族健康，舍我医界，其谁与归! 深望医药界同仁，勿放弃自己之天职，负起自己之重任，响应焦馆长之善举，为之后援，解囊相助，量力而为，总期集腋成裘，俾早日告成，谅为社会人士所一致希望也。尤盼本社读者及社员诸同志，共起代为劝募，以为壤流之助，幸甚! 盼甚!”[35]

《卫生杂志》社提议:“医界，最低限度以每人捐助一元为标准;药界，每店最低限度以捐助五元为标准。”[36]

1937年5月1日，焦易堂第三次到上海进行募捐。“假座新亚酒楼中菜部，邀宴沪上金融界领袖暨慈善界，到王晓籁、王一亭、杜月笙、张啸林、林康侯、陈光甫、郭顺、叶扶霄、屈文六、关烂之、王伯奇、毛子坚、丁济万、朱鹤皋等，由陈郁、张锡君、冯振威、尚慕姜等招待”。焦易堂致辞说:“今日为首都国医院之建筑问题，又劳诸位莅临，实深感谢。本人此次对于首都国医院之设立，虽有此态度，但本人能力有限，非赖各界诸位之协助，难以实现。现在本人等于寺庙内之住持者，因为要保持寺庙之历史，因向各界募化捐款。然自信本人又为一能力薄弱之住持者，非各界予以有力的协助，确定有力量的办法，则寺庙之能否保存，即成问题。现在恳切地希望各界予以切实的指导，使首都国医院早日实现，免得以后本人再如募化之和尚，哓哓不休，则幸甚矣。”一向对任何慈善事业都“最为热心”的王晓籁代表来宾发表意见说:“本人对于建筑首都国医院之意见，业于前次说过。唯对于国医界之‘国医’名词，主张仍用‘中医’为妥。因‘国医’二字，只能用于对内;若用之对外，则‘中医’较‘国医’为切。是以本人主张，确定‘中医’为固定之名词。至若关于捐款之募集，希望各界踊跃输将，赶快成立。闻沪上中医界诸公异常努力，已募有成数。现在所需要者，只在各界之努力募集。现在焦院长既自认为寺庙之住持者，努力化缘劝募，则我等忝为小和尚者，当随住持者之后努力奉行。”[37]

自正式倡议创办首都国医院以后，焦易堂“两年以来，随孙(科)院长，于(右任)院长，居(正)院长、冯(玉祥)副委员长，本馆陈(立夫)理事长、彭(养光)副理事长之后，亦步亦趋，无日不以成立此院为职志。尝以沪上医药发达，冠于内地，人文荟萃，甲于全国，特力疾至申，呼助将伯，风尘仆仆者，盖数阅月于兹矣! 其间，陈副馆长文虎、施副馆长今墨、推行主任张钟毓等，不辞劳瘁，奔走呼吁于平、津、鲁、察、京、沪、杭、甬之间，席不暇暖，尤著劳绩，而馆中同仁，襄理筹备，各地名流，协助劝募，均有力焉”。至1937年5月25日，第一期共筹得法币柒万柒千贰百捌拾玖元叁角陆分(77289．36)。其中，各省市政府，计法币伍千伍百元;南京各机关，计法币壹千伍百陆拾捌元;中央国医馆，计补助法币贰万元;上海各界，计法币肆万陆千陆百壹拾柒元;各地医药团体，计法币叁千柒百拾肆元叁角陆分;国外菲律宾，计壹千零柒拾元[38]。

1937年6月17日，焦易堂第四次到上海募捐。下车后在下榻的旅馆，接受了《光华医药杂志》记者专访，详细陈述了首都国医院筹备概况，并称“七月中动工，年内可完成”。焦易堂指出:“首都国医院筹备已有端绪，于大光路购置医院基地四十余亩，该处空气清新，地位幽闭，极适合疾病之疗养。医院图样，早经各专家设计，并聘定建筑师杨锡镠先生，集合各图之长，悉心计划，亦经拟峻，不日可成立施工细则，即行正式招标建筑。”关于首都国医院建设经费，焦易堂说:“除中央拨付补助金外，各地慈善家捐助亦已收到约十万，原定建筑设备及经常费卅万元，相差不远。余以沪地为全国医药团体之中心，尤多热心慈善家，故曾数度来沪，得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氏，名流杜月笙、张啸林、林康侯、王晓籁、虞洽卿、黄锦镛、王一亭、冯炳南、林炳炎诸先生之热忱赞助，暨医药团体如上海市国医分馆沈仲芳、丁仲英，国医公会朱鹤皋、陈存仁、施济群，神州国医学会顾渭川，中华国医学会夏理彬，中医学会丁济万以及王仲奇、徐小圃、朱子云、陈丽生、严孟丹、蔡香荪诸君慷慨解囊，又得药材业同业公会毛子坚、国药同业公会方椒伯、参燕业同业公会等热心捐助，集有成数，前途进行，颇见顺利，足见海上人士之关怀国医药业，故有此成绩。”同时，焦易堂还对首都国医院的具体规划首次作了披露:“设头、二、三等病房，便利贫病，最合平民经济，适应民众环境，辅助国民生计，不无小补。医院中医师治病，刻正计划延致海内名医轮流担负，遇有重大病症，并请集中研究，彻底改进治疗方法，而尤注意疾病统计，藉可明了普通之疾患，将来作治疗具体之报告。院内尚拟添辟药圃，大凡一病之用药，有须生鲜草本者，取其力量宏大，奏效敏捷，故于院内隙地植生药若干亩。且犹未也，院内尚拟附设药铺，训练国药人才，悉心研究改良炮制煎法，革除不合理之旧法，俟试验成功，将来贡献社会，为改进国药之先声。至于医院之普通病症，早已有训练医员之筹备，如中央国医馆附设之特别研究班，名额六十人，刻已毕业，将来挑选学业成绩之优良者，服务医院。对于看护训练，现亦积极计划，拟自下学期起，招收初中毕业男女生，于院内特设护士学校，授以煎药、食物疗病、看护上种种方法与技术常识。”[39]

1937年6月19日中午12时，焦易堂与首都国医院筹备委员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林康侯等，邀宴上海各界领袖，到会者有周作民、吴蕴斋、王一亭、叶辅霄、邓宝珊、王延松、汪伯奇、范季美、程慕灏、尚慕姜等人。焦易堂致辞说:“今日承各界光临，感激之余，深觉不安。本人前次在此邀宴诸位，即声明国医院建筑事务，一日不成立，本人一日不休息。是以今日又邀宴诸位，继续进行我之和尚化缘劝募工作。俗谓和尚是否灵，先看和尚是否诚。本人自认为是诚意的，所以抱热烈的希望，向诸位请求，良以国医之发展与社会事业前途有密切之关系。本人为寒家出身，不为置身政界而放弃曩昔认为己责之慈善社会事业，京沪奔走，经多数专家之研讨，本人认为:中医为我国固有之文化，亟应维护，以图发展;中医在医学上常有深奥之理论，非用科学方法加以改进不可，如利用新式器械，参用新法手术等;欲保障民族之健康，必以培养国民体力为基本工作，但以我国幅员之广大，交通上与人口之增加，尤应注意于体力之健康，其有赖医药之维护者，中医实较西医普及为易;扩而充之，以谈国民经济建设，则利用国药提倡国货，尤为当务之急。国医院自筹备以来，深得各界之赞助，已得廿余万之捐款。现在为求迅速早日成立起见，是以又邀请诸位领袖来此，希望教导。银行界方面，中、交二行，得宋子文董事长、胡笔江先生之赞助，各捐五千元。现以通盘计算，距预定数目，仅少五六万元。若得银行界、慈善界领袖继续努力劝募，则五六万元之数目不难实现。是本人劝募之工作完毕时，则国医院之成立即可告有望，则诸大君之造福，非浅鲜矣。”嗣后，王晓籁、林康侯发表意见并报告劝募经过，皆认为“以大势观之，捐款之目的不难达到”[40]。

至1937年7月1日，第二期共筹得叁万柒千肆百柒拾元捌角肆分(37470． 84)。其中，各省市政府，计壹千玖百元;各地医药团体，计肆百壹拾元伍角;上海各医药团体，计壹万贰千壹百陆拾元叁角肆分;银行界，计壹万贰千元;中央国医馆，计壹千元;海外胡文虎，捐壹万元。连同第一期所收柒万柒千贰百捌拾玖元叁角陆分，总共收到捐款拾壹万肆千柒百陆拾元贰角(114760．2)[41]。

为广揽英才、储备人才，特别是基于提高未来首都国医院工作人员的理论素养与操作技术起见，国医馆还举办了学习期限为6个月的国医特别训练班与国医特别研究班，“俟首都国医院成立时，依毕业名次择优派充院医”[42]。1936年7月，中央国医馆主办的国医特别训练班在南京毕业;同年11月，中央国医馆举办的第一期国医特别研究班也学成毕业。

为尽早建成首都国医院，中央国医馆于1937年6月专门成立了建筑委员会，“将建筑图样，加以审查，举行投票，从事建筑”，推定陈郁、彭养光、林平一、郑螺生、杨伯雄、张锡君、李梦庚为委员，由陈郁负责召集[43]。

就在地基、资金、人员等各项筹设事宜基本完成之时，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经逼近南京城下，首都国医院的建设遂不得不停止下来。

创办陪都中医院

南京沦陷，中央国医馆随国民政府迁至陪都重庆后，又于1940年制订了创办中医医院的计划方案及经费预算，历时2年以后才终于获得卫生署与行政院的批复同意[44]。

1943年，国民政府卫生署拨款1000万元法币，筹办陪都中医院，在七星岗租民房一楼一底共30平方米;1944年5月，卫生署又拨款在长安寺(重庆中正路特二号)租二楼一底民房一幢，正式成立卫生署陪都中医院。1945年，迁到肖家凉亭[45]。

在行政架构及职能方面，陪都中医院隶属于卫生署，“掌理疾病之治疗及中医中药之实验研究等事宜”，设有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检验室、护士室、事务室、会计室，“置院长一人，综理院务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副院长一人，助理院长处理事务”，卫生署中医委员会主任陈郁任院长(王福民曾任代院长)，名医胡光慈任副院长。“各科室置主任一人、主任中医师一人、中医师四人至六人、护士长一人、事务员二人至八人，会计佐理员一人，检验员二人至四人，护士八人至十六人，并得酌用雇员及练习生”[46]。据现有资料可以确知的是:代理内科主任为康昭谨、儿科主任为胡光慈、外科主治医师为李汝鹏、妇科主治医师为王福民。治疗研究委员会主任为张简斋，委员:陈郁、高德明、康昭谨、李汝鹏、王福民、陈逊斋、胡书城、宦世安、邱啸天、郑曼青、龚志贤、张锡君、濮青宇、胡子宪、胡光慈(兼秘书)[47]。

在人员聘任及经费来源方面，院长、副院长“均由卫生署聘任”，其他人员“均由院长派充，呈报卫生署备案”[48]。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拨款发放。为此，卫生署还专门制定了《陪都中医院聘派人员薪俸表》:院长，相当简任八级至三级(每月430～600元);副院长，相当荐任六级至简任七级(每月280～490元);科主任医师、室主任，相当荐任十级至一级(每月220～400元);护士长、医师，相当委任三级至荐任七级(每月160～280元);助理医师，相当委任六级至一级(每月120～200元);护士、检验员、事务员，相当委任十一级至二级(每月80～180元)[49]。

在疾病诊断与诊疗方面，陪都中医院“采用科学之诊断、检验，然后用中医治疗，信照日本和汉医学之先例，以促中医之进展”[50]。医务人员以中医为主，名医张简斋、邱啸天、胡书城、张锡君等十余人均被该院聘任。因诊费低廉，求诊者众多，“全市病家，咸感便利。但因经费有限，设备简单，医院虽聘有西医一人，但苦无用武之地。时美国在华设立医疗器械援助委员会，中医院请其派员视察，即有西医专家数人到院调查，认为颇有倡导价值，建议捐赠新式医疗器械一批。不意各委员会议时，全体赞同，独中国委员沈克非反对，其事遂不得成[51]。”

限于各方面条件和因素的制约与影响，陪都中医院只开设门诊部，每日接诊约100～200人次，且一直持续经营到重庆解放。1950年9月1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将接管的陪都中医院和劳福医院合并，成立工人医院。1951年10月，工人医院又与仁爱堂医院合并，改名新渝医院。1953年4月，移归重度市卫生局领导，改称第七人民医院。1955年3月，改名为重庆市第一中医院[52]。

建成首都国医院

具有了举办陪都中医院的成功经验，抗战胜利后，中央国医馆于1946年迁回南京长生祠原址，焦易堂决心在有生之年完成建立首都国医院的夙愿。

首先，联络商定了发起人:李宗仁、于右任、邹鲁、孙科、焦易堂、张简斋、沈铸臣、卫立民、王九香、陈立夫、宋曙波、施今墨、冯逸静、白崇禧、孔庚、俞济时、薛炎公、邓宝珊、秦德纯、王晓籁、孙蔚如、张钫、孙降吉、王绎斋、殷冠三、钱永铭、卓海宗、陈郁、徐堪、陈果夫、饶凤瑛、柳增春、谷正纲、薛笃弼[53]。

其次，推举成立了筹备委员会:陈果夫、焦易堂、张简斋为委员，陈果夫为主任委员。

再次，谈判签约了新的院址:“首都国医院原有院址，大光路。嗣以地点不适用，乃将该地基出售，另择地址。”(《首都国医院正在购址建筑》)南京毗卢寺主持峻岭，以中医济世活人之旨，与佛教慈悲之旨相契，愿将寺西土地，借与首都国医院为院址，因寺庙为公产，不得转让，故立借约，定期15年，自1948年3月至1962年3月，期限如需用，仍可续借[54]。

最后，建造完成了首都国医院:与毗卢寺订约后，由发起人殷冠三以最低估价、最佳材料负责建筑，并许诺经费不足之数，由其负责支付。1948年年底，首都国医院落成。中央国医馆于1949年2月“二十八日午后一时，在本京杨将军巷四十八号首都女子中学举行发起人会，讨论进行事项并推正副院长”[55]。但这时南京解放的炮声已经悄然响起，未能举行开业仪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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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立国医馆原提案．国医公报，1933(10):2．

[2] 中央国医专校与医院之筹备经过．光华医药杂志，1933，1(1):57－58．

[3] 令南京市国医公会饬令联合绅商筹设国医院或先成立施诊所并将筹办情形呈核文．国医公报， 1933(10):13．

[4] 中央国医馆将筹办医院．光华医药杂志，1934，1(9):51．

[5] 国医院拟聘石市长担任董事长:各董事由发起人及医师充任，备案及院址问题正在进行中．广济医刊，1934，11(9):89．

[6] 焦易堂．筹备首都国医院第一期收款报告书．光华医药杂志，1937，4(8):52－54．

[7] 中央各要人发起筹设首都国医院．光华医药杂志，1935，3(2):74．但何键的认捐款，并未一次捐出，1936年春节之前，“先汇三千元，余俟开春国医院动工，全数交付”。//湘省主席何芸樵慨捐首都国医院巨款．光华医药杂志，1937，4(4):4．

[8] 吴钟瑶．三月份各地卫生消息汇志．卫生月刊，1936，6(4):208．

[9] 首都国医院地基已勘定．中央日报，1936－3－15．

[10] 吴钟瑶．三月份各地卫生消息汇志．卫生月刊，1936，6(6):307．

[11] 首都国医院募捐启事．神州国医学报，1937，5(8):35．

[12] 中央拟补助首都国医院建筑筹备等费．光华医药杂志，1936，3(10):4．

[13] 补助首都国医院建筑筹备经费案．中央党务月刊，1937(96):723．

[14] 焦易堂．筹备首都国医院第一期收款报告书．光华医药杂志，1937，4(8):52－54．

[15] 焦馆长蒞沪纪略:为筹建首都国医院馆长与张主任锡君分访海上名流，进行颇见顺利．光华医药杂志，1937，4(3):1．

[16] 国医院展绥兴工．光华医药杂志，1936，4(1):112．

[17] 国医院新址建筑难．星华，1936，1(4):10．

[18] 国医药界昨欢迎焦馆长:晚焦氏设席欢宴医药参业，交换建筑国医院经费意见．神州国医学报， 1937，5(5):36－37．

[19] 上海国医药一月十九日欢迎本社董事长焦易堂先生:晚间焦氏设席欢宴医药参业，发表筹募国医院经费意见．光华医药杂志，1937，4(4):1－2．

[20] 建筑首都国医院．中央日报，1937－2－2．

[21] 焦董事长易堂宴请各界筹募国医院经费:焦氏声述建国医院经过．光华医药杂志，1937，4(6):6－7．

[22] 焦易堂．为创办“首都国医院”募捐告全国同胞书．针灸杂志，1937，4(9):1－2．

[23] 本市各医学团体通告各同志将本年三一七一日业务所得悉数捐助首都国医院函．神州国医学报，1937，5(7):11－12．

[24] 财政部全体人员捐资万元兴建首都国医院．光华医药杂志，1936，3(8):1．

[25] 冯府喜事礼金概捐助首都国医院．光华医药杂志，1937，4(3):65－66．

[26] 建筑首都国医院:平湖中医公会会议筹款．光华医药杂志，1937，4(4):3．

[27] 平湖国医支馆组成筹建首都国医院募款委会:深望各省县响应组成，俾收宏效．光华医药杂志， 1937，4(3):3．

[28] 平湖国医支馆为募捐一日所得建造首都国医院:通电全县国医药界．光华医药杂志，1937，4(3):2．

[29] 平湖县国医支馆暨改进会为奉令募款筹建首都国医院，告全国医药同仁热心人士．光华医药杂志，1937，4(5):6．

[30] 太仓国医界讨论捐助首都国医院办法．光华医药杂志，1937，4(4):3．

[31] 无锡医药改进支会二届大会:认捐首都国医院非常踊跃．光华医药杂志，1937，4(5):46．

[32] 本市各医学团体通告各同志将本年三一七一日业务所得悉数捐助首都国医院函．神州国医学报，1937，5(7):11－12．

[33] 江苏省国医分馆纪念“国医节”:召集省会医药界领袖聚餐，讨论筹募首都国医院基金．光华医药杂志，1937，4(6):58－59．

[34] 首都国医院成功中医界应有之努力．光华医药杂志，1937，4(5):8．

[35] 杨医亚．关于首都国医院筹募经费．国医砥柱月刊，1937(5):封1．

[36] 筹募首都国医院问题．卫生杂志，1937，4(5):2．

[37] 焦董事长易堂邀宴各界:为筹建首都国医院事．光华医药杂志，1937，4(7):1－2．

[38] 焦易堂．筹备首都国医院第一期收款报告书．光华医药杂志，1937，4(8):52－54．

[39] 中委焦易堂谈筹备国医院概况，约七月中动工年内可完成．光华医药杂志，1937，4(9):1－2．

[40] 国医院成立在即本社董事长焦易堂宴各界领袖:成立宗旨利用国药提倡国货，张主编锡君在沪与各界接洽圆满．光华医药杂志，1937，4(9):2－3．

[41] 焦馆长筹备首都国医院第二期收款报告．中华医药，1937(4):41－46．

[42] 首都国医院之筹备．新医药杂志，1936，4(2):170－171．

[43] 首都国医院建筑委员会．中华医药，1937(4):61－62．

[44] 郑曼青，林品石．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391．

[45]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第十一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476．

[46] 陪都中医院组织规程．行政院公报，1944，7(4):26－27．

[47] 卫生署陪都中医院门诊部．新中华医药月刊，1945，1(1):38．

[48] 陪都中医院组织规程．行政院公报，1944，7(4):26－27．

[49] 考诠法规集·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44:196．

[50] 陆以梧．中医师公会会员大会盛况．中国医药月刊，1944(1):1．

[51] 郑曼青，林品石．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391．

[52] 重庆市第一中医院．在发扬祖国医学的道路上:重庆市第一中医院五年多来的工作．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6:1．

[53] 首都国医院建筑完成，开办有期，已会商进行事项．现代医药杂志，1949，4(37/38):26．

[54] 江定．追忆焦易堂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辛亥革命前后的焦易堂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72．

[55] 首都国医院建筑完成，开办有期，已会商进行事项．现代医药杂志，1949，4(37/38):26．

[56] 目前为止，所有的著作和论文都认为首都国医院没有正式开业，连焦易堂的妻子江定的回忆录也说没有举行开幕典礼。但笔者在《长沙卫生报》发现了一则报道:“首都中医院自开幕以来，诊务蓬勃，所聘医师均系专科，兹探志其阵容如下……内妇科施今墨，内妇儿神经肺胃针灸科谢汇东，内妇儿麻痘戒烟科时逸人，内妇针灸科孙光汉，内科朱世贤、王样孙、张谷樵、王道安，喉科何少阳，外科李通品，按摩科白修海、欧阳伯康。”//首都中医院门诊部阵容．长沙卫生报．1949，3(1):12．因没有过多资料可以证实，暂且存疑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