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医急救医院: 中医救护医院

中医的急救方法独具专长，疗效确切，并非如一些人所误解的那样: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而不能用于急救。抗战军兴以后，如何发挥中医药的特长与优势，及时有效地救护因战争而致的伤病员，不仅可以有力地支援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还可以展现中医药的社会价值、提高中医药的社会地位。

身为中央国医馆馆长的焦易堂，对于中医如何参与抗战救护工作早就有所思考和准备。1936年视察广东中医院时就指出:“须知国际风云日急，如一旦国家有事，国医不能于战争之下，成立一后方医院，或战场救伤队，将我国医界分内之救国工作放弃，则不能帮忙国家，必为政府所轻视。”并希望中医药界能发挥长处，做好救护准备:“国医之伤科，如跌打、接筋、驳骨等之功效，确胜西医，惟对于绷带、器械、消毒、清洁、整齐等，不及西医。宜采长补短……深望各国医学校，迅行设立伤科班，以专造此种人才，备国家之需要。”[1]后来，中央国医馆与赈务委员会合作建立的中医救护医院，成为近代第一个公办中医急救医院。

建立中医救护医院

1937年8月，日本飞机轰炸南京，军民死伤甚多，下关难民伤病尤惨。而当时缺医少药，只能眼看着那些无医药可治的伤兵难民，活生生死亡，而且还很容易导致瘟疫蔓延，军心民心惶惶。

时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朱庆澜与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磋商后，于1937年10月9日在南京市老虎桥设立中医救护医院，下关热河路设第一诊疗所，为大江南北的抗日官兵及过境难民治病疗伤。由陈果夫、陈立夫、于右任、孙科、居正、孔祥熙、彭养光、饶凤璜、陈郁、张锡君、黎剑虹、焦江定等组成董事会，焦易堂任董事长，朱庆澜任院长，张锡君、饶凤璜、黎剑虹任副院长[2]。于是，中医救护医院“扩大组织，院址移设于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除外科手术外，共有病床千架，并增聘医师，添招护士。时值伤兵救护设计委员会在南京开会，军政部军医署、卫生署卫生勤务部、赈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红十字会等机关均派代表出席，焦易堂氏曾提议‘关于救护伤兵难民，宜中西医药并用，以宏救济’，当即通过”[3]。

中医救护医院“以中医学科技术治疗内外伤病，兼采新式器械方法，办理救护工作”为宗旨。每日由中医师轮流前往义诊、施药，内科名医有邹云翔、随翰英、周柳亭、沈仲圭、黄坚白等，外科名医有虞尚仁、薛子仁、钱仲谊、王君毅及鲁道南等，“用中药治疗伤兵，无论接骨取弹，均能随手施治，应手而痊，又免断手锯足，愈后无残废之嗟。故一般被伤之兵士及民众，咸乐于中医救伤医院之求治。可惜，院内病室不敷应用，只可容三百人，以致不能尽量容纳”[4];“举凡切伤、刺创、擦伤、裂创、搔创、枪创、弹片创等，经本院伤科医师治疗，获效既众且捷。尚有一部分负伤官兵，于秋阳烈日之中，或受湿热之郁蒸，兼发痈疽疔疮者，为数亦颇多，皆均应用中药而臻全治”[5]。南京失守后，中医救护医院奉命后撤，所有伤病官兵，移交战地后方医院治疗。

中医救护医院撤退时，第一批人员由焦易堂率领，乘轮船溯长江而上，前往武汉;第二批人员由张锡君率领转平汉铁路赴汉口待命。在汉口时，继续收治从前线转移下来的伤病员。并决定“先行设立汉口分院，再设立武昌分院，嗣后再行赴渝筹设医院。经费方面，由中央国医馆、全国赈务委员会先行拨给三千元”，成立了以何成濬为董事长的董事会，任命冉雪峰为汉口分院院长[6]。但战事日紧，国民政府开始疏散武汉的伤兵，于是中医救护医院再度西撤，未能举办。鉴于当时的湖北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组织得力，于是加聘团长冉雪峰为中医救护医院副院长。

焦易堂率领部分人员于1937年12月到达重庆后，又于1938年3月成立中医救护总院。院址最初在重庆三圣殿，后迁至重庆大梁子，院舍宽宏，每日门诊量逐渐增加，最多时内外科达一千余号。贫病难民，受惠实多。且与西医院交换难于医疗之病人，互相为之治疗，而痊愈者颇不乏人[7]。刚迁到重庆时，中央国医馆、赈务委员会、重庆市政府委托该院设立战时临时诊疗所，设立了三圣殿、临江门、望龙门、朝天门、储奇门以及南岸、江北七处。临时诊所每所医师2人、护士2人，治病不收费，支出经费由重庆市政府社会局拨给。至1939年6月底，市政府停拨经费后，临时诊疗所全部告停。此外，中医救护医院还在重庆设立中医医务人员训练班，训练人才[8]。

中医救护总院由赈务委员会与中央国医馆两方资助，其中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自1938年2月起每月资助5000元[9]。设有医疗研究委员会，聘张简斋、胡书城、蓝伯熙、时逸人、饶凤璜五人为委员，于每周三举行例会，讨论本市或他处流行性病症之特效药方及预防方法、本院发生奇异或疑难病症之治疗方法。除此之外，本院临时发生危险病症随时会诊或开会讨论。医疗研究委员会汇集传统中医个人经验，发挥集体智慧，开合作之风，大大提高了临床疗效。

1938年10月，重庆爆发“流感”，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陈果夫写信向中医界求援:“近来政校学生及友人中患伤风者甚众，甚症状大都为干咳无痰、喉间红肿作痒，以其病者之多，疑为四川之特有流行病症。拟请与国医馆诸同仁详加研究有否特效单方，其结果并请函告为感。”中央国医馆接到此函后，当即请中医救护医院医疗研究委员会进行研究，拟定一方供其治疗。方名“祛风宁嗽饮”，方剂组成:芥穗钱半，炒牛子二钱，杏仁二钱，射干半钱，苦桔梗钱半，生草八分，连翘二钱，薄荷一钱二分，大贝二钱半，桑叶二钱，蝉衣一钱，僵蚕钱半[10]。

中医救护总院除具有门诊、送诊、住院治疗、家庭顾问、机关团体学校卫生顾问等职能外，还经常对抗日军队、贫苦群众送诊赠药，在社会上影响颇大。

更名中医救济医院

1939年1月，中医救护医院在重庆磁器口改组为中医救济医院，并在四川万县[11]和陕西西安[12]开设了两家分院，负责难民及市民的救济医疗事宜[13]。医院设有病床200张，设备设施一如西医医院，并“聘饶凤璜为院长[14]，陈郁为名誉院长兼会诊委员会主席。遇有危险病症，得临时集合各中医会同诊断，救治严重病人颇多，一时军民称便”[15]。据统计，“自一月一日起，至五月三日止，门诊病人各科合计共三千八百三十一人，住院病人二百二十九人”。重庆“五三”大轰炸后，即于5月4日将住院病人迁往北碚石墙院继续治疗，并由沈仲圭担任院长，“自五月四日起，至九月底止，门诊病人四千八百二十六人，住院病人一百九十九人”[16]。

中医救济医院在重庆北碚投资一万多元，修建房屋六十余间，设有内科、外科、骨伤科、助产室、中药房、中药制剂室、药方配置处等科室，住院病室共计18间，有床位74张。医院工作人员(包括各诊疗所)共计八十人左右，所有经费开支由赈济委员会拨给，年支出八千至一万元。聘请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中医师，如张简斋、邱啸天、邹云翔、王伯岳、黄坚白、黄养民、许锡彦等。诊断疾病除望、闻、问、切外，还应用西医的化验手段，对血、尿、粪、痰、脓等进行化验诊断。治疗疾病以中药为主，动手术时用“麻沸散”麻醉。

药方配置处专门研制各科中药方剂，曾制成治疗伤寒、霍乱、痢疾等各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并向全国推广。赈济委员会为此曾拨专款2万元，现将其研制的主要成药，列表如下:

鉴于当时医药昂贵、贫病者多无力就医的实际情况，除医院总部外，中医救济医院在重庆夫子池、南岸下新街、青木关、北碚庐山路等处设有固定诊疗所。1940年响应全国慰劳总会的号召，在通远门、小龙坎、菜园坝、南岸黄桷垭、觉佛寺、江北宝盖寺等处设立了义诊处，凡抗日人员及家属凭全国慰劳总会发给的证书免费就诊。1941年6月29日，医院设在夫子池的诊疗所被日机炸毁，损失严重，院部即令北碚、青木关及院本部一部分人员立即奔赴重庆，免费救治伤病兵民。武汉失守后，湖北沙市、宜昌又被日本占领，有大批难童逃到重庆，在北碚就有四所保育院专门进行收容，这些难童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患伤寒、痢疾、疟疾、肠炎等疾病者不计其数，随时都有人死亡，医院长期免费为难童诊治，或由院内派人前去帮助改善饮水，煎熬大锅中药汤防病等，遇有病重者即由保育院送到医院住院治疗。另外，在北碚还设有一个施诊处，凡确系贫困者可在门诊治疗，若需住院，可由赈济委员会或患者所在机关团体出具证明，则免费进行治疗。总之，中医救济医院为抢救抗战伤病员、救治难童、医治贫苦百姓，出力不少，在民众中深有影响，声誉遍及整个重庆。

1942年，奉赈济委员会之命，中医救济医院与重庆施诊所合并，易名为“北碚中医院”。抗战胜利后，因医院名称有“北碚”二字，被认定属于地方性质，未能迁回南京，而是交与北碚管理局。1946年，因经费无源而被迫停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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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欢迎焦易堂馆长．广东中医药学校校刊，1937(9):38．

[2] 鲁道南．抗战期间的中医救护医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辛亥革命前后的焦易堂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91．

[3] 中医革命运动采科学方法从事改善，已在重庆设立制药厂．医药之声1938(5):46．

[4] 抗战中中央国医馆设中医院救伤．医药之声1938(4):30－31．

[5] 中央国医馆赈务委员会设立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重庆:中医救护医院1941:13．

[6] 焦易堂等发起组织中医救护院汉口分院．吉祥医药，1938(19):3．

[7] 鲁道南．抗战期间的中医救护医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辛亥革命前后的焦易堂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92．

[8] 中医医务人员训练班共主办五期，第一期由张简斋任主任，张锡君为教育长。第二期由张锡君任主任，王博文为教育长。第3期由宦世安任主任，许觉源为教育长。第四期由赵峰樵任主任，曾义博士为教育长。第五期仍由赵峰樵任主任，高德明为教育长。该班教材包括生理解剖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药理学、方剂学、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传染病学、医政简要、战地卫生勤务、担架编队训练、空袭救护、防毒、防空等。各科教授皆为国内知名之中西医学者，敦聘为教授或讲师如陈逊斋、郑曼青、邱啸天、沈仲圭、陈郁、杨宗文、唐健民、徐公仆、贾赫、王祖祥、胡光慈、高德明、周复生、唐阳春、许觉源、卓海宗、鲁道南、杨济斋、佘登甫、梅退庵、邵梅隐、邓炳奎、曹燮阳、张乐天、李森普，并函请军训部防空司令部派员讲解防毒及军事管理等。每期学员抽调各省分馆之干部、各省国医专科学校毕业之学员及各省市县中医师公会理事，每期名额300名，先后毕业学员共1500余名。每期经费来源，除由行政院有限度之经费外，不敷之数，概由各期主任自行献出。//赵峰樵．焦易堂先生殚精竭虑推进中医中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辛亥革命前后的焦易堂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79－80．

[9] 徐建云．中医救护医院及中央国医馆和赈济委员会的合作．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2):77．//1938年2月6日，赈济委员会第865号公函云:“案准，贵会二十七年二月六日渝字第二号函，嘱自二十七年二月份起，每月拨助中医救护医院经费五千元。另一次拨助该院制药费五千元等由，事关救济，自应照办，相应函复，即希查照。转知备据，具领为荷。此致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

[10] 各地分支馆中医献出的良方//20世纪的中国·体育卫生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483．

[11] 当时四川万县为川鄂出入要道，也是后方军队壮丁集中训练与出发的地点，兵员与难民聚集众多。军政部多所医院集中该处，但由于西药缺乏，“西医师对于伤病官兵有无米为炊之慨”。冉雪峰与张锡君商讨后，决定分派一部分医师和护士到万县，在当地国医公会贺子明、李重人、吴介眉等协助下，于1938年1月16日成立了中医救护医院万县分院，冉雪峰任院长，邹云翔任门诊部主任。成立不久，门诊每日达300多号，包括各军警部队伤病员以及过境难民。继之，万县分院设立中医救护人员训练班，冉雪峰亲自出任班主任，由当地中医和中药两公会选送中医药界人员72人进行培训。训练科目包括急救法、军阵伤科药物与调剂、绷带担架看护、防空与防毒卫生、勤务卫生等，使中医药人员掌握相应的应急救护技能。

[12] 中医救护医院院长朱庆澜赴西安视察救护工作，认为西安也是后方重镇，于是联合当地中医界，建起了西安分院。聘王幼农为院长，唐慕汾、沈友白、张子翔为副院长，除门诊外，设有病床百余张。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于1938年12月致函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说:“中央国医馆焦馆长鉴:渝字第八九号函悉。查西安中医救护分院经费迭经本会先后核拨，由中医救护医院转发在案，除电朱兼院长将该分院办理状况及经费收支情形见复，以凭核办外，特复查照。”//徐建云．中医救护医院及中央国医馆和赈济委员会的合作．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2):77．

[13] 赈委会设中医救济医院．新华日报，1939－2－14．

[14] 饶凤璜担任院长一职，是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提议的。1938年12月赈济委员会致函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说:“中央国医馆焦馆长鉴:十二月二十日渝字第八八五九号函敬悉。关于改组中医救护医院拟会同召集该院董事会协商一节，极表赞同。兹定十二月二十八日召集会议，其会议时间即请酌定。至于该院名称拟改为中医救济医院，并聘任饶凤璜先生为院长。如荷赞同，所有开会通知及聘函并希查照，主稿会印封发为荷。”//徐建云．中医救护医院及中央国医馆和赈济委员会的合作．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2):78．

[15] 郑曼青，林品石．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391．

[16] 行政院关于赈济工作报告//秦孝仪．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3:395．

[17] 沈仲圭．中医经验处方集:附前赈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设立中医救护医院选制成药一览表．广东医药旬刊，1943，2(9/10):55－60．

[18] 裘啸明．赈济委员会北碚中医院．北碚志资料，1987(9):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