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个特效药物研究所:中国特效药研究所

常山治疟，见于《神农本草经》，因其性烈且有服后呕吐的不良反应，限制了其临床应用。抗日战争期间，在陈果夫的热心倡导下，运用科学的方法，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不仅使常山成为比奎宁还好的抗疟特效药，而且还成立了近代第一个特效药物研究所:中国特效药研究所。

常山成为抗疟特效药

抗战军兴，疟疾肆虐、素有“疟区”之称的西南各省成为战略大后方。当时，日寇封锁海陆运输，西药来源日绌，价格日贵;一般伤病军民，每苦于药品不易购得。更糟糕的是，近半数的军政人员及群众罹患疟疾，而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金鸡纳霜)，因占全球供应量百分之九十的东南亚各国被日军占领，来源锐减，以致供应告绝。为谋求药品自给，不得不想方设法充分利用西南各省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以代替西药。

1938年1月，陈果夫出任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学校所在地重庆小温泉一带，患疟疾的病人很多。大约在1940年2月左右，《桂林日报》登载了一个治疗疟疾的处方:“常山、槟榔、鳖甲、甘草各三钱，乌梅、红枣各三枚，生姜三片。”并明言“据各方报告，甚为有效”[1]。

中央政治学校的程清舫把这个处方油印并分送给学校的教职员工，陈果夫看到后，遂去翻阅本草书籍，“知道常山是其中治疟的药，但是还不知道它的效用程度究竟如何? 又怀疑到一般中医，现有此种治疟之药，何以对疟疾尚无确实的把握呢? 中国人又何以没有奎宁丸呢?”正在此时，恰巧陈果夫的一位亲戚朱女士，正在发疟疾，为验证此处方是否有效，遂劝说其“试服此药方”，没想到朱女士欣然同意，“照服一剂，这一天疟疾就不发了”。等陈果夫傍晚回家时，家里的人认为其好做尝试是很危险的，为了吓唬他，故意把朱女士藏了起来，并骗他说“吃药吃坏了”，但“不久朱女士从门外跳了进来”，虽然虚惊一场，但陈果夫也真正知道了“此方之效力，并知当时药价，不到一元，而奎宁丸止疟，时间较久，价钱又比较贵，又要从国外运来”，因此引起了陈果夫“极大的兴趣”。第二天，为防止朱女士的疟疾再次发作，“要她再吃一剂，于是她完全好了”[2]。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941年秋天，中央政治学校医务所所长程学铭在陈果夫办公室为其“注射药针”时，“告以奎宁丸市价飞涨，顾虑今后供应或有缺乏，则学校为学生治疟，将感困难”。陈果夫询其为何不用国药治之? “程所长以不知中国药中何者治疟有效，因答以不能用”[3]。于是，陈果夫遂“告以此方治疟之灵验，并请其径做实验”。

为了测试从陈果夫那里得到的处方是否真有疗效，1941年9月，程学铭开始做临床试验。“购药一百剂，做五十人以上之实验”，并采取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用药之初，先验血;如果确为疟疾，则用以试治;疟止，再验;苟无疟虫，即为有效”[4]。

初期临床试验分两步进行，先用汤剂治疗30例，“均能迅速奏效”，且没有出现服用奎宁等药物后常见的头晕、耳鸣的不良反应;后将煎剂加以浓缩，制成“每剂二公分之浸膏”，再治疗30例，“其效力不减”。陈果夫遂将这一确实的研究结果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对此也很感兴趣，先后拨给7万元研究经费，又命令卫生署补助5万元，于1942年在中央政治学校医务所成立国药研究室，展开全面、集中的研究。

先聘请冯志东专任制剂工作，后调军政部卫生材料厂创造科长姜达衢来支持制剂分析工作。因原药方中的槟榔“产于南洋，今南洋陷于敌手，购取不易;龟甲产于江河，欲大量采用，亦颇困难。乃决定专以常山制剂试用，效用亦同，唯有呕吐之副作用;嗣后佐以铋剂制为药片，呕吐之副作用虽然稍减，仍不能认为满意;复经二三个月之研究，始将常山中不良成分提出，得精制之褐色水溶液，制成片剂，其效力不变，且无副作用，应用亦便利”。1942年6月，在中央政治学校用常山片治疗207例疟疾患者，治愈198例，治愈率达96%以上，远较奎宁为尤。为进一步验证常山片的临床疗效，组织了由医生、护士、检验师等10人组成的“暑期治疟服务队”，于1942年7月27日～8月24日赴大渡口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迁建委员会钢铁厂进行大样本临床观察，治疗1250例患者，痊愈1170例，治愈率为97%。“经此试验，更确定常山治疟之效力，非奎宁可及”[5]。

为对常山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又先后聘请管光地、胡成儒、陈方之、于达准等人分别主持生药组织鉴别、药理毒性实验、临床疗效验证、引种栽培等工作，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并于1945年印行《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一书。这项工作是我国研究植物性抗疟药的一个良好开端，也是我国中药研究史上开展系统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连一向对中医嗤之以鼻的胡适也认为这是对国家了不起的贡献，他说:“果夫先生从中医治疟方中研究出‘常山’能以治疟，命中央政治学校医务所，提炼出常山药片，便于携带服食，这不独不是开倒车，简直是一大发明。”[6]

组建常山种植试验场

在确知常山片治疗疟疾有着比奎宁丸“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疗效后，陈果夫认为四川虽产常山而产量不多，将来欲大量应用，必先预筹种植之方，乃高声疾呼，建议国家大量栽植。经过调查，野生常山虽分布于川、黔、滇、闽、粤、湘、鄂、冀、陕、豫等省，但以四川“独多而独佳”，又以南川、合川所产黄常山为最好。

1943年春，国民政府即饬令农林部金佛山垦殖实验区负责种植。之所以选择金佛山作为种植地，是“金佛山在南川县东南六十华里，绵亘于川黔之间，与贵州之桐梓、道真、正安诸县接壤，纵长四十公里，横阔三十公里，其间多为密茂森林，其最高峰海拔2450公尺，年雨量在1500公厘以上，温度在20℃以上者，全年有五个月，气候潮湿而多雾，日照甚少，土壤肥沃，富合腐植质，稍含酸性，诸种条件均宜于常山之生长”[7]。

1943年秋，金佛山垦殖实验区主任刘雨若从中国农民银行贷款30万元，组织“常山栽培会”，分别借给垦区农民种植。不料，刘雨若于1944年3月惨遭车祸而身亡。农林部遂派孙醒东继任，“仍随旧规继续经营，但事属创举，且系恳民兼种，而恳民谋生活之解决，从事农作，不能专力于药恳”，故未取得明显的工作成效[8]。

1945年4月，全国垦区奉令裁撤。金佛山垦区常山种植部分移交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但是否再设立机构种植常山，没有明确的指示。“后政府感种植常山业务，实为国防、民生之利举，不可中途而废”，遂于1945年7月16日，在金佛山垦区原址正式成立常山种植实验场，隶属于中央林业实验所，有员工14人，孙醒东任场长[9]。

常山种植实验场的经费来源于政府的“常山专款”，1945年3～12月份经费为622万元，1946年度为6000万元， 1947年度为20100万元，1948年上半年为70350万元。至建场三周年时，有工作站四个，可用林地七千多市亩，整理过的林地5798市亩;培养常山苗10595000株，成活5769000株;定植常山苗2879000株，成活2312000株，直接扦插常山条160000，成活148000，并开展了常山播种繁殖法、栽培促成法、扦插期、扦插成活率、提取有效成分、采集标本等多项研究工作[10]。

成立特效药物研究所(https://www.daowen.com)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1946年10月，陈果夫同程天放、张道藩、陈立夫、俞松筠、程学铭、姜达衢等人在南京正式发起成立中国特效药研究所，决定在中央政治学校医务所附设研究室的基础上，“筹集资金，充实设备，增聘人才，逐渐扩展其研究范围，以期对国家文化、民族健康及人类幸福有所贡献，不仅为药物自给也”[11]。经过九个多月的艰辛筹备，1947年6月16日，中国特效药物研究所正式举行开幕典礼，柬请各界人士参观指导。

于右任、焦易堂两先生最先到达，在“来宾指导册”上，于右任题写了“中医科学化之起源”，一语道出了中国特效药研究所成立的意义及其所肩负的使命;接着，吴鼎昌、谷正伦、朱家骅、彭学沛、金宝善、桂永清、徐柏园、黄镇球、余井塘、李文范、周诒春、邵力子等百余人陆续抵达。顶妙的是中央医院院长姚克方和名中医张简斋同时莅临，说明无论西医、中医，都一致重视特效药研究所的设立。

特效药研究所位于南京市汉中路牌楼巷百步坡，占地8亩，建有一所两层楼房，设有生理、病理、药理、化学、微生物、药用植物、临床实验等实验室，还有一排平房，饲养着实验用的家兔、白鼠和鸡[12]。“以应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特效药及灵验单方，以解决人民疾痛，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研究经费是将募集来的资金或该所将发明之药品交特约制药工厂制售后，按比例提取研究费，作为该所基金，存入可靠金融机关，以利息作经常费用[13]。研究重点是:传染最广、为害最烈诸病之治疗药物，如疟疾、痢疾、伤寒、肺结核、沙眼等;西医西药尚难确实治疗诸病之药物，如狂犬病、麻风、癌肿、精神病等;西药中价格太贵，不能为一般人民能力所能购置者，取中国土产最廉之药物，加以研究，以替代价贵之西药，适应平民之用[14]。

特效药研究所除继续开展常山抗疟有效成分研究外，还相继进行了油浸白果治疗肺结核、田三七止血作用的化学药理研究以及中药抗菌的筛选研究等。为了使特效药研究所的成果能及时付诸生产，还与广大华行合作，于1948年3月8日在上海建成了中心制药厂。

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之际，姜达衢冒着危险奔走于沪宁之间，组织员工护所护厂，将特效药研究所和中心制药厂完整保存了下来，并在上海解放5天后，工厂就恢复了生产。1949年6月，特效药研究所被第二野战军卫生部接管并归并到国立药学专科学校[15]。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前夕，中央卫生部药政处拟订了《建立各项药政组织机构的方案》:“建议利用现设南京之中国特效药研究所的设备与技术人才，并吸收其他地方的有关专才，参加合作，拨给相当经费，在中央卫生实验院内专设一个中药研究所，则属事半功倍。”[16]1950年10月，中国特效药研究所从南京迁至北京，并入中央卫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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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学铭．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社会卫生，1944(2):19．

[2] 陈果夫．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序．社会卫生，1944(创刊号):4．

[3] 陈果夫．剧本:常山治疟//陈果夫先生全集·卷八．香港:正中书局，1952:263．

[4] 陈果夫．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序．社会卫生，1944(创刊号):4－5．

[5] 程学铭．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社会卫生，1944(2):19．

[6] 吴铸人．他人的评论与我自己的体认．(台湾)传记文学，29(3):24．

[7] 刘式乔．金佛山黄常山种植概况．新中华医药月刊，1947，2(6－7):11．

[8] 韩武勋．常山种植实验场之鸟瞰．新中华医药月刊，1947，2(6－7):17．

[9] 刘式乔．金佛山黄常山种植概况．新中华医药月刊，1947，2(6－7):11．

[10] 刘式乔．本所常山种植实验场成立三周年来工作概况．林业通讯，1948(13):4－6．

[11] 陈果夫．中国特效药研究所组织缘起//陈果夫先生全集·第七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29－299．

[12] 中国特效药研究所参观记．药讯，1947，12(3):52．

[13] 中国特效药研究所章程//陈果夫先生全集·第七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299－301．

[14] 政府首长参观特效国药研究所．南汇医学月刊，1947，2(1):2．

[15] 第二野战军卫生部关于接管工作及办二野医大的请示报告//《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编写组．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801．

[16]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委会秘书处编印．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工作资料汇编·第五集， 19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