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次反中药材垄断案: 上海医药界抵制象贝居奇风潮

自中药作为一种商品而开始在市场上交换，就随之而出现了“药行”“药栈”，俗称“行帮”“棚帮”。一些资金雄厚者，有时也囤积某些药材，垄断市场，大发宏财。近代已还，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合作运动的广泛开展，组织农村合作社成为改善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于是，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众多的药材运销合作社，其中有囤货待售、限制生产，试图从源头上对中药材进行垄断者。为此，上海医药界于1934年掀起了一场抵制象贝居奇风潮，可谓是近代第一次反中药材垄断案。

价格飞涨

象贝，即浙贝，《本草纲目》未见记载，清朝初期才开始用于外感咳嗽的治疗。原产地是浙江宁波象山，但因产量不多，故实际大规模供给地反而在鄞县章村，起初仅在浙江、江苏(民国时期，上海特别市隶属江苏)及山东的部分地区应用，后来随着治疗用途的不断扩大，才逐渐推广至全国。

象贝的价格，历年不过每担大洋四五十元至七八十元。1933年3月26日，郑嘉豪、周纬星、许有恒、崔幼璋等人成立“堇江有限责任贝母运销合作社”，在向浙江省相关部门备案，取得专营权以后，所有原产地象贝均由该社包销，不得私自贩卖，违者罚办，同时“勾结宝和、宝盛、汇源懋昌等四药行，于是垄断居奇，囤货勒价，畅所欲为，三四个月间，飞涨至一百五十元以上”“并且还定有限制生产计划，以便造成求过于供的优势”[1]。

为防止象贝价格“涨无底止”，1933年8月，上海市国药业同业公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对此提出异议，并“作坚决反对之表示”。贝母合作社闻讯后，立即派代表前往上海，并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张申之、方椒伯的居中调停下，签订了和解协议，约定“每担不得过一百六十元”，并规定以后合作社“无论增减生产及议定货价，均须弊会代表参加协议行之”[2]。

贝母合作社不仅不恪守签订的协议，反而继续“强迫栽药农民入社，否则，视为偷窃论罪”，为达到“增加物价，以及侵饱私囊”的目的，将本该在1934年4月收获的“二百万斤之新货，一律不准出土，埋藏田中，以造成其牟利独占之野心，藉饱私人致富之观念”。更令人可气的是，“该社门市收盘，每百斤只有一百六十元，并先付六十元，其余一百元，须俟该货脱售后，方准给付，但不知何年何月，始可偿给，而一般栽药农民，迫于淫威之下，乃只有忍气吞声”。

在贝母合作社的操纵下，至1934年8月，上海地区的象贝价格竟一路上涨至每百斤达三百六十元之多，与以往售价相比，已超过六倍。上海王元道国药号的过鹤帆认为“该社行为，不啻代表日本消灭国药整个之别动队，若不予以取缔，不仅影响栽药农民之生活，更足以障碍国药产量之发展，而使外人之乘机倾销”，且“该社事前组织未能充分健全，而事后一切设施，类多违法妄行”“非特有犯国法之不许，而实为国药中之蟊贼”，不仅“摧残国药前途”，而且“破坏国计民生”，遂致函上海市国医公会，恳请“主持公道，迅予取缔垄断非法组织之象贝合作社”[3]。

上海市国医公会立即责成“特种委员会”与中华国医学会、神州国医学会、上海市国药同业公会联合召开会议，共同商定应对办法。郭柏良、张赞臣、盛心如、黄宝忠、陆士谔、夏重光、傅雍言、贺芸生、杨彦如、沈心九、岑炳璜、岑志良、施济群、丁仲英、任农轩、程迪仁、丁济万、薛文元、谢利恒、严苍山、蒋文芳等上海医药界名流悉数参加，一致认为此种“不合理之人为的飞涨，殊足增加病家不应有之担负;设或各种重要国药之产地而效尤，更足破坏国医国药之繁荣”，共同表示要“以最大之决心、最有效之方法，使象贝价格合理化，庶病家、药农，两有裨益”，并议决如下事项:“函致该社质问以下各点:产地象贝农民，成本每担若干;该社历年产量及本年产量与行销情形;该社与国药同业公会等所订契约是否认为有效;上海象贝价格已涨至每担三百余元，该社有无抑平价格之办法”;“研究替代象贝之药物以减轻病家负担，即席推举陆士谔、施济群、程迪仁、贺芸生、蒋文芳五人担任研究工作。”[4]

上海市国药业同业公会更是“粗备酒肴”，邀请新闻记者二十余人，共进晚餐，并通告“最近快要爆发的象贝事件的实际情形”。岑志良代表国药同业公会表示:“现在已经决定不采办象贝”“希望在得到一个相当成绩之后，再恢复原状;否则，坚持到底，决不中途抛弃主张。”[5]

联合抵制

贝母合作社对国医药界的质询与责问，置之不理。1934年9月5日，上海市国药业同业公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决定拒绝销售象贝:“凡本会会员，现有象贝，一律自九月十一起，向公会登记封存，至十五日登记完毕，十六日如有发现仍备用象贝之会员，则此次关于象贝事件之费用，应有该会员全部赔偿，并组织象贝运动检查委员会，实施检查。”[6]

1934年9月6日，上海市国医公会、上海市国医学会、中华国医学会、神州国医学会联合发布在全上海范围内禁用象贝的通告:“值兹外药倾销、农村破产之际，奖励生产，犹恐不遑;限制生产，虽足使该社存货，坐享大利，但于国民经济，损失极巨;且象贝一药，在治疗上，幸未占有主要地位，尚可避免不用;设或其他特效主要国药之产地相率效尤，则产量锐减，价格倍增;药农之血汗，等掷虚地;病夫之膏脂，吮剥无极;助外国货物之倾销，促中国医药之寿命，殊于民生经济、民族健康，两有损害”“检《拾遗》所载象贝性味寒、有清肺化痰之功效;更检《纲目》所载前胡性味功效，与象贝相同;证以临床实验，前胡药效，高出象贝一倍;衡于以现在情形，前胡价格廉于象贝十倍”“本会等奉其公益上、道德上之义务，为此特通告全市国医，嗣后处方需用象贝时，为减轻病家负担，杜绝他药效尤计，一律改用前胡，以资补救;如有他药足以替代象贝，更为适当合算者，各听尊便;一俟象贝价格回复原状，或药农得以自由贩卖时，再行通告开用。”[7]

象贝被囤货垄断、哄抬价格及医药界拒绝销售、禁止应用的消息经媒体广泛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双方为此展开了唇枪舌战，多次在报端发表驳复对方的声明。

1934年9月11日，贝母合作社发表“启事”，宣称该社的设立“系依照国民政府颁布之合作法规，一切章则与议案均向县政府备案，并由浙江省建设厅派员驻社指导，完全为合法之组织。纯以维持吾堇章村五千六百余户、三万余人之药农生活，为救济农村之必要办法。近因生产过剩，乃采用不起土制，以资调剂，务求供给适合。曾呈奉官厅报可有案，即上海国药业公会亦派蔡同德小主人蔡同浩等来甬列席与议，亦甚赞同。不料，上海国药公会少数会员别有用意，假用公会名义，捏造事实，假公济私，破坏合作，摧残农村”[8]。

1934年9月25日，浙江旅沪人士褚慧僧以私人名义致函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通过自己和友人的治病经历，备述药店停售象贝，给病人的生命和健康带来的种种危害，认为国医团体与药业公会“沆瀣一气”“擅改国药，视人命若儿戏”，请求政府立即出面干涉，勒令医药界取消拒售和禁用象贝的决定[9]。

9月30日，上海市国医公会予以痛快淋漓的驳复，先解释禁用象贝的原因是由于“被人垄断”后，则“每服药方，非数元不办，贫病何以堪”，因此“自当作一有效之补救，同时并闻国药业有停售象贝之提议，不得不商议一性味功用相同之替代药品，以便通告同道，俾免同道配药无着，贻误病机”;次说明以前胡替代象贝，并非硬性规定，医家尽可自由选择他药代替;最后质问褚慧僧说:“当此象贝合作社宣言不惜任何牺牲之际，突以不尽不实之词，函请市长干涉医士之用药”，居心何在? “如为病家请命，则象贝一药，不见《纲目》，不见经方，为本市经方古医所摒用，以前胡替代，亦奚致人气急或咯血之学理;若为药农谋生计，则应晓谕该社放弃限制生产之办法，使象贝得以大量生产，平价广售”，至于“与我市长称兄道弟，希望假借行政力量，强制医士必用象贝，亦计之左矣”[10]。同时，还致函上海市市长，详陈抵制象贝的原因与理由，晓之以“医士系技术人员，我贤明之市长，当无以行政力量强制医士必用象贝之理”，并“恳请我市长咨请浙江建设厅指令该社放弃不起土办法，平价广售，以惠贫病，而利药农”[11]。

1934年9月29日，宁波中医范文虎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反对用前胡代替象贝:“贝母，气味苦、微寒，入手太阴、少阴;前胡，气味辛，微寒，入手足太阴、阳明，气味不同，性质亦殊，何得摭拾而代用之? 若果可代，仲景白散、当归贝母苦参丸，亦将以前胡代之乎?”况且“现所称特产之贝母被合作勒索，固属可恨，然必解散其合作，止其勒索，方为正当办法;不此之图，而思抵制，自己不能抵制，而约医生以抵制，尤恐未能周到”“以前胡代贝母之用，更属荒谬之至”。[12]

对范文虎“自作聪明，恣言旧说”的做法，上海国医药团体于9月30日驳斥说:“能大弹太阴、少阴、阳明等老调，而不明贝母有川贝、象贝二种之不同，更不知明代以前尚无象贝发现，而竟认汉之张仲景用象贝为人治病，则不仅‘荒谬之至’一语可以奉壁，亦且‘滑稽之尤’一语，可以奉赠”[13]。

拒售和禁用象贝的风潮，也逐渐波及至上海临近地区。江苏吴县中医公会决定发函通告各会员，自10月1日起，不用象贝，同时药业公会也登报声明，停卖象贝;浙江绍兴医药界也议决在象贝未恢复原价之前，一律拒用[14]。

其他国医药界人士也纷纷声援和支持。周柳亭读了《上海国医四团体联合通告全市国医界忍痛不用象贝》一文后，认为贝母合作社“罪恶滔天，不在机械洋医摧残中医药之下”，用前胡代替象贝，未尝不可，但“药性各有区别，收效自难并驾，仍望各团体表示以重大决心，坚持该社与国药公会履行前订之契约为有效，务使象贝价格趋于合理化”[15]。郑凤石认为“堇江贝母运销合作社之涨价，纯粹为少数人之利益关系而置契约公理于不顾，谓为垄断，实非无故”“既以救济农村为标榜，则应研究象贝产销之实况，谋积极之发展，不应因噎废食，做消极之限制。药价狂涨之结果，势必引起社会之反响，固不独公会、医团为然”[16]。周镇指出象贝非圣方经药，乃明后时方俗药，“矧伤风症之不无别药处治耶! 寄语居奇象贝者，可以休矣”[17]。

和平解决

贝母合作社当然不肯束手就范，更不愿意降低价格。但同时也很恐慌，于1934年9月12日委托宁波旅沪同乡会“转函国医公会疏解”。

9月24日，浙江省建设厅派指导专员唐巽泽前往上海调解;25日，上海市社会局召集双方问话，并定于26日由宁波旅沪同乡会召集双方正式和解。25日下午，上海国药业公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和解的条件是象贝价格恢复至贝母合作社成立之前的状况。9月26日下午，召开调解会议。参加人员:浙江省建设厅指导专员唐巽泽，宁波旅沪同乡会张申之、方椒伯，国药业公会壮梅棠、芩志良、袁品章、陶然、梅德之、钮鹤皋、芩炳璜，贝母合作社许有恒、周纬星、崔功章，宁波四药行翁仰青、周宾如、陈宝卿、陈祥发。

国药业公会主张象贝价格须减至贝母合作社成立之前，与浙江省建设厅指导专员唐巽泽所提折衷之法相距过大，“调解结果，归于无效”。同日，上海市社会局饬令国医公会于9月27日下午，派负责代表一人，“以资咨询象贝与前胡两者之药性问题”。国医公会委派蒋文芳前往，以前胡代替象贝，“究竟足以贻害病家与否，尚不能确定”。27日，上海市社会局召集第二次调解，“仍无结果而散”。

9月30日，谢观发表“敬告”，希望尽早结束这场纷争:“象贝一物，为中医外感病中常用之品，销路遍于全国。近因产地涨价之故，遂致药界不备、医界不用，辗转纠葛，口舌滋多。惟当此不景气时代，吾侪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所望各方明达，本民胞物兴之怀，牺牲小我之关系，共谋群众之福利，互相劝告，速弭纠纷，以轻病家之负担，而减前途之困难，实为目今切要之事。”10月3日，国药业公会发表“启事”，391家国药店铺的象贝均已封存完毕。[18](https://www.daowen.com)

就在医药两界联手抵制，“激昂慷慨，风潮扩大，势难调解”之际，《光华医药杂志》驻京记者于10月8日对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进行了采访，焦易堂希望贝母运销合作社顾全大局，以免全国医药界共同抵制而致事态扩大，“望顾全病民，幡然悔悟”，不要“以吮剥本国病夫脂膏为得计而腾笑外邦”“相信上海各医药团体及该社，不乏明达，加以舆论界主持公道，双方必能顾及大义，该社仍当竭诚履行与国药同业会所订契约为有效，使药价低落，庶药潮免致扩大”[19]。

10月22日，浙江省建设厅秘书汪英宾来到上海，分别与国药业代表，“作私人之斡旋。同时，合作社代表许有恒氏亦经向国医公会疏通后，相持多时之僵局，突呈好转”。同日中午，上海市社会局主席俞佐庭“宴请双方代表，正式调解”[20]。

10月26日，俞佐庭、张申之、方椒伯作为牵头人，召集各相关团体开会调解。经再三磋商，反复讨论，终于达成和解契约:“药行方面，第二次所售价格，增加过巨，应行取消;自本约成立日后，应仍回复本年新订第一次契约价出售，以昭平允;以前甬地药行已售各埠成交之货，仍照原订买价履行;元宝贝每担一百一十九元、珠宝贝每担一百零九元，且两种之货样，应先行会同标明，以作嗣后交货之标准”;“关于实行产销合作及合作社之如何改良制造、种植及永久根本安定办法，限于一月内召集各方面代表，从详讨论解决，定期施行”;“本和解据签订一纸，存宁波旅沪同乡会备案，由同乡会照抄四纸，分送各方，各执一纸存照。”并决定由上海国医、国药团体会同贝母合作社及宁波四药行，将调解结果登报公告;以前国医界代用药品及国药界不备象贝的决议，自登报之日起，一律取消[21]。

至此，纷纷扬扬、满城风雨的“象贝居奇事件”，得以圆满解决。在今天看来，上海国医药界应对象贝人为涨价的方法与策略，仍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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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国药业招待记者，反对宁波象贝运销社居奇．光华医药杂志，1934，1(11):14．其实，这不是象贝第一次涨价。1925年，每担象贝的售价仅大洋八十元左右;至1926年新象贝上市时，则上涨至二百元，且以后还每月增加四元。武进中医学会认为是“因产地奸商窜同劣绅地痞组织公司，任意垄断”所致，“并将种子收尽，来年新货已属无期”。鉴于象贝在“外科用之最广，固为医方必须之品。然现值新货登场之际，价目逐步飞涨，将来不知伊于胡底。况药品产于浙省者甚多，大贝如此居奇，按他种特产亦相率效尤，后患更不堪设想”的现实和前景，1926年11月21日，武进中医学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定“酌量病情，随时减用为第一步”，并同时致函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吁请“毅力主持，召集临时会议，制定永远抵制方法，务使奸商志不得逞，贫病受惠无穷，并希将议决情形，随时详示，以利进行”。//武进中医学会．讨论象贝涨价．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月刊，1926(47):4－5．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只发表了一篇批判性的社论，认为采取抵制措施是“治标之策”，大规模地种植象贝，才是“治本之图”:“自翁仰钦创象贝组合所，于是浙宁贝母，前之二十两一担者，不数月而涨至二百两以上，相去十倍有奇。真是贫病之大劫也……象贝为常用之药，举海上之善堂，每日施药，其量可观。垄断之例一开，后有踵而行之者，他项药材亦随之俱涨。善堂医院因无力施药而中止，贫病者不其危乎! 论此事治标之策，固宜抨击翁仰钦象贝组合所，呈控封闭;而治本之图，尤应讲求培植药材之计，公开售卖，永不令有第二翁仰钦者出。”//论象贝价格飞涨．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月刊，1926(47):1．这次涨价，引起地方人士反对，发生冲突，辗转涉讼。至1927年，鄞县县长出面调解，纠纷始告结束。//朱殿．象贝产地调查经过．光华医药杂志，1933，1(1):49．

[2] 上海国药业招待记者，反对宁波象贝运销社居奇．光华医药杂志，1934，1(11):14．

[3] 象贝非法涨价，过鹤帆呈请上海市国医公会设法取缔操纵垄断．光华医药杂志，1934，1(10):14－15．

[4] 上海市国医公会等之联席会议．医界春秋，1934(92):33．

[5] 上海市国药业同业公会招待新闻界，报告宁波象贝运销社居奇．医界春秋，1934(92):33－34．

[6] 国医药团体议决分别通告:拒销与避用，以前胡为代替．医界春秋，1934(92):35．

[7] 上海象贝飞涨:全市国医药界联合抵制空气紧张．光华医药杂志，1934，1(11):2．

[8] 惊凡．自取灭亡的象贝潮．社会医药，1935，2(4):42－43．

[9] 褚慧僧致吴市长函．光华医药杂志，1934，1(12):6．

[10] 国医公会驳复褚慧僧函．光华医药杂志，1934，1(12):7．

[11] 国医公会致吴市长函．光华医药杂志，1934，1(12):7－8．

[12] 范文虎登报之声明．光华医药杂志，1934，1(12):9．

[13] 国医公会等医团驳诘范文虎并告全国同胞．光华医药杂志，1934，1(12):9．

[14] 踵接而起之医药界拒用象贝．光华医药杂志，1934，1(12):10．

[15] 周柳亭．读“上海国医四团体联合通告全市国医界忍痛不用象贝文”之感言．现代医药，1934，2 (3):2－3．

[16] 郑凤石．满城风雨之象贝涨价问题．光华医药杂志，1934，1(12):1－2．

[17] 周镇．象贝非圣方经药乃明后时方俗药．神州国医学报，1934，3(2):21－22．

[18] 惊凡．自取灭亡的象贝潮．社会医药，1935，2(4):43－45．

[19] 焦易堂对本社记者发表象贝药潮意见．光华医药杂志，1934，1(12):59．

[20] 惊凡．自取灭亡的象贝潮．社会医药，1935，2(4):48．

[21] 象贝纠纷解决．社会半月刊，1934，1(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