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座公办现代化中药厂: 中国制药厂

早在南宋，我国就有官办的中药厂——官药局及和剂局，并依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生产中成药。但用现代制药机械批量生产中成药的公立制药厂，首推创建于抗日时期的中国制药厂。

筹设中华制药厂

中央国医馆成立后，“监督国药制造改良”是其规定的任务和目标之一，但对于开设工厂制造药物却一直未能付诸实践。

1935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召开第二届全国医药代表大会。山西中医改进会向大会提交了“创设制药厂”的议案:“欲改良中药，须明了药物之效能;欲知效能，非加以精密制造不为功，故制药厂实为刻不容缓之要务。”[1]中央国医馆理事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建立“大规模国药厂”[2]。

鉴于“西药盛行后，国药业即奄无生气，而一般国籍西医竟取他人皮毛，目空一切，从视国药如仇敌，至无人肯对国药悉心研究，以求替代。故每年西药入口，不下数十万元。金钱外溢，漏卮甚巨。长此以往，国药必被西药打到”[3]，特别是“我国国产药材极为丰富，奈我国人墨守旧法，不加改良，对于国药治病效能不能尽量实施”[4]，以致“国内西药垄断，中药日渐衰颓”的客观现实，基于“若不设法补救，何以造福病民而挽漏卮”[5]的朴素用意，1935年5月，以陈立夫为理事长、焦易堂为馆长的中央国医馆决定创办“中华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将来药品制造，完全用科学方法、古方标准，分丸、散、膏、丹及提取精质，各种出品委托全国各大药房代售，以期抵制外货”[6]。

中华制药厂的基本宗旨是:“国产药材用科学方法制造，抵制外药以期减少入超数。”[7]计划生产的药品分丸、散、膏、丹及“提取精质”等数种，丸散类，仍按照古方并加以科学改造;“提取精质”为以前国药界所未昌明，系审择药材中可供提精者，以科学方法，依据古方标准，由专家计算出各种中药有效成分的剂量，提取其精髓而舍弃其渣滓[8]。

当时设定的股份总额是国币20万元，“为便利全国医药界普遍加入起见，特将入股金额减低，每股定为二十元，拟征求一万股”[9]。其中，12万元为购置机器、房屋及开办杂费，8万元为流动资金，建设厂址确定为南京李家山[10]。

因事关中医药的振兴大业，所以很快便得到南京中医药界的积极响应与支持，“医界推举张简斋、陈逊斋、随翰英、杨伯雅、郭受天等五人，药界推程调之、周晋生、施子良、刘古衡四人”为代表，公举中央国医馆副馆长陈郁为召集人，分头招募[11]。

江苏省国医分馆馆长王硕如出席中央国医馆第二届全国医药代表大会时，被推举为中华制药厂筹备委员，返回镇江即积极进行招股事宜，并由该馆秘书处徐敬之、张锡君等拟就了《劝股公函》，分发各地医药团体:

“自欧风东渐，西医流入中国，彼持以科学提炼之精，以供病家应用。及考其原料，类多出自我国，如麻黄、大黄、当归、川芎、桔梗、防己诸药，仅其较彰明者耳! 以最低之价，捆载而去，其后加以煅炼，新以装潢，以重价反市于中国。统计每年漏卮，不下数千百万元，以自己之宝藏，供他人之开发，若不早为之所，设法挽救，恐我国药材利权尽被外人所夺矣! 中央国医馆具知症结之所在，爰有制药厂之设施，拟延聘中外富有科学知识之制药技师，将地道之国药，求其精华，去其糟粕，或膏，或浸，或西制，或露，或则制成粉末，或则配为丸剂，此所以上承先圣之经验，应用日新之技术，而为吾国医治病之利器，国民安康之保障也。复兴国药，贡献世界，推行后造福人群之大，岂浅鲜哉! 何况，携带便利，其利一;省煎熬之麻烦，其利二;自有自用，无须仰给外人，其利三;复兴国药，可以收回利权，其利四;去其糟粕，增加有效成分，其利五。有此五利，诚为当今不容或缓之举。但事体重大，资本甚巨，非集群力不足以底于成，爰仿《招股办法》，各地招股，每股二十元，认股多寡，听凭其便，唯以韩信之将兵，多多益善。尚祈踊跃输将，共襄盛举。”[12]

成立中华制药厂的消息经媒体广泛报道后，全国各地的中医药人士也热烈拥护，踊跃认购股本数额。江苏国医分馆馆长王硕如、济南国医学校校长郝芸彬及李镜清和孙乐泉、湖北国医专科学校校长李东明及杨复初教授等分别认股，股款交由各地中国银行分行代收[13]。厦门陈才眼认购5000元，并被聘为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14]。

为统一谋划建设，中央国医馆成立了中华制药厂筹备处，焦易堂为主任，陈郁、郭受天为副主任，负责拟定建厂方案、厘定公司章程，并将组织概况，依据《公司法施行法规》，报呈南京市政府社会局备案[15];并确定了发起人自认股款及代招股款的缴款日期:自认股款，自制药厂备案之日起，限两个月内一次送交指定银行代收;代招股款，限1936年5月底以前由认股人交指定银行代收;指定南京中国、中央两银行为代收股款机构;同时还成立了股本保管委员会，傅汝霖、王祺、随翰英、傅选青、沈铸臣为委员[16]。就在万事俱备之时，日寇入侵南京，一切都付诸东流。

建立中国制药厂

南京沦陷，中央国医馆迁至重庆后，鉴于“神圣抗战发动后，西药来源断绝，大有供不应求之势，若不设法，影响滋重”的严峻现实，1938年5月，焦易堂为贯彻其改良精制国药之计划，与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等联合发起组建中华制药厂，租借重庆江家巷18号模范师师部为厂址，“资本定为两万元，国医馆、赈务委员会各担任五千元，其余一万由本市生熟药业负责凑足。技术方面，则由卫生署主任冯志东、重庆国医院曾义博士等三人负责”。计划先生产抗战前方急需的药品及卫生材料，如急救药、绷带、纱布等;再制造可以代替西药的中药制剂，最后“再谋销场之争夺”[17]。

除赈济委员会、中央国医馆筹集资金外，内政部卫生署署长颜福庆在技术方面给以津贴。至1938年7月，已经将“化学药灶及制造针剂、锭剂、药棉、纱布等机器，安装就绪”;焦易堂还“约同行营贺国光，内政部部长何键及行营参谋长、禁烟督察处处长张静愚”到厂参观，各位来宾“对厂内中化学方剂，设计、典制、精制饮片、包装各股之工具设备及现正赶制之国防应用各项药品，均认为完善扼要，于国防大有裨利”[18]。10月，投入试生产。

1939年1月18日，在重庆商会大礼堂举行了中国制药厂成立大会。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了《中国制药厂开成立大会》的消息报道。焦易堂在大会上说:“本人对于以科学方法研究及制造中药素具热忱，现蒙赈务委员会、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及地方人士、社会各界之赞助，遂产今日药厂，以实现中医中药之科学化，利用土产药材，加以西法精炼，协助抗战，而保民族健康。”推举产生了董事会人员，由焦易堂、刘尚清、陈文虎、彭养光、饶凤瑛、张茂芹、孔庚7人组成，董事长为焦易堂，总经理为焦叶书，冯志东为副经理兼研究制造主任，并委派了研究、制造、营业、会计、事务五个小组长。

1939年6月9日，中国制药厂遭日机轰炸，厂房震塌，损失占全部资产的五分之四，一度几乎不能复工。焦易堂调用中央国医馆的职员相助，将厂址迁建于巴县新桥，以后又迁建于巴县石梯沟，于1940年9月1日试复工、10月1日大复工。然而厂房、设备均比较简单，熟练工人也比较少，以后一面扩充，一面训练，才略具规模。由于中国制药厂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9年12月12日对“制成药品及制药所用国产原料”给予免除转口税、营业税及所得税。

1940年4月14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达重庆，原本想投资建造制药厂，将生产的药品贡献给政府，以应前方将士之需。到中国制药厂参观时，看到机器设备都很完善，遂即出资100万，共同合作，扩大生产。

中国制药厂还很注重员工的技术培训，如特地在厂内附设高级药学训练班，以造就技术人才，扩张国药制造业。该班由副经理冯志东兼任班主任，修业期限为3年。学科以注重学业之应用为主。学生除来自工厂中的旧有在职人员外，还从社会招收药剂技术员、练习生入学，毕业后发给药剂生执照[19]。

生产经营及结局

中国制药厂“以采用科学方法，改良国药制造，期合现代之需要为宗旨”。生产方针是“中药西制，人机参半”。主要设备有打片机、磨光机、糖衣机、扎花机等，主要工艺是对中药材经择验、烘焙、轧末、打粉、制片及蒸馏提炼等。制药方法，有“国药国制(即法制)”“国药西制(即精制)”“西药国制”“西药西制”四种，设置有研究室、精制室、包装室、化学室、丸膏室、化验鉴定室、典制室、法制室、锭针剂室，“除法制室系采用中国旧的方法制外，其余全用机器制作，非常灵巧便利。其锭针剂室中有一机器，系重庆工人帮造，价仅一百五十元，较舶来品机器价为廉，功效亦差不多”;“制药原料，全取给于四川，或云、贵、康、藏，药品甚精，价亦便宜。以川芎、川贝母用得最多，其次如黄连、桔梗、大黄、当归、甘草、虫草、黄芩等”[20]。

1940年8月，中国制药厂已生产出九十多种药品，尤其是生产制造了多种静脉注射剂。如“二重散”，其强大之杀菌力为内消毒唯一圣药，效力之宏大尤在六〇六之上;“时疫灵”，治疟疾、感冒等病最效;“复制碘盐注射剂”，主治肺痨、肺疽、疟弱、炎症等;“复制柳盐注射剂”，主治风湿疼痛、急慢性关节炎等症;“糖钙复合液”，有强心利尿、解毒止血、消炎镇痉奇功;“痒治林”，主治皮肤痒疹等症;“氯化钙注射液”，为镇静镇痉及止血特效药[21]。据《西南实业通讯》1941年第1期刊载的《中国制药厂伟大贡献》报道，主要的产品种类有:

注射剂类:二重散、时疫灵、痒治林碘盐、柳盐糖钙等十余种静脉注射剂，永梅星、安比来丁、时疫灵等十余种肌肉注射剂，的士年、樟脑液、吗啡等八九种皮下注射剂。

片剂类:头痛片、止咳片、止痢片、解疟片、伤风片、消食片等十余种。

丸剂类:防疫丹、行军丹、气痛丸、宁坤丸、长寿丸、补肾大造丸、保生丸等十余种。

散剂类:救急丹、百灵丹、整骨丹、止血散、肝素粉、牙素粉等十余种。

液剂类:救急水、家庭感冒水、眼药水、红药水及各种酊剂等十余种。

膏剂类:疮疡膏、硫碘膏、硼酸膏、灰汞膏、排脓生肌膏、消毒立愈膏等二十余种。

附带类:药棉、纱布、急救包、蒸馏水、牛痘苗等[22]。(https://www.daowen.com)

各种中成药的药方，均来自于各地名医献出的祖传验方，因“材取国产，法用科学”“不特成品优良，其功效可比舶来品，有时且甚过舶来品，而价格又廉，且为国产，故销路甚广，供不应求。以植物脂(称为赛凡士林)最为畅销，此外如戒烟丸、肝素粉、补血片、消食丸、头痛片、止咳丸、止痢丸、防疫宝丹、藿香正气丸等，均受一般人所欢迎。至蒸馏水、生理食盐水、牛痘苗等，销路亦旺，本(重庆)市各医院、药房所用之蒸馏水，大半为该厂出品”[23]。

1941年8月，中国制药厂参加了中国卫生教育社“为提倡国药，发扬国粹”而举办的国产药品展览会(《中国卫生教育社组织概况表与工作概况报告》)。

1942年5月1日，在重庆林森路432号设立陪都营业处，销售的药品包括“各病预防常服药品”“瘟疫痧症救急药品”“寒暑感冒药品”“肠胃病药品”“虚弱贫血药品”“疟痢药品”“止咳药品”“止痛药品”“眼耳口鼻药品”“皮肤疮症药品”“花柳病药品”“生肌整骨药品”“妇幼科药品”“风湿药品”“化痰安神药品”“附产药品”等16类[24]。

1943年，焦易堂以川地险湿，常患疟疾，乃回原籍休养，继由孔雯掀任董事长，刘一平为总经理。不久，孔雯掀在夜晚出席会议时，跌伤病倒，而刘一平以为有机可乘，擅自迁厂南岸，与其经营的植物油厂为邻，油厂员工即是药厂员工，不事生产，坐写假账，意图将药厂占为己有。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乃是“因为经理一职，屡次换人，或忙于私人事务，视厂务为次要，或借免税权利，为自己私运药材，甚或欲占厂为私有，迁移本厂与私厂为邻，将制造戒烟丸的重要原料变为麸饼携去。因此，使厂方经济陷于困窘，结果无法推进制造业务”[25]。

1945年春，焦易堂到重庆出席会议，孔雯掀病体亦康复，深感无法向焦易堂交代为歉，二人会商，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一场官司才将药厂收回。抗战胜利后，由郑曼青、覃勤接办[26]。重庆解放前夕，该厂主要成员逃离四川，中国制药厂也自行解散。

中国制药厂以科学方法研究及制造的中成药，既方便服用，又提高了疗效，同时还引进了堪称先进的制药机，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创了我国现代化生产中成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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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会向中央国医馆提案:创设制药厂．医学杂志，1935(82):75．

[2] 三月十七日，中央国医馆理事改选大会详情:选出第二届理事九十人、候补二十四人，陈立夫继任理事长，焦易堂继任馆长，决成立医学改进会及大规模国药厂．光华医药杂志，1935，2(6):4－7．

[3] 焦易堂筹设国药制造厂．医林一谔，1935，5(2):8．

[4] 焦易堂对本刊记者之谈话．光华医药杂志，1935，2(8):2．

[5] 中央国医馆联合首都医药界拟组设中药制药厂．光华医药杂志，1935，2(3):52．

[6] 中华制药厂筹备处成立．时事月报，1935，13(2):11．

[7] 中华制药厂筹备处已成立．光华医药杂志，1935，2(8):2．

[8] 焦易堂对本刊记者之谈话．光华医药杂志，1935，2(8):4－5．

[9] 国药制造厂基金总额二十万元，征求全国自由认股．光华医药杂志，1935，2(5):50－51．

[10] 中华制药厂筹备迅．国医新闻，1935(18):1．

[11] 中央国医馆联合首都医药界拟组设中药制药厂．光华医药杂志，1935，2(3):52．

[12] 中华制药厂苏国医分馆积极进行集股．光华医药杂志，1935，2(8):6．

[13] 中华制药厂各地认股者极为踊跃．光华医药杂志，1935，2(9):61－62．

[14] 中华制药厂认股踊跃．光华医药杂志，1936，3(4):69．

[15] 中华制药厂筹备处即日成立．医界春秋，1935(101):38．

[16] 中华制药厂缴股款办法．光华医药杂志，1935，2(8):52－53．

[17] 国医馆等筹组中华制药厂．四川经济月刊，1938，9(5):39－40．

[18] 中华制药厂近迅．四川经济月刊，1938，10(1):33－34．

[19] 郑乐明．焦易堂与我国第一家现代中成药厂——中国制药厂纪实．中成药，1992，14(1):44－45．

[20] 渝中国制药厂近况．四川经济月刊，1938，10(6):98－99．

[21] 中国制药厂各项注射剂丸膏剂出品．西南实业通讯，1940，2(2):62．

[22] 中国制药厂伟大贡献．西南实业通讯，1941，3(1):59．

[23] 渝中国制药厂近况．四川经济月刊，1938，10(6):98．

[24] 中国制药厂陪都营业处开幕．西南实业通讯，1942，5(5):67．

[25] 郑曼青，林品石．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392．

[26] 江定．追忆焦易堂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武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辛亥革命前后的焦易堂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武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