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卧冰求鲤

王祥，晋朝琅琊（今山东临沂）人，性至孝。其母早亡，继母朱氏，生子王览。朱氏偏爱亲生儿子，常令王祥干重活、吃糙饭。但王祥对父母孝敬，从不懈怠。父母生病，王祥衣不解带，日夜照顾，汤药必先尝后进。继母要吃鲜鱼，天寒冰冻，无处购买。王祥冒着凛冽寒风，在河上脱衣卧冰，冰被暖化了，冰下竟跃出一条鲤鱼，他高兴地拿回家孝敬继母。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继母。继母死后，王祥悲痛，依礼安葬。王祥对其弟王览，十分爱护，王览对兄长特别尊敬，兄友弟恭，远近闻名，时人把他们的居处称作“孝悌里”。临沂“孝悌里”至今犹存。

总的来说，《二十四孝》倡导的部分孝行精是可取的，但其宣扬的某些极端、绝对的做法，却不值得盲目模仿。仔细看来，其中故事荒诞、愚昧、迷信、残忍以及观念陈旧的占了大多数，比如郭臣“埋儿奉母”、丁兰“刻木事亲”、姜诗“涌泉跃鲤”、孟宗“哭竹生笋”等，鲁迅当年对此有过批判，指出其浓厚的伦理、功利色彩。儒家典籍有《孝经》十八章，专论孝道。其第一章《开宗明义》讲述孝的“始”与“终”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段话，极其典型地反映了中华传统感恩文化的伦理、功利性质。古人对此注疏曰：言为人子者，常须戒慎，战战兢兢，恐致毁伤，此孝行之始也。又言孝行非惟不毁而已，须成立其身，使善名扬于后代，以先荣其父母，此孝行之终也。若行孝道不至扬名荣亲，则未得为立身也。可见，“孝”由“始”自“终”所画的圆，从伦理出发，归结于功利。如此把人伦亲情与建功立业捆绑在一起的孝道，在西方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彼等心目中的父子关系，诚如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博文中所说的那样：“养儿防老不道德。”东西方感恩观念差异之大，有如天壤。

中华传统感恩文化的极端化走势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发展的结果，在一段时间里也曾将感恩和复仇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使之犹如一对孪生兄弟，有此必有彼，并升级为一种人格品行，同时亦视为一种社会规范。

《史记·范雎列传》记范之为人：“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汉书·栾布传》记布之为人：“尝有德，厚报之；有怨，必以法灭之。”这是两则将感恩与复仇并举的典型实例。《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则用“怨惠必雠”四个字来概括这一社会现象，可谓精辟至极。其实追溯起来，这种极致化、极端化的追求，至少在先秦文献里便可找到某些佐证。例如《老子》六十三章讲：“大小多少，报怨以德。”无独有偶，《论语·宪问》也记有“以德报怨”的话。无论“报怨以德”也好，抑或“以德报怨”也罢，皆极端化行为，有研究者指出，“可能当日流行此语”，应近是。当然，与感恩文化直接相关的极致化表现，更集中地反映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民间俗语上。此语的最早书面记载虽然仅见于清代的《朱子家训》《增广贤义》一类学童发蒙性教科书，但其社会流传史无疑相当悠久，是很长历史时期人们的感恩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对待感恩还是复仇，古人都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认真、笃诚，比如东汉时期的公孙瓒和廉范，就是其中的典范。